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之甍》札记

韦明铧

后排左三为日本演员大门正明，鉴真和尚扮演者；

后排右三为扬州文化部门负责人，剧作家韦人

本文发表于《鉴真佛教教育论坛》二〇二三年总十九期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最近，著名烹饪专家王镇先生送我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勾起了一段关于鉴真电影的往事。事情虽然过去四十多年，那些细节他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这部电影叫做《天平之甍》，是反映的鉴真东渡故事，由日本方面编剧、扮演和摄制。电影拍摄的重要地点之一是扬州，时间在1979年7月，正当盛夏时节。扮演鉴真的是日本演员大门正明，高大魁梧，严肃正派，很符合鉴真的形象与气质。

《天平之甍》的天平是日本年号，相当于唐朝开元年间。日本派出第九批遣唐使，随行僧侣中有遇事冷静的普照、热情待人的荣睿。他们的重要任务，是邀请唐朝高僧赴日本传经，最后选中了扬州高僧鉴真。鉴真经历五次失败，直到第六次东渡始获成功。《天平之甍》就是反映的这一壮举，原著井上靖，编剧依田义贤，导演熊井启，主演有大门正明、中村嘉葎雄、高峰三枝子等人。1981年，《天平之甍》获得第四届日本电影学院奖。

王镇先生在送我照片之后，还寄我一份《仿唐扬州官宴菜单》，这是他根据史料精心提炼而成，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用价值。《仿唐扬州官宴菜单》共有菜肴八样：烧菱花青鱼、烤牛里脊串、炒金齑玉脍、煎五花茄夹、酱汁烧河鳗、紫姜煎葛粉、藕花大斩肉、素炒三瓜丝；汤汁一样：文蛤豆腐汤；点心一样：芝麻胡姬饼；主食一样：雕菰米香饭。这是当时扬州官方接待日本遣唐使的菜肴。王先生说，当时他在扬州商业技工学校担任班主任，兼任烹饪专业课，编写过教材，正当年轻有为之际。一天，扬州外办通知他，请他设计两桌菜单，一是为日本《天平之甍》电影剧组在瘦西湖用的仿唐菜点，一是在大明寺扬州官方宴席用的江淮素食。

瘦西湖的一桌菜，用中国传统的方桌和条凳，餐具则是日方自带的唐三彩高足用品。唐代来华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谈到当时扬州“百种饭食，异常弥满”，所以日方希望中方设计出具有唐代扬州风味的菜单。王镇先生的《仿唐扬州官宴菜单》，就是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与日方反复磋商议定的。食材的粗加工由西园厨师王仲海先生负责，具体制作由凫庄厨师杨奉朝先生执掌。宴会厅设在五亭桥东北，目的是表现扬州地方官宴请日本遣唐使的郑重。 

拍摄的那天酷热难当，气温高达39度。但是日方的工作效率颇高，演员化妆、导演说戏，布置道具、安排机位，一切有条不紊。日方导演熊井启不苟言笑，坐在条石凳上，宛如一尊佛。

王镇回忆说，剧中有中方演员配合演出，由当时扬州市文化局负责人韦人负责。家父韦人素喜戏剧，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汗水将他的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他毫不介意。王镇说，当时家父指导中方演员一一上菜，其中——

“烧菱花青鱼”，鱼脊朝上，成半环状，放在唐三彩盘中。鱼身两侧的菱花纹样，按唐代铜镜纹饰制作，既古朴又雅致，既可口又好看。

“烤牛里脊串”，是将里脊肉片腌制后，穿上工艺竹签，外裹猪网油烤成，又香又嫩，为体现西域风情扬州化的力作。

“炒金齑玉脍”，原是隋炀帝巡幸江淮时最爱的一道菜，被誉为“东南第一佳味”。食材是用橙粒炒鲈鱼片，使嫩滑的鲈鱼片飘逸着黄橙的酸甜香气，实是运河饮食文化的产物。

“煎五花茄夹”，将猪五花肉泥揣入茄夹，加以煎烧而成。扬州先人通过长期实践，发现茄子含有微量氨酸，用铁刀切、铁釜烹，易产生氨酸亚铁，菜色变黑，故此菜须用竹刀、陶缶烹制。日本朋友听了，赞叹扬州厨艺已达到精微之处。

“酱汁烧河鳗”，主材河鳗号称“淡水中游动的黄金”，唐代扬州已用海鲜酱烧河鳗段，肉质极为细腻，富含脂肪蛋白质。海鲜酱紧黏鱼皮，使其色泽油亮，味道甘醇。

“紫姜煎葛粉”，系唐代江淮道家流行的菜。葛根有益阳驱邪之功效，将其磨粉，掺入芫荽，用沸水制成膏块，再行煎烧。东晋方士医家葛洪，最崇尚个中之味。

“藕花大斩肉”，将藕刨成瓣状细片，和入盐，挤去水，在清水中漂去淀粉捞起。再与粗粒猪五花肉泥搅拌，加入调味，做成肉圆蒸熟，鲜香润口，为夏日佳肴。

“素炒三瓜丝”，用茭瓜、苦瓜、番瓜切丝，一同爆炒而成。茭瓜是扬州特产，唐宋时扬州端午节又称“菰黍节”，菰即茭瓜，俗称高瓜。此菜将西域来的苦瓜、扶桑来的番瓜，再加上扬州产的茭瓜，殊途同归，体现了淮扬饮食文化的包容性。

“文蛤豆腐汤”，主材文蛤在唐宋时已成贡品，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曾作文蛤诗，袁枚也高度赞赏扬州的文蛤豆腐。

“芝麻胡姬饼”，芝麻来自胡地，加上中土的面粉起酥技术，是为扬州人喜爱的胡饼。

“雕菰米香饭”，雕菰即茭瓜，长成后抽花结穗，产出雕菰米，煮饭极香，后传至日本。

据王镇先生回忆，待全部菜上完，家父已满脸大汗。《天平之甍》剧组在扬州有三个拍摄点，即瓜洲、瘦西湖和平山堂，家父都亲领剧组前往。王镇劝家父保重身体，家父说：“鉴真感动了日本人，也感动了我。”

次日，扬州官方在平山堂明远楼宴请日本主要演职人员，为素食午宴，家父是主要陪同。席间，王镇请家父向日本朋友介绍扬州饮食文化，尤其是大明寺的素食，与镇江金山寺、舟山普陀寺、成都峨眉寺并称中国素食四大流派。日本朋友极感兴趣，点头称是。

王镇说，家父平易幽默，谈笑风生，极富感染力，日本朋友十分敬重他。所以，鉴真的扮演者大门正明先生主动邀请与他及中国演职员在大明寺前合影，留下了宝贵的瞬间。照片由摄影家茅永宽先生拍摄，王镇先生保存至今，又精心复制赠我。行文至此，再次感谢王先生的一片厚意。

天平之甍

天平之甍

《天平之甍》与《苦海沉浮》

我有 《天平之甍》的几种不同版本。 《天平之甍》原是日本作家井上靖所著的历史小说，1957年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后来井上靖访问中国，增添一些内容，2005年由新潮社再版。又由楼适夷译为中文，1963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五章，描写唐朝开元、天宝年间扬州高僧鉴真渡日弘法的故事。作者通过鉴真表现古代中日交流的艰难，鉴真和荣睿、普照等中日僧人的坚强意志和献身精神，同时生动描写了当时中日两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等风貌。

《天平之甍》是井上靖的代表作品，1958年获日本艺术选奖、日本文部大臣奖。《天平之甍》的主要情节，来源于奈良时代日本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福田宏年说，《天平之甍》刻画了超越个人意志和热情的，与自然和时间进行搏斗的形象。在《天平之甍》中，那些日本僧人耗费一生的精力在中国抄写了上千卷经文，并以四艘船载回日本，可是在狂风怒涛中因沉船而使大批经文一卷一卷沉入海中。那样的残酷和虚掷，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彻悟。

井上靖是日本著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日中古代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家，日中友好社会活动家。1907年出生于北海道，作品有《斗牛》《城堡》《楼兰》《敦煌》《孔子》等。

小说《天平之甍》后来由日本剧作家依田义贤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1980年由熊井启担任导演，在扬州等地拍摄。剧情略谓天平五年（733）春，日本为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从先进的唐朝得到补益，派出第九批遣唐使，由多治比广成率领，五六百人分乘四艘大船。随行的有普照、荣睿、玄朗和戒融等僧侣。一行人历时九个月，来到唐朝的洛阳。时值春天，辉煌的殿宇与盛开的牡丹交相辉映，使日本僧人非常羡慕。他们的重要任务是邀请一名唐朝高僧赴日弘法，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七年后的一天，他们偶然在云岗石窟结识高僧鉴真的徒弟，并受邀来到扬州大明寺。鉴真时年五十五岁，得知普照等人来意后愿意前往日本。经历五次失败后，鉴真东渡终获成功。而其间，各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片与小说一样，反映了日中交往的千难万险，但结果却令人欣慰。影片在日本和中国分别拍摄完成，这个过程也是中日友好的见证。

电影《天平之甍》的演职员，除导演熊井启外，主演有大门正明、中村嘉葎雄、高峰三枝子、浜田光夫、草野大悟、藤真利子、井川比佐志、沼田曜一、志村乔、汐路章等。其中大门正明先生扮演鉴真。原创音乐武满彻，美术设计木村威夫。1980年1月26日，电影《天平之甍》在日本上映，对白语言为日语。同年评为日本十大卖座影片第九名，次年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此外获奖的还有最佳美术木村威夫等。

在扬州，也有一部话剧，被誉为扬州的《天平之甍》，这就是家父韦人的《苦海沉浮》。2015年5月5日，《扬州晚报》发表长篇报道，题为《四十年前写鉴真东渡剧本现身，被誉扬州的“天平之甍”》。报道说：“最近，四十年前创作的五幕历史话剧《苦海沉浮》重见天日，它被誉为‘扬州的《天平之甍》’，是描写鉴真东渡的文学剧本。而剧本作者，就是我市已故著名戏曲家韦人。”

“用你们的德行和智慧的火把，点亮我心中的明灯吧！这将是什么狂风巨浪也熄灭不了的！”这句话成了家父的墓志铭，也是他在《苦海沉浮》中鉴真大和尚东渡时说的最富有激情的一句台词。这部剧本是父亲六十岁时所创作，他用西方古希腊歌剧的方式，讲述东方高僧东渡的故事，充满诗意和激情，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剧本，被誉为扬州的《天平之甍》。

剧中除了歌颂鉴真东渡“是为法也，何惜命乎”的执著精神和中日友好外，还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勤劳，如为东渡划船的艄公、水手及家属等。他们经历多次失败，甚至失去生命，但在鉴真崇高人格的感染下，发誓“实现大和尚的愿望，冒险到日本去”，一切都变得义无反顾。在狂风巨浪的险恶环境下，鉴真和中国工匠为了心中的梦想，经历九死一生，终于到达彼岸。

父亲为创作剧本《苦海沉浮》，曾到敦煌石窟了解唐代生活。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迎接鉴真像回乡探亲特地创作的。当时父亲带领扬州画家到敦煌石窟了解唐代社会生活场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为他后来在剧本中栩栩如生地描写鉴真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革后期，随着中日关系改善，为配合两国友好宣传，当时扬州行署领导要求编写一部剧本，对鉴真事迹进行系统宣传。于是父亲开始构思。戏剧是讲究冲突的，如果人物只是清一色的僧人，未免失之单调，缺乏戏剧要素，剧中要有生有旦，才有吸引力。《苦海沉浮》剧本设置了女主人公东方琼儿，她是男主人公——扬州著名雕塑匠东方义明的未婚妻，这就解决了戏剧冲突的难题。

《苦海沉浮》剧本完成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反复，没能公开演出，成了作者永远的遗憾。后来这部剧本一直束之高阁，不过当时扬州行署文化部门还是在《戏曲选》中刊登了剧本。本来准备推荐给扬剧团用的，由于一直无人问津，逐渐被淡忘。直到我收拾父亲遗物时，才重新发现这部失传之作。

翻开《苦海沉浮》，剧中人物纷至沓来，除了唐代高僧鉴真、鉴真弟子思托、日本留学僧普照、荣睿外，剧中还创造了鉴真弟子、东方义明之子定海，扬州雕塑匠东方义明和东方义明之妻东方大娘，老药农华元汉，日本遣唐使船舵师川部酒麻吕，日本遣唐使船水手石根，扬州船老大，工匠王五七母亲，以及差官、差役、僧人、工匠、玩灯人、舞蹈女等，众多的人物构成那个时代的群像。

故事共分五场。第一场发生在唐天宝七载(748)春上元佳节，扬州月明桥畔。差官正捉拿日僧酒麻吕，因为听说有两个日本和尚勾结海盗，欲把鉴真大和尚劫走，东方大娘挺身而出保护了他，大娘说：“他不是日本国人，是我的孩子！” 

第二场，沧海渺漫，大船在波峰浪谷中前进。鉴真在风浪中高喊道：“弟子们，工匠们，船工们，我们手挽手肩并肩不要分开。即使葬身海底，我们也可筑成一条通往扶桑的道路，留给后人再走……”

第三场，同年夏秋之交，鉴真一行船破之后困在孤岛——接引岩上。人们疲惫不堪，或坐或卧，有人在晾晒书、佛具等物。鉴真端坐在草席上为荣睿号脉，东方义明凝神注视着一块巨石。

第四场，唐天宝十载(751)端午节，扬州龙兴寺大殿前。殿前僧俗人等来来往往，东方琼儿与工匠们在修造一尊佛像。东方大娘提着饭盒来找琼儿。

第五场，唐天宝十二载(753)秋，快到日本秋凄屋浦之际，鉴真说道：“是啊，快到了。可离开我的祖国，我的故乡却是越来越远了。我仿佛听到蜀冈松涛阵阵，广陵潮水潺潺，大明寺的暮鼓晨钟洪亮悠扬……”

常书鸿先生陪同韦人等扬州客人参观敦煌莫高窟

父亲回忆的敦煌之行

父亲在回忆录《风雨兼程》中，深情回顾了他为鉴真纪念堂壁画不远千里取经敦煌的经过。

1962年纪念鉴真大和尚诞生一千二百周年之际，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完成了鉴真纪念堂设计工作，因十年浩劫未能动工。十年后，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纪念堂的修建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3年工程即将完竣，只剩一项重要工作亟需落实，即按照梁思成的设计方案，纪念堂东西两壁应当制作四幅具有唐风的仿敦煌壁画。为此，扬州市革委会多次写信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恳请派人来扬州指导工作。1973年7月16日，扬州方面接到敦煌复函，信中要求扬州市派一名“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来敦煌，共同商讨有关壁画内容和制作材料等问题。

那时候，父亲虽未结合进领导班子，但他原是文化处领导人，而且1962年曾参与筹备鉴真诞生一千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于是他成为前往敦煌的最适合人选。为了解决所谓“相当级别”的问题，暂时给他恢复了处长头衔。就这样，父亲奉命带领肖斯锐、鞠伏强、朱旭等年轻画家远赴敦煌。他们都没有去过敦煌，但对敦煌石窟向往已久。

当他们历尽艰辛来到敦煌千佛洞，才获悉常书鸿先生文革一开始就被批斗，多次受伤住院，至今仍未解放。常先生现在既不是敦煌研究所所长，也不是革委会成员。有好心人告诫他们，不要在革委会领导面前提常书鸿的名字，否则将不受欢迎，也办不成事。结果他们跟革委会主任谈了几次，主任连鉴真是谁都一无所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常书鸿先生，怎样才能完成扬州交给他们的任务。千里迢迢赴敦煌，很可能空手而归。

一天午后，他们在苹果树林散步，走在一条小道上，家父忽然感到眼前一亮。对面来了一个人，高高的个头，戴一副宽边眼镜，持着手杖，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颇有学者风度。父亲回忆道：“我忽然觉得他就是常书鸿先生，但我身边的青年画家们都不敢相信。我在敦煌画册上多次见过常书鸿照片。我坚信这个人就是我们百计寻找、心仪已久的常先生。我不揣冒昧，上前问了一声：‘请问您是不是常书鸿先生？’常先生非常惊讶，点头称是。”当常先生得知客人来自古城扬州，是为鉴真纪念堂壁画而来敦煌请求支援时，十分兴奋，开口就说：“扬州很了不起，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完成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工程，十分难得。”他似乎觉察到扬州客人的窘境，立即随他们去招待所，询问有何要求。当他得知家父腰部受伤的情况后，立即回家取来伤药。父亲十分感动地接过常先生手中的药丸，立即服下。

常先生邀请扬州客人到他家里作客。父亲知道敦煌供应十分紧张，实在不想叨扰。想不到常先生很不高兴地说：“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就算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是否因为我尚未全部“解放”，你们害怕划不清阶级界限？父亲立即表示：“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东西很难买，我们实在不忍心消耗常先生仅有的一点食品。”常先生说：“你们不用担心。我这次到敦煌来，是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奉周总理之命专门安排我来的。我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待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人家要来敦煌专访我这个出土文物，他们才不得不把我从兰州接过来，临时把我的住处粉刷了一下，放两只旧沙发，铺一块旧地毯，让我会见外籍朋友。韩素音前天刚走，我因留恋自己工作了五十年的千佛洞，还想看看洞窟，所以暂时没有返回兰州。想不到在这里遇到来自千里之外的江浙同乡，岂不是缘份！” 

父亲回忆，常先生的家是低矮的小屋，室内陈设极其简陋，只有一个炕，一张板桌，两个旧沙发，此外一无所有。他们老夫妇的衣服挂在一根竹竿上，衣服上盖着遮挡灰尘的纱布。这不是一间临时安排的屋子，而是常先生多年居住的地方。真难以想象，常先生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小屋里，为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呕心沥血地工作了五十个春秋。就在扬州客人陷入沉思时，常夫人李承仙女士泡来一壶碧螺春茶。据她介绍，茶叶是从家乡杭州捎来的，水是从兰州乘火车用白铁桶运来的。李承仙女士又用天津小站米煮了一锅饭，开了东坡肉和凤尾鱼罐头。常先生还特地从炕下取出一瓶意大利葡萄酒，风趣地说：“法国有个风俗，来了贵客要从床底下取出酒来招待。我这是为韩素音准备的，她不喝酒，现在只好请我的几位江浙大同乡代劳了。”

此后几天，常先生在李承仙夫人的照料下，手持特大电筒，陪同扬州客人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参观敦煌壁画与彩塑，不厌其烦地讲解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使客人大开眼界。常先生的讲解，对于扬州人构思鉴真纪念堂的壁画启发极大。许多佛教故事的表现手法和构图技艺，使扬州人受到感悟，在日后编写壁画创作方案和内容提示时发挥了作用。在谈到壁画制作的具体问题时，常先生认为应当请一位对唐代建筑、车船、家具、服饰等均有较深研究的专家担任顾问，同时要依凭大量的文物资料作为参考，不仅要熟悉唐代中国的文献，还要了解那一时期日本的文献。至于专家人选，常先生建议请段文杰先生参与设计、擘画；如果敦煌方面不同意，可以去北京找工艺美术专家常莎娜。常莎娜是常先生的大女儿，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书鸿先生是务实和守信的谦谦君子，他随即写了一封致常莎娜的信，让她务必支持扬州方面的工作。常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家父，以备日后与他女儿联系。

按照常先生的指点，敦煌研究所领导同意段文杰先生赴扬州协助工作。其实常书鸿先生很想来扬州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但他当时处境困难，无法实现这一愿望。他一直悉心关注扬州鉴真纪念堂的壁画创作。特别是在临别之际，常书鸿先生伉俪特地到招待所，将他珍藏的敦煌写经赠与扬州鉴真纪念馆。

从敦煌归来后，常先生不断寄来资料，并在信中提出建议。段文杰先生除了从敦煌和西安带来大量资料，还专程去上海、南京搜寻资料。凡涉及唐代车马舟楫、屋宇建筑、家具陈设、官民服饰，他都一一绘出图样，供画家们创作时参考。几位青年画家按照既定的方案，精心绘制，一丝不苟，力求体现大唐风采，并且一改再改，不厌其烦。画稿把鉴真六次东渡的艰辛过程和坚强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壁画原样大稿已经完成时，批林批孔开始了，一切努力功败垂成。

1977年，在父亲的建议下，常书鸿先生和李承仙夫人应邀来扬州参观。父亲陪他们看了鉴真纪念堂的四幅不伦不类的风景画。他们沉默良久，暗自叹息。常书鸿先生离开扬州前，想到一个补救的措施。他建议，由他和他的夫人在纪念堂两侧的走廊重新绘制反映鉴真东渡的壁画。他曾向赵朴初先生汇报这一想法，得到了朴老的首肯。可惜这一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晚年的父亲仍深深怀念敦煌之行。“在劫火燃烧的年代，我结识了常书鸿先生，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常先生让我在冰雪严寒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在黑白颠倒、鬼蜮昼行的世界里看到了理性的光辉和知识的力量，在怅惘和失落中体会到一种高洁的、真诚的人生境界。”《风雨兼程》这样写道。

常书鸿先生

常书鸿墨迹

常书鸿的两封亲笔信

在父亲的遗物中，我看到常书鸿先生亲笔书写的两份文字。因为事关鉴真和尚，特作详细介绍。

第一件是1973年8月21日常先生写的一份说明。家父一行将要离开敦煌时，常书鸿先生与李承仙女士特地来到招待所，将一件珍贵文物亲手交给他们，嘱托转赠鉴真纪念堂。那是常先生几十年前以数百银元在重庆街头购买的敦煌藏经洞遗物——唐宪宗六年(668)十一月二十三日佛弟子阴智桠亲笔书写的法华经残卷。这部唐人写经是常先生被抄家后，敦煌研究所发还给他的第一件文物。在赠送唐人写经的同时，常先生郑重地用宣纸写了一段说明，抄录于下：

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

扬州市革命委员会委派韦人、鞠福祥、朱旭、萧斯锐同志一行，为筹建鉴真纪念堂，不远千里自扬州来敦煌千佛洞，与我所研究合作纪念堂壁画制作问题，得以把晤。我们从鉴真和尚往事，纵谈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自去年秋天日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应周总理的邀请到中国访问，毛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两国总理和外长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是有着传统深厚友谊的。我们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间，曾经为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访问过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热忱的接待。在访问期间，到过京都的东大寺和招提寺，亲眼看到鉴真大和尚在那里兴修的寺院，和当时他为日本和尚剃度的戒坛，并亲耳听到日本朋友热情洋溢地介绍鉴真大师如何六次东渡扶桑，不畏艰险的动人事迹，因而得到日本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日本朋友并说，这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最好见证，

通过我们对日本的访问，对鉴真大和尚事迹的了解，更增进了对鉴真和尚的爱念。今天，能在敦煌会见为了鉴真纪念堂的建设不辞辛劳、千里奔波的韦人同志等一行，使我不由想到唐僧取经的故事。为了纪念鉴真和尚，兹将我们自己购藏了多年的唐总章六年（公元六六八年）十一月廿三日佛弟子阴智桠写的法华经残经一轴，捐献给即将落成的鉴真大和尚纪念堂，用志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常书鸿（章） 李承仙（章）

于敦煌文物研究所

一九七三年八月廿一日

常先生夫妇慎重地在他们姓名后面一一钤印。家父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代表扬州鉴真纪念堂双手接过这一旷世奇珍。在旅途中他一直把它放在身边，回到扬州以后将它放入专门用楠木制成的盒子里，交给扬州博物馆珍藏。

第二件是1977年6月4日常书鸿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一封长信。信的中心话题是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的建设与完善，其中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此信寄自北京市海淀区福元门85号。现将常书鸿先生的信摘抄如下：

韦人同志：

离开扬州已一个多月了，但扬州的风味和同志们对我们盛情的款待，实在使我们梦寐难忘！让我们再一次向你，并通过你对扬州的所有接待我们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离开扬州后，又去上海、杭州故乡看看一些文化界的老战友和一些年老的亲戚，和他们已成长的小孩，故乡的湖光山色，旧貌新颜。

从南方回北京后，我即将扬州鉴真纪念堂现状向中央文物局、对外文委及有关宗教事务的负责同志反映。因为我在扬州拍摄的照片没有买到晒相放大纸，没有能及时配合。但他们都很理解，理解当时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情况下使工作不能按照应该有的要求实施，委曲求全的苦衷。赵朴初同志还很谦虚的把责任承担起来，如对于纪念堂壁画内容等，都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日本友人要求把鉴真真身请来纪念堂之举的婉言谢绝，也是迫于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峻现状，当时赵朴老就陷于被动。我们在会见林林同志时，林林同志说：这个设想是中岛健藏代表日方宗教界人士提出来的。赵朴老无法表态，还是林林开门见山的对中岛说，在当时批林批孔的严重情况下，不能再强调宗教活动的实情，中岛才同意作罢。赵朴老和我及李承仙同志说：“当时如果要举行这一仪式，我唱《空城计》，连左右琴童都没有。一个人唱这个戏，唱不成呀！所以只有把这一日本友人提出的好意推辞了！……鉴真和尚纪念堂的工作，今后还要修改它。纪念堂没有做好是我（朴老自称）的责任，你们这次代替我做了工作，我很感谢。碑上的字，因为碑石风化，我应该重写再刻。”但是，他现在体力已不如前，如能拓印一张给他，由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填写改正后，再刻，那就快了。最后我们还谈到经费问题。他说地方上的经费有限，此事关键在于把鉴真和尚纪念堂宣布为国家文物局重点保护单位。这样可以做一个几年计划，确定每年增修经费，慢慢在现有基础上修改完善，就有把握了。这倒是根本问题。上月中旬我和承仙去云冈石窟（大同市-山西）参观，云冈石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74年在周总理批准专款，把大同市区全部佛寺进行修建。那里从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博物馆一直到应县大木塔，都在大兴土木，进行大规模的修理，真是一善为兴旺的关系。我们也把这事和赵朴老讲了，他说“关键就在中央拨专款”。

前几天，我们专门到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同志说，鉴真纪念堂已列入第二批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已定的方案，因为批林批孔和四人帮的干扰，就没有最后宣布。承仙同志为此事，前天又专门去局长办公室主任金凤同志那里去落实，并问：“是否还需要报一回？”金凤同志说用不着由扬州再报了，今年可能会宣布的。

关于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交流工作经验问题，我们上周已去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副主任林林那里探询，林说：“此事日本友人是十分愿意的。我看有机会时，再向上面反映。为了做好鉴真和尚纪念馆的工作，可由扬州选派有关人员组织参观。”

对于纪念堂壁画内容问题，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已把日本的那几幅反映鉴真和尚不畏艰险，六次渡日的壁画都临摹展览出来了。我把这事和赵朴老说，他也说，我们太没有“灭四帮”的顶劲了。但那时候，江青一伙实在太猖獗了，也怪我们胆子太小。我还把我们设想的在围廊中画纪念鉴真和尚事迹的设想告诉赵朴老，他说当然可以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以为现在要争取的：①宣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②争取修理专款，在此期间应该争取要王冶秋同志去扬州看看（他现在不便说，身体也不好，一般不出外活动）；③要学习山西省对文物的干劲，附去1973年山西省文管会交由文物出版社印刷出版的佛像图片（那是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情况下做的）。

我因为为外文出版社和《人民中国》写文章，可能要六月底才回兰州。有什么事望来信。

匆此，祝

同志们好！

常书鸿 李承仙

1977.6.4

信中提到几位人物。其中，赵朴初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社会活动家。李承仙是敦煌艺术研究者，常书鸿先生夫人。林林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冶秋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岛健藏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任理事长。

受鉴真精神和《天平之甍》、《苦海沉浮》的影响，我也曾有幸策划撰写《鉴真》纪念邮册的文案，2010年11月由中国集邮总公司正式发行。我有《题鉴真大师坐像回乡》诗云：

曾闻精卫敢填海，还羡女娲能补天。

为渡苍生拼一命，只将道义担双肩。

2023年3月29日晚于邗上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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