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红色江城巡礼》

咪咪淑惠

序：章止戈/文

一百多年来，为反抗外来侵略和民族解放，武汉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二七”大罢工震惊世界，抗日统一战线，全民动员，举国上下，一致对外，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在解放武汉这座城市的战斗中，武汉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护厂、护校、保护城市，与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一起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击溃了敌人，保全了城市。

今天晚上八点，知音讲堂的刘忠慧老师，将以《江城革命旧址巡礼》为题，走进这座城市的过去，向您讲述令人泪目的人和事；叫人感动的情和景；教人难忘的奋斗与牺牲。

📚 《知音讲堂》

12月7日/周四/江城故事

主题：江城革命旧址巡礼

主讲老师： 刘忠慧

执勤老师： 章止戈

🇨🇳1.《新华日报》的创刊地

——发生在汉口大陆里的故事

在汉口民意一路，有一个叫大陆里的巷子。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城市改造，这个里分被拆得只剩下两排房屋，即大陆里4——6号、大陆里7——9号。在众多高楼的拥簇下而屈居一隅，让人有“深在闺阁无人识”的感觉。

大陆里建于上个世纪20年代，其建造者是辛亥元老，武昌首义时，南湖炮队的一名排长，叫蔡汉卿。

蔡汉卿生于1882年，湖北沔阳人。辛亥首义时，他们将炮架在蛇山上，向鄂总督府打响了第一炮。因此，又被称之为“蔡一炮”。后任鄂军第四师中将师长。1952年在武昌病逝。说到这里，大家对蔡汉卿还是有点陌生。那么，再提到一个人，就是台湾歌星蔡琴，她就是蔡汉卿的大孙女。就像我们讲到冯巩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子一样，一下子就记住了。

📚故事一

蔡汉卿建造大陆里时，是并行五连排的两层建筑，三面临街，且有商铺，整个建筑成方形布局。里分內每幢房屋又分割为三个门户，互不相通。即：大陆里1——3号、4——6号、7——9号、10——12号、13——15号。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民居建筑，前门对后门。南边是民主一街，北面是旧府街(文革后改为民主街)，西面为民意一路。里分竣工后，因蔡汉卿号希圣，取其“希”加上“昌”，就叫希昌里，寓意希望昌盛。

当年建造里分的大部分钱是借的，因无力还贷，里分就抵押给大陆银行。以后，一直未能收回。到1929年11月，经法院判决，希昌里就归大陆银行所有。而直到1933年，才更名为大陆里，一直沿用至今。

大陆里还是《新华日报》的创刊地。那是1938年元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唯一合法报纸——《新华日报》，在汉口大陆里4——9号创刊。发行部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府西一路149号(今民意一路)，报纸公开发行。 该报的领导机构为董事会，由陈绍禹(壬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邓颖超六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长，潘梓年为社长。而当时董必武住在大楼里对面的仁安里一号(民主一街)，现为六渡桥农贸市场后门口，文革前这里是江汉区民意街办事处。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发行部又迁至府东五路(今前进五路)。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最后一期，武汉沦陷前迁往重庆。

《新华日报》旧址现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物转星移，岁月荏苒，有近百年历史的大陆里，虽然斑驳脱落，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当年的悠悠往事。

🇨🇳2.发生在黎明前的战斗

——说一说汉口保元里九号

📚故事二

汉口保华街位于中山大道北侧，南起中山大道南京路口，东北至黄石路口。只有两百多米长，命名保华街，见证了武汉人“”保卫中华”的决心。背街的里弄叫保元里，建于1921年，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

上个世纪40年代，保元里的房子称得上豪宅。那个时候能住进保元里的不是银行职员就是伪政府高官。保元里九号的主人叫童式一，其父童璋，他当时在伪湖北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当主任。

童璋与行长郑逸夫关系尚好。他知道郑想出一套经济丛书后，就建议办一家通讯社。那个时候办通讯社较简单，五月份筹备，七月份就领到了登记证。

华中经济通信社的编辑部就设在保元里9号童式一家中，童璋被任命为社长，还按规定装了一部电话，方便对外联络，所需经费由伪湖北省银行出。

华中经济通讯社解决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社会身份问题，甚至还给曾惇(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书记)发了一个报社主笔的聘书，他就以这个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

当时在“华经社”工作的地下党员，先后有陈梦浓、朱景山、郭治澄、马履康、石方禹、江浩然、刘实、罗明、杜子才等同志。为了安全，有时开会，四人各坐一方，摆开打麻将的架势，其余的人装着看牌，听见有人进屋，麻将就叮当作响，人一走，会议又开始了。

1949年5月15日下午，汉口江边爆炸声阵阵，整个江城陷入紧张恐怖之中。白崇禧最后一批部队准备从武汉撤退了，正在作疯狂的破坏。保元里九号，门庭寂静，窗帘下垂。中共武汉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同志，常委张文澄正在这里，围坐在电话机旁，听取地下党员从各个岗位传来的电话汇报，指挥他们保厂、护厂，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

由于这里地位适中，交通方便，安全可靠，所以武汉解放前夕，被选定为地下市委临时指挥所。

五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在武昌以东黄石港突破敌人防线，分路迂回奔向武汉。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江汉军区的部队也横扫武汉以北的敌人的外围据点，向汉口挺進。也就在这一天，早就与解放军有联系的华中剿总副司令张轸率19兵团127军一个师，128军三个师共2万余人，在武昌以南金口贺胜桥一带毅然起义，打乱了白崇禧大破坏的步骤。在这种形势下，白崇禧生怕解放军和张轸的部队断了他的后路，下午就坐飞机仓皇南逃。

正如地下市委早就预料的那样，市电信局是国民党进行破坏的重点单位。5月5号上午，局里接到上级通知，限在16日拂晓前将所有机器运走，不能运走的交工兵连夜彻底破坏。当时电信局地下党和进步分子的力量坚强，加上这时市委委员刘实同志已到电信局坐镇指挥，并且派地下支部的李循棠乘一辆小汽车到市法院去，向法院地下党员王千弓同志取回了五只白朗宁手枪和子弹。一场和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的搏斗展开了。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沉着机智应战，保证市话畅通，保证市委指挥部对全市指挥的顺利进行。

午夜以后，负责联系四维路江边，青岛路江边，宗关襄河边和花桥郊区四个观察据点电话的华煜卿同志，打来最后一次电话，报告敌人的军队已全部逃遁。指挥部当即通知市和平促进会，将张文澄同志代为起草的安民告示张贴出去，同时通知各据点将纠察队开到街上，与策反争取过来的警察和消防人员等配合维护社会秩序。不久，《大刚报》、《新湖北日报》的号外也上了街头。

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在师长邓岳的指挥下，从汉口刘家庙、汉阳侏儒、武昌葛店三个方向浩浩荡荡开进武汉市，武汉解放了。

武汉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9年5月16日。

🇨🇳3.一处被遗忘的革命旧址

——记汉口自治街原黄陂会馆

📚故事三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武昌都府堤20号)风雨操场举行了开幕式。由于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且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经中共湖北省委早期领导人、黄陂籍人士蔡以忱斡旋，决定28日大会休会。大会秘书处移到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办公。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至五月九日的会议就在汉口黄陂会馆进行。

武汉解放后座落在汉口自治街的双洞门小学就是解放前的黄陂小学，也就是汉口黄陂会馆。当年学校的西边角有一座平房，像饭堂一样大，而门上有一块木牌，上面写：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旧址。

查阅有关资料：黄陂同乡会于1933年在黄陂同乡会馆创办黄陂小学，1956年改为武汉市双洞门小学，1960年改为武汉市双洞门中学，1970年改为红卫中学，现为武汉市第七十五中学。学校几经变更，校舍拆旧建新，原黄陂会馆也就被拆除，不复原貌，难觅踪影。

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简史》中，关于“五大”的叙述，有以上情节，但移到汉口什么地方开会，却语焉不祥，有待进一步考证。

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然而，“五大”

第二处会址至今没有挂牌，却是让人遗憾的，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查证落实，使革命遗址重见天日，因为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精神财富。

当年与会者郑超麟（注）绘制的黄陂会馆平面图

蔡以忱（二排左一）与董必武（二排左三）等的合影

部分五大代表的合影照

🇨🇳4.寓革命于教育之中

——董必武在武汉的革命活动

📚故事四

一九一八年，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志学生张复初、张卓群、刘敦铭等数十人，组织“证人社”，这是一个读书团体，它要求入社成员严以律己，做一个志行高洁的人，刻苦自学，做一个有学识的人。

一九二一年初，董必武受聘到一师任训育主任，在他的指导下，“证人社”改名为“人社”，制定了组织章程，出版了《社年刊》，校内申请要求加入的同学大大增加，一师学生自治组成立时，人社成员就是骨干力量。接着走向社会，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影响日益增高。

董必武为了培养革命人才，在武昌又创办了“武汉中学”。又和同仁们创办了“武昌共进中学”、“崇实中学”、“时中小学”，后又将原在武昌司门口鼓楼洞上的养正小学迁来合并于时中小学，经董必武改名“建国小学”，接着又改名为“武汉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前后，暑假期间，各地均有学者、名流、专家、教授，来武汉讲学。他们是：黄炎培、陶行之、晏阳初、章太炎、黄季刚、梁启超等。董必武指示人社成员前往听讲，利用听讲机会，经常集会，并组织成立了“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以教育发展职业，以职业扩充教育。同时利用这两个组织掩护进行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

董必武，生于1886年，湖北省红安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夏，“人社”在第一师范举行年会，同时合影聚餐，实际上是欢送董必武老师和陈潭秋同志代表湖北赴沪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每逢寒暑假期间，董必武组织人社成员回到各自的家乡，发动农村建立学校、夜校和识字班。如人社张复初、刘省吾等人在黄安(今红安)八里湾陈家田创办“启人小学”一所。八里湾一带非常闭塞，原来没有小学，这就是第一所小学。经过逐渐扩大，分设第一、二、三部。学校在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阶级觉悟，播撒革命种子，给后来黄麻起义，做了思想准备。

汉口是工商业集中之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最为严重，反帝情绪非常强烈。董必武因势利导，提出寓革命于“平教”和“职教”之中。武昌“人社”据点在武昌佑新巷。汉口“人社”地点在汉口潮嘉会馆、香山会馆。董必武派年青的刘仲衡、陈定一、程亚主三人经常来往与武昌，汉口各据点，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罢市、罢工、罢课等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穷兵黩武，为了搜刮军费，实施暴政。同年11月25日，湖北学联主席、共产党员、人社成员陈定一率领学生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军阀吴佩孚”口号，直冲汉口查家墩吴佩夫司令部。1926年8月，陈定一被捕，二十七日慷慨就义于武昌火巷口。

董必武用过的公文包

董必武（右二）帅中共湖北省委成员参加在武汉举行的抗日集会

5.血染江汉关广场

——记一九二七年的“一·三”惨案

📚故事五

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沿岸罪行累累。1926年9月5日，英帝军舰炮轰四川万县，五千余名军民惨遭杀害。1926年12月英舰又在湖北团风故意撞沉我国客轮，400多名乘客溺死江中。中国人民怒不可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开展如火如荼的反英斗争。

1927年1月1日~3日，武汉人民庆祝国共合作的新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市内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组织了讲演队，向群众宣传庆祝的意义。三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江汉关前的河滩上讲演，慷慨激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和民众的聚合，使租界内的英帝国主义惊慌失措，公然派水兵横蛮干涉，听众怒而不睬，他们竟悍然从军舰调来大批水兵，在与我交界处垒起沙包，拉上电网，架起机关枪，张牙舞爪，气势凌人，意图威吓听讲观众。群众为了避免冲突，自动后撤。可是一大队英国水兵却大肆逞凶，举起刺刀向赤手空拳的听讲群众乱戳。码头工人李大生被当场戳死，大肠随刀拖出，惨不忍睹。方汉山、明宿廷等数十人被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面对英帝暴行，愤怒的群众忍无可忍，包围了水兵，夺下了他们的枪支，与他们搏斗，一直相持到下午7时。武汉各界群众团体得知英国水兵杀害我同胞的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刘少奇同志立即赶赴现现，了解情况，确定对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天晚上由湖北省总工会发起，武汉各界群众团体召开了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方交涉。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召见英国领事，提出口头抗议，令其撤退水兵。英领事企图拖延，但见中国人民群情激愤，势不可挡，才被迫答应撤退。

4日下午，武汉农工商学各界在汉口商会召开联席会议，会上以湖北省总工会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六项条件为基础，提出了八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英领事交出凶手，赔偿损失等，并限定在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行封锁英租界，收回英租界。

5日，武汉市各界群众在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参加的群众达四十余万人。大会由省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同志担任总指挥。大会结束后，以码头工人、海员工人等为主体的群众游行队伍一直冲入英租界内，赶走了英国巡捕，夺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英国水兵也夹着尾巴逃回军舰。

反英斗争节节胜利，英国侨民十分恐慌，4日就已纷纷逃上英国军舰和商轮上。英国汇丰银行及所有洋行，五日已完全停止营业。把银钱财物运上军舰，妇孺则登上了德和轮。六月一日早全部开往上海。

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以及各地革命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强有力地支持武汉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反英浪潮冲击下，英帝国主义无可奈何，被迫同意正在开往中国上海的军舰和军队改开香港。2月7日恢复谈判，经过多轮会谈，共同议定，汉口的英租界正式交还中国政府，并决定2月19日晚七时双方正式签定。3月15日由汉口市政府派员接收英租界。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奴役下的租界解放出来的英勇行动，也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运动史上的创举。

英国水军枪杀民众现场

收回后的汉口英租界

中共中央发布宣言，抗议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

6.碧血染江城，英名昭日月

——敬祭施洋烈士

📚故事六

汉口花楼街皮业巷9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从事无产阶级法律研究的著名“劳工律师”、湖北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殉难烈士施洋同志住过的地方。

施洋原名吉超，字伯高，号万里。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午时出生在湖北竹山县西乡杨家河桂树村一个书香人家。从小，他就勤奋好学。1900年，他在离家十多里的偏隅沟的一个私塾学堂里开始了读书生活。

1903年，施洋十四岁的时候，家中生活贫困，家务劳动繁重，才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

1907年他考进了湖北郧阳府立农业学校学习蚕科。同年腊月二十四日与郭秀兰结婚。

1910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又转于郧阳农业中学继续深造。

1911年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施洋只好回到家乡，在家乡的祠堂里办了一所国民学校，自己当校长又当教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为了寻求救国真理，施洋来到武昌，考入湖北警察学校，一年以后，以警察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专心攻读法律，1917年，他以甲等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又继续留在武昌学习英文，且研究法学，并与学界人士组织了法政学会。1918年申请领到律师证书，于是开始了律师生涯。由于他精通法律，雄辩过人，因此在法律界中享有名望日高，被武汉律师公会推举为副会长。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消息传来，施洋以律师身份参与并领导了武汉的“五四”运动，同时发起组织湖北各界联合会，和全国各界联合会相呼应，并被选为湖北各界联合会筹备员暨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部长。9月，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施洋以湖北各界联合会请愿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赴京，反对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的卖国条约，并与军阀吴佩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挫败了反动派的阴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施洋积极参加，并领到了湖北的新文化运动。

1921年，全国各省自治运动日益高涨，施洋积极参与和领导了驱逐北洋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活动，经过斗争，终于将王占元驱逐出湖北。

1921年9月，施洋同志从长沙回到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部武汉分部。接着又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研究会。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律师事务所由武昌府院街迁到汉口法租界。他领导汉口的人力车工人罢工，使罢工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1922年元月22日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施洋被聘为法律顾问。在这大好形势下，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2年4月，施洋将他的律师事务所迁到现在的皮业巷九号，直到1923年“二七”大罢工施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时十个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里，施洋烈士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凯歌。

7月23日，汉阳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开成立大会时，武昌警署派人弹压，搜去俱乐部干部名册，开除工人70余名。施洋同志组织全厂工人罢工，迫使厂方承认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赔偿了俱乐部的损失，取得了斗争胜利。

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反虐待、反侮辱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了罢工。林育南同志(俱乐部主任)和施洋同志(法律顾问)在武汉领导了武昌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罢工运动，与毛泽东同志领到了长沙新河、岳州两个大站的工人俱乐部罢工运动相呼应。整个粵汉铁路瘫痪了。

铁路当局慌了手脚，就伙同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出反动军警，妄图破坏罢工斗争。罢工工人赤手空拳地和军警进行激烈搏斗，许多工人被捕，被打伤，罢工却仍在坚持。

恰好此时，上海召开了全国司法会议，施洋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身份于9月23日到上海出席会议。会上，他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提案，还参加了上海的群众运动，并会见了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交换了政治见解，谈得十分融洽。

在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潮高涨。1922年上半年，京汉铁路的长辛店、保定、郑州、信阳、江岸等16个主要地区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后改为分工会)。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开展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党决定把全路近三万名工人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施洋同志积极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评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京汉铁路总工会经过三次筹备会议，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军阀吴佩孚禁止总工会成立的消息传来，二月四日上午，按照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命令，开始了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

罢工期间，正值寒冬腊月，施洋同志经常顾不上吃饭，休息，冒着刺骨的北风，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又是演讲，又是募捐，又是发表紧急宣言，去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2月7日下午5时，反动派开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了。32名工人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同志壮烈牺牲。当晚施洋同志回到家中，正在一楼卧室里烧毁一些重要文件时，突然，十几个便衣警察，像一群恶狼一样，闯了进来。施洋同志早已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便毫不畏怯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丢，大声喝道：“要走就走！不用侍候！”说罢，便昂首阔步地同那些警察一道走了。

十四日，吴佩孚电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不杀施洋，京汉铁路不能通车。”要肖耀南将施洋秘密处死。

十五日七时，北风呼啸，乌云密布。施洋同志被押到武昌洪山脚下。面对刽子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壮烈牺牲。当时的施洋年仅三十四岁。

噩耗传来，劳苦大众无不义愤填膺，悲痛万分。群众冒着危险将施洋同志的遗体收殓，停放在武昌城外江神庙里。后来，江岸铁路分工会和武汉人力车工会将施洋同志的灵柩安葬在武昌洪山北麓，并立碑纪念——碑上刻着“施洋先生之墓”六个闪光大字。

为了纪念“二七”烈士施洋同志，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子孙后代，1953年武汉市总工会将施洋烈士墓迁到了秀丽的洪山上面，重建了施洋烈士纪念碑。碑前立有施洋烈士的半身塑像。1957年董必武同志为施洋烈士墓题词：“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肖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施洋烈士亲笔所写《伯高狱中七日记》

1958年电影《风暴》摄制组还在施洋烈士的故居拍摄了部分镜头，作为历史的见证永驻人间。

7.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从这里出发

——记武昌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

📚故事七

在武昌昙华林崇福山街49——51号的圣约瑟学堂，曾经是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

1927年7月，贺龙指挥部队北伐开封胜利后，返回武汉，升任20军军长，他的军部就设在圣约翰学堂。

当时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仍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汉领导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知晓这一情况后，到这里会见的贺龙。他向贺龙分析当前局势，讲述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

周恩来的赤诚相待和精辟见解，使贺龙坚定了跟随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并在武昌提出了入党申请。

这次会见之后，贺龙随即拒绝了蒋介石，汪精卫两人的招揽，并利用在武汉休整的机会，招兵扩充员额，在二十军中收留安排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例如陈赓、段德昌、范长江等都是此时来到二十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长沙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形势十分危急，正是在此时，贺龙收留了大批的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到二十军，其中周恩来同志还在20军避难过一段时间。

后来，贺龙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从这里出发，带领20军作为一支主要的力量，参加南昌起义。为建立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现在，“圣约瑟学堂”石雕门楣(门楼)、“日知会”当年的大门、院中的水井和韦棣华女士创办的图书馆专业学校的老校舍都还保留完好。

圣约瑟学堂旧址，是1906年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此组织，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的所在地，原为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日知会学校内的救世堂，1901年在此兴办书报阅览室，名曰“日知会”。

1919~1927年，教会在此开办圣约瑟学堂，建筑面积1600㎡。

日知会为近代中国著名宗教团体，1901年成立于武昌青龙巷日知学校，以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1906年，革命志士刘静庵将活动地点迁至崇福山圣约瑟礼拜堂(教堂)，以宗教作掩护进行“推翻帝制、建立新中国”的宣传活动，日知会由此成为致力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团体。后刘静庵被捕，并与辛亥革命前夕牺牲于清廷牢狱。1920年，圣约瑟教堂扩建，附设中小学，始刻“圣约瑟学堂”五字于门楣。

8.一位银行家的故事

——记原上海邮政银行汉口分行行长周苍柏

📚故事八

周苍柏(1888——1970)祖籍武昌，祖辈在武昌大堤口开设周天顺炉房，祖父周庆春时迁至汉阳双街弹夹巷继续经营炉房，改名周恒顺。是时正值清末洋务派张之洞督鄂期间。以后他家逐渐改营机器制造业，改招牌为恒顺机器制造厂，这是武汉机器制造业的第一家，也是武汉地区民族工业的第一家。

周苍柏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后转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毕业后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攻读银行系，获商学士学位。回国后在泸汉等地从事商业工作，后转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他的积极经营，业务蒸蒸而上，自1926年升任行长。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汉，周苍柏出于爱国热忱，在经济上积极支持。也正在此时，他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联系。当时董必武同志在武汉，苏共向我党捐助一笔数字不小的美金，但却无法汇过来，董必武就托周苍柏代为设法，他终于设法将苏共这笔巨款顺利地交给了党。

周苍柏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筹集资金，在武昌东湖一带购置土地，创设“海光农圃”，地点在今湖滨客舍靠南一带，既从事农业改进和果树栽培，又设立游泳池兼及养鱼、饲马，目的在于丰富广大市民的文化生活。经过前后十多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东湖逐步成为一个风景胜地。武汉解放以后，周苍柏将“海光农圃”无偿捐献给了人民政府。

抗战胜利后，周苍柏任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署长，曾将大批面粉和救济物资送去新四军五师所在地。解放前夕，周苍柏拒绝了陈诚邀请，不去台湾，避居上海以等待解放。

周苍柏的大女儿周小燕为我国著名歌唱家，周苍柏喜爱音乐，认为音乐可以振兴民族风气，唤起国魂，他曾计划在东湖设立一个音乐学院，后因故未能如愿。

建国以后，周苍柏被安排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

周苍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爱国主义者。

9.一座让人怀念的二层楼

——记一位坚强的革命母亲

📚故事九

在今天汉阳长江大桥旁，晴川饭店对门的龟山脚下，立着一块石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经是中共汉阳县委的所在地。就在这块石碑的后面。如今建有一个两层楼的公共厕所。而这个厕所的所在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两层楼居民住所。当年，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这里住着一家人。女主人叫陶承，男主人叫欧阳梅生。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在汉口三教街(今鄱阳街139号)一栋西式洋楼召开，史称“八七会议”，而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住在陶承家中。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含着悲愤之情，写下了《《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其后，毛泽东与肖楚女在长江边握手话别，他们两人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可是，谁知道？此行，竟是诀别。回想当年的情景，至今令人泪目。

故事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1931年2月7日，因组织设在上海东方旅社和中山旅社等秘密联络点遭到破坏，不幸被捕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哥哥)、柔石、胡也频等24人被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楼上的法庭之上。

楼上的法官、书记员一一核对众人身份后，便让他们摁手印，开始的两人，以为要将他们转移到南京，看都没看，便摁了手印。

等轮到左联作家柔石时，看到文件上面写着：“验明正身，立即绑缚刑场枪决！”几个字，立即对身后的同志道：“同志们，这是执行书啊，我们不盖！”。

随即，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大声抗议：“不盖！我们犯什么法了？”紧接着，24人与法庭上的人员动起了手，有人打玻璃，有人扔凳子，乱作一团。

法官见状，连这最后的过场也给省了，直接命令宪兵押着24人到龙华刑场。

刑场之上，还未等法官念完“宣判书”，在何孟雄、林育南的带领下，同志们便唱起了《国际歌》，在歌声中，侩子手扣动扳机，24人英勇就义。

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鲁迅当即写下悼念诗《无题》，并在几年间先后写下《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纪念》，表达对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联烈士的思念，而党组织，也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人给出了高度评价。

在龙华2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名叫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当消息传到他母亲陶承耳中时，她是肝肠寸断，因为短短三年时间，她已失去了三位至亲。

幼年的欧阳梅生命运悲苦，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16岁时，在祖母的主持下，与18岁的陶承结为夫妇。

虽然结婚之前素未谋面，但陶承两岁父母双亡，由邻居干娘抚养长大，命运相似的两人婚后生活十分和谐。

婚后的第三年，18岁的欧阳梅生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与蔡和森等人成为亲密好友，并因此结识毛泽东，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毕业之后，欧阳梅生选择从事教育工作，在湘阴、湘西、长沙等地当小学教师，这段时间，他与妻子陶承先后生育欧阳立安、欧阳本玟、欧阳应坚、欧阳稚鹤、欧阳本双五个孩子。

欧阳梅生教书育人，陶承照顾五个孩子之余，种菜养鸡，虽算不上富裕，但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

然而，欧阳梅生志不在此，一天，他对妻子说：“一个人应有社会责任，不能光看眼前，只顾自己！”于是，1923年，欧阳梅生告别妻儿，前往四川办学校、寻真理。

陶承虽是乡下妇女，没读过几年书，但也知道丈夫非池中之物，有着远大的理想，她毅然担负起照顾几个年幼孩子的重任，让丈夫去追求梦想。

1925年，胡子拉碴，一身破衣烂衫的欧阳梅生回到家中，原来，欧阳梅生他们办的学校，被军阀查封，回家的路上又遇到了土匪，东西被抢了个精光。

看着三年未见丈夫这副模样，陶承是心痛不已，但欧阳梅生却毫不在意，对妻子说：“我把心都交给了革命，世界要大变！”。

回到家后的欧阳梅生，每天早出晚归，宣扬革命，并于1926年，成为一名党员。

也是在这一年，北伐革命军进入湖南，欧阳梅生带领广大工友审工贼，打土豪，宣传党的政策，忙的不亦乐乎，受父亲的影响，年仅12岁的长子欧阳立安也心向革命，加入儿童团，四处巡逻，俨然一位小革命家。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紧接着，湖南军阀许克祥也发动“马日事变”，在湖南大肆搜捕革命人士，时任湖南省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欧阳梅生遭到通缉，只能离开，前往湖北，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

欧阳梅生离开后，陶承带着几个孩子，在家乡待了一段时间，她的女儿欧阳本双生病，因为没钱抓药，离开人世。

不久，在同志们安排下，前往武汉与丈夫团聚。

重聚后，欧阳梅生与陶承的家，成了地下组织的聚集点，而陶承，则以家庭主妇的身份，负责放风、收藏文件等等工作。大儿子欧阳立安，也小小年纪便成了通信员，冒着生命危险，给同志们送情报，送报纸。

1928年1月，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1200多人攻占宜章县城，紧接着，又攻占坪石，一路向北，目标直指郴州城。

2月，朱德、陈毅率军急行军60余里，在郴州当地地下党员和农军的配合下，于二月四日攻占郴州城，攻下郴州城后，朱德又亲自率军北上，连克永兴、耒阳等县城，将湘南起义推向高潮。

然而，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命令湘粵军阀派出几个师，围剿这股红军，便在这时，因为“左”的影响，又犯了一个错误，湘南特委竟然采取“焦土策略”，烧毁民房坚壁清野以退敌。

此举，引起极大民愤，甚至还被土豪劣绅利用，制造反革命事件，最终，朱德、陈毅只能无奈率军离开，上了井冈山……

在其后的革命征程中，陶承的女儿夭亡，丈夫鞠躬尽瘁为革命累死在战斗笫一线，两个儿子为国捐躯。陶承擦干眼泪，坚强不屈，奔赴延安，为革命奋斗不止。

这位坚强的母亲，革命的妈妈，用她毕生的经历，感人的故事。在1959年写了一部自传体故事《我的一家》，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这本书在全国发行600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人生的教科书。以《我的一家》为原型的电影《革命家庭》(于蓝主演)上影之后，又将红色经典的教育推向了高潮。

在湖南，陶承的故居创办了『一家为大家』的专题博物馆，“一家为大家”为王震将军的题辞，在博物馆中革命老人徐特立亲自题辞『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这是对革命妈妈陶承最高的褒奖。

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在汉阳龟山脚下，陶承一家从事主要革命工作的地方，汉阳的家，房子却拆除了，不留实物，难觅踪迹。

10.方寸之间寄深情

——为毛主席刻印的武汉人

📚故事十

为大家介绍为毛主席刻过章的中国十大金石篆刻家。

1.邓散木1898——1963)上海人，近代书法家、金石篆刻家、中国书法研究社社员。

2.陈巨来(1904——1984)浙江平湖人，名斝(音“假”)，字巨来，斋名安持精舍。

3.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江西南昌人。

4.吴朴堂(1922——1966)又名中，后改名扑，字厚庵，浙江省绍兴市人。

5.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

6.钱君陶(1907——1998)，名玉堂，锦堂，号君陶，禹尝，午斋，室名无倦苦斋。

7.谢梅奴(1913——1991)，原名翰华，别署兴兰堂，三不堂，长沙市人，有“篆刻王”之称。

8.刘博琴(1921——1984)，号竹翁，北京大兴人。

9.談月色(1891——1976)，女，原名古溶，又名溶溶，晚号珠江老人，因行十，又称談十娘，广东顺德人。

10.曹立庵(1921——1991)，名晋，又名美植，湖北武昌人，为汉上大商家曹祥泰的公子。

❤️十万印楼主曹立庵

曹立庵(1921——1991)，名晋，又名美植，湖北武昌人，为汉上大商家曹祥泰的公子。他在1945年~1949年间，先后在重庆、武汉、桂林、上海、香港等地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在解放前得到柳亚子先生的赏识，因而引荐曹先生治印两枚，敬献给毛主席。

解放后，曹立庵先生曾经担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湖印社名誉社长。

1950年，中央报刊上发表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的毛主席亲笔手书时，就盖着武汉金石篆刻家曹立庵为毛主伟篆刻的两方珍贵印章。一方刻着白文“毛泽东印”，深厚古朴，另一方篆刻着朱文“润之”二字，字体秀丽，笔势圆润有力，二印组成一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气韵生动万千。

1945年8月8日，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历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

期间，柳亚子在送给毛泽东《赠毛润之老友》一首七律诗后，又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写了《沁园春·雪》一词赠送柳亚子。

柳亚子发现上面没有落款和印章，便请毛泽东重写。毛泽东写好后，说没带印章。

柳亚子就特请在重庆的著名篆刻家十万印楼主曹立庵，刻了一方白文印“毛泽东印” 和一方朱文印 “润之”。

❤️著名书法家金石家邓散木

这件作品是在1963年8月赠给毛主席的。

打印成立方体，明黄色，顶部镂空雕双龙，因此又称“龙纽大印”，印的一侧刻有“1963年8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瑑时六十有六”。

这件龙纽大印原存于中南海，1990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此印和中南海数千件毛泽东遗物回归故里，由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珍藏。

邓散木

❤️“三百年来第一人”陈巨来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请陈巨来刻“湘潭毛泽东”一印。

陈13岁就开始刻印，平生治印逾三万方，其篆刻被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对“湘潭毛泽东”一印，陈巨来慎审精思，三易其稿，一反他擅长的元朱文，最终决定以白文布局，处理得雄壮浑厚，大气磅礴。

不久，陈巨来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致谢信，大意是:陈巨来同志，主席收到你为他刻的印章十分高兴，特附上三百元以作润笔···

❤️写雨景的大师傅抱石

1959年傅抱石听说毛泽东要为他和关山月共同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题字，事先精心准备了一枚印章，便于毛泽东落款时盖用。

毛泽东看了印拓，十分欣赏，赞叹道：“不愧是当今艺术大师力作。”但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一向不盖印，这次也不打算破例。他说：“这印章请傅先生代为保存，待我退休后再取来使用。”

这枚印章一直由傅抱石精心珍藏。直到四十年后，国庆50周年，傅抱石儿子傅二石才将该印印拓公诸于世。

❤️上海金石名家吴朴

这是一方毛泽东用得最多的印章，是刻的朱文“毛氏藏书”印。毛泽东藏书不讲版本，但盖印是必不可少的。

此印是毛泽东在1963年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请上海金石名家吴朴所刻。毛泽东对这方印章非常满意，在许多藏书上都钤有这一藏书章。

❤️“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

自称“三百石印富翁”的大师齐白石，也曾为毛泽东篆刻两方印章。

1949年，毛泽东写信邀请齐白石参加新政协会议。齐白石欣喜之下，用一对名贵的雕有狮子滚绣球钮的寿山石，精心镌刻了朱文“润之”和白文“毛泽东”印各一方。

❤️著名篆刻家钱君陶

在上海解放不久，当代著名篆刻家钱君陶怀着崇敬之情给毛泽东篆刻了 一方“毛泽东印”。并通过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转赠给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又通过上海博物馆找到钱君匋，请其刻了一方“毛氏藏书”朱文印。

❤️“篆刻王”谢梅奴

谢梅奴有“篆刻王”之称，他刻治的这两方印章分别是白文“毛泽东印”和朱文“润之”印，毛主席特别喜欢这两方由家乡的篆刻大家创作的印章，使用频率很高，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金石名家刘博琴

刘博琴有“博琴铁笔”之誉，1937年七七事变后，有人曾到北平取灯胡同找到他，说是要刻一枚“润之”印章送给远方的朋友，他于是精心刻了这枚印章。北平解放后，他才知道“润之”就是毛泽东。

❤️奇女子谈月色

毛主席还有两方印出自广东顺德女子之手。

这位奇女子，就是曾出家为尼后还俗，以画梅、篆刻、书法驰名于世的现代女金石书画家谈月色。

建国初期，柳亚子曾向毛主席热情推荐谈月色的篆刻，后来国家民政部曾通知谈师为毛主席治印。

谈月色大师以瘦金书、园朱文入印，刻“毛泽东印”、“润之”二印，并刻边款“奉润之主席，睿见存念”。

❤️❤️❤️【知音讲堂】谨以此篇，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钟生华：江城革命旧址巡礼！今晚的“江城故事”栏目，仅凭这主题就令人肃然而热血沸腾，刘忠慧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更添了一份激情和精彩。十个故事，九处革命旧址，若按时间顺序，从1923年“二七大罢工”，中国工人运动高潮；1927年元月“一三惨案”，收复汉口英租界，震惊世界的反帝斗争；1927年7月驻扎武昌的国民革命军20军开赴江西组成“八一南昌起义”主力，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这几项重大事件，就串连起一部现代中国革命最威武壮阔的历史场景，这是在江城武汉，在武汉三镇展开的历史画卷；京汉铁路，江岸机务段，江汉关，苗家码头，南洋大楼，黄陂会馆五大会址，、大陆里，保元里，龟山脚下两层楼房，……今晚的故事让我们在革命旧址巡礼中，感受到一座英雄的城市闪耀的红色光芒！我们为生活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而自豪！

❤️张建：武汉是座英雄城市，人民是英雄的人民。谢谢今天晚上刘老师和章老师以及雷老师联袂打造了一堂精彩课堂，让我既涨知识，又度过了学习的时光！老师您辛苦了！请喝茶！

❤️宗综：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娓娓道来，不紧不慢，为今晚主讲和助课老师点赞。巾帼不让须眉，给讲堂以往的现在的女主讲老师点赞！你们的付出让知音讲堂多姿多彩！

❤️汪友林：论古今，讲缘分，独享琴台流韵；品先贤，觅知音，大家荟萃讲堂；唯楚有才，于斯为盛！

❤️淑惠：

江城武汉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中国革命历程中重大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演绎在武汉三镇的大地上，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用鲜血凝成的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历史时刻，今晚讲述的红色江城革命旧址巡礼，就呈现出特殊的纪念意义！

❤️感谢《知音讲堂》“江城故事”栏目组的刘忠慧老师，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那么倾心投入，激情昂扬，生动感人，为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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