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高二”前言六：“知青大返城”的必然性

白纬

       1979年开始的“知青大返城”，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并不需要归功于某些知青群体的“闹腾”、领导层的“善心”等等，因为插队落户城市知青“半寄养”在农村的前提已经不存在，城市知青下放在农场的前提也已改变了。

        这个前提就是文革期间实行的“准战时经济”。

 

       插队落户城市知青尤其是男知青多半有一个错觉：自己凭个人的劳动就能够在农村自食其力，因此对所谓自己被“半寄养”在农村的说法，很可能嗤之以鼻。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决定生产力高低的因素有三个：劳动者、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动力、交通运输等；劳动对象是指生产过程中被加工的东西。

 

        由于在中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城市知青插队落户后，就“半无偿”地拥有生产队的一份土地；城市知青还提供了自己的劳动力，并由此而获得分享收获的部分权利；但是，城市知青并不能无偿分享集体所有制生产队的全部生产资料，因此实际上缺少获得分享收获的另一部分权利。

        注：之所以说“城市知青插队落户后，就‘半无偿’地拥有生产队的一份土地”，是因为农村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经过多年后续开发的“熟地”，其中含有原住民多年的投入。而城市知青能够顺利地分享收获，只不过是因为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属于“准战时经济”而已。

 

        由此可见，插队落户城市知青一般只拥有劳动生产三要素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属于“半寄养”在农村的，除非有城市知青对自己插队落户的农村做出了个人体力劳动以外的贡献。

 

        同理可证，下放国营农场的城市知青，获得分享收获的全部权利。

 

        就因为文革期间实行的是“准战时经济”，因此城市知青插队落户农村、下放国营农场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插队落户城市知青可以对自己确实是“半寄养”在农村的现实视而不见，因为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

 

        文革后，随着“准战时经济”的结束，城市知青就失去了继续“半寄养”在农村的合法性与可能性；东北、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就不再需要继续保持；再随着中央下决心解决南方的问题，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规模也就同样不再需要继续保持了。

 

       从政治经济层面看，随着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文革期间的“准战时经济”趋向结束，中国的科学、工业、商业即将开始大发展，农村即将开始“包产到户”，因此农村就已经没有了城市知青存在的余地。国营农场也没有继续靠补贴养活大批城市知青的可能了。

 

        城市知青的父母辈能够在城市站住脚，是他们付出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上山下乡”运动强行剥夺了他们子女在城市工作、繁衍的权利，实际上很难获得城市知青及其家族的衷心支持。

        因此，在文革结束、中国工业化即将重新起步的大变革中，领导层必须考虑获得数以千万甚至上亿计的城市知青及其父母辈的支持。

 

        另一点就是，将城市知青强行迁移到农村，而在中国工业化即将重新起步时，再从农村中大量招收农民进城，即使从经济成本上考虑，也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在当时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感想：1968～1970年间，在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发生过全国范围的大“走串”活动。城市知青们走村串户，寻同学，找朋友。只要有城市知青的地方就会有人招待食宿。

        “走串”活动的“清流”是调查各地农村的情况，探讨城市知青的前途。

        不过当年城市知青们的调查各地农村情况，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调查的结果多半是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等。应该很少有人思考过农村分配方式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原理。

 

        “知青大返城”的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一点是，是因为国家找到了打破工业发展瓶颈的途径，因此下乡城市知青才有了返城的可能，否则，历史上就不会发生将1958年起招工进城的一千一百万农村“知青”，几乎全部遣散回农村的1961~1963年“精简”运动了。

 

       由此可见，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与返城，其实都是国际与国内大变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