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年／／思深艺妙的奇才——周宗岱的中国画

龙多学馆

思深艺妙的奇才——周宗岱的中国画 〔文〕薛永年 不久前，在长沙的兴兰堂，我首次看到周宗岱先生的作品，有花鸟，也有山水。两者都很出色，但面貌截然不同，前者热烈，后者宁静。前者大胆用色，面目一新，极富视觉冲力和创新精神；后者发挥笔墨、点线层叠，无不浑厚苍茫，蕴涵永恒的内美。归来后，细读他的《美辨》，发现他不仅是画家，而且远在改革开放之初，已经是很有影响的美学和书画理论的学者了。再读他的《画余随笔》，更发现他的艺术实践遍于书法、篆刻、工艺、美文、音乐和戏曲许多领域，多能兼善，令人感佩！ 论遭遇，周宗岱的命运跌宕，21岁被错划右派，接着以反革命罪劳改。释放后，开始了20余年的另类人生，为人画像、设计包装，做广告，做油漆工，颠沛流离，打工糊口。然而，不幸的遭遇，不仅没有减弱他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激发了旺盛的创造活力，使他成为一个精于思考而且多才多艺的奇人，改革开放后，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湘潭市文化局和市文联的领导，能者在职，有所建树。而他的艺术，作为生命的光焰和传统的转化、既得益于穷理尽性的辩证思维，又得益于厚积薄发的精深造诣。

　　周宗岱笔下的花鸟和山水，似乎在艺术旨趣上大相径庭：花鸟画致力于突破创新，山水画着意于发扬传统，二者好像各有追求，其实这种似乎不同的取向，对于艺术家的心理需要，恰可互为补充，各得其宜。艺术就是人生，周宗岱的花鸟画和山水画，表现了不同的生命体验，表现了精神生活的两个方面。花鸟画是当前的，山水画是回忆的。山水画抒发的是乡情，是历史感怀，花鸟画讴歌的是生命，是时代新变。花鸟画用以开拓视觉，丰富心灵感受，山水是用以感悟内美，寻求心灵超越。 他的花鸟画的主流面貌，比他的山水画更简洁，更大胆，更强烈，更张扬，更具有人们所说的现代色彩，反映了在艺术上的开拓创新。他的开拓，主要不在题材，所描绘的梅、菊、藤萝、山茶、红叶、鸢尾、公鸡、小鸭、寒雀、雉鸡，鹭鸶、杜鹃花、红罗卜和松鼠，都是常见的，前人多已画过。他的创新，也主要不在立意，立意基本上还是生活的感悟、品格的寄托和生命的光辉。他的开拓创新，在于推出了富于当代审美经验的新风貌。最主要的特点是，浓墨重彩，饱满恣肆。

　　这种浓墨重彩的新面貌，大略出现在世纪之初。此前，他学过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也学过八大山人。那时的画法，还没有明显与前人拉开差距，大多是水墨与没骨结合，构图大面积留白，唯独动物的描绘已把写实造型与生动笔墨结合为一，并且在情态上给以强烈夸张，有点像陈子庄的动物画，幽默而生动。这种与众不同的新面目，据说来自崔子范的启发。崔子范的写意花鸟画，引入民间艺术的质朴、稚拙、单纯、强烈，观之令人兴奋，过后寓目难忘。 然而，周宗岱花鸟画的创新，不是引入民间艺术，而是“中体西用”。“中体”是写意精神，是“重拙大”的审美追求，是以墨线和色线立骨的书写性，是继续发挥水墨飞白与水分流动导致的特有肌理。“西用”是凭借学习油画水彩时培养的色彩感觉与把握的色彩规律，还有开放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了解，积极地借鉴西画的光色、西画的构成。从而改变了传统花鸟画的大面积留白，而力求构图的充实饱满，花朵的硕大无朋，化虚为实，在虚处用色，讲求色调，实现纯色与混色的互补，覆盖色与流动色的并用。 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周宗岱的花鸟画，实现了中国画传统元素的解构与重组，并且把西法有机地融合进来，把浓墨上的积色与浓墨上的泼彩结合起来，把笔迹的清晰与模糊结合起来，把意匠经营与随机应变结合起来，看似大胆泼辣的放笔横扫，实际上颇尽对比变化的良工苦心。他既把用色的浓烈和用笔的干湿推到极致，又不失用笔法度地保证线条的质量。有时粗线变成了有笔法要求的面，放大了笔法的表现力，有时墨线变成了色线，在色彩的明度和冷暖上极尽能事。

　　惟其如此，他的浓墨重彩的花鸟画，远离了对象的模拟，避免写实的趋向，也不重蹈古人的八股图式，而是在写意中注入了表现和构成，以强烈的形式感、浓郁的水墨味、苍辣的金石气，扩大了写意花鸟画的表现力，尽情讴歌了无尽时空中生命的灿烂怒放。实现了单纯而丰富，浓艳而不俗，灿烂夺目而厚重老辣，新鲜响亮而富于光感，酣畅淋漓而气势磅礴。浓艳的色彩、饱满的情绪、浓烈的激情，旺盛的活力，已经在充沛写意精神的熔铸下，化为一种诉诸视觉的精神张力。 周宗岱说：“我的性格在我的画中是有所体现的。”如果说，他性格中热烈、奔放的一面，集中表现于花鸟画，那么他的山水画，则突出表现了其性格宁静深邃的另一面。周宗岱的山水画，比他的花鸟画更沉静、更内敛、更心闲气定，更悠然意远，更有天地无垠的浑茫，也更注意历史文化的积淀，明显地秉承着“先求好，再求新”的探索路径，稳步前进。仅就作品幅式而言，他的花鸟画与山水画也明显有别，前者小幅为多，且多当代人喜欢的方构图，后者虽然也有小幅，但主流是承续前人格制的立幅和横幅。

他的山水画，画的是胸中丘壑，来源于祖国山河，主要是湖湘风光，没有北方的高山大川，而多湖湘的崇山幽壑，“湖山碧绿兮湘水潺湲”，这里有他难忘的童年之梦，有他落拓江湖的往日游踪。他说：“画画是念旧，人总是念旧的。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总想回去看看。”又题画道：“余获释之后，曾以对人画像为业，浪迹于连云、暮阜诸山间，复更下瓮江、汨罗，前后两年之久，今老耄矣，无尽湖山犹来梦里。”从中可见，他的山水画艺术境界，尽管思入天地，却一直没有离开浓郁的乡情。 从早期作品看，周宗岱的山水画写生，略有李可染影响，可见焦点透视的取景角度，还有整体着眼的层层皴擦。但几乎同时便出现了“古法写生”的面貌，特点是不尚纵深，剪裁更多，钩皴结合，注重笔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写生之作，尽管用古法构建自己的笔墨图式，但仍不忽略客观景色的突出特点，不忘凸显地方景观给人的鲜明感受，比如注意到湖南马尾松与黄山松的不同。在题画中称：“吾湘武陵多断壁悬崖，其貌峥嵘，虽至幽至僻之处，但有可耕耘者，山民辄开发之。”

　　从画法传统而言，他学过黄秋园，也像秋园老人一样，上追黄宾虹，兼参清初四王、石涛、髡残，但不同的是，他最终通过龚贤，找到了学习黄宾虹画法的钥匙。他自称：“迷醉于宾虹老人浑厚华滋之作，心摹手追，然其笔墨纷呈，漫无定法，若香象渡河，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奈何！迨耳顺之后，得龚贤精品集，悟其积墨之法，稍稍用之，以求沉厚，……用柴丈笔墨写自家丘壑也。”龚贤的老辣朴拙的笔触与沉着苍润的积墨，使周宗岱领会了师造化而得心源的笔墨神趣，破译了黄宾虹的艺术，理解了黄宾虹崇尚的艺术境界，并且融进了自家的心性。 周宗岱的山水画，无论大小，都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兼顾笔墨之美与意境之美，既有所绘景观可感的具体性，又有笔墨布局的节奏和韵律，而且普遍追求黄宾虹主张的浑厚华滋。其中的小品与扇面，画小而有大气象，不同于“马一角”，不求秀丽，不画幽情美趣，而力求浑然大块，大多以迎面而来的一座大山为主体，突出其向外膨胀的张力，颇得北宋人大山大水的气象，但画在熟纸上的山水，笔墨比宋人松动，却不失苍劲，笔痕自然而斑驳，表现了“淡而厚、实而清”的雅健苍润之美。 他的大幅作品，都追求磅礴大气的格局，浑厚苍润的气象，浓皴密点，淋漓葱郁。无论描绘山峦、崖谷、丛树、还是描写云泉、村舍，都不刻意于局部的形似，更不强调空间的纵深，而是通过布局的安排与笔墨图式的提炼，突出气象的浑成，气势的贯穿，气脉的聚散，特别善以繁与简、疏与密、纵与横、干与湿、明晰与模糊的对比，来组织心理空间中的精神家园，来传达浑厚华滋的气韵，致使他的山水画，不但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感，生生不息的生命感，甚至还有浑茫无际的宇宙感和思接旷古的历史感。

　　周宗岱的山水画，在把自然变为艺术的造境中，高度重视笔墨的作用，但对古人的笔墨，师其心而不师其迹，既不看成不变的模式，也不当作创新的羁绊。他既把笔墨视为构成丘壑图式的生命细胞，又把笔墨看成自具审美价值的点线交响。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中，个性化的笔墨，遵从着书法点画美的法则，由帖而碑地注入金石气味，以多力、丰筋、苍老、圆劲、厚重、古朴的笔法，驾驭着山水画中的勾勒、皴擦和点染。正是丘壑与笔墨间的又离又合，共同实现着山水画像书法一样的“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甚至表现精神境界的作用。 起伏跌宕的境遇，自学国画的道路，多才多艺的实践，还有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都使周宗岱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对中国书画的奥妙，具有深入透彻的理解。正因为如此，他的花鸟画和山水画，虽然各有千秋，但也有共同特点，这种特点概括地说，就是中国精神、中国方式与中国味道。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中国精神是开放的，这种中国方式是发展的，这种中国味道是多样的。具体而言，他的花鸟画和山水画，无一不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陶融。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文化，而且熔铸了哲理、文心、诗魂与书骨。

在周宗岱的画中，所谓哲理，就是坚持“图画非只艺行，诚当与易象同体”的高度，既天人合一，技进乎道，又自觉实现图式、笔墨与布局中各种对立因素的辩证统一有机综合。所谓文心，就是重视艺术生命的文化蒙养，表现为重视主观表现的写意精神。所谓书骨，就是把书法点线结构的抽象表现能力引入绘画，特别是以碑学兴起后书法的金石书法入画，使之成为国画艺术语言的核心。所谓诗魂，就是追求情景交融，就是追求余音绕梁的象外意，在他的花鸟画中，是通过审美感受表现精神的自由，在山水画中是构筑境界求得精神的安顿。 周宗岱的中国画，早已取得突出的成就，如今仍在积极探索，据说他考虑在山水画里再融汇些西画的因素，也打算尝试另一种泼彩的面目。然而，仅就以前的创作而言，无论是创新意识更浓的花鸟，还是传统神髓更厚的山水，他的艺术都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具有很少人具备的继承性与开拓性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又建筑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与切实把握上，因此可以相信，不仅他的中国画还会有新的飞跃，并且他的思想和艺术也会对有志于中国画传承和开拓的后来者提供宝贵的启示。2015年5月5日

周宗岱先生原籍湘潭县，1937年出生于长沙市。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1956年，调湘潭县文化馆任美术干部。1957年，有四件作品在省第一届美展展出。曾任湘潭市文化局副局长，湘潭市文联副主席。出版了理论专著《美辨》。1993年，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撰写“篆刻美学十题”，八万余字，并任编委。2004年获《国画家》艺术创作奖和艺术研究奖。2007年，山水画获《齐白石奖》铜奖，论文获优秀奖，同年10月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个人画展（国家画院、湖南省文联共同主办）。2013年，入选“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2013年，被湘潭市政府评选为“湘潭市首届文化名人”。现为中国书协会员、中国美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