木兰围场名字的由来

無名

你知道木兰围场地名的由来吗？

地名，沉淀着自古以来的山川风貌、历史沿革、社会观念等。千百年来，当人们选址定居后，一条道路、一方土地便慢慢有了自己的名字。如今，每每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答案就是这一个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因是木兰围场所在地而得名，是全国唯一因帝王狩猎而得名的县域。

清康熙二十年（1681），康熙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巡幸塞外，看中了这块“南拱京师，北控漠北，山川险峻，里程适中”的漠南蒙古游牧地，决定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部“敬献牧场，肇开灵圃，岁行秋狝”的名义，设置“木兰围场”。

“木兰围场”是一个满语与汉语的组合。“木兰”为满语，是“哨鹿”之意，即猎人用木制的长哨仿效吹出雄鹿求偶的声音，引诱雌鹿出现，以便围猎。“木兰围场”即为哨鹿、行围狩猎之场所。

清朝末期至民国初年，木兰围场先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围场厅，后改建围场县。此后，人们经常以“木兰围场”作为围场县的代称，以致当今“木兰围场”演绎为该县专有代名词。

1989年，经批准撤销围场县，设立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一个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围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带，生态良好，自然资源丰富，总面积9037.37平方千米，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

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符号，更是一种深沉的羁绊、印记和牵挂。儿时的村庄、山坡小河、热闹的街巷、求学过的集镇，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方位，共同组成了人们对一片区域的立体印象。围场拥有丰富的乡村地名文化资源，有的地名描写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独特鲜明的自然景象，有的地名记叙厚重的人文历史，有的地名展示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有的地名勾起人们的生活回忆等等。梳理围场境内的乡镇村地名，浅析如下：

（1）蕴含着历史印记的地名

围场地名体系是区域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印证。自春秋战国以来这一区域即是农牧交错带北部，战国时代燕国为防东胡、山戎修筑燕长城，秦统一后又进行补修。乾隆《古长城说》记载：“木兰自东至西延袤数百里中，横亘若城堑之状，依山连谷，隔四五十里辄有斥堠屯戍旧迹，问之蒙古及索伦，皆云此古长城也”，由此留下了与长城有关的岱尹城、岱尹上、岱尹下、土城子、城子村、东城子、西城子、边墙、边墙山、前看城沟、后看城沟等地名。

清代中前期盛大的木兰秋狝大典也在围场地名留下深刻印迹。为了保护好木兰围场这一皇家猎苑，康熙发布了“蒙古，民人不得阑入”的禁令，并在木兰围场的四面，以树栅为界区别内外，称之为柳条边。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围场总管大臣一员，并首次派驻围场满蒙八旗兵一百一十名，以后各朝屡有增加。为了便于管理和互相监督，八旗兵每旗设一个营房，统五卡伦，卡伦下设临时哨所为拨。

围场八旗兵常驻地称“营”，哨所称“卡伦”“拨子”，由此形成的大量带“营”“卡伦”“拨”字地名，如营房、上营房、下营房、黄旗营、蓝旗营、蓝旗卡伦、卡伦后沟、卡伦、小卡伦、新拨、旧拨、柳拨、小拨、卡伦后沟、新地（营房新迁之地）等。

根据《承德府志》记载，四十卡伦的名字基本上为蒙语或满语，只有姜家营、东、西燕子窝三个卡伦是汉语名称。清廷从保护围场、优待驻守八旗兵丁的目的出发，每兵给地120亩，自己耕种，永作养赡，以便使守军安居乐业，忠于职守，但随着兵丁家口的不断增加，势必要新垦荒地，另辟住处，旧拨、新拨即是一例。驻兵按时轮换，旧拨人多地狭住不下，就开设新拨，新拨镇的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围场县境内共有卡伦（拉）地名13处，与拨有关的地名13处。

以古迹命名，如庙宫、半截塔、画山、碑亭子、碑亭子村、碑亭子沟、碑东沟、碑西沟、碑梁沟、大阁、石桌子、牌楼、大庙、双庙、庙后、庙子沟等。

（2）为聚落形成时由居民“约定俗成”，自发命名。又可细分为：以姓氏加后缀命名，如郭家湾、褚家湾、曹家营、梁家营、左家店等。

以山形水系命名，如小梁底、下山咀、黄土梁子、甘沟门、东沟门等。

以动植物命名，如羊草沟、艾林河、四棵树、狍子沟门等。

以物产命名，如碾子沟、石匣等；地形，如拐步楼、三岔口、三角山、弯弯沟等；

植被，如羊草沟、艾林河、四棵树等。

（3）以数字编号命名。清朝庚子赔款时，从热河提走七万余两白银，热河都统上奏：“若非设法开源，则仰屋徒嗟······自应将五川荒地赶紧招垦，目前所得押荒稍救眉急，日后所征课额可济饷需”。在放垦过程中，大川宽平处，每十顷编一号，山沟狭窄处，随地段多寡，每段另编一号，由一号推至数十号，地与地接、号与号连。每户领地至多不超过五顷，积至百顷勘除一次。俟放毕后，挨户绘画四至鱼鳞册。1906年何昭然任屯垦总办时，基本上按每五顷四为一号，于是形成了大量以数字编号命名的聚落。

以沟的自然形状命名，如头道沟、然后按顺序有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等，每一条沟从沟头开始为XX沟门，XX沟内，或者为头号、二号、三号等。

以字头为名，然后编号。如大罗字沟、小罗字沟、代字号、对号、廷号、汉号、叉字号、隆字号、棋字号，后来成为聚落的名称。

直接以数字命名，如头号、二号、三号，有的号数就可以排得很长，如八十三号等。

1937年日伪为了修建牧场，把战乱中四处逃散的老百姓迁回原处，称为重新整建故乡，按照迁民建场的顺序，依次称为一复兴地、二复兴地、三复兴地等。

（4）以商号命名。如裕泰丰，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是年围场人张允恭和隆化人宋延飞合股买地，雇工垦荒，开烧锅酿酒，取名“裕泰丰”。与此类似还有四合永、宝元栈、三义永、三义号、四合堂、八英庄、广发永、德茂隆、德合公、宝元昌、锦善堂、裕太祥、务本堂、利生栈等。这表明除了流民自发闯入与国家政策主导的开垦外，清末地主、商人及资本作为一股相对独立的力量也参与到了围场开垦中。

（5）沿用原有蒙语、满语地名。作为农牧交错带，历史时期北方蒙古族、满族等游牧渔猎民族与农耕汉族在围场不断交流融合。自开围放垦后，围场民族构成更加多元化，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蒙古语、满语与北京、东北、山西等方言的相融合，经过14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多民族特点的地名体系。围场现代地名体系中，仍然包含了不少非汉语来源的地名。通过直译、意译产生了大量由蒙古语、满语、汉语混用的地名，如塞罕坝、塔里雅图、蓝旗卡伦、克勒沟（蒙汉混合语，克勒蒙语，广阔平坦；沟为汉语）、白云莫德、色埒沟、沙巴尔汰等。这类地名留下了历史时期多民族活动的印迹。

（6）以传统农耕区聚落命名。乾隆年间，关内传统农耕区河北、山东等地流民迫于生计，开始流入围场垦荒，形成早期农耕聚落。在聚落命名上也沿用了传统农耕区聚落命名方式，典型的如以姓氏、山川河流、地理标志命名等。甚至有以故乡命名者，如黄土坎村，建于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是年居住在隆化县黄土坎村的周永茂一家迁居此地，挂地开荒。为纪念对故乡的离情，就把故乡的原名“黄土坎”也带到此地，该村由此得名黄土坎。另一个为殷家店，主人从济南府德平县殷家庄迁此。

同治、光绪年间，围场进入大规模开垦阶段，大量农耕人口涌入围场，聚落也迅速增加。

（7）被简化的地名：如金钱莫里沟简化为金字、吉布汰沟简化为吉字、多本沟简化为多字、哈拉海沟简化为哈字、哈里雅尔沟简化为哈字、簸箕掌沟简化为掌字、老虎沟简化为虎字、坡赉沟简化为坡字、雷劈砬子川简化为雷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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