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见证文明，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古代中国

龐龐的旅行日记

　　众多国家级的文物一一呈现在眼前是怎样一种体验？小时候历史课本里讲的知识都真实的出现在面前是怎样一种震撼？

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古代中国陈列，带着我从历史深处出发，沿着时间的脉络，穿越古代中国，见证文明伊始。“古代中国陈列”以王朝更迭为主要脉络，将过往历史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对外交流等方面展现了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

　　接下来，带着大家沉浸式体验这些“好东西”😆

　　“鹰形陶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

由泥质黑陶制成，鹰嘴部弯曲成锐利的钩状。鹰形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双腿与尾翼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形体巧妙地融为一体，它既是巫术活动中的敬神礼器，也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陶塑艺术珍品。

　　“涡纹彩陶罐”是马家窑文化中期彩陶的一个杰出代表，其纹饰瑰丽，是马家窑文化的典型器物，有“彩陶之王”的美誉。

罐腹部硕大，造型周正，器壁厚薄均匀。为了便于提拿，在腹部还塑有两耳。罐身用黑彩绘出四个大漩涡纹和八个小漩涡纹，下面还彩绘一圈粗大的水波纹。从罐的口、肩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彩陶罐的全部纹饰，这是一幅表现当时人类与水密切相关的图案。

　　“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代表作之一。

　　“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似闭目状。鼻梁挺直，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

　　“筒形陶器”屈家岭文化。

　　“玉龙”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被誉为“三星塔拉红山文化玉龙”，也称为“中华第一龙”。

　　“裸体浮雕彩陶壶”属于马家窑文化。

彩陶壶为泥质红陶，小口鼓腹，口沿外翻。鼓腹两侧靠下部位，各有一只环耳。器身靠上位置，有一个堆塑的裸体全身人像，五官具备，并涂以黑彩。除了浮雕人像，还有黑彩图案。人像大腿两侧有蛙纹，人像相对一侧也是蛙纹。人像左右两侧则是圆圈纹和网纹。

彩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上面堆塑的裸体人像，是彩陶器上首次发现这种浮雕人体全身像。不过，对于这个浮雕裸体人像的性别，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男子，有人认为是女子，还有人认为是男女合体。

　　“船形彩陶壶”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

泥质红陶， 口部呈杯状，器身横置，上部两端突尖，颇像一只小船。在两侧的腹部，各用黑彩绘出一张鱼网状的图案，渔网挂在船边，似正撒网捕鱼，又像小船刚刚捕鱼回来，在晾晒鱼网。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

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鱼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鱼网捕鱼。

　　“镂雕旋纹象牙梳”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物品。

这件象牙梳略呈长方形，上端钻3个圆孔，边缘还刻有沟槽，似为镶嵌之用。主体部分镂雕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旋纹图案，并内填“T”形花纹。下端共有17个细密的梳齿。象牙梳造型美观，工艺精致，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

　　“骨笛”在1987年，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了16只完整的骨笛，该笛是用鹤类长骨制成，一般长20多厘米，直径一厘米左右。有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的之分。形制固定，制作规范、精美，多为7孔，且分布均匀。个别笛子在主音旁有调节孔，有的尚留有制作时的设计刻痕。其中最完整的一支长22厘米，7孔，磨制精细，保存完好，在第六孔与第七之间靠近第七孔处穿一个调音，为竖笛，经测音可发出声音阶，调音孔可以发两变音。

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同时它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它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后母戊鼎”，是商后期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享有“青铜之王”、“镇国之宝”美誉，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大鼎用多块陶范浇铸而成，空心鼎耳和鼎身为分别铸造再铸接在一起的，在塑造泥模、翻利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二三百人密切协作是不能铸造成功的。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大盂鼎”是迄今所见最大的西周有铭青铜器。

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计291字，盛赞文武二王的功德，讲述周人的立国经验，记录殷商纵酒无度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是研究周代分封制与册命制度的重要史料。大盂鼎金文，摆脱了商代文字象形性和结构上的随意性，纵向笔画，强调排布整齐、字形均一，可谓上承甲骨文，下及秦篆、隶书，为后世的汉唐书迹排列奠定了基础。

　　“夔纹弓形器”极其精美，镶嵌有绿松石，商王武丁妇好墓出土。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鸮尊为酒器，属鸟兽形尊，即俗称的"牺尊"。

妇好鸮尊可谓商后期青铜器造型艺术的鸿篇巨制。整器外形呈站立的猛鸮，下垂的鸮尾在构思上匠心独具，形成与双足平衡的三点，功能与审美二者兼备。经过商前期的技术探索，商后期的青铜器铸造无论在冶铸工艺还是在纹样制作工艺方面，均有巨大飞跃。分铸技术臻于完善，这成就了鸮尊上歧冠高耸一类气势摔阖的附件装饰。鸮尊的纹样制作工艺采用了地纹繁复、主纹鲜明、主纹上辅纹勾勒细腻的"三层花"技艺，为其本就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造型艺术锦上添花。

　　“后母辛青铜觥”商王武丁时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其具有椭圆形腹，圈足或四足，前有短流后有鋬，皆有兽首形盖几点基本特征。青铜觥流行于商后期至西周早期，因构思取材各不相同，造型艺术个性极强、故均十分珍异。

后母辛青铜觥因器底与盖内铸铭文"后母辛"而得名，是妇好墓出土的珍贵青铜器之一。后母辛青铜觥似以牛作为造型构思的取材，但兽首有二卷角，后足为鸟足，腹后装饰有双翅为主纹，仍为想象中的瑞兽。

　　“玉龙”是从妇好墓中出土的。

玉龙高5.6厘米，长8.1厘米，是用一块有着褐色沁斑的墨绿古玉雕凿而成的。龙首微昂，双角后伏，眼珠突起，鼻部微凸，张口露齿；“臣”字形眼，背脊呈锯齿状，尾内卷, 两足前伸，各有四趾。龙的尾部在身体右侧盘曲，身、尾饰双线阴勾菱形纹、鳞纹。

　　“卜骨”是占卜所用的动物骨块，商周卜骨的特征是有一些钻洞。据悉，中国共有二十四个地点出土过卜骨，最早的可靠卜骨发现于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最晚的发现于西周中期，出土最多的是在殷墟。

“"盠"青铜驹尊”西周中期，执驹之礼见于《周礼．夏官·校人》的记载，是小马二岁离开母马而升入王闲为服马时，初系马具所行之礼。西周时期注重马政，因此执驹礼由天子亲自参加。

这件驹形青铜尊胸、盖部，分别铸有铭文，记述甲申日周王在斥地举行执驹礼，期间赏赐作器者蠡两匹马驹。盠为感谢王恩，铸制这件驹尊告知先祖并以为纪念。

　　“四羊方尊”是商代晚期的一件青铜礼器，是商代方尊中现存最大的一件，其造型独特和工艺精美而堪称国宝。

四羊方尊是商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所制造的一件青铜礼器，是他用来祭祀天地神灵的。这件方尊造型奇特，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个器物通体饰繁缛的凤鸟纹、兽面纹、蕉叶纹和云雷纹，纹饰精美。这件方尊用块范法浇铸而成，技艺高超，无与伦比。

四羊方尊发现于湖南长沙宁乡县，时值1938年，正是抗战爆发之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件顶级国宝曾历经坎坷，甚至被日军的飞机炸成碎片，后来又被作为垃圾存放在仓库里长达十几年，直到建国后在周总理亲自过问下才重新被找到，又安排顶级文物修复专家完成修复，最终恢复如初，完美再现。

　　“青铜面具”是一种古代假面。我国多处地方都有出土，形状各异。其中，主要分为殷商青铜面具和三星堆面具。

　　“青铜人首”三星堆出土，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首数量较多，面貌特征均一致，为方脸，窄颐、菱形眼、蒜头鼻、傅大。

这些青铜人首可能是宗庙中的祭主头部，即被祭祀先人的塑像头部，这批青铜人首中，有金面具，显得华美异常，彰显出高贵的地位。从发型，发饰的角度观察，这批育铜人首还可发和笄发两大类，暗示了这一时期三星堆人的族属构成较为复杂。

这件青铜人首的面都未覆有金面具，脑后有一条麻花辫，属于辫发族群。

　　“青铜面具”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

面像呈方脸、宽颐、臣字形眼，脸型与同时出土的其他人面具或头像相近，但双耳巨大、瞳孔纵出，额上有一条纵起的额饰，显然是古蜀人在人面具基础上所做的艺术升华，是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

　　“王子午鼎”是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下寺楚墓中出土的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造型装饰艺术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王子午鼎。

鼎通高76厘米，口径66厘米，侈口、束腰、鼓腹、平底、三蹄形足，口沿上有两外侈的长方形耳，旁边攀附6条龙形兽，腹部满浮雕的攀龙和窃曲、弦纹。内腹及底和盖内均铸有相同的铭文。

王子午鼎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的兄弟、曾任楚国令伊（宰相）之职的王子午（又名子庾）的器物，中有确切的人名与地名。王子午鼎成为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

　　“青铜盏”为盛饭器。

此件铜盏敛口，颈微束，腹微鼓，腹侧有环耳，圜底、三足。盖正中有平环形捉手，铜盏盖上有握手和4个环钮，器身上有2兽耳和2环耳，下有三足。盏盖平环形捉手由八组对称的蟠螭纹盘绕而成，螭首或向上或向下盘绕，螭身卷曲盘绕，螭尾接于器盖。捉手外有绹索纹、蟠虺纹和蟠螭纹所组成的纹饰两周。盖肩有竖环形钮四个，盖沿饰锯齿纹一周，沿下饰附兽首状边卡三个。器身饰绹索纹、蟠虺纹带各二周及锯齿纹一周。器腹饰对称圆环形耳和龙首耳各一对。龙首环耳由两对蟠螭纹卷曲而成。三足由多组螭纹卷曲盘绕而成兽首状。盏盖握手与器下三足镂空，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致。

　　“吴王夫差”青铜鉴，高44.8厘米，口径76.5厘米,重60千克，相传出土于河南省辉县琉璃阁。

“鉴”的本义是指以水照容，商代晚期甲骨文“监”字（鉴、监通假）的字形就是一个人跪在水盆前对着水面照容，借鉴、鉴定等涵义均由这一意义引申而来。这种盛水的大盆在古代也称为鉴，有陶鉴、铜鉴之分，用途包括照面、沐浴、冰镇食物等。

铜鉴主要流行于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形体大、耗铜多，是高级贵族才有实力铸造、使用的青铜重器，存世稀少、弥足珍贵。

　　1.青铜剑；

2.“吴王夫差”青铜剑，这件剑身中间隆脊有棱，近潭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琳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是用青铜铸造，但是在不同的部位会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有9把，它们的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

3.“吴王光”青铜剑，系春秋后期，剑茎短，长锷。剑首圆形，茎圆柱形，中间两条凸棱，脊断面菱形。剑格两面有兽面纹。剑身两侧饰火焰纹。近剑格处有铭文，自己剥蚀，大体可辨为两行八字：“攻吴王光 自作用剑”。

　　“朱绘兽耳陶壶”为战国时期燕国的盛酒器。

此壶为泥质灰陶，陶胎呈深灰色，平盖，颈部四周有对称兽耳和兽面衔环铺首各一对，从颈到腹为上方下圆形式，器身贴格状宽带成四开光，朱绘云纹和变形蟠螭纹，造型优美，是战国陶器的珍品。

　　“青铜编钟”信阳编钟在河南长台关出土。专家发现这组编钟不仅音质准确，而且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一钟双音。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卫星向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正是由这组来自战国的楚编钟演奏的。来自两千年前的钟声，也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播曲，在清晨唤醒着人们。

　　“石编磬”也是常见的成组打击乐器。磬面光滑，大小厚薄有序，越大越薄者音越低，反之音越高。音域宽广，可演奏多种乐曲。

　　“嵌贝鹿形青铜镇”西汉，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镇放在席子的四角，用来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

　　“石天禄”出土于河南洛阳西郊，颈背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表明是缑氏（今河南偃师 ）蒿聚村工匠成奴作所作。天禄辟邪是东汉时期立于墓前的神兽，常与辟邪配对。

　　“石骑马人”东汉时期文物，这件彩绘石骑马人，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僮仆戴黑色平巾帻，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椭圆形酒椑，右手提鱼两尾，作欣欣然沽酒买鱼归来之状，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又生动传神，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

　　“击鼓说唱陶俑”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为东汉明器。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高56厘米，以泥质灰陶制成，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陶俑头戴帻，左臂下挟一圆形扁鼓，右臂平直，手执鼓槌欲击，两臂戴有璎络珠饰。陶俑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身屈，蹲坐在地面上，赤足，右腿扬起，脚掌向上，张口，露齿，眯缝双眼，露出活泼诙谐憨厚之态，动作夸张，活现一俳优正在说唱的形象。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被称为“汉代第一俑”，是一件富有浓厚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文物。

　　“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傈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西汉，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约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青瓷龙柄鸡首壶”南朝，浙江黄岩秀岭出土。

　　“陶马”北朝，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

马在游牧民族具有特殊地位，北朝墓葬的陶马较为普遍。此陶马比例准确，生动表现出马匹矫健有力的雄姿。

　　“陶骆驼”北齐，山西太原矿坡出土。

骆驼背上驮有鞍架，铺有长毯，毯上有货袋，表现了骆驼用以载物的用途。雕塑者以写实的风格塑造出骆驼的健壮体魄和怡然自得的神情，是北朝雕塑的佳作。

　　“昭陵六骏”一段不可不说的故事。

昭陵六骏是指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昭陵六骏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是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珍品。

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每战必乘骏马冲锋陷阵。在两军对垒中，他常亲率精骑冲击敌方战阵，每每穿阵而过，谓之“贯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世民是在马上得的天下。“六骏”原型，是唐太宗李世民在618年至622年五年间转战南北时所乘过的六匹战马，它们都曾伴随李世民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白居易诗中曾云：“太宗旨在振王业，王业艰辛告子孙”，为了告诫子孙创业的艰辛，同时也对与他相依为命的六匹骏马的怀念，李世民在贞观十年（636年）兴建昭陵时下诏，将“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六骏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骠”、“青骓”、“飒露紫”。

“昭陵六骏”是中国雕刻史上的瑰宝，一方面因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它是唐代石刻中少有的现实题材作品。20世纪初，鲁迅在西安讲学谈到“昭陵六骏”时说：“汉人墓前石兽多半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是前无古人。”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也称为唐代骑驼乐舞三彩俑，唐代陶器，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驼身为白釉色，颈部、前腿上部、尾部涂黄色。驼首高扬，站立在长方形托板上，驼峰上放置着一条花毯。在骆驼背上，塑有5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左面一人弹奏琵琶、一人吹觱篥，右面两人击鼓，四人戴着襆头，身着翻领半袖大衣，脚蹬皮靴。站立在四人中间的是一人髯须浓密、眼睛圆睁、穿翻领绿袍的胡俑，右手前抬，右臂舞袖低垂，嘴正张开，似在合乐而舞并伴以歌唱。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后梁，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

这件彩绘武士像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雕刻而成。武士身着唐代著名的明光铠，头顶风翅盔，脚踏牛形怪兽，双手扶剑，剑尖直指怪兽口衔的荷花，肩头上凤鸟含珠，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两宋之先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鎏金青铜衔环铺首”十国.前蜀，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铺首是中国传统建筑门饰，通常以铜、铁做成圆形底盘，上置门环，用来启闭门扉或叩门。其底盘一般制成兽面，多为椒图、饕餮、狮、虎、螭龙等凶猛兽类，有不衔环而仅作装饰用的，亦有用于青铜器、陶器等器物上以为提手。此铺首原饰于前蜀的建立者王建永陵的墓门。

　　“三彩釉陶女俑”唐，陕西西安土门村出土。

女俑面带微笑，头微侧，鬓发抱面，发髻垂于额前，为乌蛮髻，身穿绿色交领小袖上衣，内有半臂，蓝色长裙，裙腰束于胸上部，披帛自右肩垂于后背，足穿翘尖鞋。与古代大多数时期女性追求苗条、纤细甚至病态的美不同，唐代女性有着非常积极的审美观。不论是唐初的清秀、盛唐的丰满、或是晚唐的随性，无不蕴含着健康爽朗的气质。现在保存的唐代女俑，每一类作品的姿态、动作都表现出特定的思想情绪，毫无呆滞之感。

　　“铜壶滴漏”是我国古代利用水的恒定流量来计算时间的仪器。这是我国现亦最早最完整的一套铜壶滴漏。

整件滴漏由四个铜壶组成、分别是日壶、月壶、星壶、受水壶。壶壁分别有太阳图、月形图、北斗七星图、八卦图。使用时四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在日、月、星壶的底部各有一个出水的龙头。受水壶壶盖正中立一铜表尺、上有时辰刻度、铜尺前放一木制浮箭，木箭下端是一块木板、称作浮舟。使用时、日壶的水以恒定的流量滴入下层的月壶，月壶水滴入星壶，星壶上部有一个小洞、如果月壶滴下的水多了、多余的就会从这里流出，使星壶的水量保持恒定，以便均匀地滴水给受水壶。受水壶中的水逐渐增加、浮舟托起木箭缓缓上升。将木箭的顶端与铜表尺上的刻度对照、以观看时间。

　　“五彩穿花龙纹葱头瓶”

穿花龙纹即穿花赶珠云龙，此瓶通体纹饰以釉下青花结合釉上五彩绘就。该器蒜头形小口、长颈，圆腹，圈足。青花发色艳丽，是明嘉万时期典型的回青料。画面设色华丽炽烈，红绿二彩浓妍相映，青花幽丽匀净，黄彩璀璨夺目，其用色之巧妙，已至出神入化之境，深得万历五彩之精髓。

　　“大明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

罐直口，短颈，丰肩，硕腹，圈足。通体以红、黄、绿及青花装饰。肩部绘变形莲瓣纹。腹部绘莲池鱼藻纹，八尾红色鲤鱼姿态各异，极其醒目，莲荷、水草、浮萍为陪衬。近底处绘蕉叶纹。盖面绘璎珞纹，中心置火焰纹宝珠纽，盖沿饰鱼藻纹。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 楷书“大明嘉靖年制” 双行六字款。

此罐是明嘉靖官窑青花五彩瓷器中的名品，形体高大规整，胎体厚重，色彩艳丽，构图疏密有致。所绘鲤鱼鳞鳍清晰，与周围的莲花、浮萍、水草融合在一起，显得生动逼真。

　　“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葫芦瓶”

葫芦是中国道教的用品，既可装水，也可装药。明中后期，皇帝多信奉道教，因而出现很多与道教内容有关的器物和织绣用品。该瓶为上小下大葫芦样式，小口，细颈，束腰，平底，通体以掐丝珐琅满饰五色缤纷的花纹，效果远胜于瓷胎粉彩万花纹工艺。

　　“青花夜宴桃李园图棒槌瓶”

器因形似旧时洗涤衣物的棒槌而得名。瓶洗口，直颈，丰肩，筒形长腹，圈足。腹部通景青花绘《夜宴桃李园图》，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双行伪托款。

此图取材于唐代诗人李白的散文《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描绘李白与众兄弟在春际桃李盛开之时，聚会桃李园之景。明月高挂，幽赏夜景，叙天伦之乐事，饮酒赋诗。图侧青花楷书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下钤“木石居”印。以浅淡的青花勾画描绘纹饰，称为“淡描青花”，此装饰技法始于明代，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至道光均十分流行。

此瓶用淡雅宜人的青花描绘，虽无浓艳富丽的色彩，但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文人雅士清高淡泊，洒脱飘逸的风骨。细腻流畅的线条，将李白等人才华横溢、放荡不羁的性格刻划得惟妙惟肖。为康熙民窑青花瓷的代表作。

　　“清雍正粉彩梅竹喜鹊纹瓶”

直口，长颈，扁圆形腹，圈足，外壁粉彩绘梅竹喜鹊图，外底青花双圈“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款。

该器造型规整，绘画精细，构图疏朗雅致。以白釉为地描绘翠竹、梅枝及梅花。两只喜鹊悠闲地栖息于花枝间，构成一幅春回大地的风景图卷。喜鹊又称报喜鸟，梅与“眉”谐音，喜鹊登梅有“喜上眉梢”之吉祥喻意。

粉彩是清代康熙晚期所创烧的珍贵彩瓷品种之一，雍正时期达到最高峰。粉彩具有粉润雅丽的艺术特色，所以善于表现所绘物象色泽的质感，特别是花卉、翎毛及虫鸟等的描绘，工细柔丽，所绘图案有阴阳向背的艺术效果。

　　“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是1957年10月20日出土于北京明定陵地宫的属于孝端皇后的凤冠。

该冠通高48.5厘米、冠高27厘米、径23.7厘米，重2320克。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冠上共嵌未经加工的天然红宝石115块，珍珠4414颗。

该冠上面翠鸟的羽毛光泽感好，色彩艳丽，再配上金边，显得富丽堂皇，且永不褪色。该冠的点翠难度相当大，不仅点翠的面积大（有翠凤、翠云、翠叶、翠花），而且形状复杂。尤其是翠凤，均作展翅飞翔状，凤尾展开，羽毛舒展，富灵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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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博物馆绝对是一个值得花时间仔细参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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