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刋出“刘斯奋谈读书”

蝠堂

《中华读书报》

刘斯奋谈读书

问：您对古典文学研究颇深，曾出版了《岭南三家诗选》《黄节诗选》《苏曼殊诗注》《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等著作。对于古典文学的爱好的始自什么？

刘斯奋：我出生于一个文化家庭，受父母的重陶影响，从幼年起大量诵读古典诗词。不仅背诵并且创作，十六、七岁就掌握了各种诗体格律，而且能写得很像样了。例如有一首《观沼气发电有感》，是我十六岁的作品：“江湖浪迹任消磨，一旦逢春意气多，愿化明三万斛，直教流影乱星河。” 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岁月里，我与一班密友私下仍旧坚持阅读、创作和交流。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又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注释，先后出版了《岭南三家诗选》、《苏曼殊诗笺注》《黄节诗选》《梁启超诗文选》《唐宋诗词彩图辞典》《白话诗译宋四家词选》等七八种本子。这样一种研读经历，当然还加上后来对传统典籍的全面的涉猎，使我获得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比较深入的理解，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问：能否具体谈谈您的求学情况？

刘斯奋：就我而言，主要是集中从三个方面下工夫：

一、通过古典诗词入手，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来有诗国之称。从古至今二千多年间，由于民众的喜好，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甚至一度实行“以诗取士”，诗歌的作者之众，留下的作品数量之多，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光是成书于清代的《全唐诗》，就收入了4万9千多首，作者2 千2百多人，而且还远不是全部。上世纪中叶成书的《全宋词》则共计辑两宋词人1 千3百余家，词作约二万首。如果把其他朝代的都算到一起，那真是不得了。

这多如恒河沙数的诗词作品，就作者身份而言，上至帝王，下及各级官吏、文人墨客、和尚道士、市井游民、甚至青楼歌妓，各个阶层都有；而就内容而言，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地理、交通、风土人情、天灾人祸、艺术、爱情、劳动等等，真是包罗万有，无所不备。就表现方式而言，记事、抒情、述志、议论都有。特别是：这些诗歌作者的主体，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他们饱读诗书，四书五经一类的典籍，对他们来说是烂熟于胸，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思想方法、审美观念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并随时随地渗透深溶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后人通过阅读，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感受到当时人们的喜怒哀乐，价值取舍。可以说，这些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一部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加上它是文学作品，是靠艺术形象和情感抒发来进入人的心灵的。音韵铿锵，朗朗上口，易诵易记。也更易于接受。

问：从古典诗歌入手，应当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捷径，那么另两方面呢？

刘斯奋：一是对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历史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生活依托。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使我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是把古代的史籍和当代的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读的。年轻时印象最深的当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因为著者运用史论结合的写法，不仅介绍了史实，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加入了自己的评判，显示出一种思想的高度，每每给人以意外的启发。很大程度增加了此书的趣味。当然，随着年事日长，我也读得更多，直到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所谓历史，是人类为了求得生存与繁殖的权利，与大自然、与人类自身进行为不断斗争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录，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无数的经验和智慧。这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人生，乃至从事各种工作，都是必不可少、极其宝贵的。

二是思想方法的确立。一个人的思想洞察力固然有天赋的因素，但后天思想方法的训练和确立更加重要。只有掌握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才能摒除纷繁复杂的表象干扰，进行层层剖析和严密的论证，形成坚实的结论。就我个人来说，我信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入门的引导，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十分认真地钻研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在人类活动的三维空间中，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其与《周易》对于宇宙的变易认知，与中国传统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的唯物主张、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民众诉求是相通的。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几经求索，马克思主义最终被共产党人接受，并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其思想指导地位也由此确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世界事物就无法透彻认识，只能流于就事论事，就现象谈现象。尽管旁征博引，看似高深莫测，却是始终是钝刀子割肉，割不出血来的。相反，根据我数十年的经验，有了正确的思想方法，就能够在海量的、哪怕的碎片化的阅读过程中，把有用的部分鉴别出来，提取出来，重新组合成新的认知和结论；同时也就能在十页八页之内，分辨出哪些书值得读，哪些书不值得读，不再为之浪费时间。

问：您的长篇小说《白门柳》获第四属茅盾文学奖，写作时是否经常从书中或书中或从您则才提到的“支柱”中寻找力量？

刘斯奋：在我创作长篇小说《白门柳》时，能够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求做到为历史传真。在进行艺术创造的同时，做到从历史事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人物言行，都经过考证，有其出处和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它引导我致力于历史本质的进步，把揭示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历程，作为小说的思想制高点。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朝代兴亡观、传统的小人君子观和被美化的传统才子佳人观的全面突破。与此同时，《白门柳》在审美方面，还凭借我对古典诗词的修养，使作品从有场景气氛的营造到文字的表达，都始终洋溢着传统文化之美，充盈着含蓄内敛，温厚沉着的中国传统审美气息。

问：能回顾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您参与的关于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论战吗？

刘斯奋：我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始终抓住主要矛盾，直指对方的要害是学术其表，政治其里；并凭借对诗词创作规律的深到理解和把握，对陈先生晚年诗文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使对方无从辩解而最终高挂免战牌。这场论战也因此被学界认为是新时期具有标识意义的典型案例。

也是基于同样的能力，使我得以对“墓门深更阻侯门”这件纠缠百年的文化公案，做出令人信服的析证。

甚至我从事书画创作，综合的文化素养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使我的作品尽管不师古人，自成面目，但仍旧散发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被誉为当代文人画代表。

问：今年，您和林岗出版了《走出鸦片战争阴影：文化自信对活录》（花城出版社），为什么会有选择一本对话录？

刘斯奋：这场对话的缘起是我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从三教合流到四学融通——文化自信的一点思考》，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也引起一些关注。但仍意犹未尽。有一次与林岗谈起，觉得不妨就为个话题做一场对谈，谈得宽一些、丰富多样一些。难得林岗当即表示有兴趣。于是就谈起来。当时疫情还未结束，开始时是面对面谈，后来改的通过电脑在线上谈。题目是谈完一个，再想下一个。最后把录音整理成文。我们的宗旨是：彻底打破目前通行的论文写作程式，坚持“大道至简”，要言不烦。尽量用日常口语来解说学术问题，同时抓住要点，突出新意和创见。力求做到雅俗共赏，普通人都能看的明白。从此书两个月后即增印，“豆瓣”评分是9.3分。从专业人士和一般读者的反应来看，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问：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教的，您想见到谁？

刘斯奋：很抱歉，我无法回答。事实上古今中外，无论是谁，只要有出色成就、能给我以陶冶、启发和帮助的，我都想见面求教。当然，古人已矣，想见也不可能，至于来者，有幸生于太平盛世，正是高才辈出之时，肯定随时随地都有握手言欢，尊酒论文的机会，不至于像当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那样，“独怆然而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