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蒙蒙秦与汉——咸阳博物院观展记

小满梧桐🌿

　　细雨蒙蒙中，探访咸阳博物院。咸阳博物院也叫咸阳文庙，是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所建的孔庙基础上扩建而成，坐北面南，共四进院落。其主要建筑有牌楼、一殿(原戟门处)东西两庑、大成殿(二殿)、小牌楼、偏院正殿等。博物院常设秦、汉历史文物展，共六个展室。第一至第三展室为春秋战国至秦统一时期的文物，第四展室为汉代文物，第五、六展室集中展出杨家湾汉长陵汉高祖刘邦墓的兵马俑。

（咸阳博物院所在的中山街）

　　【秦代文物展厅】

　　咸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都。秦孝公十二年(前350 )，筑城咸阳，开始了秦定都咸阳之后140余年的历史。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秦人励精图治，东取河西（魏属黄河以西地区)，南夺巴蜀(今四川盆地)，跻身战国七雄，于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剪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咸阳成为秦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然而，秦帝国仅存15年，于公元前206年迅速而亡，秦都咸阳的帝王宫殿也被项羽纵火焚烧，化为焦土。但是，秦帝国留下的文物典章制度,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市渭水以北西起塔尔坡东至柏家咀的区域内，发现并发掘了大面积的秦宫殿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府库遗址和秦人墓地。这些丰厚的文化遗存，让我们有可能去构想秦都咸阳当年壮阔的景象。

　　　　【秦/第一单元】

作为经常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人以善战而闻名。秦人中著名的军事将领有白起、王郭和蒙恬等。秦有发达的兵器制造工艺,出土的秦兵器,有些经二千多年,毫无锈迹,锋棱爽然。从秦孝公元年(前361）至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4），秦人用三十余年的时间实现了其先辈的夙愿,现了其先辈的夙愿,东取河西,南夺巴蜀,拥黄河之险,据崤函之固。秦昭王(前306年—前251年)以后，远交近攻，用兵六国。

（铜戈，战国中晚期［前402—前221］，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巴蜀文化铜矛，战国［前475—前221］） （铜剑，战国中晚期［前402—前221］，窑店秦宫殿遗址区出土） （陈爰金币，前278—前253年，1972年窑店路家坡出土）

　　【安邑下官锺】
　　战国晚期（前306—前221），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口沿铭文“十三斗一升”；颈部刻横杠及铭文“至此”；腹部器名“安邑下官重(锺)”；腹部校量铭文“十年九月， 府啬夫成、左(佐)史狄角(校)之，大大半斗一益(溢)少半益(溢)。”安邑下官锺与香港中文大学藏荥阳上官皿腹铭“十年九月....之”13字完全相同，应是同时校量所刻。“十年九月”，李学勤先生定为韩桓惠王十年(前263年)。安邑属魏，荥阳属韩，器名与腹部校量铭文非同时所刻。此锺当于魏国安邑刻器名，于魏昭王九年(前287) 安邑献秦后入韩国，于韩桓惠王十年校量刻校量铭，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灭韩入秦后，再校量刻“十三斗一升”、“至此”。

　　秦人从立国之初，就开始了向周边文化的学习。既学习远比自己文明的周人,又吸收与自己长期交战的草原部落戎狄的文化元素。春秋晚期(前571—前476）秦人的文化遗存中又出现了楚文化的因素。战国晚期(前306一前221）秦人在征战六国的过程中，更将自己本土的文化与六国文化融合,完成了对原有区域文化的超越。塔尔坡秦墓葬区出土的楚式玉佩，说明秦人对楚文化的喜好，而采集于兰池宫遗址的齐式树枝双兽纹和燕式兽面纹瓦当，是秦人破除六国并仿建其宫室于咸阳原上的明证。

（燕式饕餮纹瓦当，战国晚期至秦代，正阳镇秦兰池宫遗址采集） （齐式树枝双兽纹瓦当，战国晚期至秦代，正阳镇秦兰池宫遗址采集） （楚式铜鼎，战国中晚期［前402—前221］，秦遗址采集） （平鼎，战国中晚期，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鼎耳铭文：平） （楚式龙凤合体玉佩，战国—秦代，渭阳镇塔尔坡秦墓出土）

　　西周中期(前976-前876)，秦人生活于渭水上游，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早期秦人学习周人的文化，春秋时期(前770一前476)的秦器虽仍保留着西周的装饰风格，但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繁缛的装饰。从周孝王时期(前9世纪末)非子建城邑秦亭(今甘肃清水)，至秦孝公定都咸阳，在五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秦人用兵伐戎，八次迁都，以图发展。

（凤鸟铭文铜鼎，西周中期［前976—前876］) （羽人凤鸟纹铜钫，春秋时期［前770- 前476］，咸阳任家咀出土) （树木禽兽纹瓦当，战国早期［前475- 前403］，20世纪60年代秦遗址区采集） （鹿纹瓦当/复制品，战国早期［前475- 前403］，20世纪60年代陕西历史博物馆复制） （骑马俑，战国时期，秦遗址采集） （石鼓和铭文，春秋战国时期，20世纪7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复制）

战国时期,七国均推行强国策略,实行不同程度的变法。在经历了春秋时期的兴盛和繁荣之后，一度衰落的秦国,于秦孝公时期(前361一前338）,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图秦国再度强大。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名鞅，又称公孙鞅、卫鞅。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因战功封於(wa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十五邑，号商君，人称商鞅。商鞅以李悝《法经》为蓝本，在借鉴别国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在秦国推行了彻底的改革,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雍工敃铜壶，战国早期［前475- 前403］，咸阳塔儿坡出土） （大良造商鞅量/复制品，前352一前338，20世纪70年代陕西历史博物馆复制） （铁料，战国中晚期，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铁铲，战国中晚期，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战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306-前251年) , 李冰任蜀郡治理岷江，率百姓凿穿玉垒山(宝瓶口)，筑就分水堰(鱼嘴)，分岷江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泄洪，内江分流和灌溉，修成都江堰，成都平原遂成沃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用韩国水工郑国修筑引泾入洛的郑国渠。渠首筑坝，依北山南麓自西向东凿渠引水，长三百里，灌溉四万顷。都江堰和郑国渠的修建、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

（第一展室外/雨中的栓马桩）

　　【秦/第二单元】

咸阳，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称渭阳， 战国中期(前402—前306) 秦国迁都于此，始名咸阳。秦都咸阳故城，位于今咸阳市以东约15公里的窑店镇一带，地处泾渭二水之间，地势北高南低，水陆交通便利。秦惠文王时(前337-前311)， 秦都咸阳迅速扩大，南至渭水，北逾泾河。秦昭襄王时(前306-前250) 都城已扩建至渭水以南，形成了“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宏阔气象，秦都咸阳已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市。

秦咸阳自孝公十二年（前350）建都，至秦统一（前221）,经过长期的扩建,形成了宏大的布局。筑宫城以卫国君,修长城以御匈奴。成为帝都后，咸阳城已越过渭河，横跨南北,长城已可以视为秦都咸阳防御大敌的外城郭。在渭水以北的秦故都范围内，已发现的建筑遗址33处,分布于西起胡家沟东至柏家咀的区域内。一至七号为咸阳宫遗址（宫城范围内）,八至十三号为兰池宫遗址（宫城以东柏家咀），十四号为望夷宫遗址（宫城东北泾阳余家堡）,以及19处宫城以外或距宫城较远的遗址。已经发掘的一、二、三号遗址通过回廊、复道相互连接，加上相距不远的四、五号遗址,形成一组庞大的建筑群。

（秦咸阳一、二、三号宫殿遗址关系图） （墙皮，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地面，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板瓦，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铜辅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陶排水设施，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模型】
20世纪70年代杨秉礼/阎家斌制作。据考古发现，保存状况较好的秦威阳一号官殿遗址,是一座多功能的楼阁式高台建筑。上下二层,中为实心,可复原出12间宫室,周围为回廊。最高点为主体殿堂,殿堂西有平台,借以远跳;南临露台,可俯瞰全城;西有楼梯,斜坡道与上层相连。有的宫室发现有取暖的壁炉，一、二层个别房间有沐浴排水的地漏,并配置有贮藏食物的冷藏窖。回廊墙壁上装饰有黑、赭、红等矿物质颜料绘制的壁画,回廊地面做成里高外低的泛水,外缘有方砖镶边的卵石影水。二号宫殿发现有一处设计合理的排水设施，该设施是先将台上积水排入地漏,再山管道排入回廊外的渗井口。宫殿遗址及手工业作纺遗址均有发达的排水系统。

（视频介绍经复原的秦咸阳一号宫殿）

　　秦人早期以凤为主要崇拜对象，中晚期以后，宗教观念演化为多神崇拜。战国晚期，秦人依阴阳五行学说,崇水德，尚黑色。咸阳宫遗址出土的刻画卷龙纹空心砖和水神骑凤纹空心砖残块，应与秦人崇水德有关。绘制于回廊的秦宫殿壁画，以黑彩为主，应是尚黑的明证。

【空心砖】

空心砖在秦宫殿遗址中多铺设于台阶表面作踏步使用，具有体轻、省料、防潮等特点。砖面的纹饰烧制前制作，龙凤纹刻划成图，几何纹模印成形。

（龙纹空心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几何纹空心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龙纹空心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太阳纹方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米格纹方砖，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菱形方砖，秦咸阳宫遗址出土）

　　【壁画】

秦咸阳宫建筑壁画绘于一、二、三号宫殿遗址的廊墙上。因廊是连接宫殿的通道,充足的光线使这里成为最理想的“画廊”。壁画是对墙面处理后,用白色的蛤粉铺底,再使用朱砂、石黄、赭石、石绿等矿物颜料进行绘制。壁画图像有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神灵怪兽、车马云游等。

（壁画残块，秦咸阳宫遗址出土）

　　【瓦当】
瓦当是用于古代建筑椽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以云纹、动物纹、植物纹圆形瓦当为主,亦有素面和兽面纹半瓦当。

（龟鹿雁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云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云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云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蝉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葵纹瓦当，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

　　【井圈】
　　秦都咸阳遗址区发现有大量的陶井圈。而长陵车站的制陶作坊区域内，又发现有大量的水井遗存。井圈外用胶泥、沙土等材料做成防水层。井圈套接使用，起加箍井壁的作用。

　　　　【秦/第三单元】

“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窑店镇秦宫殿遗址区附近,分布着多个功能不同的秦手工业作坊区:或专门制作砖瓦建材和日用陶器,或集砖瓦、冶炼、制骨多功能为一体。陶器上戳印的陶文，既有中央官署、市亭、民营作坊的印记，亦有制陶作坊所在的亭名、里名以及陶工匠的名字。亭是秦国地方行政管理单位，亭以下有基层行政单位里。十里为一亭。“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在器物上刻印亭里等行政单位及工匠名，以考核管理的成效和制器的质量,是秦手工业的显著特点。

（印字陶釜，战国中晚期—秦代，窑店镇黄家沟秦墓出土。陶文:“咸成重遨”。秦咸阳市亭制陶作坊的戳记。“ 咸成”是成阳城的缩写，“重遨” 是工匠名。） （印字陶釜，战国中晚期—秦代，窑店镇秦遗址区采集。陶文：“咸亭完里丹器”） （陶拍，战国中晚期—秦代，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印字陶钵，战国中晚期—秦代，征集。陶文:“咸亭完里丹器”) （印字陶鼎盖，战国中晚期—秦代，征集。陶文:“咸亭完里丹器”) （印字陶壶，战国中晚期—秦代，渭城区3530厂出土。陶文:“咸亭完里丹器”)

　　手工业作坊遗址使用的上限为秦建都咸阳前后，废弃于秦帝国灭亡。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些作坊，首先为秦宫殿的营建、维修提供了所需的各类建材，其次满足了工匠自身和普通民众需要的低端的生活日用器，同时也保障了居住在宫殿及其周围的王公贵族对相对精美的生活用器和奢侈品的需求。

（鱼形向响摇/鱼形向响摇模具，战国中晚期—秦代，窑店镇泰遗址区采集） （印字陶壶，战国中晚期—秦代，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陶文：“咸平**”） （陶鬲，战国中晚期—秦代，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三孔陶器，战国中晚期—秦代，窑店镇泰遗址区采集） （陶鸭蛋壶，战国中晚期—秦代，1961年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铜器工艺的新风尚】

秦人墓葬、遗址出土的铜器多光素无纹,铭文从商周时期的铸铭记事,转变为春秋战国之际在铜器表面用整刀整刻器名及记量单位，标志着青铜礼器走向没落;这一阶段生活实用器大量涌现，铜镜的合金比例趋于科学和稳定,映照的清晰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服饰束带用的带钩，多样而精美;新出现的青铜灯,说明了人们在发现新燃料的基础上，使用了新的照明方式;蒜头扁壶、双耳铜釜融入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同时出现了鳌刻图案、错金银、染金等崭新的装饰工艺。这一转变,折射出战国时期新兴势力崛起所带来的新风尚。

（铜提链壶，战国中晚期—秦代，渭城镇龚家湾出土） （铜编钟，战国中晚期—秦代，征集） （勾连云纹虎钮铜鼎，战国中晚期—秦代，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蟠螭纹铜镜，战国中晚期—秦代，正阳镇秦遗址区出土） （鎏金螭虎纹铜饰件，战国中晚期—秦代，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四龙相交纹铜带钩，战国中晚期—秦代，渭城镇羊过村黄双平交出土） （错金银铜带钩，战国中晚期—秦代，渭城镇冶家台秦墓出土） （云纹铜带钩，战国中晚期—秦代，征集） （错金银蟠龙纹铜器座，战国中晚期—秦代，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半斗鼎，战国中晚期—秦代，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蒜头铜扁壶，战国中晚期—秦代，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秦诏铭铜权，秦，秦遗址采集） （铜权，战国中晚期—秦，秦遗址采集） （齐刀币/楚蚁鼻钱/秦半两/三晋布币，战国—秦，1961年长陵车站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 （秦诏版［复制品］，20世纪70年代陕西历史博物馆复制）

　　【龙钮铜錞于】
　　龙钮铜錞于是青铜乐器。1978年渭阳镇塔尔坡秦建筑遗址出土。通体饰勾连云纹,龙钮与齐鲁、吴越、巴蜀的绳钮、兽钮、虎钮均不相同,是国内仅见的典型秦式錞于。

（方盘形铜提链炉，战国中晚期—秦，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铜提链钫，战国中晚期—秦，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私官鼎，前271年，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中敃鼎，战国中晚期—秦，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龙首曲柄铜盂，战国中晚期—秦，正阳镇杨家湾秦兰池宫遗址区出土）

　　【鎏金工艺】
　　鎏金工艺是将金箔剪成碎片，放入坩埚加热，以1:7的比例加水银，溶为液体，制成金泥;再蘸盐、矾涂于铜器器表上，经炭火烘烤，蒸发水银，使金泥固着于器表。鎏金是战国时期出现的铜器铸造的新工艺。

（鎏金铜器座，战国中晚期—秦，渭阳镇塔尔坡秦青铜器窖藏出土）

【秦人玉器】
　　咸阳市区北面的二级台地上发掘的大批春秋秦墓，说明至迟在春秋晚期，咸阳已有秦人居住。秦咸阳故地发现的秦玉器，时代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秦人早期玉器受周文化的影响，春秋时期出现了细阴线方折几何形的秦式龙纹。春秋晚期，秦人遗址和墓葬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楚式玉器。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秦玉与各国玉器相融合的趋势。战国时期六国普遍以各种龙纹为主要的装饰纹样，通过娴熟的浅浮雕、透雕技法，使玉器的造型及工艺呈现出崭新、活泼的面貌佩玉的盛行，是玉器趋向生活化的佐证。作为重要的资源，玉料的采购和玉器的制作，应是受官方管控的，说明官方商业活动在秦国政府事务中的存在和重要。

（三棱形玛瑙环/玉环/三棱形玛瑙环，窑店镇邓家村邓世丰交出土/窑店镇黄家沟秦墓出土/渭阳镇塔尔坡战国秦墓出土） （玉壁，战国中晚期—秦，咸阳地区砖瓦厂出土） （龙首玉带钩，战国中晚期—秦，窑店镇黄家沟秦墓出土/征集） （四棱形蟠虺纹有穿玉棒饰，战国中晚期—秦）

　　【秦人丝绸】
　　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是秦考古的首次发现。虽已炭化，但可辨识有单衣、夹衣、丝棉衣，质地细密。单衣为平纹绢;夹衣和丝棉衣，面为平纹绢或绢地锁绣和锦，里为平纹绢。绢地锁绣和锦，织有几何纹和动物纹图案。
　　云梦秦简《工律》记载，秦国有丝、绸、绢、锦、麻、帛的织造，政府有专门机构管理生产，从事生产的官奴不能改变身份，不得改籍，从而保证织品的质量。秦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出土已炭化的丝织物残片及其精美的图案，足以见证当年居住在宫殿里的主人，穿着异乎平民的华美服饰。

（炭化的秦丝绸残片，战国中晚期—秦，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出土） （三号展室门外的防洪沙袋）

　　 【汉代文物展厅】

这一展室为博物院第四展室，主题为“汉家陵阙，西汉帝陵考古回顾展”。咸阳原,位于关中腹地,北靠嵕山,南临渭水,是秦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汉高祖刘邦归葬长陵(前194)后,西汉11位皇帝中有9位葬于咸阳原上。

西汉帝陵是“平地为冢”,即在平地凿穴,再覆以封土,形成覆斗式的形制。高大的封土堆拔地而起,彰显着皇帝的威严。以每座帝陵为中心,四周星罗棋布着的皇族贵戚、文臣武将的陪葬墓冢,依然臣服在帝陵的周围。咸阳原上西汉早期五座帝陵的附近,还设有陵邑,朝廷将各地富豪迁徙于此;皇帝死后葬入陵墓,陵邑即成为陵县,因此咸阳原又称“五陵原”。迁居五陵邑的人,非富即贵,“五陵”逐渐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长陵，为汉高祖刘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三义村北侧，坐落于咸阳原一块凸起的台地之上，极目四望，胜景环列。1982年，咸阳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长陵进行考古调查。2001年10月至12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长陵和周围遗迹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更新了20世纪 80年代的考古成果，初步确认了吕后陵在帝陵的西北方。

（门吏俑/长陵［高祖刘邦］，咸阳市正阳街道杨家湾四号汉墓出土） （嘶鸣马骑兵俑，咸阳市正阳街道杨家湾四号汉墓出土） （戴冠长甲扛械俑，咸阳市正阳街道杨家湾四号汉墓出土） （彩绘陶钫，咸阳市正阳街道杨家湾四号汉墓出土） （陶仓，咸阳市正阳街道杨家湾四号汉墓出土）

　　安陵，为汉惠帝刘盈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白庙村南侧，坐落于咸阳二道原边，东边紧邻一条冲击沟，地形倾斜，居高临下。1964年，咸阳博物馆发掘了位于咸阳市窑店街道安陵陪葬墓区的刘家沟汉墓,出土了一组西汉原始青瓷及陶俑和玉器。1981年，咸阳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安陵进行考古调查，确认了帝陵西边的封土为孝惠皇后张嫣的陵墓;对安陵狼家沟十一号陪葬墓进行了钻探，出土了陶兵俑和陶动物俑。出土的彩绘兵俑是继杨家湾汉墓出土彩绘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2002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陵和周围遗迹再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勘探。

（绿釉陶鸭/安陵［惠帝刘盈］陵区采集） （陶牛，咸阳市正阳街道狼家沟汉墓从葬沟出土） （半两石钱范，渭城区正阳街道韩家湾采集。汉初货币用“四铢半两”下沿至武帝元狩五年［前118］。） （双螭如意云纹玉剑首形器，咸阳市窑店街道刘家沟汉墓出土） （高脚瓷杯，咸阳市窑店街道刘家沟汉墓出土） （带柄瓷匝/青釉带盖瓷鼎/双耳瓷壶，咸阳市窑店街道刘家沟汉墓出土） （陶俑，咸阳市正阳街道狼家沟汉墓从葬沟出土） （彩绘陶御车俑，咸阳市正阳街道狼家沟汉墓从葬沟出土）

　　阳陵，为汉景帝刘启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村北侧，在咸阳原最东端，东临“泾渭之会”。1978年，咸阳博物馆对位于渭城区正阳街道张家湾及后河村北塬上的阳陵进行了调查，确定帝陵东北面的封土为王皇后陵，而非清代毕沅认为的帝陵。

（彩绘戴冠男立俑，咸阳市渭阳街道杜家堡出土） （彩绘拱手女立俑，咸阳市渭阳街道杜家堡出土） （鸠杖杖首，阳陵遗址区采集）

【鲁王虎符】
　　咸阳市周陵街道南贺村出土，脊部铭文:汉与鲁王为虎符；肋部铭文:鲁左五。此虎符应为景帝二年(前155)复置鲁国后,于鲁恭王刘余时所造。虎符鎏金，篆书铭文。西汉发现虎符多为太守符，诸候王虎符极为罕见。

　　茂陵，为汉武帝刘启陵，位于兴平市南位乡策村南侧，坐落于咸阳原最西端，比其他汉代帝陵雄伟。1962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茂陵进行考古调查。2006年至2008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茂陵进行全面调查和重点勘探，新发现茂陵陵园的外围墙、外壕沟、帝陵的四条墓道、多座建筑遗址、数百座外藏坑和陪葬墓。同时，确认了茂陵邑和修陵人墓地的具体位置和范围。

（铭文铜鼎，茂陵遗址区出土，铭文：九斤十五两）

　　【五铢铜钱范】

茂陵遗址区采集。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令郡国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如其文。元鼎四年，禁止郡国私铸货币，中央设上林三官，专司铸币。从此西汉铸币权集中于中央。

　　平陵，为昭帝刘弗陵陵。位于咸阳市秦都区互助村北侧，靠近咸阳二道原边缘，在略微凸出的平地上。咸阳博物馆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对位于咸阳市秦都区大王村与互助村之间的陵墓进行调查勘探，明确此处为汉昭帝平陵。陵区内东面封土为帝陵,而非清代毕沅立碑认定的义陵，西面封土为上官皇后陵。帝陵东北方向李都村和庞村一带的大面积汉代遗址,应是平陵邑，平陵邑南的肖家堡村遗址应为昭帝徘徊庙。勘测还发现平陵西面、南面与东面，分布着近百座陪葬墓。

（双鸟衔环铜温炉，咸阳市吴家堡街道吴家堡村出土）

　　【四神染炉】
　　咸阳市马泉街道大泉汉墓出土。四神铜染炉上部有镂空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炉底有算孔，四足为力士形象，出土时配有铜耳杯。两汉时期，染炉用来加热耳杯中加佐料的汤汁，当时人们以白水煮肉，再蘸以汤料食之。染炉为每人单独使用，类似于今天每人单独食用的“小火锅”。

　　【王氏一斗鼎】
　　咸阳市双照街道庞村平陵邑遗址区出土。鼎身刻铭文“王氏容一斗重七斤十一两”，鼎盖刻铭文“王氏重一斤十四两”，符合西汉时期度量衡标准;鼎身、鼎盖分别刻铭文“庚”字。

（凤头盖铜鼎，咸阳市马泉街道大泉汉墓出土）

　　渭陵，是元帝刘奭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南侧，靠近塬边，北高南低。1966-1976年间，位于今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的村民在村西南的帝陵北侧偏西取土时，陆续发现了玉仙人奔马、玉辟邪、玉熊等文物。1976年7月咸阳博物馆对玉器发现地进行调查，清理出部分建筑遗迹，推测该遗迹为陵园的建筑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咸阳博物馆对新庄附近两座高大的封土及封土周围的遗迹、傅昭仪墓、陪葬墓群进行了调查和考证，推定新庄西南的封土为汉元帝的渭陵，其西北方向的封土为王皇后陵，纠正了清代毕沅的命名错误。渭陵遗址区未发现陵邑，证实了史书的记载。渭陵遗址位置的确认具有重大的考古学意义。

（圆雕玉熊，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渭陵寝殿遗址出土） （透雕延年双螭纹玉璧，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渭陵遗址区采集） （虎纹空心砖，咸阳市渭阳街道任家咀西空心砖汉墓出土）

　　【圆雕玉仙人奔马】
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渭陵寝殿遗址出土。出土于元帝渭陵寝殿遗址的玉仙人奔马、玉辟邪、玉熊,巧借天然石形、皮色,以圆雕、透雕、浮雕、线雕的手法精雕而成。玉质是来源于西域的和田籽料。其中带羽翅的动物形象源于西亚,经西域传入汉地,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这些玉器出土于帝陵寝殿遗址,说明此组玉器演化出祭祀的功能,具有礼仪的性质。

（圆雕玉辟邪，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渭陵寝殿遗址出土） （前排：鎏金编钟/鎏金纽钟/鎏金瑞兽云气纹鼎，咸阳市周陵街道新庄村渭陵寝殿遗址出土）

　　延陵，是成帝刘骜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严家沟村西北，东临秦公陵，布局不规则。20世纪60-80年代，咸阳博物馆在延陵遗址区采集到少量文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延陵封土、陵园遗迹等进行了考古调查。2002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延陵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钻探，探明帝陵陵园、寝殿形制，发现严家沟遗址的分布范围。2011-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延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明确了延陵陵园是双重陵园，有四周不规则的特殊形制，与其他帝陵陵园不同。

（蝉形玉琀，咸阳市周陵街道石羊庙村采集） （赤金瑞兽，咸阳市周陵街道西石村出土） （凤首玉梳，咸阳市马庄街道直堡村采集）

　　义陵，是哀帝刘欣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南贺村东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曾经出土马蹄金、铜镜、瓦当等汉代文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义陵遗址区进行了调查，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出土的唐代墓志，确认汉哀帝的义陵，纠正了清代毕沅对义陵的错误认定。据2009至2010年期间最新考古探明，义陵形制为东西向长方形，布局为双重陵园。陵园内帝陵陵园在西南，傅皇后陵园在东北。

（马蹄金，咸阳市窑店街道毛王沟出土）

　　康陵，是平帝刘衎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大寨村东侧，地势高亢，地形平缓。20世纪60-80年代，咸阳博物馆在康陵遗址区采集到少量的汉代文物;200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康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确认了位置，纠正了清代毕沅立碑认定为渭陵的错误。同时，探明了康陵陵园特殊的形制和布局，园内居西为帝陵陵园，东南部是王皇后的双重陵园，帝后陵园外有一周围沟遗迹。发现康陵陵园的方位已变为坐北朝南，陵区面积急剧缩小，未发现陪葬墓。康陵陵园的规模、形制和布局的变化，说明了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政权更替对康陵营建的影响，这些变化成为西汉帝国衰亡的见证。

（“大泉五十”钱范，康陵遗址区采集） （“大泉五十”钱币/“货布”布币/“一刀平五千”钱币，康陵遗址区采集）

【一组印信】
　　王褒印信，康陵遗址区采集。
　　龟钮封完印，康陵遗址区采集。印文:宣身至前，柏(佰)事不闲，愿君自发，印信封完。此为汉代常用的书简封缄用印，印押在简册式书简封口的封泥上。
　　“左属国左部前水长”铜印，咸阳市窑店街道黄家沟采集。

【始建国元年铜量】
　　康陵遗址区采集，柄正面铭文:律量箭,方寸而圆其外,庣旁九毫,冥百六十二分,深五分,积八百一十分，容如黄钟。量柄背面铭文: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

【四神博局铭文镜】
　　咸阳市渭城街道冶家台出土。内圈铭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圈铭文:作佳镜哉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池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敝(比)金石之国保兮。

（ 贵乐富昌铭文铜镜，咸阳市渭城街道冶家台出土）

展览上对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考古介绍到此结束。不过观者如我，尚有疑问。比如史书载，王莽在哀帝刘欣死后，重新掌权，对元帝刘奭的傅昭仪，也就是哀帝的祖母及母亲丁姬的家族都进行了清算，那么现在考古所探明的元帝渭陵旁的封土，确定真是傅昭仪的吗，会不会是另一位元帝昭仪，即平帝刘衎祖母冯昭仪的？在王莽执政下的西汉末年，很有可能这样干。还有就是，平帝刘衎康陵旁的封土确定是王皇后王嬿，也就是王莽女儿的吗？要知道按照史书记载，她在王莽新朝覆灭时，是自投火中，而且随后天下大乱中恐怕更没人料理这些吧。若有，也是衣冠冢的可能性更大吧。

（博山炉，咸阳市双照街道北上召出土） （黄釉陶奁，咸阳市吴家堡街道吴家堡村采集）

　　看完咸阳博物院一到四展室秦汉文物展示，最大的感触其实是通过对汉代帝陵的考古回顾，能看到这都是无数考古学者在田野里默默探索累积的结果。也许展厅里大部分文物的精美度不能和国家级、省级博物馆藏品比，但每一件文物能流传千年，最终呈现在这个展厅里被我们看见，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探索与保护过它们的人们——虽然无名，与我们在历史上的位置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