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上海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海盐人朱文央

尚胥慕梵

她默默地生活，
默默地成长，
默默地战斗，
而终于默默地死在沦陷了的上海;
她诚实地生活，
诚实地工作，
死在战斗的岗位上，
埋葬在还活着的千万上海苦难妇女的心中[1]。
她，就是海盐人朱文央。

朱文央照片

一

　　朱文央,原名朱政暘。1899年出生于海盐的名门望族尚胥里朱氏。父亲朱镜清是民国时期海盐县政府的科长，家中五个姐弟，她排行老大。二十世纪初就读海盐培风小学，早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任浙江杭州女中二部主任。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妇女》杂志任主编，笔名文央。朱文央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中华妇女互助会的常任理事,《上海妇女运动史》有记载。好友中有何香凝、史良、许广平、谢冰心、丁玲、谢冰莹、陈学昭等。朱文央1942年6月13日病逝于上海，墓葬上海万国公墓。朱文央逝世后，夏衍在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9月27日副刊上专门发了《你， 埋葬在苦难妇女的心中》的悼文。

　　朱文央1940年去重庆前的全家福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的烽火蔓延到黄浦江畔。上海军民奋战了3个多月。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退，上海四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只剩下几块相对独立的外国租界地。从这时起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被称为上海的“孤岛”时期。其间，日本侵略者迫使保持中立的租界当局“取缔反日机关及言行”,许多进步刊物被迫停刊，或者迁到汉口、广州出版。“凡属解放事业，俱成忌讳。因此，以前所谈的妇女问题，几成绝响。”[2]在这极其艰难严酷的环境中，《上海妇女》利用以往妇女运动的女性市民网络，集结共产党、国民党、基督教、企业家等不同方面的女性知识分子而自力创刊，成为一颗耀眼的“孤岛明星”[3]。
　　朱文央从一个婉静好学的学生，成为一个忠诚尽职的教员，在旧社会的荆途上摸索、挫折、彷徨、思索，而渐渐地睁开眼来，体会了做人的道理，认识了做人的责任,从西班牙战争到上海战争爆发，她默默无闻地帮助着《妇女生活》的编辑，她在那一个时期对国内外事态的关切和工作的精勤勇敢，怕也许只有很少数人知道的了[4]。
　　1937年7月22日，何香凝领导上海各界妇女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朱文央任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总务组副组长。

　　摘自罗义俊的《何香凝和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文章

1937年11月，许广平将何香凝、史良等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改名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5]，该会包括中华妇女节制会、中华妇女互助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女子同盟会、上海舞业妇女联谊会等十几个妇女团体会员，团结女工、职业妇女、知识妇女、家庭妇女、基督教妇女以及受人歧视的舞女，打着合法组织的旗号，以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活动[6]。这些妇女团体大多在爱多亚路（现延安中路）的浦东大楼办公，并在此设立理事会，推选许广平、黄定惠、朱文央、姜平、杜君慧、戚逸影、朱立波等25人为理事[7]。
　　作为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的团体会员之一，《上海妇女》创办所需的智力、人力、物力支持多来自于该会：其编委会成员和撰稿人基本都是该会的骨干；该会汇聚的庞大的会员群体，无疑也为它的发行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团体会员之中最为活跃的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仅个人会员就有500多人；另一个比较大的团体会员中华妇女互助会，也有400多个人会员。她们积极参加慰劳、救护、征募、救济、战地服务等工作，表现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昂的抗战情绪，为《上海妇女》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现实素材、丰富多彩的内容资料和源源不断的新闻话题。《上海妇女》曾配合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举办过大型游艺会，为筹设妇女难民手工业工厂募集资金，也曾号召各团体妇女给军队捐款衣物，与中华妇女互助会等共同举办征文活动。为了给新四军募集捐款，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茅丽瑛成功举办了一次“物品慈善义卖会”,因而遭日伪特务暗杀，《上海妇女》为此推出“追悼茅丽瑛女士特辑”（第4卷第1期），悼念为抗战牺牲的战友，揭露日伪的罪恶行径。

　　《上海妇女》1938年4月第1期

　　作为“孤岛”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朱文央任主编的《上海妇女》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依靠编辑委员会，由许广平、蔡楚吟、郭箴一、朱文央、王季愚、姜平、戚逸影、关璐、黄碧瑶、杨宝琛、杜君慧、夏萤等素负文名、思想立场彼此投合而又热心于文化工作的知识女性组成，每一期的内容，以及谁写那一篇稿子，都由编辑委员会召集会议共同决定。“这样取材上比较的系统，有中心，而且没有轻重不匀的弊病”，一方面确保了刊物内容的质量，另一方面该刊“从没有闹过稿荒，也未尝不是得益于编辑会议”[8]。按照当时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上海妇女》也积极鼓励女学生和女性知识分子踊跃投稿，并开辟“创作连载”专栏，登载外部稿件，同时增设“创作指导”专栏，由编者就当期选载的作品一一加以点评，为读者提供写作案例，鼓励她们参与文艺创作。对于这些外稿，编委会制定了严格标准，要求“叙述须真实，描写须活泼”。对于立意较好的作品，经编者“删润”后再予以刊载。

这种办刊原则，保证了刊物言论的客观性，也使《上海妇女》能够在日寇高压政策下坚持长达两年之久。虽然曾于1939年9月和1940年2月至5月两次停刊，但直到1940年6月又出1期月刊之后，才告终刊。

从1938年到1941年10月间，孤岛内共出版杂志400种，其中妇女刊物18种[9]。《上海妇女》之所以在其中赢得的“读者最多”[10]，靠的就是主编朱文央等女性职业新闻人专业化的办刊思路。

　　在此期间，朱文央默默地战斗，诚实地工作，她不当会议上的主席，不用自己的名字发表“领导”文章，也没有因为别人不邀请她演讲和当领袖而“感伤备至”，在敌伪的威胁下，她以愉快而平静的心情，布置会场，接洽出版，当记录，供奔走，忙，病，也许生活并不怎样优裕，但，这一切都不足阻挠她的工作[11]。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10月22日下午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中国半个文学界都来为他送葬，蔡元培亲自主持葬仪，胡愈之致哀词。据朱文央的弟弟朱纪阳向后辈介绍，鲁迅先生葬仪上的悼文也是朱文央执写的，可见其文笔风采。

1936年10月22日下午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送到万国公墓进行安葬

朱文央以文笔作战刀，利用《上海妇女》这一阵地，以宣传抗日救亡，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为主题，在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坚持抗战，促进妇女自身解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夏衍先生在他的悼朱文央女士一文提到：“在这五年中，她毫无溢誉地可称为上海妇女运动中的主要的支柱”。

二

朱文央的丈夫蔡叔厚(1898年-1971年)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共产党的白区斗争史上，堪称一位"无名英雄"。蔡叔厚，原名肃侯，字绍敦，浙江诸暨人。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受聘于孝丰造纸厂，继至上海为机电工程师。1921年秋，考取留日官费生，学习机电专业。不久，考入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创办上海绍敦机电公司，拟以工业救国，结果大失所望。192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中央特科工作，掩护并协助李强（无线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广播事业局首任局长，对外贸易部首任部长）等人试制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建立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以后蔡叔厚与李强又制作数台收发报机，送往 洪湖贺龙、鄂豫皖徐向前领导的红军根据地。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蔡叔厚又以绍敦机电公司为共产党的交通联络机关，先后掩护过李维汉、叶剑英、张秋人、杨贤江、曾宪植、廖承志、夏衍、匡亚明、冯雪峰等数十位同志，被称为党内的"孟尝君"，绍敦机电公司被称为"济难会"。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后，协助党中央安排部分人员撤出上海。1932年，蔡叔厚调共产国际东方组工作，获取国民党部署第三次反共"围剿"的战略情报，并按月秘密拍摄国民党兵工署绝密文件。组织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但因其所在单位负责人被捕要处理善后事宜而未能成行。其时，电机公司迁址，并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次年初，因联系人突然调离，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虽与刘少文、潘汉年建立工作联系，但后来方知未接组织关系，竟作为党外人士对待。尽管如此，蔡叔厚凭着党性，一直配合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曾保存过方志敏烈士遗稿，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帮助阳翰笙、于伶创办昆仑电影公司。在白区工作时，蔡叔厚是共产党的秘密无线电工作者，经常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周旋于国民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之中，人称"蔡老板"。他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陈立夫、汤恩伯和军统少将王新衡都是"莫逆之交"。解放前夕，利用社会关系，活动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保释了一批进步人士出狱。

　　朱文央逝世周年陈立夫夫妇在重庆题写的一副敬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叔厚多次向组织反映要求解决党籍问题，但因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一直未获解决，以民主人士身份，历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市公用局、机械局、机电一局副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诬为"特嫌"，为"中央专案组"立案逮捕。1971年5月6日，含冤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198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为其平反昭雪。1983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恢复其党籍。现上海徐汇区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专门辟有红色旋律参观之路，位于长乐路611弄7号的蔡叔厚旧居，经修缮对外开放。

三

朱文央与丈夫蔡叔厚育有四个子女:长子蔡正平，上海海运学院副教授;次子蔡正常，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摄影师;三子蔡正华，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长女蔡正全，浙江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四个子女在各自的领域学有所长，都有建树。

参考文献：
[1]夏衍：《你， 埋葬在苦难妇女的心中》的悼文。
[2]碧遥：《一年来上海妇女读物总检讨》，《上海妇女》第2卷第6期。
[3]陈绍康等：《“孤岛”时期的抗日刊物<上海妇女>》，《妇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215页。
[3]陈漱渝：《许广平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4]夏衍：《你， 埋葬在苦难妇女的心中》的悼文。
[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6]丁卫平：《沦陷区妇女的抗日斗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7]朱立波《我在抗战前后的所见所闻》，《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216-218页。
[8]逸霄：《本刊出版一周年》，《上海妇女》第2卷第12期。
[9]傅殿文译:《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出版史料》1985年第4辑。
[10]杨真：《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译报周刊》第1卷第12-13期。
[11]夏衍：《你， 埋葬在苦难妇女的心中》的悼文。

2023.12

本文全文刋登在了《嘉兴文史》2024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