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特区的由来和发展

莫谈MT

　　陕甘宁特区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其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在陕甘宁地区。特区的成立对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头两三年里，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存在，边区政令不一，摩擦不断，严重影响边区稳定和中共精力，继而影响全国抗日大局。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下，以何绍南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专员和县长被逐出边区，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奇特现象，保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一、国共合作 双重政权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纠正错误肃反、东征西征等军政举措，使陕甘宁苏区得到巩固与发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为团结抗日，经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1937年4月，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9月6日成立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

二、通过谈判 确定范围

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1937年10月12日第333次会议，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为18个县，包括：陕西省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志丹）、定边、靖边、栒邑（今旬邑）、淳化、神府（今府谷及神木部分地区），甘肃省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宁夏省的盐池。12月，中共又与国民政府谈判商定，边区区域增加清涧、米脂、绥德、葭县（今佳县）、吴堡5个县，共计23县。不久，由蒋介石指定，国民政府再划定宁夏的豫旺和甘肃的镇原、环县3个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共26个县，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三、奇特管理 双重政权

虽然国民党政府同意陕甘宁边区管辖26县，但未明文规定，甚至出尔反尔，拒不兑现承诺，后来还多次发动对边区的进攻，占领了部分区县，使边区范围、人口多次发生变化。更为奇特的是，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两套政权班子，一套是由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一套是由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还委派了一个行政督察专员。

四、反动县长 制造事端

双重政权的存在，对陕甘宁边区极其不利，既无法统一政令军令，也无法有效治理发展，还埋下了国共摩擦的隐患。为团结抗日，中共一直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国民党政权机构暂时留在边区境内。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这些披着“合法”外衣赖在边区境内不走的国民党官吏，便成了寻衅闹事的祸根。

五、寻衅闹事 群情激愤

1938年12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栒邑县县长张中堂，集中保安部队800余人，包围、殴打驻栒邑县城南土桥镇的八路军伤残病员，封锁伤残院驻地，禁止人员购粮买菜，迫使伤残院不得不移到栒邑县城。1939年5月24日，伤残院采买人员出城采购，被保安队枪杀。伤残人员群情激愤，派出代表33人前往县府，要求惩办肇事凶手、保障伤病员安全，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请愿代表9人，随后又向我关中分区独立1营进攻。张明经也调来保安队两个团日夜猛攻。由于众寡悬殊，激战7昼夜后，独立1营和伤残院被迫退出县城，栒邑被顽军占领。17名伤残院代表因未接到撤离通知滞留城内，被国民党杀害8人，关押9人。

六、敲诈勒索 横征暴敛

国民党鄜县县长蒋隆延也紧锣密鼓，2兴风作浪。蒋隆延在鄜县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一再加重民众负担，致使民怨沸腾。1939年12月，大义乡（今寺仙镇）群众忍无可忍，一起到县府请愿，搞得蒋隆延狼狈不堪。我方政府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帮助做工作，才将这些群众劝回。但蒋隆延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指令6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在大义乡一带切断交通，劫走八路军来往人员数十名。又组织暗杀队，阴谋杀害我警备区领导及各团、营长，制造恐怖气氛。1940年1月8日晚，特务团参谋长匡裕民的警卫员从该地经过，被暗杀队当成匡裕民而杀害。得到报告后，特务团立即进行缉拿，当场捕获凶手，接着又捕获暗杀队头目，并解除了暗杀队武装。

七、借机挑衅 罪行累累

延安北边安定县县长兼保安队长田杰生，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1939年3月，由于边区政府处治了当地一个积匪，田杰生借机挑衅，竟然将我方县长薛兰斌拘捕起来，百般凌辱，并且调动保安队包围瓦窑堡中共驻军，袭扰抗大分校。以后，他又纠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队数千人，断绝交通，劫夺粮食，修筑碉堡，将中共驻军重重包围，不断开枪，打死八路军连长和战士多人。

八、武力侵占 震动全国

在陕甘宁边区陇东辖区，国民党官员也屡屡制造流血事件。其中镇原、宁县两座县城被国民党武力侵占，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而打头阵的就是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

九、摩擦专家 坏事做尽

绥德警备区所属绥德、米脂、葭县、吴堡和清涧五县的大部分农村，原系苏区。抗战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该五县划为警备区，由陈奇涵任司令员。国民党所设的政权机构，既不撤走，又不改组，选派何绍南任陕西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兼绥德县县长。 何绍南毕业于保定军校，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专家。他赴任绥德后，从1938年上半年至1940年，何绍南制造和支持了大量反共摩擦事件。

十、坚定立场 一步不让

早在国共合作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为保护革命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立场。1938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发布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布告：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又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指出：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39年12月 ，对于何绍南的反动行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进行了多次斗争。1939年深秋的一天，萧劲光正在开会，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中止会议找上门去严厉地将他痛斥一顿。萧劲光最后警告说，我们八路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但决不是）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萧劲光又不由分说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声色俱厉地历数他的罪行，指着他的鼻子说：群众说你是反共摩擦专家，一点不错！告诉你，不要打错算盘，你的账人民一笔笔记着。如你再执迷不悟，胡作非为，扰乱社会，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客气！何绍南被“骂”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头都不敢抬起来，只得嗫嚅应允不再捣鬼。

中共还通过媒体曝光何绍南的恶行。1939年12月27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以《既吃摩擦饭又发国难财——何绍南私贩大烟土》为题目特别发表“特讯”，揭露何绍南冒充八路军贩卖烟土被绥德警备司令部查获之事。 由于何绍南不敢再去绥德当专员，国民党政府无奈于1940年1月29日发文，准予他辞职，另派包介夫到绥德接替他的职位。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2月15日，萧劲光联名林伯渠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在列举何绍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种种罪行。对如何处置该犯，毛泽东修改电文时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十一、驱逐反动 政权归一

在萧劲光、林伯渠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中，除要求严惩何绍南外，还建议将绥德警备区所属5个县的行政事宜归隶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绥德分区，辖绥米葭吴清5县，任命王震为分区专员兼警备司令，自行解决了绥德地区的行政问题。已经声名狼籍的何绍南翻不了大浪，终于逃走。

何绍南逃走后，王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面令部队恢复城镇秩序，一面联络上层人士，争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他还带着毛泽东写给邓宝珊、高双成的亲笔信，再次前往榆林访晤邓宝珊和高双成，向他们说明何绍南如何挑衅及其哗变逃走的经过，诚恳表示愿与他们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鉴于绥德分区借助反摩擦斗争消除双重政权取得重大胜利，党中央决定，全部赶走这些专事摩擦的“县太爷”！1940年2月19日，毛泽东亲笔拟稿，以萧劲光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将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撤走，以消除各种摩擦事件的祸根。电文写道：“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

慑于中共的理直气壮和强硬态度，程潜在回电中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遂使这些国民党派来制造摩擦的县长一一离开了边区。中共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为这些县长开欢送会，表达了希望两党继续团结抗日的真诚愿望。唯有甘泉县县长杨烈坚持顽固立场，声言不论谁的命令，除非驻军将他拘捕，否则决不离开甘泉，还造谣说遭到八路军殴打。但在中共的坚决斗争下，杨烈被迫于1940年3月初离开了甘泉。

至此，陕甘宁边区持续近三年的国共双重政权现象，终于得以消除。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标语

实现民主政治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