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我家与前国民党中统局一家人成为邻居的那段日子

赤子之心两代人

提起“中统局”这个单位恐怕无人不晓，在新中国成立前百姓大众听到这个与“军统局”齐名的单位时都会谈虎色变，然而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个特殊时期里，一个前国民党中统局工作人员(以后我将其称为“中统先生”)家庭与一个长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技侦单位工作的师职干部家庭竟然成了邻居。

话说这是大约50多年前，即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当时为了抑制文革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都进行了军管或派军队进行“支左”。父亲以军队干部身份先在由周总理亲自批准成立的中央联合接侍室任北京组组长，后又派驻化工部任政工组副组长(即化工部政治部副主任)，71年又被派到天津“支左”。“支左”与军管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军管就是将所管理的地方或部门全部军事化来解决矛盾，一切以军管会的命令为准。而“支左”是军队干部与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相结合进行管理，相互商量的情况更多，这样就比军管更麻烦和需要废更多的口舌和精力。“支左”最初是一项临时性工作，去派驻单位并不是正式调动工作，因此一开始不是必须要把全家从北京搬到天津。军队“支左”表面看起来挺威风，但实际上是一项受累不讨好和里外不是人的工作。事实证明“支左”的结果的确如此，因为一方面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一天到晚都要和地方上相互打得头破血流的不同造反派之间打交道，需要作大量劝导和平息双方矛盾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支左”持续时间之长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央预期的时间，因此军队异地“支左”的干部也不得不把家也迁往外地，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军队“支左”干部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不便，比如失去了在军队大院生活的种种便利条件，到了外地更不可能得到与军队干部职级相当的住房待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支左”工作的临时性，军队“支左”干部在“支左”期间基本上都失去了在原单位晋升的机会，当“支左”结束后，由于他们在原单位的岗位空缺已经由新提拨的干部所填补，加上“9.13”事件的影响，造成异地“支左”的军队干部大量就地安置或转业，特别是曾在“四野”(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工作过的干部尤其如此，而且当时“支左”所在地驻军干部也是人满为患，这样“支左”干部职务调高一级进行异地安置也根本不可能，军队“支左”干部在“支左”期间有立功的情况，我到目前还没有听到过。而文革时期留在军队总部机关而没有去“支左”的干部在职务上普通得到了提升，或者尽量延迟下达离休命令，以便在1982年国家正式建立离退休制度时能享受到普调一级的待遇，以体现中央军委对文革前职务级别一直没有变动的军队老干部的关怀。而这个优待在有些大军区单位没有认真贯彻，当时有些大军区新上任的领导急于在军委首长面前表现出“三把火”的成绩，于是抢在中央军委干部离退休制度文件下达之前几个月迅速下达了一大批干部离退休的命令。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年以上未调整职务级别而符合中央军委离休前普调一级待遇规定的军队干部。当年军队干部异地“支左”并没有形成改革开放后，京官外调或从大城市调到中、小城市的官员提升一官半职是不成文的潜规则那样的风气。所以这就是军队“支左”干部受累不讨好的一面。那么为什么不但受累不讨好还里外不是人呢？这是因为军队“支左”干部在平息“造反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中必然会得罪其中的一派，而粉碎“四人帮”后，文革时期受到冲击或批斗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军队“支左”干部是支持“造反派”整人的，是文革时期的既得利益者。

当年和我父亲去天津支左的共有4位师职干部，而我父亲是笫一位把全家搬到天津去的。以后几年他们其中有的人把家也搬来了，各种条件比我们家来时已有了明显改善。我父母之所以主动想把全家搬到天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上级指派我父亲作为去天津“支左”的带队负责人，因此在搬家去天津问题上必须起带头作用；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母亲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在文革初期中受到“造反派”无休无止的批斗，当时“造反派”将我母亲关在地下室七天七夜不让睡觉，逼迫交待问题，精神压力极大，一度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文革时期与我父母类似情况的家庭屡见不鲜，即夫妻双方其中一方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斗，而另一方却要天天与“造反派”共事。

记得我们家从北京搬到天津时正好是春节前的三九天气，一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全家坐在卡车上冻得缩成一团，卡车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天津。当时我们没有带任何家具，因为当时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不能带走。幸亏我老爷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买了五张床板、还弄了几个当时农村常见的长条木凳子用来支撑木板当床腿和几个箱子，不然到了天津连吃饭和睡觉都只能坐在地上和躺在地上了。

刚一到天津的新家，我就立刻感到了周围环境和住房与北京形成的巨大反差。在北京西郊机场附近部队大院住的是三室一厅并装有暖气马桶和浴缸的房子，并且大院里还有电影院、游泳池等非常齐全的服务设施。这一切其实基本是当时军队大院的标配，但对于一般老百姓家庭来讲却是一种奢望。而我父亲当时任师职干部已经十几年，早已经够住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了，但直到1981年才享受到这个待遇，这些都是后话了。。而来天津安排我父亲及全家的是一个两居室的显得十分破败而且到处都脏乎乎油腻腻黑漆漆的没有暖气、冬季四处漏风的三层单元楼房。文革前这一片楼房曾是河北省委干部宿舍，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后，河北省委的干部们都搬走了，这样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就抢占了这里的房子。

我们全家搬到天津没有几天就过快春节了，因为当时天津的房子普遍没有暖气，只好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由于很长时间不用炉子了，大年三十晚上我姥爷睡觉时不小心把蜂窝煤炉子上的风门堵住了，导致煤气无法从烟筒排出，结果我们全家都中了煤气。如果不是天津人有大年初一早早上门拜年的习惯，人家使劲敲门，终于让我姥爷从煤气中毒的昏迷中苏醒，才侥幸逃一命，否则50年前我已经化为青烟了！当新鲜空气一进房间时，全家人都吐的一塌糊涂！

全家在这里一住就是近四年时间，我家住三层，也是最顶层。当时因房屋年久失修，房顶都破了，因此每年一到雨季我家就遭了殃，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于是不得不用脸盆接雨。尤其夜里下大雨时，全家就更加痛苦不堪，父母亲因为不断接雨水，所以根本无法入睡，搞得精疲力竭，第二天还要强打精神上班。当时我父亲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再说一说周围环境和邻居情况。当时除了部队大院和党政机关机关干部宿舍有大院外，普通居民楼周围是没有院墙形成封闭小区的，我家这栋楼就是这种情况，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从我家楼前走过。进入70年代以来，文革初期那种武斗场面已经没有了，但一些青少年小流氓打群架的事却时有发生。打群架的小流氓一般都是根据居住地区分片组成团伙的，如果本区片的小流氓见到别的区片孩子放学路过他们的地盘，这些小流氓经常会无理由地拦截这些孩子、寻衅滋事，甚至用砖头和棍棒追打这些孩子。

记得我上小学时要穿过一条马路才能到达学校，而马路对面就属于另一拨小流氓控制的地盘，所以我和同学放学遭到欺凌、拦截和挨打的事时有发生，我戴的军帽也多次被抢。记得我们家楼下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流氓打群架，当时双方共聚集了大约一百多人，其中还有几个女流氓。他们各自用拳头和砖头，或抡着棍棒、皮带并呐喊着、叫骂着攻击对方，有的人瞬间就头破血流了。以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斗殴场面，我在我家阳台上看得是胆颤心惊，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真怕他们打着打着会冲上楼来，因此他们打到一半我就不敢再往楼下看了。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如何收场的。

我家这个楼栋是每层三个单元，三层一共是九家人。一、二层分别住有两家回民，其中一家的小孩与我是小学同班同学，我和这个回民同学关系不错，放学后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玩，这两家回民家里都有各一个老太太，十分凑巧的是这两个老太太先后在一年之内都在家里因病死亡了。按照回民的风俗，人死了必须在家中停尸七天，当时天气已经接近夏天了，所以停尸不到三天整个楼道就充满了尸臭气味，再加上回民家庭里由于食用牛羊肉日积月累形成的气味，二者混合起来那种味道简直是我这辈子闻到过的最无法忍受的味道。每当我从这两家门口经过时，我都捏着鼻子飞速跑过去，进到家里关上门后，赶紧把窗户打开，深吸一口新鲜空气，这才缓过来。直到两位老太太出殡后一星期这种味道都没有消除干净。

现在可以说说住在我家楼下的“中统先生”一家这个正题了。根据我现在的记忆，这位“中统先生”家应该只有三人居住，“中统先生”本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我好像从未见过家里有女主人。两个儿子看上去像是双胞胎，都上中学，大概比我大三、四岁的样子，穿着十分干净整洁。当年绝大多数的小孩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我也一样，但我似乎没有见到他们穿的衣服打过补丁。虽然跟他们住楼上梯下近四年，但我从未跟他们说过话。只感觉这哥儿俩平时举止十分谨慎和少言寡语，他们家里好像总是很安静，放学回家后很少看他们出门，也基本上没看到有人敲他们家的门。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当上到二楼时，突然发现“中统先生”家的门开了一条缝，有两个脑袋伸在门外，四只黑洞洞的眼睛紧紧盯着我，我当时紧张的浑身哆嗦，三步两步飞奔上了三搂，到家后才松了一口气。以后每当上楼路过他家门口时我都非常紧张，尤其是晚上独自一人上楼，楼道没有灯黑乎乎的，更加害怕。虽然当时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但那时从幼儿园记事起的各种教育和电影熏陶，已经有了许多阶级斗争观念，另外当时曾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大卸八块”碎尸杀人案，各个单位都作了传达，因此我们家对楼下这家人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戒心。但是我那时毕竟年龄还小，在家里玩高兴了经常和我二姐以及同学在屋里蹦蹦跳跳、跑来跑去，由于楼房地面不是水泥的，而是木地板做。这样不断地蹦跳，楼下可就受不了。经常是当我们蹦跳时，就感到楼下面有人用木棍或墩布向上捅地板，这肯定是那两个儿子干的。这样他们一捅，我们的蹦跳就停一会儿，但不久就又忘了，接着蹦跳，于是楼下就继续向上捅，不断反复。但有时候我们玩高兴了，楼下越向上捅我们就跳的越欢，故意气他们。

终于有一天有人找上门来了。来人正是“中统先生”，平时我父亲基本不在家，就是周末也很少在家，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而那天十分凑巧，我父亲没有出门，我估计这位“中统先生”就是要等我父亲在家时，才找上门来。虽然我当时还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但“中统先生”与我父亲的对话我完全听得懂，他说的不是天津话，而是略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我一边在屋里骑着儿童三轮车，一边听着他们说话。这位“中统先生”一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为我在楼上太闹而兴师问罪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中统先生”对我父亲一开口就是一大堆抱歉的话，大意就是他的孩子都上中学了，还不懂事，捅你们家的地板，打扰你们休息了等等。我当时听了就觉得好笑，明明是我们打扰了人家，他却向我们道歉。很显然这位“中统先生”是以捅地板为理由上门来对我们家的情况投石问路、探个虚实的。凡是文革时代过来的人肯定都看过老电影《铁道卫士》，影片中一身中山装、头戴呢子中山帽、企图用定时炸弹炸抗美援朝军用物资火车的国民党上校特务马组长是反派男一号。这部电影我从上幼儿园起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可以说和《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一样多，所以我一见到这位“中统先生”，脑子里立即就本能地把他与马组长对号入座了！现在回想起来，他的确应该是位训练有素、非常善于察言观色和丰富社会阅历的“党国职业特工”，因为尽管他态度表现的十分亲切和诚恳，但眼神却给总给人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感觉，当时他的年纪看上去有50出头。

当时我们家连一张桌子和椅子都没有，吃饭和写作业都是把两个箱子摞起来完成的，我父亲和这位“中统先生”只能坐在两个用长条凳支起用来睡觉的床板上交谈。在我的印象中我父亲基本上没怎么多说话，大多数时间都是听他讲，在那个年代我父亲的确不易和“中统先生”多作交谈，但我父亲好像也没有摆出一副阶级斗争面孔对待这位“中统先生”。“中统先生”应该大约坐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这应该是我父亲和我与这位“中统先生”接触时间最长的一次。

那么我们全家是如何知道这位“中统先生”的确曾经是中统局的人呢？这是由于我们家刚搬到这里时，派出所所长就来家里把这个楼里居民的家庭情况和背景都给我父母交了底。只可惜的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位“中统先生”的姓名，在中统局的具体工作性质，是刑满释放人员？还是起义人员？历史上是否参加过具体的反共活动？估计我父母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但自从我们家搬离这里后，我父母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位“中统先生”，我几乎都忘了这段经历。现在退休了，脑子有了空隙，才突然想起当初怎么没有向父母亲多了解一下“中统先生”更多的情况？可惜为时已晚！从当时我父亲没有跟这位“中统先生”多说话的情况看，估计我父亲应该对他的情况已经有更多的了解。

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这位“中统先生”一家三口能住在两居室的单元楼房里也应该算是很优待了，他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我们家。所以我想他在中统局时应该是个科长至处长级别之间的干部，另外天津解放时可能有一些立功或主动交待问题的表现，才会有这样不错的待遇。如今回忆起文革时期一位曾为国民党中统局效力的“党国特工”和一位在解放军总参谋部任职的师职干部成了邻居并在家里交谈聊天是多么的有画面感的一件事啊！也不知道这位“中统先生”当时看到我家家徒四壁的情况会有怎样的感受？实际上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天津的军队干部住房条件要比北京相同级别的干部高出不少，许多师级干部住房条件基本都是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其中相当一批师级干部住在闻名全国的八国联军时代建造的“五大道”小洋楼里，团级干部也普遍有着四居室的住房条件。5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中统先生”一家人到哪里去了？无论如何，我衷心祝愿那个年代特殊的邻居“中统先生”一家生活幸福！

我家在这个二居室单元房子内住了将近四年时间，当时居民的房子基本都是公产房，不过公产房也大概分两种，一种是属于单位的公产房，另外一种就是地方政府房管部门管理的公产房。而我们家的这两居室单元房是属于政府房部门管理的公产房，房本主人是我母亲的名字。当我们家又回到部队大院后，我父母就将房本和房子一起交了出去。但实际上这个房子完全可以由我母亲一直持有支配，因为这个房子既不是部队的，也不是我母亲单位的。只要住户自己不退房，按时交纳租金(当时的租金便宜的让人难以想象，绝大多数居民的房租每月不会超过十元钱)，无论搬家或调动工作与否，只要你自己不主动交房本，没有人会让你退房子。这也是单位公产房和房管局公产房的区别。2000年房改后这里的房子成为了私产房，大约2010年左右，我们原来住的这一片居住民区拆迁了，这里居民得到的补偿款每平米四万多元，所以我们住的那套二居室单元房应该得到不低于二百万元补偿。在福利分房时代，人们为房子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但有机会多占房子的人能主动退让房子的事则少之又少，一般都是全家搬到外地才会有这种情况。古今中外，人类只恨房子少、不嫌房子多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记得40多年前曾与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的一位县团级干部当时就占有三处住房，而且每处住房都是三居室的单元，这些房子都是他都是向单位要的，据说能得分到这么多房子的理由是三个儿子要结婚了，因此住房紧张，而他们的单位结婚都不给分房子。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是否近在眼前了？

2010年天津市为建国以来没有享受到分房福利的离休干部发了住房补贴，我母亲就属于这一类情况，因为我母亲是1949年3月北平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干部。虽然与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老红军、老八路远远不能相比，但也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500多万将士行列中极少数头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从北平一路行军渡过长江、最终解放广州的女战士之一，当时还被混入部队的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险遭暗杀。当时为解放海南岛，上级临时抽调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一小部分女同志随大部队参加渡海作战，我母亲根本不会游泳，但还是亳不犹豫地上了船，等待最后万船齐发的时刻。只是在渡海命令即将发出前，突然又接到命令，一律不允许女同志参加渡海作战，已经上船的一律下船而作罢。然而我母亲尽管享受正处级离休待遇，却是没有得到一分钱这个住房补贴待遇的极少数人，其理由就是文件硬性规定把我父亲单位分的四室一厅房子算到了我母亲头上，这样就视为我母亲已经享受到了福利分房待遇。关于此事可见我的另一个美篇《母亲一生做的这三件事，每件都是对人性的考验》。母亲一生做的这三件事，每件事都是对人性的考验1955年军队与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我母亲定为正排行政21级干部，工资62元，直到977年工资级别才做了第一次调整。文革前高级干部工资基本没有变化甚至还进行了降薪，1965年我父亲工资就从1955年时的250多元降了50元，但1960年代初至文革前，中低级干部的工资都进行了普调，行政21级干部基本普调到行政19级，工资在80元左右，而像我母亲这样在干部级别中倒数第三的干部22年没长工资实属罕见。我写文章有个不好的习惯，写着写着就跑题了。

回想我的青少年时代，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军队大院度过的，但也有近四年时间是在与“中统先生”为邻的最普通的百姓大众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这种平民环境对我的人生观影响十分重要。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些影视剧对部队大院或部委、省、市委大院子弟生活有比较真实的描写，表现出大院子弟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是由于当时他们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造成的。但与我曾共同学习和工作的同学和同事并没有在我身上发现这种感觉，不仅如此许多人还认为我是一个比一般人还要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的人。这个长期养成的特性，我认为除了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以外，另一重要因素就是那几年离开部队大院后比较特殊的生活影响了我。

粉碎“四人帮”后，据说华国锋主席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要为军队“支左”的同志说句公道话。但遗憾的是，华主席还未来得及讲出公道话的具体内容，就离开了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岗位。不过华主席为人厚道，作事情一向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特别是能从党和国家、人民最高利益出发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和高风亮节全国人民是有目共睹。他在文革时期除了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因此与军队“支左”干部接触非常多，对他们的作用和表现应该有深入的了解，相信华主席对军队“支左”干部的工作心中一定会有一个公道的评价。无论如何，只有先让人把想说的话讲出来，才能判断华主席讲的话对不对，才能更好地总结教训和成功经验。然而遗憾的是现在网上连华主席当年的照片都很稀少了，所以我不得不把以前保存的华主席照片发上几张。

最后还是以中央文件为准来总结一下文革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吧！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革时期的表现作出如下三项评价:

1.“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

2.“ 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3.“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