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刘香莲）— 百年祭】梁茂恒 2023

东郭先生

《回忆录》 作者简介 梁茂恒，1951年出生，属兔，小学在天津铁路五小就读，初中在天津铁路二中就读。 1968年没有毕业，下乡到河北省平泉县杨树岭公社。 1974年底有政策可以顶替父亲到天津铁路分局沧州车务段工作，分到静海车站担任扳道员，助勤车长，车站基建工作。 1979年调入天津铁路分局工程队（后改为基建工程段），2011年退休。 ～*～*～*～*～*～*～*～ 我的母亲（刘香莲）— 百年祭（1923.7.16-2023.7.16）作者：梁茂恒 今年是我的母亲诞辰100周年，我的母亲是伟大的中国女性一员，勤劳，勇敢，助人，忍受，豁达，善良，我时常想起我的母亲，思绪万千，有时还是潸然泪下！ 我母亲一生育有三子三女。长女在幼年生天花夭折；幼女（最小的）在1955年出生那年生活拮据，奶水不多，为了孩子能活命，健康成长，只能忍痛送人。收养人是一铁路工人夫妻无儿无女，厚道善良。有正式的收养证明，那张收养证明我还见过，后来就遗失了。 收养了小妹妹后没有多少天，那位叔叔就调动了工作，不知调那儿去了？ 80年代末，小妹来津寻亲用审问的口气问我母亲：“为什么把我送人？”母亲说：“你知足吧！你那是享福去了！跟着我吃了上顿没下顿时，没准就饿死你了！” 见面之后才知道叔叔、阿姨他（她）们先到了唐山，在津山（天津＿山海关）东线，辗转几个车站，最后定居在天津汉沽区。 初次见面时，没有电视节目中那种母女相拥，高兴万分或痛苦流涕的场面。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的留影，大概是1957年。 （附图一，天津鼎章照相馆）照片左起是我本人，梁茂恒；旁边的是我母亲，戴红领巾的是大哥，骑小车的是妹妹，右边是二哥，两个哥哥都在天津铁路第五小上学，他们还戴着校徽那。 有时我们在我母亲闲暇之余，在母亲旁边听母亲讲过去的故事。想找母亲闲着时候太不容易了，我母亲有病卧床，语言表达比较清楚的日子里，还是可以回忆往事的，跟我们得得、得得。 我母亲给我们讲他（她）们以前的故事，语言的表达没有时间感，没有顺序感，想到什么说什么，想到哪儿就说，前言不搭后语，东一郎头西一棒槌的，一个故事反复讲。我们兄妹们到是理解这种情况，也明白故事里的情节。 我母亲娘家在河北省藁城县张村。我父亲家在河北省晋县兴安，两县接壤，两家不太远。滤沱河流域，华北平原。我爷爷家有个小作坊，生活还可以的。母亲嫁到我父亲家，我母亲是长儿媳，下面的小叔子们还小，有的还在上学。 我母亲嫁过去后，除了帮忙做饭，做日常家务外，还得做女工活，给一家人做衣衫，一做就是一摞。家里又没有缝纫机，全凭手工一针一线缝。那年的儿媳妇，做饭在头一个，吃饭在最后，头一个起来，最后一个睡下。 　　后来我爷爷在石家庄市里购置了宅基地，盖了几间房子，一个院子，全家都搬迁到了石家庄，房子的位置在铁路大石桥以东，称作为“正东街”。 1948年我二哥出生不久，国民党飞机轰炸解放了的石家庄，我母亲没有来的及抱我二哥，就让他人拽上躲避炸弹去了，飞机一走我母亲像风一样去找我二哥。结果我二哥在那安睡，躲过一劫。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我二哥这儿怎么说那，1961年我二哥一场病痛，因经济状况和医疗水平在本系统的铁路医院住了几十天，抽了几次骨髓作化验，最终没有结论，我二哥是走着进去的，我大哥背着二哥出来的，最终导致我二哥脑膜炎后遗症，终身残疾。 我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陪伴我二哥。那种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一般人是会压垮的，我母亲硬是挺过来了。我母亲原来在我爷爷的酒坊里干活时也学会了喝酒，这些年来有时也要喝点酒解压一下。 回过头来，再接着述。 　　1952年夏天，石德线上工作的铁路员工听从铁路系统调整人员的安排，我们一家人随我父亲的铁路单位调到了天津铁路局管辖区，我们在天津落户，单位给了房子，租给了家俱。 房子在河北区王串场铁路新村，当时排顺为40排，房子是刚盖起来的，门前还有盖房时就地取土留下的大坑。我们租赁的家俱、床、柜子等，后来不知办什么手续，家俱就成了个人财产了。房子还是租赁制，直到房改。 我父亲在津浦线姚官屯站工作，当时属于天津管辖。说是从老解放区铁路部门调过来的，加强津浦线的铁路运输状态，不能经常回家。听说刚调来，工资是用小米、杂粮和生活用品折算后配发的，由铁路生活部门送到家里。 之后才给定了工资，我父亲在外边上班，自己也要留些生活费的，还要想着老家里的父母和弟妹们，省吃俭用的再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给我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就不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销了。 生活总要向前走，以后就要找机会，找挣钱的道吧，几张嘴还的吃饭那。 道还是有的，给土产公司打草帘、缝草帽、编草蓝子，有时有人上家送原料，取走成品，没有人取我们跟我母亲就抬着送去，记得土产公司就在葛家房子铁道边上。 后来又给土产公司加工榛子，核桃。砸核桃的活儿还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当时的街道居委会还得走访调查。我们家在周围几十户铁路家属中算是生活困难户了，这也是政府当时的一项帮扶（扶贫）措施。 　　我母亲在王串场铁路宿舍四段一片跟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们，长四段的谢娘，卢娘，短四段的张主任还是挺熟的，有时查夜巡逻就来叫我母亲一起去。我们家拿到这个加工核桃的活儿，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砸核桃需要把核桃仁大块的，小块的，蝴蝶形的分开放。核桃皮和碎渣也得收到一起，到交核桃仁时还得过秤，全加到一起不可少于97%，少了还得扣加工费，所以我们哥几个干活时不可偷吃。 一麻袋核桃连皮大约100～120市斤不等，这一麻袋加工完了先秤一秤，如果总重量多了就提留点蝴蝶形的核桃仁，多次这种做法，积少成多，大概有三、四斤了，母亲过年回老家时给爷爷奶奶们带着。我们也就是吃几块小的，因为核桃仁的大小交活时是有比例的。我母亲说：“好的东西，要先给爷爷奶奶们吃！” 加工一麻袋的核桃大概3～4天，有时我们砸核桃干到很晚了，影响了邻居家的休息，邻居大婶来找我们，我母亲才意识到由于我们的疏忽，影响了邻居的休息，邻居大叔还是铁路运转人员，三班倒的那种。我母亲给邻居大婶道了歉，调整了砸核桃的时间，白天砸，晚上分拣。若发现邻居大叔上夜班，下午睡觉，我们就停工。再说我们也是利用完成学习作业后的时间，才干这种外加工活的。 不是每天都干，这一麻袋核桃按规定加工，分拣分类完，交活后能挣7～8元钱不等，按当年的生活标准来说，够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这种活不是总有，经常停工待“干”。 　　当时砸核桃不象现在有核桃夹子，也不象现在有纸皮核桃好砸。这种加工活现在不会有了，都是机械化了。砸核桃就得有相应的工具，我们得去找耐火砖，砖上有凹的小坑，核桃放在坑上砸，砸出的蝴蝶形仁多，核桃皮碎渣少。 加工榛子就困难多了，反正所有的困难都得我母亲来解决了。 那年天津市政府号召义务去修海河流域的金钟河，干的活就是挖金钟河底的淤泥，下面有人装小筐，我母亲她们女同志在木板上面拽上来倒掉，地点就是现在的金钟河大街处。我母亲干活回来，一身臭泥，可从来没有说过脏啊，胳膊腿疼啊的话！那年代没有现在的机械和挖掘机，连最简单的倒链都没有，全靠人工。后来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我母亲得到了表扬，上台领回了一张奖状！ 之前，街道还组织了扫盲速成班，我母亲很快就认识了各种票证、供应本等，简单的一些汉字，主要还是认识了人民币的面额。 50年代末，街道又组织做钢丝绳，粗麻绳。用那原始的工具，工具的样子，一端是固定的架子，一个摇把带一个大勾子，勾上要缠成麻绳一头的几条细绳，另一侧是一台可移动的架子，架子上有多个勾子。勾上麻绳的另一头，有几股麻绳用几个勾子，一侧正摇，一侧反摇，从而缠绕成粗麻绳。人工正反摇动来制作绳索的工作，一天不知要摇的多少圈。那时没有记数器，一天下来胳膊肘什么感觉可想而知！加工场地就在我们家围墙外，至今我记忆犹新！ 　　时间在流失，日子一天天的过，挣钱养家的活儿在变动。 街道成立了街办工厂，叫做“宏伟五金厂”，位置在王串场铁路新村三段二排与三排之间的空档处。盖了几间车间、门卫、大门和弧形排坊，写上厂名，好气派。 我母亲就算入职参加工作了。街办工厂里加工些小五金，如做弹簧，俗称“门弓子”；做鬓卡，就是女人用的发卡；小孩玩的铁环。我母亲在弹簧车间工作，由于工作认真，做出的产品合格率高，还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叫王长明，一个叫王树加。前20年我与王树加闲聊时，王树加说：“刘师傅手劲真大（指我母亲），做弹簧的钢丝我们都剪不断，刘师傅用克丝钳子一下给剪断了！” 说是所有产品统购统销，有时财务部门没有钱开工资，厂里让带着鬓卡，带上单位开的证明、小秤，去马路边小摊摆卖。 有一次在南开大学门外卖，让南开大学的驻校公安给碰上了，带到了办公室里，问清了情况，查看了带去的证明，告诉我母亲：“不要在校门口卖，去后门，那里人多。”那个时候没有城管，那年代的人真好！我母亲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劲可想而知了，为了那20元左右的工资，为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而奔波！ 有一年天津下大雪，那可谓大雪封门，我母亲开窗跳出去清除了雪，打开了门，大雪有2尺厚，随后母亲又加入了街道清雪队伍。那时候的居民们都是志愿参加义务劳动的，有时候外头街道的大喇叭也通知居民们有什么活动，如植树，清理垃圾等。只要街道有义务劳动的活动，我母亲就一定在那里。 　　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后来有了变动，原来的工厂都属于二轻局了，即有的工厂厂房，拆除后交还铁路局统一它用。我母亲调到河北区王串场24段里，有一个叫“八一制刷厂”的厂里工作。厂里的产品大部分出口，制作猪鬃胡刷，猪鬃鞋刷，树棕系列小产品。出口的产品大都是小巧玲珑的工艺品，油漆表面光亮无比，要求很高。单位派我母亲去南开区那有一个大厂，专做高档油漆活，跟老师傅学习各种油漆的配比调色。 我母亲每天早出晚归的去学习，很是用心，我母亲文化水平只是扫盲班的程度，不会记录作笔记，只好脑子记了。回到家自己还要得得！连我们都对油漆的性能都有了解了，什么醇酸磁漆啊，调合漆，稀释剂啊，等等。我母亲在单位里在油漆方面，算是一把好手了！ 这几天母亲白天不在家，全身心的放在了工作上，晚上才回来，顾不上我们。我们哥几个相互照顾着吃点东西去上学，下学后自己学着做饭。 有一次，我们哥几个心血来潮要包饺子吃，结果煮了一锅片汤。我母亲回来后非常内疚的说：“没有照顾好你们，过几天我给你们包一次肉多的饺子吃！”并耐心的手把手的教我们。有了这些经历，我们兄妹都早早的学会做简单的饭了。 　　后来，单位的产品市场售卖忙不过来了，号召职工做外加工，叫“栽刷子”就是那种鞋刷子。工厂给半成品，鞋刷子板，猪鬃毛，尼龙线。我们把刷子板夹在自己制作的夹具上，把猪鬃用绳子栽在刷子板上的预先打好的眼中，关健是开头和收尾的处理，我母亲都耐心的教我们。那时加工一把鞋刷子，才一分多钱，挣点买菜的钱。 母亲厂子的位置地势太低，当时排水条件不好，那次下暴雨，厂里厂外积水深达30-40厘米，水里漂着各种杂物，厂里的两位小姑娘害怕不敢涉水回家，我母亲说：“不怕，刘姨和你们一起走，我送你们回家！”结果短短的几百米，三个人手挽手走，应该说是淌水走，一个多小时才到她们家，之后母亲又淌水回家。母亲在“八一制刷厂”年年是先进职工！ “八一制刷厂”里有四个刘姓女工，我母亲最大，厂里通称“大刘”、“大刘师傅”！我母亲对年青职工备加爱护，小姑娘们都叫“刘姨”！ 我母亲对小动物也是一样喜欢爱护，有一次一只小壁虎爬在墙上，小孩子们害怕要打它，我母亲说：“别打它，让它玩，壁虎是益虫，玩够了它就走了！” 　　王串场铁路宿舍分1-12段，不叫多少排多少排了，我家住的地方改叫四段。我母亲的单位里有个“刘姨”也住在四段，我们那叫短四段，四段三排、四排都是只有五排，一排九间房子。刘姨住四段四排的第三排院子里；我们住四段三排的第一排的院子里，算是邻居加同事了，关系很好的。 后来，各自分到不同的单位，刘姨又搬家了，联系自然少了。有一天，刘姨来我家找我母亲聊天提到了我，问：“在哪上班呢？”我母亲说：“在白灰线，”刘姨说：“我儿子在那当头，当段长，有事叫你三儿子找他去！”我母亲就点头了。 后来，我的单位要分配住房，我跟母亲说：“我想调一下房子，我想去找刘姨的儿子（在这不便提名字）。”我母亲不让，并说：“你不是没住在马路上吗？有地方住就得了，睡着了感觉不到房子大小，你就知足吧，人家一个大领导，管着好几百人，比你困难的人有的是，不要给人家（指刘姨儿子的名字）添麻烦！”我当时也想不明白，有那么好的机会不用，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我跟我母亲在一个小区住，也就是“一碗粥”的距离。到现在我仍在这个房里，窝居着，居住使用面积39.9平米。我就是个即没有魄力，又没有钱那种人。 后来，刘姨因病去世，老同事告诉我母亲了，我母亲让我去一趟，给刘姨一定要磕头，留下50块烧纸钱！我遵母命前去吊孝了。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天津。我大哥正好出差不在天津，大哥单位给送来了木板、蓬布，盖了个比较大的地震棚。在我家的地震棚里，邻居家的小孩经常来住，来玩。 我母亲在这里人缘挺好，还有一个原因，我大哥在工厂干过电工，邻居家或其它院的邻居家如有需要维修用电方面的活，只要我大哥在家，不论多晚，我母亲一定叫我大哥去给修理，尤其是那种换保险丝的活晚上很多。 什么问题都有两面性，我大哥干电工活时，也因此招来个别人的流言蜚语。那几年各家安装电分表，我大哥没少给邻居们帮忙。电业局查表后，我们再查各家分表，相加得数总是与电业局总表有差距，各月不一样，应收的钱就肯定比电业局收的要多。那几年电费是9分钱1度电，因为有差价，就有人扬言：“他们家有电工，准是他们家在倒鬼，等等。”我们听说了，很不高兴，我母亲跟我大哥说：“让他们说去吧，身正不怕影子歪！”时间一长，各家各户也轮流查过电表，知道怎么回事儿了，也就没人说了，我母亲就是心宽。 那年，我母亲在厂子里她们班组“打会儿”，就是大家每个月每人拿出两元钱，12个人就是24元钱，谁家有事用钱可以先用，也不用事先排队，那年头同事们相互理解相互照顾。我母亲头一个月用，正好赶上过年，就给老家的爷爷奶奶寄去了。那些年我们经常食不饱腹，还把平时省下的天津市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统一粮票，一同寄过去了。 　　由于我爷爷家的成份较高，每次政治运动我父亲都会被冲击调查，那年月我母亲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怕有意外。 “文革时期”我们的邻居被贴大字报、批斗，遣送回原籍。 我父亲的单位有一个人因工伤亡，每月给亡者母亲的抚血金14.9元钱，每月开资我父亲代领给送去。亡者母亲在三段一排住，与我们家只有200米远。有一次，我父亲把要送去的钱放在大衣外口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人给掏走了。我母亲知道了，没有埋怨我父亲，拿出钱来给亡者母亲，不能让老大娘失去了儿子，又拿不到每月有限的抚血金！ 我父亲心里不舒服受累又搭钱的，那年代14.9元钱可当钱了，到单位就跟财务人员烦烦，并说小偷“卖孩子的钱他也偷”，表示以后不管送了，这钱就应该会计你来送。我父亲口无遮拦，又不会拐弯，埋下了“地雷”。 赶上了政治运动，那个财务人员又是个“激进”分子，我父亲在单位也遭劫难。有一天，我父亲早上天不亮就得出门坐通勤火车去上班，过了一会听说路旁边的小树林里有一个人上吊了，我母亲来不及穿厚点的衣服飞快的跑去看，胆量真大，确认不是父亲，向回走时才感觉冷。 　　1969～1970年我和妹妹先后上山下乡。三个半孩子（我二哥有病只能算半个人了）上山下乡走了两个，可想给母亲的精神负担有多大！我原想少口人吃饭，家里的经济负担就可能好一点，哪想到负担更重了，过年回家，平时给我们寄东西，哪样都得花钱。 记的有一次，我给母亲写信要一件加胶雨衣，还说明不要塑料的，因为在农村看场看地，遇到下雨刮风，塑料雨衣刮起来了不管用。这给我母亲出难题了，当时在天津买加胶雨衣要三、四十元钱，一家人多半个月的生活费。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加胶雨衣，我挺高兴。回家后我才知道详情，那些日子我母亲手里没有钱，为了满足儿子的要求，几经周折，找我当兵的舅舅要的，寄给了我，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悔恨万分！ 1973年我母亲办了退休，退休金只有21元钱，在家里照顾着我二哥和小孙女（我大哥的女儿）。当时的政策，工厂招收残疾人名额可以适当减免税收。我二哥就入职了铁大汽车修理厂，二哥的工资正好补上我母亲上班工资的差额。二哥今后退休时，也有了生活保障。我母亲多次与人说起此事，都是说国家政策好！ 　　90年代，我家住了40多年的铁路平房拆迁了，给了一处楼房的首层，还得交上一份的赞助费，因为我母亲的单位不是铁路单位，一份赞助费3600元钱，当时拿出3600元钱还是比较困难的。后来多方协助下，继续开那个“文教用品小卖部”，并增加了“生活用品”等，还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有这么个小摊位就得有常人叮着，有时二哥去休息，我母亲就坐在门口叮摊， （附图二）有时赶上小偷、无赖、财迷的，用假钱的，喝醉酒的，你就得用钱说话，认倒霉吧！由于各种原因和大环境的影响，我母亲惨淡经营的“小卖部”关停了。 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我母亲爱看体育节目，电视总开着，一有唱国歌的，升国旗的，就问：“是咱们的吗？有多少金牌了，第几名了？”几天后，听说到了100块金牌了，光念叨：“100块了，100块了，咱们第一名！”还让我找了一面小国旗摇着。 VCD、DVD 光碟流行时，买了许多老电影故事片，评剧“秦香莲、刘三姐告状，北京之旅”等光碟。 （附图三）有一次放“地道战”电影片，看到那个十几岁小姑娘挎着小蓝子，在地道里运土的画面，我母亲说：“这活儿我也干过！”我母亲的娘家地处冀中平原，地道战的方法传到她们那儿了，在地道里直不起腰，为躲避战乱也挖过地道、防空洞。 关于老家的房产，我母亲是这样的态度。那年我姥姥去世料理完后，舅舅，姨妈们在一起商量姥姥家的房产、财产分配问题，舅舅让我母亲先说说（母亲是头大的），我母亲说：“这么多年我很少回来，都是你们照顾老娘，我只要一条被子，厚被，其它什么也不要！另外你们（指，我舅舅，姨妈）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尽量满足你们！”舅舅，姨妈们什么要求也没有提。 在老家石家庄我奶奶过世后，叔叔姑姑们也协商过老人遗产问题，但不和谐愉快。我父亲回津后学舌，我母亲说：“你们多余，既伤了和气，又伤了亲情！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怎么了，不也熬过来了吗！几十年来，都是他们陪伴着两位老人，老家盖房修缮，兴安村盖房，该给钱给钱，该敬孝敬孝，老人的家产不要掂记着，今后不论在任何场合不许再说此事！” 　　石家庄老家的爷爷奶奶去世后，正东街拆迁，要建华北地区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老家的房产拆迁，按照拆迁规定异地还迁，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不知何况，没有通知我们签字，就分配了。 我大哥知道了，就找到了他们在铁一中上高中的同学念叨此事。他的同学那年正在石市法律口工作，同学说：“先告拆迁办，他们没有按照规定办，你们在外地的也算一户，老人的遗产，子女们签字不全，他们是分配不了的，胜算极大！” 我大哥跟我母亲说了全部的经过，让我母亲给拦下了，我母亲说：“事情已过去了，就不要提了，真是上了法院，输赢不算，你们后一辈人今后还怎么见面！” 2005年4月我父亲因病去世，老家的叔叔们，北京的姑姑，张家口赤城四叔，（二叔身体不舒服没到），其他全来了，三叔对我母亲说：“今后大嫂，您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了（当地的一种形容词）！”这对我母亲也是一种认可，我母亲感受到了一丝的慰藉！ 我们一家人逢年过节，老人生日都在一起聚一聚，吃个饭。我母亲爱吃那种“玫瑰火腿肠”，每次聚在一起吃饭必备，平时也给买点。有一次，我母亲说：“咱们一个月聚一次，不，一个礼拜一次吧！”我们做儿子的没有做到，别说一个礼拜一次，就是一个月一次也没有做到。 　　我母亲八十岁生日，大孙女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绣了一个十字绣的“百寿图”！并且亲手给奶奶切“生日蛋糕”！（见附图四） 　　有时我母亲爱喝两口，我母亲说：“喝酒，是在你爷爷的酒坊学的！”我母亲爱喝那种扁瓶“花津”酒，喝上瘾了，三天一瓶。后来我们给改了比较便宜点的“津味老酒”，我母亲一喝就喝出来了。现在想起来悔恨难当！ 对于我母亲这一代人，谈不上幸福一生，幸福的晚年，父母们含辛茹苦几十年！那天我跟母亲聊天，我母亲又回忆这几十年走过来的日子，我母亲说：“你认命吧！五几年咱娘几个在天津那么困难，六几年你二哥有病住院八十二天，没人问过咱们，咱们也过来了！细想想咱们也得到了邻居、同事们的帮助，远亲不如近邻，应该谢谢他（她）们，记着感恩！解放后这么多年没有赶上大的天灾，没有赶上战争流离失所，再也没有赶上像蒋介石飞机轰炸石家庄那种，咱们就这命，这辈子知足了！” 　　后来，我母亲病重了，下不了地了，我母亲在床上躺着盖着被子，露出头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我， （附图五，拍摄于2012/04/05）我能读懂我母亲那乞求的眼神，我不敢直视我母亲的眼睛，因为我对母亲有愧！ 2014年5月11日母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泪流满面，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我母亲去世来送葬的人不少，同院的谭婶已八十多岁高龄，晚辈搀扶来到我母亲灵前说：“老姐姐，一路走好，下辈子咱们还做邻居！” 我父母均已去世，我大哥带着我们兄妹把父母的骨灰安葬在“永安公墓”，让二老入土为安！ （附图六）这是墓碑上的父母像片，我父母亲去了天国，天国没有痛苦，没有人再让母亲受累了！ 　　我的父母都走了，老宅还保持着父母亲在时的原样，原来的家俱，桌椅，座钟，娃娃玩具，我母亲喜欢的花卉“鸟松”，现在每年都种。 （见附图七） （见附图八） 　　我二哥说：“保持原样，春节，中元节，（七月十五），寒食节，爸爸妈妈回来时，别找不到家了！” 养育之恩，真金难酬。极尽孝心，难与相报。 2023年12月完稿 ～*～*～*～*～*～*～*～ 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