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宋之变1063—1086》随笔

云卷云舒

　　作者赵冬梅，1971年2月26日出生，籍贯河北省唐山市，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修宋史，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2012年、2013年，分别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 并出版相关图书。

《大宋之变》是作者系列研究宋史的专著之一。在她看来，宋朝由盛转衰，就是从1063年至1086年这段时间发生的，而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她在前言里强调，自己要“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的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认为作者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历史的细节是要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甚至还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史料，通过详细的分析、研究、比对、究伪、推理，才能挖掘出最接近历史的真实。细节才是最扣人心弦的。当然，作者是有自己的立场和喜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脱离不了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基本认知的。比如说，对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可以感觉到作者对司马光的偏爱，以及对王安石小人做法的厌恶。

以史料追述历史，能做到不枯燥乏味已是不易。此书能如此引人入胜，令我爱不释手，使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过人才华。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中原王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其中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由于内乱而是由于外侵而灭国的封建王朝。

这本书讲述的是北宋1063–1086年间的事情。在此期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1063年），英宗在位四年就驾崩，传位神宗（1067年），神宗在位18年，重用王安石搞变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实质是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民争利，多方敛财，贸然拓边，最为致命的 是“弃祖宗之法于不顾”，“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失。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的“异论相搅”宽容的风气不再有了，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于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失。官员们习惯了把苟且偷生当作生存智慧，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自大。神宗驾崩（1085年）传位给仅10岁的哲宗，其祖母高太皇太后临朝，她颇有见识，急召回司马光为宰相，欲改变神宗王安石的路线，废变法、开言路、停拓边、重民生。可惜，司马光已风烛残年，力不从心，拨乱反正之事未有实质进展便于1086年9月去世。忠诚坦荡、君子楷模离世，朝廷风气败坏愈盛，此后，宋朝的衰落已难以挽救，加之高太皇太后卒，哲宗亲政，不愿承认父亲神宗的失败，痛贬已经过世的司马光，重返神宗王安石路线，干部队伍大换血，治国理念大转变，搞得上上下下无所适从，折腾到1100年驾崩，传位徽宗，此时离靖康之耻已经不远了！

　　由此可见，神宗及王安石变法是加速大宋衰败的根由。那为什么神宗要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两次启用王安石变法呢？

历史往往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而改变走向的。这个偶然事件就是仁宗无后！

仁宗是大宋的第四任皇帝，在位四十多年。后人多认为他没有什么大作为，但他“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为人宽厚爱民如子，君臣关系十分融洽，老百姓亦安居乐业。营造宽容的政治风气，容许并鼓励批评朝廷，不同的政见可以激烈讨论，目的是寻求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这就是仁宗最伟大的政绩。仁宗一朝名臣和文人辈出，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包拯、苏轼、苏洵、苏辙、曾巩、柳永、黄庭坚、米芾、周敦颐、沈括等等。虽然范仲淹搞了个“庆历新政”变法有虎头蛇尾之嫌，但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大。

仁宗最大的心病是后代只有公主没有儿子（有过几个儿子未成年便夭折了）。皇位要有人继承啊，实在没办法了，就把侄子赵曙过继过来立为皇子，仁宗驾崩后赵曙上位，也就是英宗。英宗非嫡生而继承皇位，心理压力山大，加上身体虚弱，四年后驾崩，年三十六岁。传位给长子赵顼即神宗。年轻气盛的神宗要为父亲英宗血统正名：虽不是仁宗亲生，但龙种纯正！最为有力的证明莫过于开拓边疆、光复唐代时期中国的疆土了。而打仗是要银子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持发动战争，想办法多攒些银子是当务之急！投其所好，王安石的理财方针赢得了神宗的倾心，变法由此而来。另外一点，神宗喜读《韩非子》，废寝忘食，读后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他要从儒家治国转变为法家治国了。

社会的进步是需要有改革创新的，变法不是洪水猛兽。但是，我认为，变法是要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把蛋糕做大，民富国强。如果只是把分蛋糕的方法予以改变，好让国家多拿一点，势必要触动既得利益者，这里面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例如免役法，改出劳役为出钱，对穷人来说就极不情愿了。

王安石通过变法，使国库充实起来，神宗有了本钱于是对外开打，屡与西夏进行交战，有胜有败。后在灵州、永乐城之役遭遇大败，彻底灰心丧气不再言战。统一辽、夏的抱负、自证血统纯正的意愿皆化为泡影，不久含恨而去。如果仁宗有嫡生子继承皇位，就没有了英宗的尴尬和神宗的妄为了，王安石也没有机会去折腾变法，也许大宋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神宗之前的大宋王朝本来是有一些非常好的政治制度的，例如设置了“御史台”、“谏院”机构，行使监察和批评权力，不仅可以挑各级官吏的毛病，还可以对皇帝谏言，甚至是批评，且言者无罪不予追究。还有一个机构叫“通进银台司知门下封驳事”，朝廷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的诏书要经过这个部门把关后才可颁布，如审查发现有不妥之处，不予通过，退回起草部门修改。有不同意见和反对的声音，对执政者来说应当是好事，兼听则明，万马齐喑究可哀！王安石变法后，把机构设置作了大的调整，重点是方便变法推进，减少阻力、绕过障碍。虽然仍保留了言官制度，但他急功近利的做法，动辄就“变通”、“绕道”的行为，打击不同意见者的狠劲，使监察部门形同虚设，言官噤若寒蝉，有点骨气的言官也只有愤然辞职。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实用主义做法，顺者昌逆者亡，极大地破坏了大宋的政治生态，令人扼腕叹息！

　　在这段大变革的过程中，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势力的领军人物，由于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每次交锋司马光都处于下风。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皇帝铁了心要变法，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劝也没用，那就让事实和结果来说话吧。问题的关键是，王安石为了推进变法，不惜践踏了前朝良好的制度，败坏了庙堂上的风气，这使得司马光心寒。而且玩心眼、弄权术、斗嘴皮是王安石的强项，司马光只得甘拜下风。

司马光是钦佩王安石的才华的，爱才惜才之意始终存有。王安石亦尊崇司马光，曾对自己儿子说：司马光在修身、齐家等方面，事事都可以做年轻人的榜样。但司马光是有“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且认死理，脾气倔，原则问题从不让步，无论是对皇上还是位高权重的大臣，他从不放弃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和追求。在多次劝阻神宗王安石变法无果后，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专心致志编撰《资治通鉴》，历时十五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资治通鉴》是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编者运用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具的艺术手法，不仅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还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此外，《资治通鉴》也关注了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例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科技、教育、艺术等领域。这些内容为后人了解中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借鉴。

有人总结了司马光高贵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摘抄如下：1.忠诚：他为人忠诚厚道，无论是对君主还是对朋友。2. 勤奋：司马光一生勤奋，除了在祭祀或者与朋友交流等活动的时间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编纂古籍。3. 刚正不阿：司马光性格刚正，不附权贵，在朝为官期间，敢于直谏，不畏权势。如，他直言天子应当先纳谏，再断政。4. 才华横溢：司马光博古通今，对文学颇有造诣，不仅文思敏捷，而且文学造诣较高。5. 高尚品质：司马光有强烈的道德观念，他做事的标准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利益，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6. 为人正派：司马光对人和蔼可亲，不偏执、不激进、不自利、不自欺，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做事，都有高尚的品德。

对王安石，后人评价毁大于誉。例如王夫之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新法，认为王安石“为小人”是不容置疑的，还认为他执行的是“苛政”，是“败亡之政”，“民乃益怨，衅乃倏生，败亡沓至而不可御”。但也承认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在这我补充一下，延续最久的恐怕就是保甲法了。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的评价最到位：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神宗第欲为唐太宗，而安石进之以尧、舜，神宗目安石为诸葛、魏徵，而安石竟以皋、夔、稷、契自况。试思急功近名之主，其有不为所惑乎？当时除吴奎、张方平、苏洵外，如李师中者，尝谓其必乱天下。新法非必不可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但知理财之末迹，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天下方交相诟病，而安石愈觉自是，黜陟予夺，任所欲为。至若登州妇人一案，较诸斗鹑少年，尤关风化，同僚谓不宜减罪，而彼必欲减免之，盖无非一矫情立异之见耳。夫朝廷举措，关系天下安危，而顾可以矫情立异行之乎？我姑勿论安石之法，已先当诛安石之心。

毛泽东的观点与蔡东藩认为王安石“误在未审国情，独执己见”相近，他说王安石“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当然也有赞誉王安石变法的，把变法取得的一些成效放得很大，其观点我不想逐一反驳，但我最痛恨把变法失败归罪于所谓“以司马光为首的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派”这种说法，典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陈腐观念。

1086年四月王安石卒，同年九月司马光卒。

当司马光得知王安石死讯时，自己已重病缠身行动不便了，他令人焚香，命儿子取来官服，在儿子帮助下穿戴整齐后，面对南方长长一揖，然后肃然站立，默默无语，许久，泪流满面。随后他去书房亲笔给尚书左丞吕公著写了一封信，他首先肯定了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之处甚多”，要避免他死后一些反复之徒乘机诋毁他，“所以，我认为，朝廷一定要对介甫（王安石的字）以特别的优厚待遇，以此来振作浮薄的风气”。这就是司马光的胸怀大度。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后官方的悼念文章（《王安石赠太傅制》、《司马光神道碑文》）都是中书舍人苏轼执笔的，真是如椽苏轼笔啊，虽都是颂文，却暗藏褒贬，寓意深远！

关于碑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哲宗驾崩徽宗继位（1100年），重用王安石的学生蔡京为宰相。蔡京搞了一个“元祐党籍碑”，把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名字刻在碑上，司马光、吕公著、苏轼、黄庭坚等赫然在列，计120余人。凡入党籍者，其子孙、兄弟打入另册不得入京不得科考不得当官。为扩大影响，这个碑文在全国各地都要刻制。有些刻工拒绝，认为那些都是好人啊，不忍下手。还有刻工怕被官府治罪不得不刻，但苦求不要刻上自己的名字，怕后人责骂。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这是一本好书，有机会我一定会再细细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