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罗曼风格（建筑，雕塑，艺术）序言

Tieq lu （陆铁强）

　　墓地中的罗曼式教堂被乡村所环绕，在一片宁静中我们能感受一种历史的悠然。确实，在中世纪时，它可能就是这样。身处其中，似乎就像回到了那个年代。这些罗曼式的乡村教堂，它们的大小适中，并不以庞大的规模胁迫人们生畏，像城市的大教堂那样。此外，它们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与世隔离的宁静中令人感到安心。

许多罗曼式教堂曾经是修道院教堂，有些至今仍然如此。之所以许多罗曼式修道院周围环绕着美丽的乡村，是因为11至12世纪的修道院致力于融入其乡村的美景。这与当地的封建领主兴趣不谋而合，修道院经常受到他们的保护。当时修道院的优选地点大多是宁静的山谷，那时欧洲国家人口稀少，这样的山谷还有很多。据推测，1200年左右（1150年后人口大幅增长），法国有1200万人口，英国有220万人口，而庞大的神圣罗马帝国（面积45万平方英里）则有700到800万人口。

中世纪盛期的修道院

中世纪高度重视修道生活，无论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极其重要。文化哲学家雨果·菲舍尔（Hugo Fischer）甚至在他的一本书中给了一个副标题称作：“西方文明的诞生源自于罗曼式修道的精神。” 。从当时存在的大量僧侣和修道院中，足以能看到修道院在中世纪的重要性。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克卢尼（Cluny）有超过1000个修道院，在中世纪盛期修道院改革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也遍布整个欧洲，其最重要人物贝尔纳德·克莱尔瓦（Bernard of Clairvaux）的被认为是12世纪被称为“西多会时代”的决定性的人物。

这个时代的修道院是如何对整个社会实现其文化影响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更仔细地审视中世纪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三个层次。这种社会秩序感在1020年代曾由洛昂主教阿达尔贝罗（Adalbero）简明地总结为：“主的家，并不是有人错误想象成一个整体，而是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人在祈祷，另一部分人在战斗，还有一部分人在劳作；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之间不能分开；以至于其中每一项功能对其他两者都是必要的，它们相互提供帮助。”

这三部分的概念也就是：教导、防卫和生产；它们分别指的是教士、骑士和农民。这被认为是上帝赐予社会秩序的三位一体，它代替了9世纪之前的“二元分工”，即教会与世俗、或者说神职人员与俗人。尽管这一新的秩序并未考虑到每个阶层内部的实际变化，也未允许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商人与中产阶级是在中世纪晚期由于城市的发展而出现。因此，这三部分组成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世纪高度发达的农业世界，或者就本书而言，是1000年到1250年的罗曼式时期的基本情况。

在祈祷者这个阶层中，修道士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中世纪历史学家汉斯·沃纳·戈茨（Hans-Werner Goetz）有如下看法：“尽管修道院最初是似乎有意与正统教会分开的，但很快就成为了教会的一部分，而在中世纪，教会的作用与今天完全不同，它的影响力极大。在某种程度上，“修士”形成了在神职人员和俗人之间的第三个阶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神职人员和俗人社群效仿的榜样。” 在早期中世纪，修道院仍然主要由俗人组成。直到第九世纪，被任命为神职人员普遍被认为是实现了有信仰宗教生活的顶峰。从那时起，修道院越来越多地成为培养神职人员的社群，几乎没有一个修士不被任命为神职人员。

　　修道生活和世俗统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世界，尤其是在招募修道士的时候，需要记住的是，当时被接受进入中世纪修道院需满足两个条件：证明适合成为修道士的精神条件（通常在修道士学院期间的证明），以及礼物。这些礼物也就是在本笃会规则中的“施舍”，所以修道院拥有越来越大的土地。许多修道院逐渐充满了贵族成员。当然，这反过来影响了教会的权力地位，并加强了教会的独立性。克吕尼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由阿基坦的威廉在公元910年创办，是作为他家族的修道院，并直接向教皇见报。在创办宪章中，威廉不仅放弃了自己对修道院所有收入和封爵的权利，甚至规定任何人，无论是主教还是教皇，都不能够夺取修道院的财产。在由威廉任命的主持伯诺去世之后，修道士们从他们自己的人中选出一位继任者。早在932年，主持奥多得到了罗马的许可，通过创办附属修道院来传播克吕尼改革，更重要的是，改革当时巳有的修道院并使其屈属于克吕尼。附属修道院不得由自己的主持统治，而是由向克吕尼主持负责的修道院院长统治。以此，创造了一个紧密结合的修道院群体，克吕尼本身就成为一种世俗封建领主，负责其自己的封爵修道院的任命和收入。克吕尼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它不可避免地必须站在政治的一边 - 就像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的封爵争议中一样。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修道生活就像戈茨所说的，它是与贵族生活类似的宗教等级。这样的纯化过程保证了克卢尼教会的成功，并且具有巨大历史意义。

克卢尼的徽号

　　修道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并不是那些贫穷、未受教育的人能够想象，或者做成的，即使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修道士们也在工艺和手工艺方面开创了许多技术，许多修道院甚至成为农业贸易中心。此外，查理曼大帝及其子路易斯将帝国文化及教育的这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修道院：由他们负责拉丁文的教育和管理书籍、继承古典和基督教传统以及高等教育。学者们从欧洲各地聚集到查理曼大帝的宫廷学校；他们的任务是修订传统作品并制作可靠的范本。而且查理曼大帝在整个帝国进行强制教育实施。教堂和修道院都被要求建立学校并选择合适的教师。

此外，修道士们不仅被要求祈祷，还要仔细抄写教学所需的书籍。欧洲真要感谢他们的勤奋，因为他们奠定了我们今天图书馆的基础，并保留继承了古代世界的精神和知识。卡洛林改革对教育的重视，为“卡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提奥道尔夫的诗歌和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这两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证实这一变化过程。

　　正如阿尔伯特·米尔格勒（Albert Mirgeler）所解释的那样，克吕尼修道院与卡洛林王朝的精神世界有着许多直接的联系，譬如，克卢尼修道院与查理曼大帝之间通过追求"城市之神"的共同目标而联系在一起，这对圣奥古斯丁原作是一种曲解，意指天国在尘世和社会层面上的实现。克吕尼修道院高度重视修道士做法的本身，与那种将修道社区引入天国（即理想中的帝国）观念是密切相通的。克卢尼修道院院长权力相当大，甚至有点独裁，而且最初几位的院长的寿命也特别长久——从公元958年到1109年期间只有三位。这样的权威与稳定的环境为精神上，文化上，以及社会上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克吕尼，喜庆礼仪被置于修道院生活的中心，这是前所未有的。除了通过队伍行进和所有圣徒的连祷来扩展修道院弥撒（修道院标准的圣弥撒礼拜），还增加了早晨的弥撒，非节日时这场弥撒被称为为“安魂弥撒”。此外，每位晋升为神父的修道士都必须作私人弥撒，并每天诵读整个诗篇。修道院弥撒由200位身穿白色长袍的修道士参与，在节日时穿着合唱团礼服，以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方式来庆祝。这种日益华丽的庆祝活动扩展到仪式所使用的设备，甚至扩展到修道院本身，人们豪华地装饰修道院，以彰显上帝的光荣。弥撒的庆祝活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变得越来越奢华；为了营造和保持适当的敬畏感，需要特殊的房间和空间。这样，克卢尼的第二座教堂，第三座教堂的建造，正是为了符合这些新的要求。正如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所说，"十一世纪神圣艺术的繁荣是修道士们为履行喜庆的礼拜功能而产生的。”

　　克卢尼教会还采纳了朝圣远方的圣地亚哥的新弥撒运动。四条通往圣地亚哥的朝圣路线中的两条，即韦泽莱和圣吉尔，都起始于克卢尼修道院。此外，沿途设有许多属于克卢尼修道院的招待所；后者的这些教堂建筑的正立面的装饰的壮观，对朝圣者的心理可能会产生了比礼仪本身更强烈的吸引力。朝圣者在现实中履行着人类在地球上的使命，即艰难的朝圣到遥远的基督教应许之地，在这个带有冒险经历的旅程中，虔诚的朝圣者可能面临着名种误入歧途的诱惑；为了吸引这些朝圣者，教堂内建筑与雕塑发展出特有的罗曼式艺术。

一些最显著的证据存在于教堂门户上的半圆形装饰。它们与柱头一起，是沿朝圣路线上罗曼式建筑雕塑的珍品。如果我们能仔细地观察这些半圆形装饰上的图像，中世纪的想象力与我们观念之间的历史间隔显而易见。其中许多包括末日审判的场景——上帝作为严厉的世界裁判官和可怕的地狱。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图像中猜测，当时人们内心的恐惧是什么，根据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他们将为他们在地球上所犯的罪恶所面临的惩罚而感到恐惧。在这些恐惧的形象之后，以及与之相反的那种希望场景。这些有关死亡和临终的观念与现代人已经很不相同。

下图：在亨利一世的梦中，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教士、骑士和农民。这个想法与圣三一的概念相联系，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

下一幅出自15世纪末的木雕上，每个阶层都被明确分配了其生活任务：“你们祈祷，你们保护，你们耕种土地

《修士在抄写Eadwinus Psalter》，约1170年，剑桥桥三一学院图书馆。

圣多明戈德西洛修道院（布尔戈斯）

修道院中的柱头雕刻。十二世纪

死亡和临终的痛苦

对于我们理解中世纪时期的诸多现象，如圣物崇拜或者狂热参与十字军东征（这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也许需要进一步澄清那时人们对死亡的观念与我们有诸多的不同。我们会对中世纪许多方面都会感到惊讶和不安。

中世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人间只是通向另一个永恒生命的过渡阶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天堂继续他的生活，但任何在世不依照上帝的诫命和获得上帝认可的人都注定要在地狱中受到永恒的痛苦。死亡标志着从这个世界到来世的过渡，而人们必须在世时为此做好准备。在西方艺术中，没有任何时期能像罗曼式时期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有关死亡的艺术表现，以及与之相关的为来世过渡的主题。

　　人们对于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前景充满了恐惧，生怕没有时间祈祷和忏悔来获得上帝对其罪过的宽恕。即便是一位教皇也可能遭受这样可怕的死亡，正如在Semur-en-Brionnais的圣伊莱尔西门上层的圆形浮雕上所展现的那样。教皇被描绘坐在马桶上，这是一个被羞辱的死亡场所；他的灵魂以一个小孩的形象从他的口中逃逸，立即被三个头上长角的恶魔抓住。左边是被遗弃的教皇宝座。

费纽（夏朗德-马里蒙特省），墓地前的墓灯。十二世纪。

勃艮第大區索恩-卢瓦尔省塞穆尔-安-布里瓦内（Semur-en-Brionnais），圣伊莱尔，西门圆顶的细节。十二世纪。

　　在鲁西永埃尔内的一块墓碑上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这属于受到仁慈的“死亡“（下图）。根据菲利普·阿里埃所说，这个巨大躺着的人物实际上“不是一个躺着的尸体，而是一个站立的人物……只是被放置成躺着的姿势，睁着眼睛，头靠在靠垫上—两个天使陪伴着他升上天堂，而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手放在他的头上象征着“天堂”。这解释了这种死亡表现形式的含义：这种躺着的站像“既不代表一个死去的人，也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幸运能上“天堂”的少数人之一”。

埃尔内（西比利牛斯山脉），圣尤拉利教堂的墓碑

　　在遥远的天堂和更为接近的地狱之间，天使们打开可怕的地狱之门（下图），每个信徒都必须面对的地方就是炼狱。这是每个有罪的信徒在死后可能经历的第三个地方，被视为一个历经痛苦的阶段，使人有时间懊悔地上所犯的过失。

《锁闭地狱之门的天使》布卢瓦的亨利赞颂集，温彻斯特。12世纪中叶。伦敦，大英图书馆，布手抄本。

　　“炼狱”的神学概念在民间信仰中长期存在，直到12至13世纪才得到发展。它改变了天堂和地狱的极性，从而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神学问题，涉及到人类行为中善恶混杂以及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挺难以理解的概念。“炼狱”存在的信仰可能来源于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福音书既谈到“末日”，即基督再临时的审判，也谈到罪人和义人在死后立即应该得到的惩罚和奖赏。“死亡”的神学概念，即死者在等待审判日时经历一种睡眠状态似乎并未普遍满足人们的想象。“炼狱”的概念，一个人可以在其中忍受痛苦，并带有一定的希望，其中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或许一个人能得到救赎，这就容易被人接受的。事实上，将这样一个阶段建立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审判宝座旁圣徒的作用就能显现，因为他们已经在天堂得到救赎，并被视为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中介，可以保护那些等待审判或暂时受罚但不会永远被定罪的灵魂。

圣骸崇拜

圣者由于与上帝的亲近，他们享有代表信徒祈求上帝怜悯的地位与能力，成为上帝与人间的中介，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幻想和希望。大多数人寻求身体与心灵的康复，如果奇迹真的发生了，就被认为是由特定的圣者获得了上帝的怜悯而带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许多奇迹报告中被描述，是中世纪寻找自我安慰最引人注目的证据之一。自发的崇拜，比如朝圣圣伊丽莎白，是民间宗教的强大表现，即便是教会也不得不做出反应。对圣者无约束的崇敬可能会削弱了教会作为上帝救赎世俗代理的权威。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教会采纳了受崇敬的圣者，并将他们纳入了圣人的序列。这使得教会对民间崇拜行为有了更大的控制力。朝圣者数量越多，朝圣地、圣者墓地和相关教堂的重要性就显得越大，不仅在神学上如此，在政治层面上也如此。因此，并不奇怪，即使是世俗的公侯王子们也寻求将圣者的遗骸崇拜作为一件大事；乌韦·盖泽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一个例子，即1236年因受到教皇的逐出而前往马尔堡圣伊丽莎白墓地的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皇帝利用这个机会，也就是利用上一年被封为圣者的女伯爵的遗骸搬迁的时刻，向教皇展示了他对教会有某种独立性：他想要表明这位圣女是他与上帝之间更真实的调解者。

　　罗曼式时期，圣殿数量的急剧增加，迅速增加了对圣骸的需求。每座教堂，事实上是每座祭坛，都需要一位圣者的圣骸来充当其神圣的祝圣担保。由于对圣骨的大量需求，以前那些“人的身体必须完整保存”的教导，在10世纪时大多巳经被抛弃了。之前禁止将身体的个别部分作为圣骨取走，例外只是那些会再生的部分，比如头发、牙齿、手指和脚趾甲。这时，另一个同样古老的观念也被人接受，即圣者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圣的，只需要一根小骨头就可代表整个圣者。这种构想在中世纪逐渐得到确认。到了中世纪中后期有报道称，某些临终或刚刚去世的人，因有可能会被封为圣者，他们的圣骨显得格外珍贵，甚至被人抢夺。著名的例子有圣方济各和圣伊丽莎白。关于伊丽莎白尸体的记录如下：“当这具圣洁的尸体躺在棺材上，裹着一件灰色的衬衫，脸上裹着布，深知其身体的神圣，那些在场之人因崇拜而激动不已，有的撕扯她的衣袍的部分；有的割下她手脚的指甲；还有人割下她乳房的尖端和手指，以便将它们作为圣骸崇拜。此外，许多圣骨被大量盗窃或伪造。教会在面对这一情况时也相当无助，所以为了促进信仰，这些行为也都处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些报告中许多内容都极其奇特，至少在今天看来是这样。这些报告可以在吉伯特·诺让的作品《圣者遗物》中找到。诺让批评了对获取和处理圣骨的痴迷，并用特别荒谬的例子来展示这样做的愚蠢，尤其是将圣者的尊敬圣骨与最喜爱的护身符相提并论，认为它具有治愈的魔力。这些批评性的当代记载对任何关心历史准确性的读者尤为重要，因为它们是对圣骨的普遍崇拜的最好和最早的见证。当然，关于后来流传的许多奇怪故事的主题，毫无疑问，其中许多仅仅是为了娱乐而编造的。

崇拜圣骸的魔法始终与具体的物品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时期展示在圣者墓前的许多蜡烛祈祷品大多是患病身体部位的象征，或以某种方式与请求圣者治愈的某个人有关。这些物品之所以被视为具有魔力，是因为它们能使圣者意识到疾病的性质和某个祈祷希望治愈的人。即使在今天，欧洲天主教部分地区的许多教堂仍然摆放着用于表达感恩之情的祈祷物品，感谢从疾病中康复、获救等等（见下图）。但现在这些祈祷物品仅仅是为了表达感谢而摆放，巳经不会有中世纪对魔法的迫切需求。

奉献物品，格劳宾登州修道院教堂。

　　如果考虑所有罗曼式艺术形式——从末日审判和描绘地狱场景的石雕，到金色的圣母玛利亚圣像（她抱着为我们的救赎而献身的圣子），再到十字架、圣物以及用来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礼仪器具，这些都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情感上的冲击，也都是对“死亡”的崇拜。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是欧洲历史上“死亡”崇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修道院已经成为保存圣物的主要场所。正如迪比所言，“大多数修道院建在殉道者或福音传教士的墓地上，他们是对抗邪恶和地狱的斗士，作为圣物崇拜的守护者，修士们在圣骸旁充当死者地下世界和人间生活之间的中介。这一功能在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迪比指出， “11世纪的基督徒对“死亡”这个主题非常重视。”

这些罗曼艺术的作品都有它们的内涵，正因为它们本身完美的美学形式，往往使人忽视了其内涵的意义。如果不从历史角度上来看，那么就会忽视罗曼艺术中宗教仪式与其神秘的力量所在，那么这些仅仅只显现一些有形的物品，我们会失去这样一次机会，这些机会本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领悟到它本身具有那些极其丰富的历史意义。

建筑及它的意义

理解罗曼式艺术，特别需要理解它的建筑艺术。例如，人们经常说位于哈茨山脉的教堂和莱茵河中部地区宏伟大的教堂属于一种特殊的皇家罗曼式风格。据舒茨和米勒称，“德国的罗曼式建筑是得到了帝国皇室人员的支持，主要是大主教和他的修道院，还有在许多情况下是直接由皇帝和各领地的王侯参与。这意味着德国的罗曼式风格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理念、皇帝的荣耀和权势紧密相连。这主要体现在皇家大教堂上。它们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宗教所需的用途，这是皇帝权力在建筑上的展示，它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理念在建筑上的体现。教堂不仅仅是为了举行礼拜而建，而且在政治层面上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向世界展示其建造者的崇高地位。”

　　与法国和英格兰相比，德国在11世纪中期左右享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这要归功于王权和帝国权力的延续。直到1070年代，当格里高利七世教皇强化并明确提出教会应优先于世俗国家的要求时，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这一进程是由克卢尼修道院的改革所引领的。其中一个核心要求是，皇家修道院主教和大教堂的任命不再受到皇帝的控制，这明显限制了国家的权力。结果便是著名的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之间的斗争，亨利四世质疑了教皇的权力，并因此被格里高利七世逐出教会并废黜。1077年，亨利被迫前往卡诺萨进行悔罪朝圣，这对他的王者尊严是一种羞辱。最后，尽管教皇撤销了亨利七世被逐出教会的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教皇的分歧就此结束。之后，在德国国内，帝国分裂为忠于教会和忠于皇帝的两大派系，这一分裂在历史上产生过长期的影响。

　　亨利七世度过权力的低谷后，很快开始着手重建斯佩尔大教堂（Speyer Cathedral ）。

斯佩尔大教堂的外观在1082年由亨利四世发起重建时基本保持不变（后殿、盲拱、矮墙画廊和塔楼是新建的）。

亨利六世在罗马的皇帝加冕仪式。

彼得鲁斯·德·埃布洛，《为了尊崇皇帝的书》。 1195-1196年。贝尔恩，市民图书馆，编号120，第105页正面。

　　这座教堂是他萨利安祖先所建，他打算使其变得更加宏伟。显然，这也是展示他已经重新获得，或者说他从未失去权力的一个机会。除了斯佩尔之外，德国其他城市也发展了类似皇家建筑。在这种背景下，君特·班德曼指出： “特别是在教会任命之争之后，当神圣罗马皇帝与教廷发生冲突时，在西方的主权国家（如法国等）不再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的普世地位…于是，皇帝就试图构建假想中的帝国（在建筑理念上），在此教皇并不占主导地位…这种对古典模式帝国思想的拓展是在受到其对手，教会的压力下逐渐发生……这可能也解释了在亨利四世统治之后，以及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古典和世俗形式如拱顶和回廊成为官方建筑的一部分；异教的形式就此融入进基督教传统中去，极大丰富了罗曼教堂的建筑形式。” 通过这个皇家建筑的例子，以及与许多与此相关的其他意义，班德曼清楚地表明了：智慧，象征，或者社会学等等方面在中世纪的宗教建筑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天国与地上耶路撒冷

罗曼式艺术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是天国之城——耶路撒冷。这一主题在建筑、雕塑和绘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建筑领域的意义可能最为深远，特别是考虑到所有教堂结构的形式——如柱子、后殿、拱门、塔楼、拱顶，这些都是对应天国之城的参照，也是对古代“天堂”概念的引申。正如班德曼所说，“教堂建筑是……天国之城的象征，信徒正在努力打造这个上帝的国度。” 教会之父之一，圣奥古斯丁本人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强调了这一认同。在但是这些文字的描述归纳之下的象征意义比较抽象。相比之下，绘画或雕塑中对天国之城就显得具体而且明确：譬如有塔楼相连的城堡或城墙，或在宗教建筑中，双塔的立面，在中世纪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可能就是这象征着天国之城的标志。

埃布斯托夫世界地图 埃布斯托夫 (3), 1208/18 (?).

被毁原件的复制品。高约144英寸。 库尔姆巴赫，奥伯迈因平原地区博物馆普拉森堡

（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埃布斯托夫世界地图上，上下和两侧都镶嵌着被钉的基督，地球呈现为基督的身体。与基督生平和其他圣洁事件相关的素材以许多细节图片相互交融。事件序列包括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亚历山大大帝和撒克逊人的起源，以及十字军东征。）

　　他们对地上耶路撒冷的描绘也使用了圆圈，因为这是神圣的象征，也是对来世的参照；在许多巴勒斯坦地图上，通常以一个分为四个象限的圆圈的图案出现。如下图的《巴勒斯坦地图》，

《圣贝尔廷集插画》，公元1170年或1180年，羊皮纸, 10英寸。海牙，国家图书馆

　　在这幅画下面一行文字写道：“成为您的市民，哦！耶路撒冷，期待着您赋予的喜乐！努力奋斗吧！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不会永恒，但它将永远是我们心目中不朽的象征！”文本的正上方，是基督骑士们将穆斯林骑士击溃的画面。骑在白马上的骑士是圣乔治，他常被人们认为是通过参与圣战而获得的圣徒的地位（“屠龙”是一个象征）。他的成功明显表明十字军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这幅图画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近100年之后制作的，当时人们希望耶路撒冷能够重新被征服，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它将一件在现实中并不神圣的事件理想化了。（当时确实有人希望将圣地视为上帝在地上的土地，但根据维特里主教的观点，它最终失去了，这是因为世上的渣滓汇集在那里。事实上，巴勒斯坦曾一度被用作流放地。）

“武装朝圣耶路撒冷”（十字军）是中世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中最阴险的方面之一。它们的残忍程度与盲目令人恐惧，对所有人而言，包括教会在内都是一个历史教训，因为根据保守估计，它们夺去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

《两对骑士交战》 来自《贞女镜》的图纸。

大约1200年，中莱茵或特里尔。汉诺威，凯斯特纳博物馆

骑士造型的注水壶，法国，十三世纪。

青铜，浮雕，高11英寸。

哥本哈根，丹麦国家博物馆。

建筑工程

仔细阅读《圣经》的人会注意到，圣经文中经常借用了一些建筑行业的形象和短语。建筑在人类文明早期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建筑过程也是如此。这在中世纪期间几乎没有改变：无论是图片还是文字资料，都生动地描绘了大型建筑工地的过程。从公元1000年开始制作的手稿中就让我们能够想象出这些建筑工地的情景，在教堂的镶嵌玻璃上、挂毯与壁画上，甚至在圣骸匣和祭坛画上也都可以见到建筑的场景。文字资料也同样，有信件、生活的记载、建筑过程等描述，比如关于从1174年到1185年重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记载，或者苏尔修士关于《圣丹尼教堂的祝圣》的著作，该著作完成于1144/45年到1151年期间。Günther Binding曾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彻底介绍和评价。

《圣经》十三世纪初期的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图书馆的手稿，G. Binding绘制的建筑图纸，编号为Ms. fr5，第6页。

巴别塔的建造。Hrabanus Maurus,《起源论》，

1023年。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图书馆，编码132。

首先，我们需知，当年曾以一种今天几乎无法想象的人力来投入这类工程，经常是在潮湿或不稳定的地基上奠基。关于1238年左右建造Wittewierum修道院的描述曾讲到过这一些问题，比如地基土壤质量不佳，以及暴雨等天气原因造成的塌方。

　　一旦工程准备就绪，就必须获取建筑材料。据说，路易斯大帝为了建造他的两座教堂，拆除了法兰克福和雷根斯堡的城墙。1192年，用于建造里昂大教堂的大理石和石灰石是从附近的弗维尔的特拉亚努斯广场运到里昂的。事实上，一般来说，古典建筑是石材的热门来源。否则，建筑材料不得不从更远的地方运来，花费更多。1026年后，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Fleury）的院长高兹林从“a partibus Romanie”获得了大理石和尼沃尔内的石灰石，并将其通过船只运到那里。用于建造巴特尔修道院的石材也是通过海运横渡英吉利海峡，直到奇迹般地在附近发现了一个采石场。

然后，石匠、泥瓦匠、雕刻师与搅拌灰浆的人、抹灰工、粉刷工、木匠和屋顶工、劳力人员开始工作。他们的活动和工具被描绘在无数图片中。木制脚手架，类似于直到20世纪初还在建筑工地上使用的那种脚手架，这种固定的钢制脚手脚在14世纪中叶才开始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使用。在那之前，使用悬臂脚手架进行工作，并对其各种构造方式有详细记录。在工作的每个阶段，墙顶处都会建立一个水平的工作区域，一旦墙体建得更高，脚手架就会被拆除并移至更高的位置。建筑材料可能是通过坡道沿着墙体移动，并使用担架、斗篷和篮子进行运输。12世纪下半叶开始使用简单的起重机，起初这些起重机不过是一根绑着篮子的绳子而巳。直到后来，滑轮才作为第一个技术辅助工具被引入。各种工匠通过梯子或倾斜的人行道（通常是柳条编织）上到建筑的较高部分。

建筑：救赎的一种形式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世纪的大型建筑是化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历经难以估量的风险才完成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这项工作，因为建造一座供众人敬拜的地方是救赎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捐赠建筑材料还是亲自在工地上劳作，参与建筑工程的人都会受到上帝的恩典祝福——在销售赎罪券现象之前很久，建造教堂的行为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程度赎罪与崇拜的意义。

对于那些创建和建造教堂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伯纳德的第二份遗嘱中，他这样说道：“我曾经仔细考虑过，能够建造值得赞美的建筑，我将不遗余力，……来赢得上帝的恩典……我开始……创建一个新的教堂，我可以建造它来赞美并荣耀主的名字，从而既实现自己的承诺…”。后来被封为圣人的康斯坦茨的主教康拉德也有着同样的目标；他建造的一个地方是圣墓教堂，它与主教座堂相连，旨在使信徒无需前往耶路撒冷。这涉及到“仿真”的概念。在那个时代，“仿真”不像今天那样需要完全一样。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特定的形式——在圣墓教堂的情况下是圆形——以作为对原始建筑的特征。最终，重要的不再是一个人是否曾经真的去过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康斯坦茨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的替代。

但是，康拉德主教的想法可能远远超出这一点：除了现有的两座教堂：主教座堂（奉献给上帝之母的）和彼得豪森的圣彼得修道院，他还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建立了另外三座额外的教堂，分别是圣约翰教堂、圣劳伦斯教堂和圣保罗教堂。通过这样做，他在康斯坦茨重新塑造了罗马的五座主要教堂（圣若望拉特朗圣殿、圣劳伦斯圣殿、圣保禄圣殿、旧圣彼得大殿和圣母玛利亚大殿），以及圣城本身，使康斯坦茨成了“圣母垂怜下的幸福之城”（Felix of mater Constance）

　　这种现象揭示了创办人或建造者与工程本身之间的关系。作为建造者，他们决定建筑的类型。引用古恩特·班德曼的话：“是的，我们可以断言，中世纪已经有非常出色的建筑样本，只有少数的建筑承包商不去有意模倣，而保持简朴的风格和传统的工艺。较大承包商的建筑师都将他们的聪明才智集中在模仿上，而不在于独创新的形式”。

如何获取建筑材料相当重要。因此，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记载了查理大帝亲自从罗马和拉文纳带来了柱子和大理石板，用于他在亚琛的宫廷礼拜堂。圣加仑的僧侣诺特克·巴尔布鲁斯在他于885年写的《查理的业绩》中说，查理大帝召集了“来自大洋彼岸所有地区的所有这类艺术的大师和工匠。”但尽管如此，这些艺术家的名字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遗忘了。与此同时，用希尔德斯海姆的伯纳德例子可以清楚地表明，主教关心的是自己灵魂的救赎。康斯坦茨的主教康拉德和圣但尼修道院的苏尔修士去世后都被埋葬在他们建立的教堂入口处。这不仅是虔诚的表达，更是希望从那些参观教堂者的感恩祈祷中蒙福。因为他们所建立的教堂不仅是上帝垂怜下的结果，也是能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证据。

大主教安诺二世（1056-1175年）是科隆的最后一位伟大主教兼建筑师。他的逝世标志着该市第一次伟大的建筑热潮的结束，这使得科隆在罗曼时期已经成为欧洲主要城市中的重要角色。

下圄展示了安诺二世和他创建的五座教堂，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记得这些教堂是他生前的业绩。它们分别是位于西格堡的圣迈克尔教堂，科隆的圣乔治教堂和圣玛丽教堂，图林根州的萨尔费尔德修道院和索尔兰德的格拉夫斯夏修道院。

下图中这座圣特斯教堂（Saintes）的雕塑装饰延伸到教堂的塔楼上，这些细节从地面几乎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