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

毛伟国

我们每一个人，在不算漫长的一生当中，大概都会有一件或几件切身攸关的事，会使你终生不得忘怀。而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难忘记忆，那就是由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全国将近一千七百万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场空前绝后的旷世浩劫，彻底改变了这一代青年人的命运，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烫出了一个鲜血淋漓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报废一代】

前几年看何兆武先生的思想文化随笔的几本书和他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最近又看到了他的《上班记》。何老先生是1946年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的，一生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变化，他所说的话都是平谈而真实。这些朴素诚实的话，使我们回归到了常识。

我以前一直觉得当年我们这帮青年学子被迫上山下乡，失去了求学的机会，荒废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最终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当读到何兆武先生说到我们是“被报废的一代人”，心里不禁被猛然触动了一下。再仔细一想，事实情况不正是如何兆武先生说的那样吗？我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努力，荒废了好多时间，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更全局的视点来看，我们确实是“被报废”了的一代人。自己不够努力是一个个人因素，而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高压氛围下，没有学习的环境，没有可看的书籍。读数理化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读古典文学被认为是继承封资修的衣钵，而美术音乐只有革命宣传画和八个样板戏。在这样一个文化沙漠的环境里，仅靠个人努力确实是十分艰难且收效甚微。更多的青年学生眼看着前途无望，便自暴自弃，把以前学的那一点点可怜浅薄知识都扔干净了（特别是外语）。于是这一千七百万青年学子和原来的那批从旧学校毕业的必须要彻底思想改造的老知识分子真真实实都“被报废”了。何兆武先生1956年至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班任研究员。他说：“我在历史所三十年，仔细算来，真正放在专业上的，加起来不过两三年，其它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跟历史研究无关。”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开会听报告听文件传达，写心得体会；反反复复开批判会，写思想检查；下乡去搞“四清”运动；最高/指示来了扯横幅举画像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喊口号。大部分的宝贵时间都消耗在这些上面了。

在国家正规研究所里尚且如此，外面这帮摔掉了书本在乡下扒拉泥土的“知识青年”，在学校里整天读语录背“老/三篇”的小学生，当然更是得不到文化知识的滋养，放任如杂草流云一般。

一九九四年年末，我的母校九十周年校庆，得到了一本《1904～1994 校友通讯录》。翻看这本《通讯录》，你可以发现，在我们以前的数届校友中，在大学或科研机构工作的占的比例较大，而我们老三届和以后的几届，这个比例就很小。从这个客观的基础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于是我化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因为我们“老三届”涉及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三届的中学毕业生，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直接的三届，于是把这三届作为一个组。对应地把文革前的一九五七届至一九五九届三届、一九六零届至一九六二届三届、一九六三届至一九六五届三届分别作为三个组。在这四个组中，每一届有的是十个班，有的是八个班，每班平均按40人计算，四个组十二届大约一共是4440名毕业生，而登录在《校友通讯录》上这四个组十二届的校友一共是2497人，占比是56.2%。虽然不能反映完整的全貌，但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参考数据来作判断。

在这四个组别中，毕业后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占比最高的是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届这个组，达到了38%。即这三届在《通讯录》上登录的661名的同学中，有251名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力学研究所、电子研究所、海洋研究所、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军事科学院等等，都是国家级的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而在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届、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届这两个组中，《通讯录》上登录的715名和673名同学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相比少了一点，分别占统计数的16.8%和13.2%。虽然占比少了点，但仍有不少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土壤研究所、药物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中船第七研究院等等国家级科研机构任职。

而到了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届，即所谓的我们这些“老三届”，448名登录《通讯录》的同学中，只有42名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仅占9.3%，是这四组中最低的。且绝大部分是在普通高校任教，国家级的自然理工研究机构一名也没有。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科研出现的一个人才断代青黄不接的现实。而这三届中的大部分同学从农村农场回城后都是去中小学校当老师去了，占了23.7%。

我们这一所中学在江苏省也算是名列前茅的学校，经历了文/革浩劫后尚且如此，推广思之，全省乃至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而我们“老三届”以后的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九届，再接着的一九八零、一九八一等等几届，每个班级登录《通讯录》的人数参差不齐，有许多班级只有二、三个，甚至好几个班只有一个人登录，这样统计就不具代表性，于是均舍弃了。

上面这些统计数据正好印证了何兆武先生的那个论断：我们是“被报废的一代人”。

当然，并不是绝对的说，只有读了大学，进了科研单位，才算是成了才，才能作贡献，才不算“报废”。都说工作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此话当然没错。但工作没有贵贱，分工却是有高低的。在科研机构当研究员、在设计院当总工，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比仓库里的统计员、单位传达室的门公要大那么一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当然是研究员和总工多一点，要比统计员和门公多一点要好上那么一点。

而仅仅把进入科研机构的人数的多少作为评判每一届的学生成才与否来统计，视角是否有点狭窄或者是不够全面？回答当然是的，而且应当承认肯定是有局限性有片面性的。在政府机关任公职、在公司企业做管理、在仓库收发材料、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幼儿园照看贝贝，同样不可或缺，同样是一种人才，同样也无法随意替代。但是不可否认，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要有所发展，毕竟是要靠做基础理论研究，靠做实验做探索做创新，才能不断地有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出现，才能迭代更新已有的产品，才能开发更新更高端的产品，才能改观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而那些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公司企业的产品生产，酒店公交的正常运营，都只是在维持一个日常生活和秩序的运转。从某种角度看，并不具有引领性和创新性。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的农耕生活就是这么平淡无奇一成不变地过来的。待得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继尔层出不穷有了各种机械，工具，仪器，才不断地更新了我们的技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直到近代，普及了电视机和手机，我们几乎人人都成了顺风耳和千里眼。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和飞跃。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科学发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由此可见，只有科技领域不断有新鲜血液䃼充进去，才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不然，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

一直到“老三届”的二十年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届，在这三届大约880名毕业生中，有458名登录了《通讯录》，其中有80名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占比为17.5%。除了在高校任教之外，终于有学弟学妹进了中国科学院化工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细胞研究所（一些出国留学的未统计在内）。虽然为数还不算多，但总算是恢复了一点元气。

这个粗略的统计，肯定有疏漏，也一定不够精确，而且仅仅是一所中学（母校只有高中部，没有初中部）的这几十年的情况，是一个孤例，或者说是河或湖里的一滴水而已。

但是一滴水用不着做太复杂的物理分析，便可以分辨出纯粹的水分子之外有多少其它物质，由此可以追溯推断出这滴水源自的那个水域是个什么基本情况，即所谓的窥一斑而见全貌，应该不会有大的差错。

一个人被“报废”了，影响的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甚或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兴衰：而一代人被“报废”了，那就是危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兴衰。很不幸，我们经历的是后者。

【劫后余生】

做完了母校这几十年来历届毕业生的去向就业的大致分析，看看这真实却不尽人意的数据，特别是我们这些“老三届”人劫后余生的情况，不免会发出一声叹息，有点黯然神伤。

当然，也无需那么悲观，虽然由于土壤贫瘠，风不调雨不顺，大部分的“老三届”及其后来的若干届学生，都枯黄瘦弱，内力不足，但毕竟也有出类拔萃的学霸，尽管少得可怜。

譬如我们学校“老三届”中的莫姓同学，下乡十年，凭着自身的努力和聪慧，最后成了中国第一个文学博士，南大教授。成了我们这一大群凡众中间的凤毛麟角。他在他的自传回忆录中说到了他同班的另一位同学陈XX：“他聪明过人，记忆力尤其惊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毕业后一起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原来他本来是想考理工科的，阴差阳错最后却成了南大中文系主任、资深文学教授。而那位陈姓同学最后回家乡务农后来当了中学物理老师。莫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二十年后，我来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哈佛的一年里，常常沿着查尔斯河散步走到毗邻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我坚信陈XX本是最应该到这儿来深造的人，我也坚信这儿本是最适合陈XX发展的地方，可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却风马牛不相及。我怀着失落的心情望着那些神秘莫测的实验大楼，不由得对命运之神的威严和残酷感到深深的畏惧。”

确实，不是这批人不努力，而是当年他们没有客观条件去努力，更是没有适宜的机会和环境让他们去发挥自己的潜能。或许是一个时代错过了他，抑或是他错过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那个时代。

此时，又要引用何兆武老先生的话了，他说：“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相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所言甚是！

【终归无痕】

我们这些老三届人，在下乡插队的数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浑浑噩噩，荒废生命。现在想想全国那么多年轻人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么荒芜过去了，实在是太可惜且无法挽回。如果这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一起呐喊：还我青春！我想高山是要崩塌，江河是会断流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转换一个角度再去回想，这个在“最高/指示”指挥下涉及上千万青年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曲折的进程中间各种因素积淀发酵后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正像历代帝王争霸的战场上一定会有那么多无名的战死者，他们的尸体铺垫成就了一代皇朝。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是：我们付出了青春的代价而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曾经下乡当过知青的画家兼作家陈丹青曾说：“知青不幸，因为此前和此后，没有一代都市青年历经这样的被愚弄、被剥夺、被遗弃：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且具有被纪念、被言说的历史价值”。（摘自《走过青春》）

日升月落，眨眼晨昏。不消再过多少年，待得“老三届”和“知青”们都走完了，每年这个怀念之日也就不存在了，曾经的叹息、愤怨也就会彻底消失而平静下来。地球照旧公转不停，自转不歇。这个不停转动的世界仍旧每时每刻都会变幻着自然界的神奇和永恒、演绎着人世间的精彩和荒谬。

“老三届”和“知识青年”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他们身上斑驳的印记、头脑里琐碎的回忆最终都将彻底褪去、消失归零。

2023-12-03 写于我班“老三届”同窗学友纪念上山下乡五十五周年聚会前

　　二十九年前的校友通讯录。

通讯录前半本上的学长们均已作古，仅仅是留下几几届几班，一个陌生的名字和他（她）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还有一个无法打通的电话号码。

而后半本上的学弟学妹们最年轻的也快满五十岁了。

翻过这一页一页，就是翻过了一届一届，翻过了一年一年，翻过了这些人的一世一生。不由得再一次感受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支冷酷的箭会穿透你的心脏，这枚无情的梭会划破你的皮囊。

这真是一个太老旧的感叹，在每一代人的心里都曾经有过。料想无数代的后人，大概仍旧会与我们一样继续感叹这支冷酷的“箭”和无情的“梭”，永无停歇。

　　一九五七届，一九五八届，一九五九届这三届，登录《通讯录》的661名毕业生中，有38%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任职，这个比例真是不低了。

　　我们学校的“老三届”回城后，竟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去中小学校当了老师。

　　多年来购买的一部分有关“知青”的书。 这些书其实都只是粗略翻翻，并没有时间去认真看。

尽管不会化时间去细读，但只要看到有关“知青”的书，都会买下来。身为曾经下乡整整十年的“老三届”知青，这是一个身份的认同，一个终生的情结。

　　大部分有关“知青”的书，都是身为知青，记录描述亲身的经历和苦难。而从宏观角度去观察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却并不多，我手边只有这几本。

那本《失落的一代》的作者，竟然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法国汉学家。他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知青运动，被嬉称为“法国老三届”。他在书后罗列的中外参考书目有10页之多，从政府文件、中外新闻报道到各种书刋，林林总总。可见他是掌握了大量有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资料，才作出的描述和判断。因为这个上山下乡运动，整整一代学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深刻影响了城市、农村和整个社会。所以他的书名是《失落的一代》，与何兆武先生说的“报废的一代”的观点真是不谋而合。

而那本红色封面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是网上淘来的二手书，原本是内地某市图书馆的藏书，盖着图书馆的印章和编号。这是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的版本（第一版是1997年），编著者是当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书中记录的各种统计数据和当年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在会议上的许多讲话等等，都应该具有权威性。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始和收尾以及中间一些事件的各种细节过程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和叙述。书中坦陈：“十年文～革造成的恶果，使许多青年更高的理想化为乌有。一大批本来可以成为专家、学者的苗子，被淹没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造成我国科学界的人才断层，这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是长远的。” 书中也能比较客观地承认：当初因为文/革，造成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大学无法招生，城市工厂生产停滞无法容纳新工人就业，只能把应届毕业生分散到农村去，否则这一大批无法就业无法升学无所事事到处游荡没有出路的青年学生们会成为社会上一个不小的麻烦，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还是国家经济衰落不振的客观原因而造成的。但是在那个年头，不可能公开承认文-革造成的经济衰败，于是被上头搞成了一个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荒唐地要求学生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的革命力量，学生青年应该首先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融入工人阶级队伍才是正道。弄到最后，上山下乡走上了一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歪路。书中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上山下乡运动走上了歧途最终以失败收场。

　　1968年下乡插队当农民的时候，除了生产队茅草屋顶的仓库里有一盏电灯，农忙时打谷场上开夜工临时挂一、两盏电灯，农民家里是没有电的。

煤油灯便是晚上的照明。更有贫穷舍不得油钱的人家是点一个小油盏，一个小瓶子里倒一点煤油，插一根灯草或是粗棉线作灯芯，没有灯罩，点燃了那熒熒闪闪的一点亮光就真正是“一灯如豆”了。

曾托人去下乡插队的地方寻觅老煤油灯而不得，于是只能在网上买了一盏，灯头灯罩却都是新貨，也只能是聊抚怀旧之意了。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