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掠影

云水禅音

敦煌掠影——云龙 　如果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那么莫高窟就是这个路口上最为耀眼的“明灯”。它为过往行人照亮了道路，它就像磁铁吸引着各色人种。樊锦诗以情化人，顾春芳用心书写，为我们呈现的这本自传式的书籍——《我心归处是敦煌》，图文并茂、史味溢长。它不仅是一本樊锦诗的成长回忆录，也是一部半个多世纪的敦煌保护史，它还是一份艺术大餐，一笔精神财富！ 《三海经》记载:“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神话中的敦煌是王母辖地、神鸟栖所，当然自古闻名。然而大漠飞沙，戈壁四野，祁连山下的这片小小绿洲又怎会诞生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呢？ 　　话还得从两千年前说起。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凭借着神出鬼没和飘忽不定的骑兵，不断袭扰着西域诸国，乌孙战败，月氏南迁。为了与匈奴和睦相处，连天朝大邦的汉朝都不得不采用“和亲政策”，送公主，给钱帛，可谓国之耻辱！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政策，汉王朝才得以休养生息，并一举开创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国家富裕，百姓丰衣。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韬光养晦，慧眼识才。经过多年的对匈作战，最终荡平了匈奴，也成就了其“千古一帝”的美称。 随后，汉朝在兰州以西建立了“四郡两关”，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两关则为阳关和玉门关，再加上政府积极移民戍边，最终实现了西北边陲的稳定。从此便打通了这条中西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 “李广杏”依然甘甜如饴，月牙泉还是那样清澈如镜，匈奴大单于的那首“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歌谣，只能随着凄雨冷风在大漠草原上空空的回荡！“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千百年来，又有多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渲染着悲凉，体味着离愁。 　　敦煌终于有了归处。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繁忙了起来，一时商贾买卖、使臣互通、宗教传播。敦煌不仅是东西商品交易的中转站，也成了各地文化融合的聚集地。 如今，敦煌的闻名离不开莫高窟，而谈及莫高窟，必然绕不开佛教。据学者考证，佛教东传，最早是在两汉之交。南梁《高僧传》就记载了“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说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召群臣解梦，有大臣说此“金人”就是西方的“佛”。汉明帝遂遣蔡愔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行至今阿富汗一带时，恰遇二尊东来弘法，就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回到了洛阳。为了纪念白马驮经，还建造了号称中原四大名寺之一的——“白马寺”。 　　那么，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又是谁开凿的呢？ 唐代《圣历碑》记载了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僔，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的故事。乐僔是有佛缘的，是他开启了莫高窟长达千年的开窟造像的先河。可他又怎会想到，一千六百年后的石窟守护者樊锦诗，尽然也看到了那道“金光”。 相同地点，相隔千年，共同奇遇，这就是缘分。一个信佛，一个护佛，二人因佛结缘，我相信这也是莫高窟的缘！ 莫高窟伟大，是因为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莫高窟伟大，是因为自西凉至蒙元，它是世界上持续开凿时间最长的石窟群。莫高窟伟大，还因为它是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所！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藏经洞中举世无双的文书，无一不散发着迷人光芒，怎能不让人为之倾倒！ 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讲:“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其实，敦煌壁画不仅涉及众多佛教内容，还涉及不少道教和儒教等内容，实为“三教合一”之所。这就是敦煌魅力！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石窟是包括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在内的石窟群。其中以莫高窟规模最大，其崖壁南北全长1680米，高50米，洞窟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南北共735个洞窟，有4.5万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所以莫高窟又被称作“千佛洞”，符合唐代碑刻中“窟室一千于龛”的记载。 过去，敦煌之兴，源于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现在，敦煌之盛，是因为它那价值连城的壁画和文书，但不管怎样，敦煌还在兴盛着……樊院长说:“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我觉得，这充分蕴含了莫高窟能接续兴盛的新宝藏——那就是甘于奉献、不怕吃苦、不忘初心、忠于坚守的使命精神！ 莫高窟之于敦煌，犹如《永州八记》之于永州山水；《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于黄州赤壁。所不同的是，后两者皆因锦绣诗文闻名华夏，而前者则是与佛法结缘而享誉世界。莫高窟的独特在于它是名副其实的全人类的宝藏！ 　还记得 1900年吗？还记得余秋雨笔下的《道士塔》吗？当王圆箓打开藏经洞的大门后，英、法、俄、日、美等国的所谓的探险家和考古者，纷纷以各种方式疯狂而贪婪的诱骗、偷盗和劫掠，一时多种古籍、经卷、绢画、壁画等文物所失者十之八九。百年漂泊，至今仍让国人唏嘘慨叹。莫高窟遭此大劫，实乃敦煌之痛，中华之痛哉！ 王圆箓有功吗？是他发现了千年宝藏，让藏经洞的50000卷文书和艺术品重见了天日；他有罪吗？是他的无知与贪婪使多少文物瑰宝，流落他乡。 其实，回望历史，敦煌石窟的开凿早已止于蒙元，没于明朝。元朝疆域辽阔，海上丝绸之路又十分繁盛，敦煌才逐渐丧失了其陆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的地位。而到了明中期，政府又关闭了嘉峪关，百姓这才退入关内，敦煌从此便一蹶不振，莫高窟也就此没落，再未被开凿。 一晃就是五百年。风沙侵蚀，盗贼袭扰，莫高窟犹如“齐天大圣”被压在了“五行山”下，淹没在了戈壁黄沙之中，失去了光鲜，沉寂了下来。 　　我曾仰视法国卢浮宫的高贵，嫉妒大英博物馆的浩瀚，赞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精致，羡慕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奢华，折服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厚重。然而，与之相比，敦煌莫高窟却显得如此自然，格外亲切。它依山凿洞，延绵数里，蔚为壮观；它不加粉饰，本色示人，天生丽质；它自成体系，涉及多如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文学、历史、艺术、医药、科技、中西交流的文献等领域。因为它修炼了千年！ 如果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伟大的欧洲艺术家们能一睹莫高壁画，那会是何等情景？我仿佛能看到西方人独有的只有惊讶时才表现出的“滑稽和迷人”——那种惊叹的眼神和夸张的表情。“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头绝非浪得虚名，你猜他们会对这些东方壁画情有独钟吗？ 当年，徐悲鸿和学生们专门到莫高窟研究和临摹壁画，他尤其对隋唐壁画盛赞有加，一去便是三年，徐老，何许人也？ 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我不想一一评说，和《道士塔》一样，他们会继续联系着莫高窟，还会时常被人提及，成为永远回避不了的话题。 　评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六个指标中，只要有一个符合即能入选。然而，放眼世界，六个指标全部符合的也仅有三处，——威尼斯，泰山，还有一个就是莫高窟。 可是，莫高窟最初的保护工作却十分令人堪忧！ 在藏经洞发现后的二十年里，部分敦煌壁画已经遭到破坏，莫高文书也早已散落各地，所剩无几。直到1924年，当王国维和陈寅恪首次见到文书后，十分震惊，这才引起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才意识到了敦煌石窟和莫高文书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走上了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来。后来，在民国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敦煌又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才正式在国家层面予以了管理。 　　敦煌有了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对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渐入正轨，由于国家重视，职工生活得到了改善，保护手段也越来越专业。不仅培养了一批乐于奉献，造诣精深，愿意扎根敦煌的专业人才，而且还涌现了多篇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专业论文。如今，投巨资建造的世界一流的“数字敦煌”博物馆，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观摩交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尴尬局面也一去不复返了！ 回首过去，像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老一辈敦煌人，他们不怕吃苦，排除万难，哪一个不是用生命在守护着敦煌。特别是樊锦诗，她为敦煌与丈夫19年两地分居，她为敦煌承受着痛失父亲的苦水冤屈，她为敦煌顾不上亲生孩子的正常抚育。她为敦煌险些失去了生命！她甚至极不情愿但又及其自责的对别人说:“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说自己想过离开但又舍不得这些石窟壁画，她永远是“简单相信”。她扎根敦煌近六十年，修改保护条例，升级保护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创新合作开发。从当年的青春少女到如今的白发老妪，她是这群人中的杰出代表，她用一生陪伴着洞窟，守护着壁画。她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读到这里，我想，您一定能体会顾春芳女士为本书题名“我心归处是敦煌”的真切用意。 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是“莫高窟的爱人”。敦煌有你，幸甚！ 　如今，秉承敦煌研究院的“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敦煌学蓬勃发展，敦煌也早已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重点旅游单位。进入21世纪，敦煌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者超过两百万人次，它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成为新世纪全人类文化交流的窗口，它继续连通着中西，连通着世界！ 也许有一天，敦煌还会像明清一样衰落破败，但我相信再过千年、万年，当人类从地外星球回望地球摇篮时，莫高窟一定还是最耀眼的“明珠”！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