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事”和“情”

吊脚楼

穆涛相

　　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室友唐君，武汉人，长我四岁，特别喜欢集邮。唐君虽然是一条汉子，但泪点极高，动不动就泪眼婆娑，遭遇一点不遂意的事就会哭起来。

一日，他丢了几枚猴票，竟然哭出了声。那响动如风中破竹之声，夸张、寡味，没有预兆，侠客般说来就来了。而我不知道该如何劝导，在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隔壁的工友见了，只是浅笑，那笑容就挂在嘴角，轻飘飘的，有些蔑视。后来，这工友告诉我，不必理会的，他经常瞎哭一气，哭得莫名其妙。

几日后，唐君又哭了。起因是他的女友得了白血病。他们苦恋了六年，原准备春节结婚的，突遭变故，他无论如何无法面对。

他坐在床上，眼睛像水帘洞，双手捂着嘴巴，他是想掖住藏住那堵在喉咙窝里的哽咽声，可抽泣声还是从指缝间钻出来了。不同的是，这哭声短促，时急时缓，一听就是来自于心底的真家伙。

这回，我是真有些心疼他了，隔壁的工友们也过来安抚他，那是真心真情的抚慰，他们觉得唐君这回是真伤心了。

如此看来，作态和真实的分野是可以通过情感的表达方式看出来的。

多年后，我在西北大学听文学讲座，主讲人是《美文》副主编穆涛先生。这是我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讲座之一，主讲人不是端着架子布道，他的语言厚朴、老道，一如他的文字，不花哨，平实中有奇诡，全然没有学院气息。这是他的“老板”贾平凹的风格。

穆涛在谈到散文的感情表达时，打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他说，在一个老人的灵堂里，不需要花多大的气力就可分辨出女儿和儿媳妇的哭声。这是流行于陕西的家常话，却道出了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常见的命题，就是创作者如何选材写事，如何就事抒情。这就是所谓散文的“事情”表达。

所谓事情，事在前，情在后，由事生情，情寄于事，无事便无情。散文所记之事可谓包罗万象，而把每一宗事都写得疏密有致不难，但借事抒情时，能把持好抒情的尺度，让文字具有散文的段位，却是不容易的。汪曾祺、周作人的散文里，稻粮、菜蔬、一猫一狗，甚至夜壶之类的器物都可以成篇，而且它们的“事、情”之间都有恰到好处的衔接，事的脉络梳理得不枝不蔓，情感的拿捏更是张弛有度，让读者体味到的是文化的温情和作者大方、松弛、朴素、从容、飘洒的精神气度。能读到这种满是文化气息的散文该是读者的福分了。

何以如此？因为他们的散文中自始至终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就是一个“情”字，而且是润物细无声的表达，没有一丝以声势占优的痕迹。回头想我的工友，他的邮票丢失后的哭，固然是一种失去爱物后的感情流露，但多少有些做作，即便哭得像模像样，也是矫情的，而因女友患病后的压抑哭声，因发乎于心，则是真情表达，这也是灵堂里女儿和儿媳妇不一样的哭声中所蕴藏的道理。哭如斯，散文的情绪宣泄也是如此，情不自禁当然好，只是别刻意地渲染。过犹不及啊。

如今的许多散文之所以不耐读，大抵就是犯了这矫揉造作的毛病。不耐读，不是因为文字里没有感情，而是滥情、纵情了，话语泡沫太多，似乎不让感情在文字表面汹涌澎拜起来，就不足以成为好散文。

现在有许多写散文的年轻人，患一场感冒就参悟起了人生命运，甚至生死命题；前脚刚跨出村口，嘴巴里就把乡愁的歌谣唱得千回百转、愁肠百结......这等文字做派很有行市，也即当下散文创作的时弊——把话说得满满的，把意拔得高高的，空发议论，情感像芦花随随便便地满世界飞，一点琐碎的事都可以和人生命运揪扯到一起，一截残梦里都有关乎社稷兴旺的宏大叙说。这是散文之大忌。

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写出散文的“大格局”，大模样，但是，越是大的东西越容易空洞，越容易把作者的意旨引到歧途。一个农耕机手本是捯饬庄稼活的高手，却硬是要拉出架势来开飞机，笔力不逮，境界不高，学养不高，就只好高调铺张虚情了。

何以这般让散文的身段如此硬朗和张狂呢？盖因是一些散文书写者误读了“文以载道”的古训，错把散文当做教化的道德经了。而好的散文都是叙事有序、抒情有道，作者的心量可以很大，但绝对不能装腔作势。还是谢灵运说得好：“升月隐山，落日映屿，收霞敛色，回飈拂渚。”

我做学生的时候，读过矛盾的《白杨礼赞》，工作后，客串语文老师的时候，我也教过《白杨礼赞》，白杨的气节我是打心眼里崇拜的，可我又实在不敢恭维“我爱白杨，但更爱白杨一样的人”之类的空泛议论。白杨为事，爱之为情，事情就明摆在这儿，但作者由白杨而生的情，未必就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作者寄托在白杨树上感情无疑是真真切切的，而事实上，读者在认可沈公雁冰的白杨寄寓后，却并不领受其情，至少这份情没能引起读者足够的共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真”都能打动人。比如嚎叫、嘶喊，再比如儿媳妇的哭丧声，都是真正的声响，却无法获得读者心灵的回响。

有经验的作家，散文的感情多是藏在文字里，藏在不显山不露水中叙事之中，而那些外表轰轰烈烈的散文，文字一如战马嘶啸而来，热烈、猛然，乍看起来很有冲击力，貌似深刻，却经不起回味，更经不起时间的磨砺，几番风雨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情感就本质而言是充满烟火味道的，也是通俗的，但通俗绝不是肤浅，假惺惺的高雅、道貌岸然或者装腔作势才是肤浅。

梁实秋在《论散文》中说，散文的美，“美在适当”。何谓适当，就是不虚伪、不作态，抒情有节制。事实上，对于散文，作者的情感越是克制，他传递出来的情感张力就越大。朱自清在《背影》中，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隐藏得非常深，并没有咋咋呼呼的铺张，他用一个站台上的细节，就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出来了。

所以，“事”在人为这句话用于散文创作也是极为妥帖的。事，就在我们的视野里，但人为之情的抒发是喧嚣、张扬，还是隐忍、内敛，怕就是辨识一篇散文品质高下的精神路标了。

有理不在声高，做散文也是如此。事，可以不宏大，但事必“恭亲”、敬畏；情，不能不要，但不可太飚。所谓的浓墨重彩只适合于做庙堂的锦绣文章，散文是从不拒绝小巧玲珑、温软绵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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