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人，生来本是一个蛮物，唯有文化才使他高出于禽兽。</p> <p class="ql-block">文字是人类文明的开始</p><p class="ql-block">书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p> <p class="ql-block">中国书法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体系。</p><p class="ql-block">“古文字”是上古到秦汉时期的“萌生文字”，陶文，甲骨文，金文，籒文，石鼓文，简书，以及古埃及文字，小篆等汉隶书以前的文字。</p><p class="ql-block">古文字是空负颜值的文字，在实用领域中废止，而存活于艺术和学术领域，或为历史文化标本。说起古文字，人们可能会想到甲骨文，其实比之再早距今6000年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中产生了一种符号——西安半坡陶文。在上古时代刻于器物上可以代表当时的文明和社会风俗。这类符号不能称为文字，但却明显是一种文字文化现象，所以叫之为“文字萌生形”。随之在距今5000年到3000年黄河下游地区又产生了一个原始社会文化典型——大汶口陶文。</p><p class="ql-block">半坡陶文</p> <p class="ql-block">大汶口陶文</p> <p class="ql-block">篆体，为汉字古代书体之一，也叫篆书，是对古文字的统称。“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古人认为篆书为仓颉所造，其实是不可信的。一种文字的产生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酝酿发展过程的，不可能由一个人在短时期能完成。</p><p class="ql-block">广义上的篆体包括隶书以前的所有书体以及延属，如金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小篆、缪篆、叠篆等。狭义上主要指“大篆”和“小篆”。篆书字划圆转，结构依六书之义，故唐孙过庭谓：“篆尚婉而通”。</p> <p class="ql-block">甲骨文，又叫“契文”，契是指刀刻的。又叫“甲骨卜辞”，“殷墟文字”。它是汉字基本确立的构形方式，以会意和象形状态刻于兽骨上，是迄今为止中国发展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历史天空中最耀眼的那抹朱红——跨越3300余年时空的甲骨之王</p><p class="ql-block">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有一种极为特殊，被人们称之为“涂朱甲骨”。简单的说，就是把朱砂磨成红色粉末，涂嵌在甲骨文的刻痕中，给人以光艳醒目、红润亮丽的色觉感受。那一抹抹鲜红，仿佛凝结了殷商先人们无尽的悠悠情愫，即使跨越了3300余年的岁月磨砺，仍毫无褪色、光彩耀眼。</p> <p class="ql-block">《宰丰骨匕记事刻辞》</p><p class="ql-block">甲骨文刻辞的材料，大多数是龟甲或兽骨上的。兽骨主要是用牛胛骨和鹿头骨，也有用牛的距骨、牛头骨或虎骨的，还有用人头骨的。这件鹿角骨刻辞较少见，其书体亦较别致，它不同于一般甲骨文契刻文字，笔画粗细较均匀，而是较粗，并有明显起迄的笔意。属晚殷帝乙或帝辛时作品。</p><p class="ql-block">传河南省安阳市出土 商朝后期</p><p class="ql-block">长27.3厘米、宽3.8厘米</p><p class="ql-block">释文：壬午，王田于麥彔（麓），隻（獲）商戠（異）兕，王易（錫）宰丰，[宀帚]（寢）小[矢旨]兄（貺）……从刻辞笔法看，与单刀平刻者不同，尙有书写笔意，这可能是按墨书后契刻的。字迹一般起笔较重，收笔较轻，起止运转甚淸晰，笔画较粗，显得遒美丰腴，含蓄浑厚，富于书写的笔意韵味，与商末周初金文非常接近，可看做商代书法艺术成熟的标誌</p> <p class="ql-block">《四方风名刻辞》</p><p class="ql-block">四方风是在一片牛肩胛骨上刻有24个甲骨文（残，全文应为28字），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p><p class="ql-block">这篇甲骨文约出自公元前 1200 年，包括 24 个字，分四组，字体强健有力，是典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 1200 - 1189 年）豳组卜辞。它记载了代表四个方向的神与四位风神。四个方向的风反映了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以及四季的变化。四个风向分别为东风，即劦，南风，即微，西风，即彝（普通话第二声），以及北风，即隩（普通话第一声）。他们是殷朝人发明的独立标准四季体系，是确定日历与闰月的重要依据。</p> <p class="ql-block">金文，又名钟鼎文，吉金文字。当时青铜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金文刻于青铜器上，殷商及西周时把铜也叫金，所以有金文之称。</p> <p class="ql-block">·《大克鼎》</p><p class="ql-block">金文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都属于一个名叫克的贵族。此鼎形体巨大，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p><p class="ql-block">大克鼎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p> <p class="ql-block">《大盂鼎》是西周第三代康王时代的一种金属饮器。铭文应属于西周早期金文初步定型的全新书体。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分析，笔意、结体、笔法、笔势等要素已具备，完成了从古岩画刻符、彩绘纹饰、陶瓷刻线以及甲骨文的过渡。</p><p class="ql-block">虽说是出自西周早期的铭文，但书法体势严谨工稳，结体质朴古拙，用笔方圆兼备，端庄凝重，雄浑不失壮美，布局沉郁不失灵动，整篇大气磅礴，气象厚重，一丝不苟，十分精美。书史称其为西周早期金文的顶尖之作。</p><p class="ql-block">此鼎铭文的具体特点： 一是笔画特色鲜明。线条粗壮浑厚，如波磔、横笔，犹似汉简一般，粗犷不雕，波磔修饰成刀形，出现锐角，非但不丑，反显其爽利劲挺，很有力度。二是象形痕迹犹在，仍以形状成字，既象形又会意，一点不勉强，反倒拙朴生趣。三是趋向方框字体，线条匀称，结构合理，美观大方，同初创文字时的字体已然不同，应属于较为成熟的书体。四是章法新颖，字体大小参差错落，行列整齐有序，粗看上去一派严谨肃穆，细察又活泼灵动，给后世书法树立了章法之美的样板。</p><p class="ql-block">这种金文发展的本身即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字形的正斜、大小、长短、粗细、宽窄、高下等等要求，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固定不变。</p> <p class="ql-block">《史墙盘》国之重器，金文代表之一！</p><p class="ql-block">史墙盘284字，分为上下篇，上篇记载了微氏家族所经的七代周王，包括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王在内的功绩。下篇讲述了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五代祖先，直至史墙本人的事迹。</p><p class="ql-block">史墙盘铭文结构谨严、点画圆润、章法疏密有度，在字体造型、点画特征及章法布局各方面都因其字数多、铸造精而极具特色，通篇体现出雍容、典雅、高贵的气息。</p> <p class="ql-block">散氏盘（San Family Plate），又称夨人盘，金文。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金文中的草篆。清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区），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p><p class="ql-block">盘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p><p class="ql-block">圆形，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兽首三，圈足饰兽面纹。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p><p class="ql-block">散国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青铜器断代上一般将散氏盘定为周厉王时期器物。</p> <p class="ql-block">《毛公鼎》</p><p class="ql-block">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p><p class="ql-block">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p><p class="ql-block">毛公鼎体现出西周时期金文的风格。字体的结构疏密相间，整齐方正，笔画均匀对称，表现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以及理性的审美趋尚。同时，字体章法错落有致，纵横宽松而疏朗，自然而不做作，体势表现了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p> <p class="ql-block">《虢季子白盘》，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为盛水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今属宝鸡市陈仓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长137.2cm，宽86.5cm，高39.5cm，重215.3kg。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盘口呈圆角长方形，四面各有两个兽首，口中衔环。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记录了虢国将领虢季子白与来犯的北方玁狁部落在洛河北面决战，大获全胜，虢季子白因此受赐受封，铸盘记功的事情。虢季子白所在的虢国，是周文王弟的封国，是虢国氏族的一支。虢季子白作此盘时，是虢国之长，周王尊称其“白父”。铭文语言洗练，以四言诗的面貌出现，是当时风行的文学形式，是一首创作后未经改动的《诗经》。全篇分上下二阙，每阙各有一段引语。上阙记其战功，下阙记受周王嘉奖。周宣王即位后，“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载对北方猃狁一族的军事胜利，是这一时期宝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虢季子白盘器形质朴雄伟，浑然凝重，纹饰华丽而不繁缛，与灵动的铭文交相辉映，是兼具学术性、历史性和艺术性的国家重器。《虢季子白盘》是西周后期金文最重要的作品，也是承接两周文字的关键之作。其书法与同期其他金文作品风格稍异，但同时兼具了西周金文的总体特征。上承甲骨文的自然天趣，下启籀文小篆的匀稳流美风气，审美与技法形式达到高度统一高度自觉。 《虢季子白盘》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之精品，其铭文字形较大，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布局和谐，体势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开《石鼓文》《秦公簋》先路。虢季子白盘所载铭文线条温润洒脱，文字结体严谨匀称，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已渐有小篆丰姿，整个作品章法空灵疏朗。它通畅婉转，沉稳厚重，既透出感性的灵动又具有理性的品格。部分笔画偶有漫漶渗蚀，线条从而产生了虚幻斑驳的情趣．愈发增加了旷远苍茫的距离感。 自唐以来，学者多认为石鼓文即籀文，现从虢盘和石鼓文的书体联系，可以说虢盘铭体势就是籀书之源，籀书是从金文大篆完全成熟后充分发展出来的新体势，又开启了后世秦小篆书体，足见虢盘铭文在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p> <p class="ql-block">中山王金文</p><p class="ql-block">战国中山王国铭文刻于二千三百多年前，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重现人间，迄今未半百，杂糅着古文、金文、小篆及强烈的自我风格，是秦前古文的一支。体势修长秀逸，书风典雅绮丽，笔韵挺拔锋健，洵为列国遗文中之精且美者，亦能窥探秦代一统文字前的列国文字风貌。中山王国三重器中全文总计千余字，去其重出，尤得五百余，堪称为商周金文中单一书风而具最多铭文者，其书款多元变化，吸引了众多艺术家倾毕生精力研究、创作。黄尝铭先生在书法上有着精湛之造诣，尤其独爱于东周时期的中山王国器铭。“金石笔韵，寻源中山”活动展览了黄尝铭先生中山篆书法作品，真而微的展示了中山器铭之精髓。 </p> <p class="ql-block">鄂君启节铭文</p><p class="ql-block">战国鄂君启节是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六年）颁发给鄂君启的经商免税通行证，共出土5件，车节3件，舟节2件，其中4件系1957年4月在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另一件则为安徽蒙城王氏家族出土。各节均为青铜铸造，合在一起呈圆竹筒状，节面镂刻八条阴刻直线，作为铭文的直格界栏，其上满饰错金篆书。</p><p class="ql-block">车节、舟节均宽7.3厘米，厚0.7厘米，长度分别为29.6厘米和31厘米，节面阴刻错金铭文，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铭文中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车船大小与数量、运载额、运输货物的种类、禁运货物和纳税及免税情况等。[1][2]件节符现分藏两处，其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有车节、舟节各一件，另有3件藏于安徽博物馆”。战国鄂君启金节是研究楚国的符节制度、水路交通、经济贸易、历史地理以及楚王与封君关系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出土后备受关注，它既是一件精美的青铜器，又是一件饱含众多历史信息的通关凭证，颇具研究价值。</p> <p class="ql-block">秦公簋金文</p><p class="ql-block">此为春秋时期的祭器，1917年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p><p class="ql-block">秦公簋通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此簋为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面饰瓦纹，缘以细密的勾连纹。器侧为饰兽首的耳，无垂珥。口沿下饰勾连纹带，腹为瓦纹。圈足饰波带纹。铭文计123字，另有刻款18字。春秋秦公簋铭文是先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p> <p class="ql-block">石鼓文（籒文）。东周石鼓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p> <p class="ql-block">清华简书</p><p class="ql-block">《皇门》简</p><p class="ql-block">清华大学于二〇〇八年七月收藏的战国中晚期竹简，被称为“清华简”。清华简共约有二五〇〇枚(包括少量残断简)，是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为数较多的一批。</p><p class="ql-block">清华简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所以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清华简大多使用的是较为典型的楚文字，书手书写娴熟，工整而不失优雅，自如而不失规矩，是楚文字书写的典型范</p><p class="ql-block">《皇门》篇共十三支简，简长约四十四四厘米，宽〇五厘米，三道编绳，简背有次序编号，满简书有三十九至四十二字不等。原无篇题，由于内容与传世本《逸周书》的《皇门》篇大体相符，故依传本定名。</p><p class="ql-block">《周书序》称：“周公会群臣于闳门，以辅主之格言，作《皇门》。”</p> <p class="ql-block">六国文字</p> <p class="ql-block">鸟虫篆，金文的一种。春秋战国盛行于南方诸国的“虫书”，屈曲如虫，首画以鸟状而得名。为中国古文字艺术，起源于商周，是由图腾文，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为王朝皇族专用文字，用于王宫建筑，国王礼器，印玺，青铜器等象征皇权之物上。字体高贵华丽，变化莫测，难于辨识。</p> <p class="ql-block"> 小篆</p><p class="ql-block">《秦诏版》</p><p class="ql-block">为长方形，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4厘米，重0.15千克，它的四角钻有四个小孔，是供人们将其固定时钉钉子用的，铜质青色，铸造于秦始皇(赢政)执政时期。其正面是以秦小篆铸成的，字体大小0.9厘米，竖五行、横八行、上下、左右结构整齐，阴文书刻40字，即“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府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p><p class="ql-block">《秦诏版》为秦代篆书刻版，以小篆文字刻于金属薄版上。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为丞相，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变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异形”的状况。通过诏版这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字书写的范本。</p><p class="ql-block">相传《秦诏版》最初为李斯所书，不过设想一下全国那数不清的权量，上面的铭文当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加上官吏们对下级的意识决不如对天子那样恭敬，所以与《泰山石刻》相反，秦诏铭文中虽然也有严肃、工整的，但大多数纵有行，横无格，字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生动自然。更有率意者，出于民工手中，或缺笔少画，或任意简化，虽不合法度，却给人们以天真、稚拙的美感。</p> <p class="ql-block">公元前230年——221年，秦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文字统一化。出现了由秦国宰相李斯等人把各国的不同文字归纳整理形成了小篆书体。</p> <p class="ql-block">《琅琊刻石》</p><p class="ql-block">是刊刻于秦代的一方摩崖石刻，又称“琅琊台刻石”等。</p><p class="ql-block">书丹者李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后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1]琅琊台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驻地东南5千米处，三面临海，海拔183米。据《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代，越王勾践于越王勾践二十四年（前473年）攻灭吴国以后，为向北扩张以称霸中原，曾徙都于琅琊，并在琅琊筑台，建“望越楼”。</p><p class="ql-block">《琅琊刻石》的线条圆润劲挺，在技法上与后世篆刻中的“冲刀法”更为接近。笔画线条上，总体粗细均匀，给人以圆浑厚重之感。</p><p class="ql-block">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p><p class="ql-block">近代书法艺术家杨守敬：近有推此为宇内第一碑者，盖不信《石鼓》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毁于火，《芝罘刻石》沦于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p><p class="ql-block">近代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琅琊石刻十二行为斯相的迹。二世诏书于会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异耳。古泽渊懿，具有典漠训诰遗意。斯相小篆仅存兹石。</p><p class="ql-block">近代书法家康有为：《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扁。《广艺舟双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秦斯《琅玡石刻》茂密极矣。</p> <p class="ql-block">实际上在秦统一六国后，“书同文”并不是全国统一都应用的文字为小篆，好多地方用的都是“秦隶”简书，比如像“睡虎地秦简”等文字，小篆只是多用于官方文书。后来出土的文字史料时间足以说明了秦时的“书同文”是指使用了两种文字。</p> <p class="ql-block">云梦睡虎秦简</p> <p class="ql-block">汉简</p> <p class="ql-block">楚简</p> <p class="ql-block">砖文:民间书法</p><p class="ql-block">中国书法告诉我们，书法的演变总是出于人民群众在使用文字的实践中趁于简便需要和美化的追求。所以民间书法最能直接地向我们展示这一衍化过程的各个断面，而砖文作为民间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其他方面所难以企及的地位。砖文兴盛时期为两汉六朝，也是书法字体演变最激烈的时期，砖文数量之大也是其他民间书法不可望其顶背的。</p> <p class="ql-block">“富贵昌，宜官堂。意气阳，宜弟兄。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二十四字汉砖》，里面所包容的书体十分全面，大小篆，虫书，隶书，八分，章草，楷，行，草，可以说无所不同，分为规范和草率两大类型。这些砖字般认为是秦时候的宫殿建筑用砖，经烧制而成。</p> <p class="ql-block">瓦当:民间书法</p><p class="ql-block">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是一片精致的装饰瓦。上刻有各种图案，文字，神灵等。出现于秦汉交替之际。</p><p class="ql-block">文字瓦当上的文字属当时的民间书法，是我们的先民们把篆书巧妙运用到了建筑物的瓦当上，具有艺术性，观赏性。秦砖汉瓦也标志着秦汉社会的辉煌与鼎盛。</p> <p class="ql-block">西汉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文字瓦当的出土证明了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东北达朝鲜半岛，南抵广州，西达青海都有汉代文字瓦当出土。瓦文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p> <p class="ql-block">字形和谐，方峭流美，浑然天成，变化无穷，为书法中的奇葩。也正是在秦代成熟的小篆向东汉隶书转化的同时，旧制已破，新法未定的艺术转型时，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造就了人们对不同甚至怪异的各种书体欣赏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极为难得的心理自由！让书体更为夸张的延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善书人营构瓦当书法的机会。</p> <p class="ql-block">先秦庄子说“道在瓦甓”。鲁迅先生亦叹“惟汉人艺术雄沉博大”。以汉瓦文字奇逸多变，舒卷自如。窥之先贤之论，岂虚言耶！</p> <p class="ql-block">《新莽嘉量》</p><p class="ql-block">西汉时期著名铜器。新（王莽）始建国元年颁行的标准量器，以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备，故名嘉量。《新莽嘉量》铭文书法艺术雄强大气，有其独到之处。王莽复古，字铭亦标新立异，大概是有意標榜自己的正统。字体上紧下松，呈极纵之势，重心放在字形的上半部，而下半部分则线条伸长逸出，增加了挺拔峻利之状。线条方正，转折改圆（周金文圆转较多）为方，带有韧性和质感。字形舒展挺拔，风格典雅逶迤。这种篆书有一种别样风情，对后世书风有一定影响，可视为魏晋时期官、私印中悬针篆体字的滥觞。近代大画家齐白石等人的篆书受其影响。这是《新莽嘉量》书法好的一面。</p> <p class="ql-block">《袁安碑》</p><p class="ql-block">是刊刻于东汉时期的一方碑刻汉篆，无撰书人姓名，属篆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河南博物院。</p><p class="ql-block">《袁安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有穿。碑文共10行，主要记述袁安的生平，所记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书法上，其笔画较《泰山刻石》为细瘦，结体宽博，笔势强健道劲，骨力劲拔而有弹性，书法厚重雄茂。</p> <p class="ql-block">《天发神谶碑》</p><p class="ql-block">此碑为三国皇象传，其中揉杂了篆，八分，章草，隶书等笔意。书法艺术贵在创新，中华几千年的书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创新——成熟——僵化——再创新”的辩证发展史。历代书家为了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摸索出许多创新的路子。其中卓有成效的门径之一，就是用一种书体的笔法去写另一种书体。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说分》中讲：“凡书贵有新意妙动。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草，笔笔皆留；以飞理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也正是此意。这与遗传学的“杂交”、“杂种优势”如出一辙，足证各种学科之间，自有其共通之处。</p><p class="ql-block">《天发神谶碑》就是用书法上的“杂交”而取得辉煌成就的</p> <p class="ql-block">吴昌硕临石鼓文</p><p class="ql-block">吴昌硕（1844年8月1日—1927年11月29日），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厉良玉、赵之谦并称“新浙派”的三位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p><p class="ql-block">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吴昌硕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1927年，吴昌硕逝于上海。</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后记</p><p class="ql-block">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篆书时代，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不见墨！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钟鼎上、玺印上、砖瓦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大石崖壁、石鼓、石碑之上。总给人浑穆威严，扑朔迷离……</p><p class="ql-block">所以说，中国书法史的前几页，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以刀斧为笔，以波澜为墨。以洪荒之雄、太初之质演进华夏文明。</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 rgb(255, 138, 0); font-size: 20px;">作者简介:</span></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