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乎？大愚乎？——方孝孺“被夷十族”引发的思考

白水岩

开篇词：

《临江仙 • 祭方孝孺墓》/白水岩

（2023年12月4日）

铜雀石麟埋鲠骨，梅岗柏木森森。

雨花台下百沉吟。

冤魂无处觅，唯见雨霖霖。

犹记缑城挥斥笔，文章雄冠儒林。

金陵城破篡臣临，

殷殷十族血，长使泪沾襟。

明朝靖难之役后，朱棣抓了一代名儒方孝孺，命方为其起草即位诏书，以洗白篡位污名，加持继位的合法性。方誓死不从，朱棣威胁：“如果不写，诛尔九族”。方大书呆子，竟然杠怼：“诛吾十族又如何？”朱棣暴怒，于是果真诛方十族。被诛的十族分别是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连同方的朋友门生，另列一族，凑成十族，总计873人。后来觉得有遗漏，又补杀了方的近二千族人，此为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方孝孺被夷十族”惨案。

         通常认为，方之所为，成就了他忠臣介士之美名（也锚定了朱棣草菅人命之暴君恶名），堪称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然而，细想起来，不是这么回事。

　　窃以为，方孝孺名为忠直，实为迂腐；名为刚烈，实为冷血。他于朱允炆，是尽忠；于自己的父母，是不孝；于自己的儿女，是不慈；于自己的族人，是不仁；于自己的门生朋友，是不义。准确地说，他忠于故主朱允炆，是狭隘的忠，是愚忠。在朱棣看来，他是“奉天靖难、清君侧”。朱允炆死了，朱棣作为明太祖的亲儿子，亦有皇位继承权，有资格当大明的皇帝，方不识时务，干涉了朱家的家事，骂他“燕贼簒位”，其罪当诛。

方孝孺，姚广孝所谓的“读书种子”，名字有孝有孺，可是他愧对此名。他为了反抗朱棣这个谮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父母，何孝之有？为了成就忠臣的名节，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何孺之有？不如改名方忠儒、方腐儒。

　　有以下几种错误认知，须加以澄清：

      一、关于方孝孺“舍小家顾大家，舍小义顾大义”。其实，方孝孺充其量属于忠于故主，谈不上大义，甚至谈不上忠于大明，更谈不上忠于天下。有明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以明英宗朱祈镇为人质，逼守将于谦弃城投降。于谦不买帐，说服孙太后另立明英宗的弟弟朱祈钰为帝，从而化解了危急，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使得大明得以续命。可以说，于谦放弃了对朱祈镇的小忠，选择了对大明对百姓的大忠，与方孝孺相比，高下立判。

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须看杀的是谁的身，成的是什么仁，取的是什么义。方孝孺可以选择殉道，舍自个儿的身，但不应该让其亲友陪葬（舍十族的生），他的名节牌坊可洒上自己的丹血，但无权堆砌无辜者的人头。春秋时期，有个叫要离的刺客为了帮吴王阖闾除掉仇敌庆忌，施展苦肉计，要求阖闾砍断自己的右臂，并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以此骗得庆忌的信任，从而接近庆忌，最终伺机杀掉了庆忌，这叫为了忠而“大义灭亲”吗？这是无情无仁无义！方孝儒虽然与要离有所不同，要离是主动杀妻儿成全忠，方是激怒朱棣导致牺牲了亲友，但两者在价值观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忠君选择牺牲自己的亲人。“十族身家性命事小，一人忠烈名节事大”，鲁迅所言“礼教吃人”，诚不欺也。“杀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是大义，“杀了十亿人，幸福君一个”是大恶！

摆脱“愚忠”桎梏的例子古已有之。管仲原来是公子纠的臣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争夺继承权失败后，改投齐桓公，后来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鲜有人指责管仲不忠；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谋臣，玄武门之变后，改投李世民门下，成为一代名相，鲜有人计较他的不忠。相反，不少人称赞他们“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二、关于“忠孝不能两全”、“忠君在孝父之先”。恰恰相反，儒家历来推崇百善孝为先，家国天下，家在国之先，孝亲在忠君之先。千古名篇《陈情表》的作者李密，收到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令，要求他赴朝为官。这可是“君命”、“国恩”，可是李密以祖母年老多病、需要尽孝终养为由上表辞谢。晋武帝虽觉得李不忠，但在“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正确下，也不好追究。最后不仅不追究李密抗命不忠之责，还赐奴婢二人，辅助其尽赡养义务。

春秋时期，昏君楚平王杀了伍子胥全家，伍子胥逃至吴国，借助吴国的力量灭了楚国，掘墓鞭打楚怀王尸体三百下，以泄耻恨。伍子胥为报家仇，勾结境外势力，借他国力量灭了自己的祖国，历史上很少人骂他是楚奸、卖国贼，史马迁反倒是将他作为正面形象载入《史记》的。

还有一例，岳飞手下有员悍将叫曹宁，曹宁的父亲叛宋投金，两军对垒，曹宁劝其父返宋，其父不听，曹宁一怒将其父挑于马下。按政治正确来讲，曹父叛宋投金，妥妥的汉奸，妥妥的卖主求荣，曹宁出于民族大义杀其父，属于“大义灭亲”。但岳飞却认为曹宁不该为忠君爱国而弑父，这是有悖人伦的不孝之举，不是“大义灭亲”，而是“大逆不道”。曹宁受到岳飞的深责后，羞愧难当、拔剑自刎。（传统中国文化的“亲亲相隐”也是不赞成“大义灭亲”的）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的爱国之语豪气干云、荡气回肠；“家族已灭，复可国乎？”李陵的亡家之痛更让人仰面太息、椎心泣血！家与国，好比小河与大河，小河有水大河满，而非“大河有水小河满”，除非海水倒灌；家与国，又好比砖与墙，先有砖后有墙，民富才能国强，而非“先有墙后有砖”，说“没有国，哪有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常识。“国破山河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三、关于“忠君与爱国”。历代以来，统治者总喜欢把“忠君”与“爱国”捆绑在一起，宣扬忠君就是爱国。其实不然，忠君不等于爱国，爱国未必要忠君。同理，亡君不一定亡朝亡国。朱允炆没了，还有朱棣，大明还在；亡朝亡国不一定亡天下，大明亡了，还有大清；大清亡了，还有民国。武周女皇武则天晚年生病，她儿子李显、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趁机联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恢复大唐。李显李旦太平公主作为武则天的儿女，如此对母亲，是不孝；作为臣子，逼迫母皇，是为不忠。但这些“乱臣贼子”们认为他们是爱国，为了“爱国”，可以不“忠君”。当然，他们的国是指李唐王朝。

杜牧诗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中指责商女无亡国之痛、无爱国之心毫无道理。你想，作为地位卑贱、缺乏独立人格的商女，国家兴亡、王朝更替，与她何干？国家是她的吗？国家是刘家李家赵家朱家等皇家的，不是百姓家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亡了，百姓成了亡国奴；国存了，百姓成了存国奴，国兴盛了，百姓成了盛世奴。原因无他，因为国是帝国、王国，是帝王家的，不是民国、共和国，百姓不是主人。

国与天下不同，同理，亡国不等于亡天下。按顾炎武的说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匹妇无责”。因为亡国实质是亡朝，是“易姓改号”的王朝更替，是帝王之责。国家存，她是商女；国家亡，换一家做商女，她既无爱国的权利，亦无爱国的义务！而“亡天下”指的是“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是文化的消亡，是文明的绝灭，故匹夫匹妇亦有责任。

        岳飞至死都不明白，他作为抗金名将，同样没有资格爱国。因为国不是他的，是赵宋的。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听起来天日昭昭，忠君当时就是忠于宋高宗，报国就是报效大宋。赵构命令岳飞停止北伐，岳不听，是为不忠；岳飞劝赵构赶紧立储，是为干涉赵家家事；岳统率的军队称“岳家军”（本为“宋军”、“赵家军”），涉嫌有异心；开口闭口迎二帝回京，犯了宋高宗大忌。你说，岳飞越权爱了不该爱的，而且爱得过深，宋高宗会容他么？都说岳飞罪名是“莫须有”，在赵构眼里，其实就是“谋反”，就是“不忠”。

四、关于“方孝孺有血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有人认为方这种敢于以死明志的风骨和气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果这种硬骨头多些，也不至于明末那么多士大夫闻风而降（钱谦益投河自杀居然怕“水凉”，气节甚至不如妓女柳如是），让十几万清军荡平明朝数百万军队；不至于抗战期间几个小日子凭七、八条枪就可以占领中国一座县城。此种观点貌似在理，实则胡乱类比。

       你想，当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吓得逃至承德避暑山庄，他以死殉国了吗？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老佛爷挟光绪逃至西安，大清的股肱大臣们急忙“东南互保”，他们以死殉国了吗？帝国的这些主人们有血性吗？（崇祯是少有以死殉国的亡国之君）倒是一些义和团屌丝很爱国，对大清很忠，誓死“扶清灭洋”，但后来都被慈禧以“乱贼祸国”罪名命令清军剿杀殆尽了。方孝孺不过是建文帝朱允炆的一个家奴、以命报答所谓“知遇之恩”而已，说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真是抬举他了。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朝堂上经常冒出口头禅“我大清，我大清”，其政敌某亲王反唇相讥：“尔曹有何资格喊'我大清＇，大清是你的吗？大清是我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张之洞瞬间语塞。

　　太史公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何死重于泰山？为信仰而死，为真理而死，为自由而死，重于泰山也。为信仰而死者，谭嗣同是也，陈天华是也，宋教仁是也；为真理而死者，苏格拉底是也，阿基米德是也，布鲁诺是也；为自由而死者，嵇康是也，甘地是也，马丁. 路德. 金是也。

五、关于“不能用现代的价值观苛责古人”。其实，对生命的尊重，对𠆤体的关怀，是“天理”，是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适价值。老子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把不尊重生命、将百姓当作牺牲品的圣人斥为“不仁”且无道。战国时期的著名刺客聂政，为了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舍命替他报仇，帮他刺杀了其仇人韩相侠累，是标准的“舍身取义”。可是聂政行刺的前后，顾及了孝悌亲情。他母亲在世时强忍着不行刺，因为要尽孝养母送终。待他母亲去世、姐姐出嫁之后，觉得已无牵挂，才付诸行动。杀了侠累之后，怕被认出自己的身份，从而牵连到姐姐，于是用匕首划破自已的脸，毁了自己的容，抠出自已的眼珠，最后剖腹自尽。可以说，聂政做到了舍身而取义，取义而顾亲，是个有情义知孝悌之人。

        汉武帝时的名将李陵（李广之孙）并不惧死，但他懂得悲悯。当时匈奴八万骑兵围困李陵五千步卒，威胁李陵：如果不投降，将杀死所有被围汉军将士。李陵为了保全五千将士的生命，宁愿背负叛国、汉奸骂名，只身投降了匈奴。李陵无疑是叛徒，但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叛徒，投降是迫不得已，他是想暂时投降、伺机立功赎罪返汉，可是汉武诛了他全家，绝了他归汉的后路。后人多有指责李陵对汉武帝的不忠，鲜有人指责汉武帝对李陵及其宗族的不义。司马迁说“陵服侍母亲孝顺，对士卒信义，奋不顾身以赴国家危难”，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悲情英雄。苏东坡对忠汉的苏武和叛汉的李陵一并崇敬:“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

　　六、关于“忠君”伦理的工具性。“忠君”是君王驾驭臣民的统治术，具有工具性、相对性。秦始皇沙丘暴亡后，赵高勾结胡亥、李斯秘不发丧，矫诏命长子扶苏自杀，扶苏作为儿臣，面对父皇遗诏，不想落个“不忠不孝”的罪名，二话没说，拔剑自刎。蒙恬本来怀疑犹豫，因为手握三十万大军，完全有反叛的资本，但架不住传旨者威逼加PUA，“你家蒙氏世代忠良，难道到了你蒙恬这代欲作逆臣贼子乎？”于是吞药自尽。

       “忠君”也是相对的、灵活运用的。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成为瓦刺要挟大明的人质。于谦危急之下，扶立朱祈钰为新皇，并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被誉为力挽狂澜、挽救大明的忠臣。可是明英宗被放回北京后，趁朱祈钰病重，发动“夺门之变”，复位为皇帝，立马抓捕于谦，罪名是“谋反”。同一个行为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叛明投清，地地道道的汉奸，对崇祯及大明不忠，可是在当时大清眼里，属于弃暗投明、识时务之俊杰，是入主中原的功臣。到了乾隆年间，大清又把这些“功臣”列入《贰臣传》，指责他们对故主不忠。岳飞被宋高宗以“莫须有”罪名（实则谋反罪名）处死，然后又由宋孝宗平反，嘉许其为忠臣；方孝孺被朱棣诛杀，罪名就是“大不敬”，朱棣自认为他是在清君侧，后来万历皇帝给方孝孺平反，又肯定方是忠臣。总之，统治者是不会错的，杀是立威，平反是立德，定你忠或不忠，属于他们的政治正确。

　　行文至此，总结两点：

       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曰：“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允许任何人将他人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棋子，自己也不应被他人当作工具、牺牲品来使用，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和尊严且是相互平等的。翻开历史，为了自身的荣华富贵、不择手段的例子可谓多矣，吴起为求将而杀妻，易牙为谀君而烹子，商鞅为攻城而卖友，白起为防叛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秦皇汉武为了大一统的丰功伟业，为了千古一帝的历史威名，不惜独断专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卑臣辱民、告奸连坐……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汉武帝即位时人口五千万，去世时人口二千五百万，西汉人口锐减一半。

　　更有甚者，皇室内部兄弟、叔侄为了争位不惜自相残杀、血腥屠戳，上位后的新主，由于得位不正，又进行大清洗，换成自己的班底，以巩固自己的皇权。“愚忠”文化要求失败者的臣属以死明志、以死殉主、以死效忠（类似小日子武士道效忠天皇的“剖腹”）。这种“从一而终”的奴性文化实质上是奴隶社会殉葬文化的残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把臣属当作可以为主人任意牺牲的物品工具，这是反文明的。

国人须慎言“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你我升斗小民往往就是那个代价。别开口闭口“秦皇汉武、千古一帝”，因为如果你穿越到了秦汉隋唐所谓“盛世”，大概率就是一介草民，平时苦于劳作，为朝廷提供粮食，战时抓去打仗，充当炮灰。有的人，奴性十足，总是喜欢站在统治者角度替统治者着想，跪久了，连站起来都有恐高症。

二、以人民为中心。二千多年前的孟子，尚且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尧舜有“公天下”、“天下为公”之观念。“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决非空话，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允许以天下奉一人。

        “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君王为中心”，为人民服务，而非为君王服务。“忠”不应是忠于具体𠆤别的领导人，而是忠于国家，准确来说，是忠于人民和法律。近代英国发展出一套成熟合理的文官制度，规定事务性（技术性）官僚只对法律负责，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随政务性官员（国王或总统、首相）的进退而进退，除非违法渎职，任职终身，避免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动荡政局，有利于政府和政局的连续性、稳定性，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务类官员是选举产生且有任期，具有天然合法性，无须也无法对前任领导人的旧部进行大清洗。

总而言之，忠于一家一姓一人，是为小忠、愚忠；忠于天下苍生百姓，才是大忠、明忠。

附诗：

一、《七律. 祭方孝孺》/白水岩

（2023年12月4日）

十族亲人悉被屠，钟山风雨泣无辜。

笃从法术僭为主，迷信儒家忠作奴。

百代皆行秦政制，独夫惟爱霸王图。

可怜群冢埋幽草，啼鸟声声恨孝孺。

二、《七绝. 悼方孝孺》/白水岩

荒垄零落野花春，芳草萋萋葬耿臣。

自古帝王玩法术，可怜君是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