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侨界怀念毛泽东主席(20)

湘潭老侨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人们满怀喜悦之情，纷纷清回毛泽东的标准肖像，张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湖北省大治县铜山口朱村的铁匠朱其升，瞧见毛泽东的肖像，他看了又看，眼睛突然一亮，“这相好面熟呀！是他吗？”再走进跟前仔细辨认：“是他，是他！下巴上的那颗大痣是不会错的。”朱其升暗暗揣测：“他难道就是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了。”

1952年，朱其升离开家乡到了汉口，走街串巷给人修伞。这时他托夜校的孟老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没想到过不了多久就收到了北京的回信。当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写在“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挺拔的毛笔字展现在眼前。

朱其升恭敬地将信纸递给孟老师。当孟老师读出“其升兄”三个字时，这位与毛泽东同过甘苦、共过患难的老实铁匠，顿时热泪盈眶。他心潮澎湃，激动地说:“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孟老师继续读信，“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聊作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当信读完时，朱其升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来到军营，要求参加革命军。可负责接收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人担保。”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

这时，已当兵两年的朱其升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有何事？”毛泽东见这人说话和气，就将前来投军的想法、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他。朱其升就进兵营找到好友彭友胜说：“有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吧?”彭友胜表示同意。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担保，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名列兵。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军队为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新军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朱其升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毛泽东。

空余时间，毛泽东就教朱其升他们读书、写字。在毛泽东的细心辅导下，只读过3年私塾的朱其升大有长进。

1912年初，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议和，战争停止了。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的新军解散，每人发3个月的饷银遣散回家。朱其升和毛泽东、彭友胜等依依不舍地辞别。

从此，他们各奔东西、音讯全无。朱其升回到老家，种田兼打铁，终日劳碌奔波，养家糊口，他从没想到，常听人说起的毛泽东，就是当年的毛润之。

1952年秋天，朱其升用毛泽东寄给他的钱做盘缠，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从汉口乘车上北京去会见毛泽东。

住进中南海3天后，毛泽东就接见了他。毛泽东健步上前，握着朱其升的手朗笑不止。“其升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胜曾写信来，我已经给他去过信。”

毛主席无限感慨地说:“你怎么早不给我写信，接到信后应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旧时的朋友哇!”

朱其升看见书房满架子书，似有感触地说:“主席，你还是那样喜欢看书。”“不要称主席，叫我润之，或叫毛泽东吧。”

毛泽东高兴地回忆着在新军中的生活，谈了一些老朋友的近况和分别后的情形。朱其升感慨万千，眼含热泪，他万万没想到，一位领袖能和自己这么亲近地促膝谈心，倾述友情。

毛泽东说:“我们在新军共同生活，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和帮助。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 “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朱其升忙接着说:“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毛泽东说: “今天一定要在我这里吃饭，不然哪像老朋友。”毛泽东招待朱其升三菜一汤，包括一盘红烧肉。

一星期后，毛泽东又请来朱其升。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说:“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谈谈你们那里的情况，谈谈群众的想法和要求。”朱其升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作了汇报。

朱其升临行前，毛泽东又给了他500万元人民币作为路费和回家生活的补贴。朱其升开始不肯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稿费，你拿去用吧。”

返汉后，朱其升将毛泽东给他的500万元钱拿出来做资本，将流散在汉口桥口附近补伞的、修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手工艺人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和平油布雨伞厂”，朱其升当了经理。

他经常跟工人们说:“毛主席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无组织，散散漫漫。我们一定要把工厂办好，再去北京向他老人家报告。”

1954年夏末，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的照片，再次上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你来得好。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们下面的情况。这次你要详细谈谈。朱其升看见毛泽东兴致很高，就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并将带去的工厂照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照片，笑着称赞道:“很好，这个工厂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

毛泽东叮嘱朱其升，有空可多来北京走走，或写信来反映基层情况。毛泽东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朱其升是毛泽东从军的介绍人，从此有了毛泽东迈开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

有了在新军从军半年的经历，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了旧军队的弊病。

1965年5月，阔别井冈山36载的毛泽东再次来到井冈山，忆起往昔革命岁月，毛泽东问众人：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在场人员有答“艰苦奋斗”，有答“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却笑着说：“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士兵委员会，是一种组织形式，其背后却是人民军队军内民主的起源——官兵一致。

回望人民军队成长史，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官兵一致、官兵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生活同甘共苦，战场生死与共，官兵才能同仇敌忾，一路走过千山万水，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士兵委员会，是彭德怀在北伐军中担任营长时建立的，他认为自己所带领的部队已不是军阀队伍，不能再用闹饷等办法来团结士兵，就将自己营中秘密的救贫会改为公开的士兵委员会。

不过，此时的士兵委员会仅局限在彭德怀所在的营，核心仍是“救贫”。而在更多的北伐军队伍中，实行的还是雇佣兵制度，这样的雇佣军队，注定无法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历史把使命交给了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1927年9月29日，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为改变部队吃了败仗后军心涣散、官兵关系恶劣等现状，毛泽东决定对这支队伍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三湾改编”。

除了将部队缩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以外，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改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即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惯有的雇佣关系。

提出改编部队的毛泽东，身体力行。在三湾村钟家祠堂前面有一口水井，部队到来后，由于用水人数增加，井水变得浑浊。毛泽东便去老表家借来铁铲和担箕，带着几名战士，卷起衣袖裤脚就开始清修水井，铲宽水源。为了防止井水再被弄脏，毛泽东还捡来鹅卵石把水井围了起来。后来，这口井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双井”。

1927年10月27日，部队抵达井冈山腹地茨坪。不久，毛泽东和战士们又迎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队伍，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队伍，以及被称为当地“山大王”的王佐、袁文才队伍等。“拼凑”的队伍作风各不相同，官兵素质参差不齐，但根据三湾改编确立的建军原则进行整编后，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一天，士兵委员会发现有人玩牌赌钱，而赌钱的人里居然有连长徐彦刚！徐彦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来，还被毛泽东委派到“山大王”袁文才的部队参与改造工作。不过，士兵委员会不管这些，照常上报到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那里。果然，陈毅当即表扬了士兵委员会，又差人把徐彦刚批评一通，最后徐彦刚还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受罚站岗三天。经此一事，士兵委员会威名大振。

根据改编要求，红军连以上的部队中都选举产生了士兵委员会。他们的任务与每个士兵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做群众运动；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利。

从红军抵达井冈山的第一天开始，吃饭问题就困扰着大家。红军决定下山挑粮。挑粮的地方是山下的宁冈县茅坪，往返一次六十多里。而已经40多岁的朱德却坚持跟年轻的战士们一道挑粮。这让战士们又是佩服，又是心疼，于是大家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

谁料，朱德没了扁担，急忙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毛竹，连夜自己动手，又赶做了一根扁担。为了防止丢失，他还在上面刻了“朱德扁担 不准乱拿”八个字。

“天作房，地当床，盖的金丝被（稻草），吃的红米南瓜汤”，是那时战士们最真实的生活。尽管如此，红军战士们的精神头却一个比一个足。原来，士兵委员会下设了经济小组，他们管理部队伙食，坚持官兵同吃一锅饭，每半个月都要公开经济，接受每个战士的监督。

杨至诚上将曾回忆：“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毛泽东自己更是坚持不搞特殊化，他天天晚上办公写文章，为了省油，他坚持只用一根灯芯。警卫员悄悄加上两根灯芯，可他一进房，就挑开两根。

就这样，在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下，毛泽东夜夜伏案，写出了照亮中国革命前途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名篇著作。而就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总结了这样一句话：“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毛泽东带领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人民军队的新型关系，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中得以正式确认。《古田会议决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废止肉刑运动，废止辱骂，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彻底清除了军阀作风的红军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穷苦百姓，队伍越来越庞大，官兵平等的作风始终不改。

在最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面对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无论军长还是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都一样，红军将领和普通战士一样穿草鞋、吃野菜、露天住宿。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给受伤的战士，彭德怀含泪杀掉跟随自己一路的坐骑黑骡子，只为给战士们充饥。

老红军刘守仁回忆道:他所在的一方面军进入草地第四天，几个战士轮流抬一个快牺牲的红军战士，师长路过时看到死者衣着单薄，生气地喊道：“把你们团的经济管理处长叫来，他居然让我们的战士冻死、饿死，我枪毙了他！”战士们却含着眼泪向师长报告，“他就是我们的经管处长，进入草地后，他把自己的粮食和衣服都给战士了……”

1938年，面对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和国内部分人士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将官兵一致的原则同其他诸因素一起，并列为抗日战争胜利所“离不开”的重要原则之一。

从井冈山到万里长征，从十四年抗战到和平的今天，人民军队的具体任务在变化，但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始终不曾变化。如今，正是在官兵一致的基础上，人民军队逐渐形成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三大民主，成为了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军队。

纪念47/130周年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