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以往

善解人意

　　叔叔比我大21岁，姑姑比我大18岁，妹妹比我小5岁。

“四零后”的兄妹俩， 陪着他们“六零后”的“小”侄女儿，和谐地住在一起，快乐地打发着每一个既简单又充实的小日子。

同一姓氏的两代人，既有相同的血脉传承与融合，又有着记忆的重叠与交汇。

在秋末冬初的暖阳中，在黄叶🍂飘落的院落内，我们的话题宽泛而随意。

时而把酒谈天说地，时而品茗评古论今。

时而眼前身后，时而家长里短。

时而国际风云，时而体育文艺。

时而……

　　坐落在黄河大堤的北侧、天然文岩渠的南岸，不规则且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叫“奶奶庙”，她，就是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

村庄周围是大大小小的水塘，水塘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蒲苇杂草。

蒲苇丛中栖息着许多鸟儿，它们生生不息地在那里筑巢繁衍后代，水草里有鱼虾，追着鱼虾，在水里打着扑腾，钻上钻下的是鹅与鸭。

我们的家在村子的最西边，土墙外就是一个大大的水塘，夏天，鸟儿的叫声与蛙鸣和在一起，就是一支激荡魂魄的无名神曲。

在叔叔的记忆里，爷爷弟兄三个曾经住在一个院子中，满园的烟火气息，又拥挤又热闹。

　　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爷爷，他应该是一个崇尚知识，有格局有追求的人。

怎奈造化弄人，爷爷还未成年的时候患了一场伤寒，并因此落下了后遗症：终身直不起腰。

这对年纪轻轻的爷爷而言，打击可以说是致命的。

但是，爷爷不屈服命运的捉弄，后来，他学会了针灸，是远近闻名的“先生”。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针灸，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患者的病痛。

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路途远近，无论贫穷富贵，爷爷都是随叫随到，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人家的一顿饭。

三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外村人慕名来请爷爷，刚端上饭碗的爷爷放下碗筷，二话不说，跟着人家就往外走。

爷爷的智慧和开明，还表现在他从来不重男轻女，他的五个孩子（2男3女），只要自己愿意上学，他都不遗余力地供应到底。

大姑开始上学的时候，已经20岁了，在这个别家女孩该结婚的年龄，大姑却执意要上学，爷爷顶着各种压力，把大姑送进了学堂。

很多人都不理解并反对爷爷的做法，一是家里缺劳动力，二是恁大姑娘了，早晚都是婆家的人，供读书毫无用处。

在爷爷的坚持下，他的五个孩子都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叔叔还成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被保送的大学生。

爷爷的五个孩子，其中四个人都参加了工作，只有最小的三姑，因为受了成分的影响，被挡在了大学门外，一辈子在农村生活。

　　奶奶是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曾为官于汴梁城（今开封）。

小时候，奶奶随她父亲在汴梁城上过洋学堂。曾外祖母一生只生养了三个女孩，奶奶行三，漂亮的奶奶一身男孩装扮，坐着黄包车，人送雅号“三公子”。

在“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旧时代，儿女的婚姻都是包办的，结婚时，爷爷已经是残疾之身，奶奶想悔婚，曾外祖母坚决反对，说这是奶奶的命，定亲时好好的身体，订婚后变残了，你只能认命。

于是，浓眉大眼高鼻梁，白白净净婷婷玉立的奶奶，跟驼背的爷爷拜天地成了亲。

结婚第一年去娘家拜节，驼背的爷爷被人戏弄了，窝着一肚子火的爷爷，回家后把奶奶痛打一顿，从此，再也没有跟奶奶走过娘家。

　　 奶奶的漂亮远近闻名，因此，村上的红白喜事她几乎都是“主角”。

叔叔还记得，奶奶去给别人家娶媳妇时都带着他，娘俩个“珠联璧合”，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线。

有一次，他们又去给邻居家娶媳妇，看热闹的人挤的水泄不通，挤挤翁翁之间，把主家用秫秸扎的、里外间的“界墙”都推翻了。

跟着奶奶去给邻居家娶媳妇，不仅有好吃的，还能收个红包🧧，这些，一直是叔叔记忆中的闪光点，现在说起来，已是耄耋之年的叔叔，满脸满眼都写着童稚与童真。

还记得，小时候，我和奶奶睡在一张床上，冬天，她一边给我暖脚，一边给我讲故事：《穆桂英挂帅》；《对花枪》；《杨三姐告状》等等传统故事，都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奶奶带着表情与手势的表演，恍若就在眼前，那兰花指，那飞起的眼神，那唱腔那念白，真的是有板有眼，使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起来。

　　我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比叔叔大十五岁，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叔叔还没有出满月。

叔叔说，在他成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他大哥为他指正了方向。

叔叔从小天资聪颖，他几乎都是班里年龄最小的那一个，后来，我父亲去市里任教，还把叔叔带在身边。

长兄如父，我父亲做到了；不负众望，我叔叔做到了。

在同龄人中，叔叔是个子最矮的，但是学习却是最好的，在他的记忆里，他的数学考试一直都是满分，老师说，他的试卷就是标准答案。

叔叔的才智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于是，即使不同姓氏的长辈都喜欢他，当年，对门住着一个老头儿，有什么“稀罕”东西都拿给叔叔吃，却不让他自己的亲孙子吃。

　　尽管爷爷驼背了一辈子，但是，爷爷的善良与担当，为人处事的高度，却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

因为，爷爷身体残疾干不了很重的农活，家里孩子小还上着学，于是，就跟一个邻居“互助”着种地，对方出力我家出农具，本来挺公平的合作关系，我爷爷心里却感觉“欠”了人家很多，遇到“年节”做了好吃的，首先给人家送去，三姑说，她小时候没少做这个“跑腿”人。

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后一次划成分时，跟我家互助种地的那个人却写证明，把“互助”的关系变成了“帮工”的关系，结果是，他入了党，我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

“互助”者在村子里做了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而爷爷的子女们，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成分的影响。

爷爷，什么都不说，他是怎么忍下来了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爷爷还有一个年近三十的侄子没有结婚，他不仅到处托媒人给侄子说媒，还出面给侄子办婚礼。

那个年代，每一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为了替侄子办好婚礼，爷爷背着我妈妈，让父亲寄来60元钱，要知道，当年，我妈妈带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是过的捉襟见肘，吃了上顿愁下顿呢。

父亲的信是哥哥给爷爷读的，之后，爷爷默默地把信烧掉了，并嘱咐哥哥谁都不能说。

这个事情，在哥哥的舌下压了四十年。

爷爷之所以背着母亲，不是说我母亲不懂事理，而是那时候她过的也太难了。

哎，我的家人，总是那么心软；总是那么爱替别人着想；总是那么吃亏当福享；总是那么爱把别人当好人！

　　我们，站在岁月的深处，遥望那个小村，在小村西头，在那个土房土院墙的家里，有亲人，有烟火，有温度，有笑声。

我们，曾经，那么期待离开那里，如今，却又以不同的方式眺望着同一个地方。

好多事情，历历在目，仿佛刚刚发生；

好多人，虽然，早已不见，告别，却像是在昨天。

在回忆里遇见，在思念中重逢，在释怀后放下。

亲人们，假如有来世，愿我们还能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