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剑国画作品赏析（四十）

高山长青

2004年冬天娘格外忙，要说娘已经八十四岁了，不应该这么忙，家里有保姆，她完全可以“坐享其成”，等着五世同堂的儿孙们从天南海北回来给她拜年就是。但娘惦念着家族中的每一个人，要为每一个人做一套纪念品，她还是很忙。

​ 娘给儿孙们留的纪念是绣品。娘的绣品在夏县很有名，她的徒弟遍及夏县城乡，有百十人之多。按说，娘小时候是童养媳，逃出来参加了八路军太岳四区文工团，是没有机会弄这些女儿红的。但是娘很有天分，无师自通，剪窗花、绣枕巾、做布老虎，甚至能做出质量很高的西装。有一年，时任运城市委书记崔光祖同志到家里看望爹娘，看到家里琳琅满目的绣品，大为赞赏，专门让市老干局为娘在运城搞了一次展览。她不会曲谱，也没有学过乐器，却会弹电子琴，你能唱她就能弹，跟个八九不离十。

​ 进入腊月了，她知道儿孙们要回来，每天趴在缝纫机上赶着绣花。娘的身体原来很好，1973年做了癌症手术，化疗化得头发都不多了。省肿瘤医院的医生说最多有五年存活期，可是娘硬是又活了三十年。娘要为每一个儿孙留一套绣品：一副绣花枕头、一条绣花床单、一个绣花门帘、一方绣花手帕、一套沙发巾、两双绣花鞋垫。我们这一代是五个子女，下一代是十个，再下一代是十几个，连上儿孙们的配偶就是四五十个。

​ 整个腊月，家里的缝纫机几乎没有停止过。娘好像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时日不多，回光返照般精神亢奋，全家人心痛地看着她玩命，谁也没有办法让她停下来。到了腊月廿七，几十套绣品终于绣成了。娘一套一套整理好，写上每一个人的名字，放在箱子里。娘终于累得躺倒了，清醒过来时，就让放儿孙们唱歌和说话的录音。她挂念远在国外的外孙，惦念远在太原、上海的儿女。盼望在腊月的最后一天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 娘就这样一病不起，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她在腊月里已经耗尽了生命的最后能量，只为给儿孙们留一点念想。

2005年3月12日植树节那天，娘平静地合上疲惫的双眼，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娘生前希望将她葬在瑶台顶上，说能看到天，能看到云，能看到太岳山，能看到日出。我们知道娘是缅怀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娘最为自豪的是，1956年参加太原特别法庭审批日本战犯，要我一定写在碑文中。鉴于瑶台是风景区，我们还是把娘葬在白张村祖坟里，头枕青山，脚向绿水。春天的墓园里，青松翠柏掩映，桃红杏白葳蕤，娘不寂寞。二十年过去了，儿孙们想她时就会拿出绣品看一看，那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冬天的馈赠。

皇城相府是晋城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晋城旅游界的龙头老大。关于皇城相府，多年以来，有些话想说而没有合适机会说，时间一长，便攒了一肚子话。如今，时过境迁，说说倒也无妨。

​ 先说“相府”。相府者，宰相之府邸也。陈廷敬何人？康熙朝的吏部尚书，当过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相当于如今的正部级干部。中国历史上，宰相一职，春秋时期称之为首卿，除国君以外最有话语权。战国时期有些国家设宰相，有些国家不设。此后，汉唐宋元，历朝历代都有宰相。明洪武十三年，由于宰相胡惟庸一案，朱元璋大怒，取消了宰相一职，并明令以后嗣君均不得设置宰相。清随明制，终清一朝，没有宰相。清朝既然没有宰相，把陈廷敬的故居称之为相府，起码在逻辑上就有问题。有人谓，入阁即是阁老，阁老相当于宰相。此话未必对。何谓阁？阁者隔也。汉唐宋诸朝，中央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副署就没有法律效用。皇帝有一个办事机构，在皇宫以内，谓之内阁。宰相管的六部九卿在皇宫以外办公，隔着一层宫墙，谓之外阁。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延续到清末，军机处其实是皇帝私人的办事机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陈廷敬其人都不是宰相。退一步说，就算陈廷敬相当于宰相，所谓相府只能是指陈廷敬在京城的府邸，陈廷敬老家的房子充其量只能算陈廷敬故居，称其为相府，实在是不妥。最起码，当初确定这个名字的人，不很懂中国历史。但事怕约定，约定便会俗成。作为旅游的一个品牌，皇城相府既然已经叫响，便不必拘泥于学术。商业有商业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原则。这就是我多年不愿多说的原因。

​ 其实我与皇城相府（姑妄称之罢）有四十年的渊源。

​ 1983年，我第一次到阳城县北留镇黄城村采访，那时不叫皇城村。那通康熙亲书的“午亭山村”碑就是村民垒在猪圈的一面墙。我对同行的阳城县北留镇镇长杨锦维说，此碑乃大清御碑，是珍贵的文物，镇上还是拉回来保存起来好，与猪为伴，委实可惜，幸而是在现代，要在大清朝，多少个头颅也不够砍。杨锦维并不在意，说，拆了老百姓的猪圈，老百姓不高兴。我说，如果你们不要，我愿意出二百元买下，这钱够老百姓垒猪圈了。杨锦维先生看我如此执著，意识到此碑的价值，随后派人给那户村民送了一车砖，把碑拉回镇政府，扣在院子里，风吹日晒，没有人问津。后来，镇政府翻修食堂，施工队随手把这块碑垫在案板下面。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旅游热起，黄城村改为皇城村，村里投巨资整修。这才想起那通御碑找不到了。电视上说康熙到过黄城村，其实是子虚乌有，康熙南巡没有到过山西。当时的阳城县委书记赵学梅同志深知电视剧“康熙大帝”对于推介皇城相府旅游的巨大商业价值，说艺术创作可以虚构 ，以地方赞助三百万为条件，要求剧组修改剧情，必须让康熙来一趟。剧组修改了情节，三百万让康熙来了一趟。这投资实在是值得。这一改 ，皇城相府可就大火了，仅门票收入每年就是几千万，还带动了当地的餐饮，购物，娱乐。其实，康熙对陈廷敬是极其信任的。说陈廷敬是康熙朝的元老重臣一点不过分。康熙为陈廷敬题字，是对陈廷敬忠于大清朝的褒勉，也是黄城村的“光荣”，更是现代黄城村作为旅游景区的卖点，也是黄城村改为皇城村动力之所在。

​ 由于阳城县北留镇政府人员几经更迭，到90年代末期，很少人知道那通御碑的去处。当时的村支书张家胜还到太原找我，说能不能找一个书法家模仿康熙字体写“午亭山村”四个字。我说，回去找一找 ，那碑肯定在镇政府。后来他们在厨房案板下找到这块御碑。现在这块御碑威风凛凛地矗立在皇城相府门口，诉说着几百年的风雨沧桑。

“皇城相府”现在已经是一个集能源、旅游、化工、医药于一体的大集团公司，皇城村的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至于名称准确与否，不过符号而已，就不必斤斤计较了。可惜有功于皇城相府发展的张家胜先生，前些年因车祸去世了。

“夜雨寄北”

——李商隐

​

​问君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

​克强总理，勤政，爱民，廉洁，无私，足以名垂青史。你没有“归期”，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你泥泞脚步，又何止“巴山夜雨”，何止“邙山伊洛”，何止“鞍山辽波”，何止“黄山淮水”，你的足迹遍及全国！或许你将远行，我愿追随你的身影而去，与你“共剪西窗烛”，“却话中华崛起时”。晨起 ，遥想天安门半降的国旗，回看窗外竹影橦橦，那是我最深沉的心绪。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张艺谋先生和巩俐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片人张某某来山西选外景。因电影“知音”而闻名的剧作家华而实先生当时是山西省文史馆馆长，他说我在山西跑的地方多，周子务是晋中站记者，让我俩帮助他们在山西选景。

​ 张艺谋，巩俐他们住在太原长风街和并州路交叉口的物贸宾馆。张艺谋告诉我，这部电影的时间背景是在民国初期，叙述的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大家庭的爱恨情仇。山西的乡村中有不少这样的大院，希望我能够帮他选一选拍摄景地。我们带张艺谋巩俐先看定襄县河边村的阎锡山故居。阎锡山故居的建筑风格混杂，坡上老宅是典型的明清民居，坡下的一部分建筑则具有日式特点。张艺谋说，这与电影主人公的环境不符合。后来，又看祁县的乔家大院和襄汾县丁村民居，张艺谋对这两处很感兴趣。他认为，丁村民居古朴，偏重于封建。乔家大院典雅，透着商业气息。乔家大院各院落之间有一个宽阔的共同通道，易于场景调度。丁村民居各院落之间相互独立，更能体现封建大家庭的特色。各有优劣，难分伯仲，权衡再三，最后确定了乔家大院。理由很简单，乔家大院距太原武宿机场近，剧组人员来往方便。

​ 我们一行来到乔家大院商谈租场地事宜。乔家大院当时的管理方提出，场地租金20万。这在当时就是天价，因为乔家大院当时一年的门票总收入也不过才几万元。制片人提出，拍摄只需要部分院落，拍摄期间还可以允许游客正常参观游览，但是管理方坚持要20万元不松口。周子务同志当时是报社驻晋中地区记者站的记者，与当时祁县的领导很熟。于是我们就找到县里，我对祁县领导说，张艺谋拍摄《红高粱》后，原来宁夏无人问津的古堡成了旅游热门。《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张艺谋又一部力作，乔家大院会随之走红。这是许多地方贴着钱也求之不得的机会，千万不可以错过。祁县的女县长当即把乔家大院负责人叫去，说按拍摄方的意见办，结果剧组出10万元占地费。

​ 那年年底，为了拍摄下雪的场景，剧组的大部分人都离开太原，只留下张艺谋、巩俐等少数人留守等着下雪，等了近一个月也没有下雪。有一天 ，我和同事于彦军去看望他们。张艺谋说，本来计划用撒化肥代替下雪，但是投资方坚持要让剧组等，等到下雪，要真实的雪景。张艺谋笑着说，用不了几年，乔家大院就红火了。他还说，山西真是一块风水宝地，文化底蕴深厚，炎黄尧舜禹汤都在这里活动过，战国七雄，三家出自晋国，唐宋两朝都与山西有很深的渊源，值得好好挖掘，今后如有机会还到山西拍片。后来的事情真让张艺谋说中了。《灯》剧果然走红，乔家大院也随之走红，没有几年时间，乔家大院成了山西的著名旅游品牌，仅仅门票收入一年就是几千万。

今年五月，当时拍板降价的原祁县女县长去洛阳看牡丹路过晋城，在晚宴上，我说，你一句话少要了十万，当时张艺谋很感谢你。她对我说，如果不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也不会这么火。唉，小地方的人，没见过世面，当时我们眼光太短浅了。

红尘一去卅六年，

云路遥迢山水间。

秋风难得寄相思，

故人已隔万重山。

​

​深秋时节，细雨绵绵，想起了两位故人。一位是傅健，一位是成小虎。傅健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于1983年分配到山西日报上夜班。1987年春天，我准备骑自行车由南到北全程采访太行山乡村改革。傅健父亲傅业当时是报社副刊部副主任，他期望能让傅健和我一同去，长长见识。我是七七级山大中文系，虽说只比傅健高两级，但我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毕业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十年，而傅健从小在报社大院长大，大学毕业分配到报社工作。傅业期望儿子傅健能多了解社会。当时阳城县北留镇政府书记张天奎，镇长杨锦维对我们的采访非常支持，让镇经联社给我们买了两辆自行车。一切准备停当，3月1日从山西与河南交界处出发。山西电视台当天新闻中播出我们出发的画面。此次采访历时四个多月，在山西日报头版开辟“太行采风录”专栏，我和傅健轮流写稿，每天一篇，共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文章。1992年，邓公南巡讲话发表以后，深圳特区建设进入高潮时期。傅健辞去山西日报工作，应聘到深圳特区经济报。2019年秋天，傅健已经是深圳报业集团编委兼印务中心书记。傅健休假回太原，我专程回去看他。晚宴时，傅健迟迟才到，他说，下午到山大去 ，在中文系老师陶文实家被狗咬了一口，找了一下午疫苗，耽搁了时间。到了来年一月中旬，我正准备十八日去太原参加两会，噩耗传来，傅健于一月十五日在深圳因急性白血病去世，终年53岁。十七日在深圳殡仪馆遗体告别。我因公务在身，只好让夫人十六日坐飞机代我去深圳送傅健一程。傅健一向身体健康，从发病住院到去世，仅仅八天。其父亲傅业植物人卧床多年，思之令人痛彻心扉。

​ 另一位故人是成小虎。成小虎当时是衙道乡党委书记。我和傅健出发第三站到了衙道乡，衙道位于南太行山中。成小虎说，衙道太穷了，政府更穷，穷得连办公用品都舍不得买。我每次回县里开会，到县长办公室拿几本稿纸，到书记办公室拿几把扫帚。成小虎也抽烟，抽的是九分钱的“战斗牌”。我抽的烟是“大光牌”，他说，不好意思拿出来。晚饭吃的是“黑圪条”，高粱面和白面混在一起 ，配上酸菜。成小虎说，这是当地百姓最好的饭。晚上，我和成小虎坐在石头上聊天，成小虎说，我从1962年参加工作起就在衙道，已经二十五年了，没有挪过窝。我想调回县里，可我文化水平不高 ，没有文凭，那怕让我到县政府看大门都行。看着诚实憨厚的成小虎书记，我不由得鼻子一酸，差一点流下眼泪。

​ 回到城里，我把成小虎的情况告诉郊区书记范堆相和区长张天奎。范书记说，成小虎不容易 ，不简单，扎根山区二十五年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能再让老实人吃亏了。郊区区委发文件，作为扎根山区的典型，开展向成小虎学习活动 。不久，成小虎被调回城里，任郊区老干局局长。成小虎任上，老干局活动中心建成不久，成小虎也退休了。去年，原晋城市人大副主任张满祥告诉我说 ，他就是衙道人，是成小虎当书记时推荐上的大学，前些年，成小虎书记已经因病去世了。

1963年，我们家有了一个新邻居，从太原调来的。以现在的标准看，那时县里领导们的住房只能用可怜二字形容。每家一间房，也就十平方米左右。一个大通铺占去一多半，一家五六口人都挤在一起。让我感兴趣的是祁家的大女儿莲。莲长得像电影明星王晓棠，眼睛大大的。莲的父亲会拉二胡，每天傍晚就坐在院子里拉一阵。我上高中，莲比我低一级。一把伴随了我几十年的二胡的故事就因她而起。

​ 为引起莲对我的注意，我拜莲的父亲为师，先学钓鱼，后学吹笛子，最后学拉二胡。夏天是汾河流域最美的季节，河边是绵延不断的枣树林，不发洪水的时候，河水是清澈的，可以看见鱼在河里游动。青草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到了黄昏，莲的父亲就带上我和他的孩子们到河边去。下好钓钩，就开始拉二胡。我学二胡本来就是项庄舞剑，只要有莲在场，总是心不在焉，总是要找一些借口表现一下。比如故意把鞋或者草帽之类的小东西丢进河里，而后一个跟头扎进去。

​ 真正让我对二胡感兴趣是在高中时，学校里来了音乐老师徐远贵。他在国庆节晚会的一曲《二泉映月》，让我如痴如醉。徐老师是江苏人，与阿炳是同乡。徐老师小时候经常站在街头听阿炳拉琴。后来徐老师考入南京音乐学院民乐系，再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这一年，莲的父亲调到我们学校当书记。那时候县中学的书记校长都是县级干部。他知道我在跟徐老师学二胡，就把自己的那把二胡给了我。一年以后，“文革”开始时，我已经能够独奏十几首二胡名曲了。

​ 莲的父亲理所当然成了“走资派”，在红卫兵的打倒之列。我给莲的父亲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教我钓鱼、拉二胡，是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后代培养成玩物丧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莲很生气，那把二胡，也让莲要走了。秋夭来了的时候，学校里的斗争变成两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莲与我分为两派。她在对立派的宣传队。有一天，我发现那把二胡居然出现在莲的宣传队里。这使我非常郁闷，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情绪。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我潜入对方的宣传队所在的教室，偷回了这把曾经属于我的二胡。对方第二天写大字报抗议，到底没有证据，此事不了了之。

​ 两年后，我下了煤矿。莲和母亲回到汾河边的一个小村庄。煤矿距那个村庄有十几里路，一个星期天我鼓足勇气去看望莲。一身得体的工作服，一双崭新的翻毛皮鞋，一个黄色的“为人民服务”挎包。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打扮。莲的父母依然热情，询问了情况更糟的我的父亲的近况，莲对我异常冷淡。一整天没有和我说一句话。我知道，我和莲之间没戏了。

​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了省城工作。莲在北方交大毕业后回到了晋南工作。双方都已成家，彼此音信全无。莲的弟弟在省城工作，莲的母亲也在省城居住。有一天我去看望莲的母亲，莲也在。毕竟都是中年人了，莲很热情。莲的母亲把我悄悄拉到一边，问:“你俩原来不是挺好，后来为什么……”我好久才说:“姨，都是二胡惹的祸。”莲的母亲一脸迷茫。莲送我出来，一脸认真地问:“那把二胡是不是你偷走的?”

​ 我一时语塞，我知道惹祸的不是二胡，是那张大字报………

今晨，女儿打电话告诉我，昨天下午，柏扶疏先生去世了。噩耗传来，震惊不已。夏天时，在晋城市文联还在一起研讨作品，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九月初，我们还就诗词创作的格律问题的在微信上交换意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 柏扶疏先生是浮山县人，著名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晋东南地区 ，曾任晋东南地区教育局长，晋城市宣传部副部长。大学期间，得益于姚奠中先生指点，书法和诗词的根底深厚。几十年来，虽身在政界，公务繁忙，却始终笔耕不缀，著作等身。先生爱好广泛，会吹笛子，唱蒲剧。先生为人宽厚，凡求墨宝者，无论是商贾企业，还是庙宇宫观，甚至是乡村百姓，从不拒绝，分文不取。柏扶疏先生前几年出版文集，分别为诗词卷，戏剧卷，文章和书法卷。先生重情义，坚持要我写序，我再三推辞说，我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应由有关领导或诗词书法大家来写序。柏扶疏先生说，领导太忙，多是由他人代笔 ，是官样文章，不得要领。你我是几十年的忘年交，知根知底，不溢美，不护短，你写我放心。无奈之下，熬了两个通宵，写了几千字的序。2021年，高平市北诗镇修缮毕革飞故居 。毕革飞是著名的军中快板大王，他的快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军队风靡一时，极大的鼓舞了我军士气。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头衔，最早就出现在毕革飞的快板中。解放后毕革飞任空军文化部长。可惜毕革飞夫妇英年先后早逝 ，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由空军养大。著名作家赵树理亲自为毕革飞快板集写序。镇里人托我求柏扶疏先生为毕革飞故居写牌匾，柏扶疏先生当下就写好了 ，说为英雄执笔，无上光荣。

​ 一个月前，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首诗：“一池秋色半池柳，东边青山西边楼。惜花且待明年看，龙孙依旧桨声稠。”柏扶疏先生回微信说“老弟聪慧，格律略粗。”我回说：“不在形式上费功夫。”先生说：“也好，郭沫若当年就这样。百花齐放，也有情趣。”我回了一首五言诗：“三十明经老，五十进士少。若我在唐宋，必然细推敲。”先生回曰：“与其就古臼，不如自由好。索性走下去，敢领时代潮。”我没有领时代潮的雄心壮志 ，只愿隐居小城，平淡生活，就回了一首诗：“一夜西风送清爽，满山金菊吐秋香。丹水遥听声渐弱，竹林此去更断肠。”

九月十六日，柏扶疏先生在宣纸上用小楷抄写了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词发过来。我不知其义何在，问先生 ，先生未回。孰知这竟是先生的绝笔。

​ 云路遥迢，先生走好。

黄昏云遮月，

​夜阑雨已停。

​先生驾鹤去，

​轩窗唯竹影。

​——思念柏扶疏先生

无题有感

清白世家传承久，

无欲则刚何所求 。

​​人生难得归故土，

青山巍巍云悠悠。

——扶疏先生回来了，回到浮山县南西河村，回到他曾经出生的窑洞里。

这座传承了三百多年砖砌的三孔老窑洞，经历了大清王朝康熙乾隆勃然而兴的繁华，也经历了同治光绪无可奈何的没落。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它也曾为太岳抗日军民遮风挡雨。岁月在砖石上留下斑驳的痕迹，唯有砖缝中倔强的衰草，一如既往地在风中摇曳。如今，扶疏先生静静地躺在老宅里，似乎在感受着曾经有过的温馨。他想起来了，想起母亲熬的香喷喷的小米饭，想起母亲暖和和的热炕头。他想起来了，想起背着行囊外出求学时，回望村前柳树下母亲依依不舍的身影。多年后，当他大学毕业带着儿女回到村庄时，母亲佝偻的身影依然站在柳树下等待。又是多年后，当他满头银发带着儿孙们回到故乡时，柳下无人空嗟呀，梓萱墓前草青青。于是，扶疏先生对儿孙们说，百年之后，要归葬故土。

佛说，人生是轮回的，因果的。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便是轮回。因此生，因此长，因此归，便是因果。佛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佛。唯有修行，才能成佛，到了佛的境界，就会不生不灭，无欲无求，不受轮回之苦。扶疏先生是唯物主义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纵观先生倡导教育与文化的一生，修行之境界更高。而他留在上党大地寺院宫观的墨宝，诗联和先生的文集一起永垂不朽。在物貭的世界里，一切物质皆过客，唯有精神可长存。如果有一天，太阳变成黑洞，人类在银河系甚至银河系以外找到栖身之处，精神依旧存在。

前天夜里，下了半夜雪，今年的第一场雪。昨日晨起，路上有点湿滑 。与友人谨慎而行百余公里，来到扶疏先生故乡浮山县南西河村，送先生最后一程。平常村庄寥落，青壮年皆外出打工，而今天来自各地吊唁先生的人却络绎不绝，感觉比村里人还多。

这就是社会，值得研究的社会。柏扶疏先生的孙子正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后，其研究的专业就是——社会学。

​

1961年，我们家从垣曲县搬到襄汾县。此前1958年，受大跃进影响，襄汾县被拆分，南部归侯马市，北部归临汾县。1961年区划调整，又恢复襄汾县建制。县委大院是1954年建的五排平房，没有家属院。东边偏院有三排平房，最南边的一排临时做了县领导的家属院。每家一间房，大约十几平方米。门前有一分左右到空地。

​ 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情况有所好转。城镇居民的粮食，蔬菜和副食都凭票供应。干部职工每月24斤，初高中学生32斤。襄汾是小麦产区，细粮供应百分之六十，其余是玉米面。每人每月猪肉半斤，棉籽油二两，豆腐二斤，蔬菜凭票购买。最艰难的是过冬，蔬菜就是白菜，萝卜，而且各家要一次把五个月的白菜和萝卜都买回去。于是蔬菜储藏就成了大问题。

​ 我家在院子里 挖了个萝卜窖。那一年我十三岁，两个妹妹一个三岁，一个六岁 ，父亲工作忙，母亲家务多 ，挖萝卜窖的任务自然落到我头上。萝卜窖两米多深，口小底大。暑假里挖了一个星期才挖成。白菜的储藏要到秋天霜降以后，在院子里挖一尺多深，两米见方的坑，把白菜根朝下挨个排好，上面盖上一层苇席和草垫，再用土盖一层，防止白菜受冻。最费功夫的是做酸菜，晋南人叫藿菜。我们家每年冬天要做一大缸。先把芥菜洗净擦成丝，芥菜叶子切成段，放一块石头在缸里压实在了，再把温开水浇进去，用石板盖密封起来，二十天左右就可食用。整个冬天，吃的就是这三种菜。不止我们家，家家户户都这样。秋天收红薯的季节，我利用星期天就到坡上收过红薯的地里，去挖剩下的红薯，每年也能挖几十斤。

​ 那年头，困难是困难，好在勉强可以裹腹，不至于饿肚子。况且，上至县委书记下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所以，社会秩序稳定，百姓人心不乱。小偷小摸间或有之，拦路抢劫绝无听说。遇到在体育场开大会，自行车密密麻麻停了一大片，有的锁，有的不锁 ，没有丢失的。县里也有大工程 ，如修建汾河大桥，维修南贾水库，不用招标 ，都是由国营建筑工程公司建设。没有贪污的机会，没有行贿的必要。除了有个副县长因为男女关系给了党内警告处分，没有听说县委和政府大院有其他领导犯错误。

​ 白菜是北方地区冬天的菜王，城市越大，白菜越重要。北京市政府就有个机构，叫做白菜办公室。一到秋天就到山东，河北等省调运白菜，铁道部为此也专门成立白菜调运办公室。一直到九十年代 ，市场完全放开，北京市的白菜办公室才撤销。

​ 晨起，画了副白菜图斗方，是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东虎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祖上大概也没有出过什么大官。他个子不高，几十年没有见他有胖过的时候，话也不多，每次与我见面，总是我说得多，他说得少。他喜欢笑眯眯地听我讲故事。

我认识东虎大概是在1983年前后，那时他在一个镇办煤矿工作，见到他，似乎能嗅到一股煤的味道。冬虎人精明，做事情要想到好几步，东虎所在的煤矿办得红红火火。大凡有点本事的人，总是不甘心老寄人篱下。煤矿收入虽然不错，毕竟不是自己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镇领导到调整，东虎离开了煤矿，自己干上了。他弄了一个化工厂，生产一种叫“滤料”的产品，据说还是出口产品，效益还可以。我很为东虎高兴，经常路过的时候，吃顿饭，聊聊天，倒也帮不上忙。

​ 又过了几年，东虎的化工厂子出了点问题，据说是因为污染。那时，我正在晚报当总编，派了个叫田九星的记者去看了看。田九星回来说，污染确实有，产品也确实好。我说，能不能治理后继续生产？田九星说不知道处理结果。结果是，东虎不得已关闭了厂子，远走他乡谋生去了。好多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 2005年夏天，我到云梦山度假，意外的在山上遇到了东虎。他还是老样子，没有觉得有什么大变化。问起当年事情，他平静地说，都过去了。现在在西安搞了一个蜂蜜酒厂，勉强度日糊口而已。说着从汽车里搬出一箱蜂蜜酒给我。我说，在外搞企业不容易，多加小心。此后又是几年没见面。

​ 我退休以后，客居晋城。2010年秋天，有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东虎的化工厂前几年搬到河南博爱，大前天上市了。我说，不可能，村里人都说，东虎每次回家自己开着一辆破旧“普桑”，衣服也是皱巴巴的，大概日子过得很艰难。不知在外边混得怎么样？怎么可能上市呢？随后我上网一查，发现前天河南博爱新上市了一家公司，公司资料显示，东虎是最大的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那一晚，我失眠了，想了很多。半夜爬起来，给山西日报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政绩在河南 教训在山西》。文章的大意是，关于教训，方方面面都有可以总结的地方。东虎一方有教训固然该汲取，政府监管方呢？农民办企业不容易，有了污染，可以帮助企业去解决污染问题。如果能够像博爱县那样，山西不是又多了一家上市公司。刚性执法，简单一关了之，痛快是痛快了，却把一个本该是山西的上市公司，“痛快”给河南了，不该有教训吗？当天，我把文章发回报社，同时给东虎打了一个电话，一是祝贺，二是告诉他我写了这篇东西。

谁知东虎闻说之后，大惊失色，连连说，使不得，使不得，老哥快点撤回文章。我说为何？东虎说，见面细说。当天晚上，东虎急忙从河南博爱赶回来。饭桌上，东虎说，当年最困难的时候，博爱县收留了我的化工厂，帮忙贷款给土地，解决了污染问题 ，救活了我们公司。经过七年发展 ，现在公司是上市了，同行业里，国内数第一，世界排第三。上市第三天股价就翻了一番。如果不关了原来的厂子，也就没有今天。都是政府帮忙，哪里政府都帮忙，政府好，党的政策好。我们一家老小祖祖辈辈都山西住，作为山西人，不能给山西脸上抹灰。你怎么写我管不了，不要拿我说事。我知道，他的话是真诚的，但在这一连串的颂词中，难道不包含着他十年来所有的辛酸和苦恼。我说，写这篇文章不是给山西脸上抹灰，而是帮助政府吸取教训，科学决策。东虎态度很坚决，就是不让发表。

​ 我望着东虎，他比过去更加瘦弱了。公司上市，固然标志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同时也意味着承担了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有些上市公司的老总，谱儿摆得很大，出门动辄就是车队和保安随行。而东虎还是自己开着旧“普桑”车来见我。我只好表面答应撤回那篇文章。其实，我心里想，说不定不用我撤，那篇文章由于有一点火药味，根本就发不了。

​ 几天后，报社夜班一位编辑打电话告我说，你写的评论员文章本来已经排出大样，送审时被撤掉了。

​ 也好，这原本是东虎的愿望。

1966年12月，一个风雪的下午，15个中学生站在襄汾中学大门口的毛主席像前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到社会大课堂中经风雨见世面。此后，这15个中学生就冒着漫天大雪，踏上了长征之路。起点：襄汾中学，终点：井冈山，韶山。

自从这一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学校就乱套了。我是这一年10月下旬离开学校到北京串联的。因为这年秋天时我还被限制在学校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形势不利于工作组了，但是我们要求外出串联，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卢建清就是不给开介绍信。卢建清是高九班学生，父亲是烈士。无奈之下，我只好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学生，趁着夜色，撬开办公室的抽屉，自己给自己开了介绍信。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我上了观礼台，见到了毛主席。此后，我一路南下，到上海，南京，长沙，广州，转了一大圈，可算开了眼界。回到襄汾一看，这里的“革命”形势依然死气沉沉，于是就开始折腾，成立了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我写了宣言书，题目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表达了与走资派斗争到底的决心。我拿着宣言书到县印刷厂以井冈山兵团的名义要求印成传单，厂长居然照办。有个村庄两派群众打架，政府已经瘫痪，县里没人敢管，农民请求我们井冈山兵团派人下乡处理问题。连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也变得和颜悦色。那时，我觉得革命真好。为了“革命”的彻底，我们井冈山兵团派人把县委和政府的公章都收回来。装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里，走到哪里，背到哪里。而且我们正在联系几个工厂的工人群众组织，准备接管县委的权力。

​ 学生就是学生，没有长性，也没有经验。《人民日报》一篇“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说的是大连海运学院学生步行进京的事情。从小对红军长征就充满憧憬，觉得那肯定是非常浪漫的事情。你想，我怎么能够放弃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至于本地的“革命”嘛，我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以我们高十一班同学为主，吸收了几个能歌善舞的初中女生，组建了长征小分队。按照红军的政治任务设计行程，每天上午行军，下午搞社会调查，晚上为工农兵演出。被我游说的学生都激情澎湃，豪情万丈。经过筛选，5个女生10个男生组成了长征小分队。接下来就是印制队旗，排练节目，准备行囊。

​ 母亲流着眼泪，舍不得儿子远行。父亲却坚决支持我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把他珍藏的八路军军服，军帽和裹腿，找出来给我，还嘱咐我每天泡脚。很多年后，父亲才说，怕我留在县城闹事。

​ 出发那天，下着雪，远山近岭都笼罩在雪雾里。遥望南天云路遥，侪辈不怕远征难。宣誓后，我们唱着“长征组歌”，戴着红卫兵袖章，举着红旗，踏上了漫漫征程。中原，荆楚和潇湘的山水间，曾经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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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6月下旬，吕梁山下，临汾地区西郭煤矿。

枪声停了，雨也停了，偌大的煤矿，除了一伙拿枪人急促的脚步声，四周一片寂静。就在这天中午，通往煤矿的大路上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的人全副武装，随后就把矿长老王头控制起来，枪声不停地响。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无奈地躲在窑洞里。

我原本是坑下回采面的采煤工，因为在一次队里联欢时用二胡独奏了一曲《赛马》，又在宣传队显摆了一回手风琴 ，被调到煤矿宣传队。又因为学“毛选”心得发言稿写得好，又被调到煤矿政工科。当然能从坑下调到坑上，不排除与矿长老王头有关，老王头是我娘在太岳区文工团时的同事。老王头演二诸葛，我娘演三仙姑。

办公室已经被搜查过两遍，流弹打穿了我的二胡，我很心疼。这伙人要老王头把矿民兵连的武器交出来，老王头点头哈腰和他们周旋。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刘依是个开朗的女孩，她跑来说，老王头让大家分散撤离，天一黑就走，要我提前收拾。其实没有什么可收拾的，就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挎包，那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挎包了。老王头给了我二百元，说如果能够顺利离开，把一百元捎到他在赵康的家里，一百元给了我娘。为了安全起见，我把钱塞在回力球鞋里，在球鞋外面涂了许多泥巴，用绳子一捆，提溜在手中。本来计划大家一起逃亡，由于四面都有岗哨，只好分别走，说好在刘村渡口集中。刘依一直和我在一起，她好像从来不知道危险，动不动就笑。离我们几十米就有人，我们潜伏在草丛里，她还用茅草挠我的耳朵。

夏天的夜是美好的。星星在神秘的夜空闪烁，不知名的虫子在草丛中唧哝，涧水哗啦啦地流淌，似乎可以听到雨后庄稼在拔节。如果没有“武斗”，这应该是一个静谧的夏夜。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总算来到汾河刘村渡口。河对面远处是临汾城，没有灯光，黑黝黝的城墙影子贴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渡口已经被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几百人列队而立，扛着枪和子弹袋。我和刘依趴在河边的草丛中，虽然不时有蚊虫叮咬，却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有个人站在队列前讲话，听不清说什么。讲完话，队伍在夜色中悄然上船渡河。

​ 那时的情况是，从5月中旬以来，126派几千人在野战军支持下守卫着临汾城，口号是“打到黄河边，解放全晋南”。而318派几万人在军分区支持下包围着临汾城，口号是“打进临汾城，消灭害人虫”。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战斗”。318派一米长的土炮弹不时会落到城里。有一枚土炮弹没有炸，戳在县委门口一个月，没人敢靠近。看来今晚将有一场恶仗要打了。大约三四点左右，河对岸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断断续续不停。我们也不敢进城。一直到下午，只听轰的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枪声渐渐停下来了。

​ 过后，据曾经亲自参战的人向我描述了当时的过程:318派有几百多人从临汾师范学校杂草丛生的排水道钻进城里，被守城者发现，双方开始交战。突袭者占领了临汾地委大楼，随即被城内武装包围。双方激战了一上午，依然无法攻占地委大楼。于是，126派从动力厂开来一辆推土机，四面临时焊接防弹钢板，才接近大楼，炸了五层地委大楼的楼梯部分。大楼内的人才停止抵抗，少部分逃进地委隔壁军区大院，大部分当了“俘虏”。318派偷袭不成，伤亡惨重。

​ 我与刘依是下午六点以后从西门进的城，有岗哨检查是否带有武器，听口音像是夏县人 ，我用夏县话套近乎，混进城里。进城以后，刘依说，她父母是318观点，躲回运城老家了，家里只有她十五岁的弟弟，腿有点残疾，先到她家躲一躲。刘依家在鼓楼北大街外贸宿舍。

空气中弥漫火药味，不时有“俘虏”从大街上被押过。 大街两旁，花依然红，树依然绿，草依然青。

刘依，几十年不见，你在哪里？还跳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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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扶疏先生二七忌日，读其子柏凌装之文，感慨系之，先生通国学，知礼让，其儒雅风范为我辈做人之楷模。做七律一首，悼念先生。

饮茶青莲望月堂，

挥毫龙门诗百行。

一以贯之仁与礼，

不二法门圣和王。

落叶归根平生愿，

执绋儿孙哭断肠。

立冬时节黄叶地，

与君同唱蒲州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