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影老司机13：处处有老师

陈振平

　　“小陈儿，帮我到图书馆借一本辛弃疾。”党委书记老江下车前关照我。

“星期几？”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辛弃疾，怯生生地说：“今天……星期二……”

老江朝我笑笑，然后下车走进黄大楼。他显然是不想点破我的无知。

但我觉得很没面子。跑到厂图书馆，揣着糊涂装明白，对图书管理员黄青兄说：“老江要看‘星期几’。”

令我吃惊的是，黄青没有问“今天星期几”，毫不犹豫地从书架上找出一本《辛弃疾词选》给我。我这才知道“星期几”原来是辛弃疾。黄青是后勤组的小青工，只高我一届，业余管理图书馆。

晚上下班时，我开车送老江回家，把书交给他：“老江，辛弃疾借来了。”我特意把“辛弃疾”三个字说得很响、很清晰。

那个年代，我并非不看书不学习，但多是跟着上面，似懂非懂地读“马列”、读“梁效”。可是从那以后，我就常常跑到黄青兄那儿找名著看，两三天看一本，恶补。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坐在余解民大哥的CA—30型解放牌大卡车的驾驶室里请他给我拍的。虽说是摆拍，有点做作，却也多少反映当时我读书的模样。

　　特技摄影师杨仲文是个读书迷，见我出车空闲时老捧着书，就常常和我谈书，一见面就问“小陈最近在读什么书？”然后就侃侃而谈。有时我没有读到什么有意思的书，都不好意思和他打照面。

油漆工徐银华大哥喜欢业余创作，我们一帮七三届小青工常常围着他听他讲屠格涅夫、巴尔扎克，讲他自己的创作构思，津津有味。后来徐银华写了剧本《小街》并拍成电影，成了编剧。

青年导演庄红胜、鲍芝芳等都是科班出身，我和他们一起出车，就会抓住机会向他们问这问那，听他们说说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故事，聊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理论，聊聊“最高任务”、“贯穿动作”什么的，渐渐地对电影创作产生浓厚兴趣。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开着新出厂的上海牌检阅车，为香港长城影业公司摄制组拍摄上海纪录片。这也是我此生的第一张彩照，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全然褪色了。车上那位女士就是当时上影厂新闻片组的导演鲍芝芳。她是谢晋的弟子，后来独立导演过不少好影片，今年不幸去世了。

　　有一次厂里观看参考片——苏联故事片《恋人曲》，结尾拉出一个全景镜头，把拍摄现场的照明灯都展现出来了。这个刻意的穿帮镜头似乎是在告诉观众，这是在拍电影。我们一群热爱电影的小青工就此议论纷纷，遇到导演黄蜀芹就向她请教。她给我们介绍了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不同的布莱希特“离间效果”理论，使我们大开眼界。不记得是谁告诉我，你们找黄蜀芹请教这个问题算是找对人了，她父亲黄佐临就是把布莱希特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于是我又去寻找这方面的书看，对电影戏剧的兴趣更高了。

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们一群上影厂的小青工豪情万丈地要去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文革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吴贻弓、黄蜀芹等为我们辅导、作准备。当时我被调到清查组工作，那里还抽调了上影厂的多位老党员、老艺术家，这使我在清查工作之余有了更多向他们学习请教的机会。下班后老演员李玲君和夏天辅导我朗诵、做小品，文学部的老编辑胡英远辅导我读名著，摄影师翁诗杰和孙骅麟给我讲构图、色温、暗部曝光……

起先我跟着电台学英语，后来厂里来了外语学院的毕业生袁妙军，我和他成了好朋友，结结巴巴地跟他学英文；《阿诗玛》主演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那时调入上影厂。他也毕业于上外，空闲时我也跟他学点英语，至今我还记得他教我的一句绕口令：Don't trouble trouble until trouble troubles you（不要找麻烦，除非麻烦来找你）。当时我知道考电影学院导演系对我来说是trouble，但我还是决心要trouble这个trouble（第一个trouble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最后一个是名词）。结果，演员张建亚兄考取了导演系，置景车间的周欣人兄考取了美术系，给上影厂争了光。我在经过了初试、复试、面试后，没能闯过最后一道关，结果收到了一封不录取通知书。记得那天在清查组的办公室里，大家纷纷过来，对我说几句安慰的话，然后悄悄地离开，也许他们想让我独自安静一会儿。但大李（李玲君）留下了，陪着我坐了很久，不仅是安慰，还像往日一样地聊天儿，大概是想转移我的思绪。最后她握着我的手，用银铃般的声音鼓励我：“小陈儿别泄气，明年再努力，你一定行的！”这个细节我当天记在日记里。

哦，还想起导演胡立德大哥。他毕业于中文系，擅长古文。1979年听说我要考文科，他说我先考考你，写下五个字：“朱子父事之”，问我怎么解。我当即回答，“父”，名词当副词用，“事”，名词当动词用。他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你能考上！”

大李，立德大哥，那就借你们的吉言啦！

明天写最后一篇——告别上影厂。

下面的剧照，分别是李玲君在1954年版的《渡江侦察记》中饰演女一号刘四姐、夏天在1974年版的《渡江侦察记》中饰演敌军长。他们曾经手把手地教我朗诵、做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