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上饶晚报的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历史之分析

德华

惊动上饶晚报的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
历史之分析

胡立东撰文

2023年12月1日

（前注：立东原创文章，欢迎平面、网络媒体和个人引用、转载、转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内容提要

引子
一，茶壶外观。
二，茶壶相关人物、时间、地点。
三，茶壶制作历史背景。
四，对此茶壶的来历和经历之分析和判断。
五，校正上饶晚报报道中有关胡金魁历史的少数误差。

六，读者反馈与立东新的分析、判断。
附：“上饶晚报”之“特别报道”刊登《一把“抗战壶”见证上饶一段峥嵘岁月》

引子

2023年4月15日“上饶晚报”之“特别报道”以整个版面刊登《一把“抗战壶”见证上饶一段峥嵘岁月》（附后），文中用了半个版面报道了赠壶者老红军胡金魁的历史，立东在此先感谢上饶晚报。
而此茶壶现在的收藏者对媒体所讲故事使此茶壶平添了些个神奇色彩。因胡金魁与立东是父子关系，故立东要对此茶壶之历史作些分析和判断，并对上饶晚报报道中有关胡金魁历史的少数误差作校正。
当然希望上饶晚报能够刊登立东此文，以正视听。

一，茶壶外观。

茶壶图1 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把右面写有 “元锡同志惠存 胡金魁赠于江西上饶 一九三九年双十節”。 茶壶图2 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把右面还写有“抗战到底”。 茶壶图3 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把左面画有山水。 茶壶图4 抗战期间胡金魁赠忻元锡茶壶盖上书有“严鸿泰出品”。 二，茶壶相关人物、时间、地点。

人物：

1，赠壶者：胡金魁，江西人，1930年入红军，1935年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处长（兼中央交际处长），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期间，受命于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直接委派和领导，接待并全程陪同了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
图 1936年7月中旬于中共中央驻地保安，斯诺为接待并陪同他访问陕甘宁红军的中央外交部招待处长（兼中央交际处长）胡金魁拍摄单人照片，原载《红星照耀中国》。 图 1936年8月22日于宁夏豫旺堡彭德怀司令部附近，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中）陪同斯诺（右）访问红军主力途中骑马合影，（左位尚待确认）。原载《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7月胡金魁南下到新四军军部任副官处副处长，1939年初任副官处处长，5月与新四军驻赣（南昌）办事处人员随周恩来从南昌撤退途中，原办事处主任黄道病故，周恩来电蒋介石，由蒋介石任命胡金魁为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上校主任，接替原主任黄道。周恩来当时把蒋介石回电交给胡金魁看，老爹晚年回忆电文大意，恩来兄你们新四军办事处要设在我第三战区司令部上饶。解放后历任中南局副秘书长兼中南局统战部副部长、湖北省委统战部长兼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1939年5月黄道病故，胡金魁接任办事处主任，和陈丕显等人与黄道之子黄知真一起为黄道办理了后事。1978年底黄知真从江西调至湖北之后，在门诊部见到青，高兴地想以叔自居，在旁知根知底的余和珍劝阻并提醒黄知真，“你可是喊胡金魁叔叔的啊！”帮黄知真理清了与立东和青的平辈关系。
图 黄道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原载《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黄道画像照片。 图 老爹胡金魁亲笔记录：“而我们到了河口，黄道同志病故了。” 黄知真（证明人）。 图 1939年5月至1941年1月4日期间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上校主任胡金魁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原载《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上校主任胡金魁（左）与周恩来副官龙飞虎（右）于上饶合影。龙飞虎1955年授少将，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著有《跟随周副主席十一年》）。胡金魁腰间所配勃朗宁手枪是新四军叶挺军长赠送。 2，受壶者：忻元锡，1938年入党，曾任岩寺兵站站长，因工作常到上饶，与胡金魁主任常有工作交集。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常委、副市长。 图 忻元锡。 3，制壶者：严鸿泰。

时间：1939年双十节。

地点：江西上饶。

三，茶壶制作历史背景。

茶壶制作于1939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第二年。

四， 对此茶壶的来历和经历之分析和判断。

1，1939年5月至1941年1月期间，胡金魁在上饶担任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上校主任，忻元锡常去上饶，老爹的亲笔记录里也提到过忻元锡。而制壶者严鸿泰是上饶的业者。故茶壶表面所载文字信息与以上人物、时间、地点、历史背景相符合。
2，但是，在时隔84年战火纷飞漫长岁月之后，此茶壶为什么至今还会在上饶，且竟然仍旧完好无损。立东对此茶壶现在的所在地上饶及其品相完好这二点深入仔细辨考，则发现有逻辑不通的问题很难解。
3，难解的原因在于，赠壶者胡金魁1941年1月初因皖南事变率办事处撤离了上饶，至解放前没有再返回。受壶者忻元锡原本就不在上饶，工作单位在岩寺，且因皖南事变后位置也发生很多变化，也无机会返回上饶。赠、受两者于1941年初都经历过残酷的皖南事变，以及后来多年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故，都无可能在后来残酷的战争年月中一直带着这把壶并保全这把壶。
相信任何一位对战争环境有所了解或感悟的读者都应该很难想象在皖南事变及后来的战争环境中，谁会，谁能带着一把瓷茶壶在枪林弹雨中四处奔波，且可保它丝毫无损。想一想近在眼前的俄乌战争或巴以战争，不论参战人员或在战火中的百姓，疲于奔命之中谁有精力会抱着一把瓷茶壶不放？简言之，这把茶壶的去处并非寻常能过安稳日子的人家，可以被护84年无损，而赠、受壶两位都是戎马倥偬走南闯北长期历经枪林弹雨的人物，不可能护茶壶84年毫发无损。
4，基于这样的辩考、推敲，从此茶壶现在仍然收藏在上饶这一点看，可以判断出一个可能性是，此茶壶从来就根本没有离开过上饶。那么，由这个判断，又可以推导出此茶壶从来就没有到过受壶者忻元锡的手上。
5，而赠壶者胡金魁既然定制此茶壶是为了送给忻元锡，就没有把壶留在自己手上的可能性。从这个可能性去判断，此茶壶也从来没有到过胡金魁的手上。
6，那么又可以导出一个可能性的判断，即此茶壶一直在上饶制壶者严鸿泰手上。换言之，此茶壶从未离开过上饶。这也就可以解释此茶壶为什么现在仍收藏在上饶，且品相完整之难解问题。
7，按逻辑，基于以上1至6条，此茶壶只要到过赠壶者胡金魁手上，必然就会到受壶者忻元锡手上，那么，此茶壶就会随忻元锡离开上饶而去它处，就没有了留在上饶的任何可能性。而因为皖南事变，后续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茶壶早已随忻元锡四处奔波而不知所踪。而不论如何那茶壶是不可能自己长脚再回到上饶的。
8，这把茶壶既没有到过胡金魁或后代手上，也没有到过忻元锡或后代手上，而是可能一直在上饶严鸿泰及其后代或亲戚手上。
9，而此茶壶现在的收藏者上饶林和顺博物馆馆长刘志勇先生凭他自己的想象力对外讲述了一个有关此茶壶不完全真实的，明显有诸多漏洞的故事，他的故事大意有三点：
一是胡金魁向严鸿泰定制了要赠送给忻元锡的茶壶；
二是胡金魁向忻元锡赠送了此茶壶；
三是此茶壶历经84年战乱颠簸周折之后，被居住在上饶的刘志勇收藏。
而二、三两点十分明显是刘志勇自己虚构的，是经不起细致推敲和辩驳的，且是无任何历史客观证据和逻辑支撑的。
10，为了确切落实以上分析，为了弄清楚此茶壶的来历和经历，为了辨析刘志勇的故事，立东请刘志勇提供他“收藏此茶壶的时间、地点、过程，在他之前的收藏者”四项信息，来佐证他收藏这把茶壶故事。
未出预料的是刘志勇对这四项皆不能提供出任何确切信息，即无法完整讲述他告诉媒体的故事。换言之，他无法自圆其说上列三条收藏茶壶故事的大意。
反倒是刘志勇自己透露了一些信息，重要的一条信息是，他说他们刘家与制壶的严家是几代世家的交情。另外的信息是，他还收藏有多件严家家传的瓷器。这些信息其实能够说明为什么此茶壶至今仍然在上饶，而为什么刘志勇现在成了此茶壶的收藏者的一个客观原因，因为此茶壶一直没有离开过上饶严家。
11，故，经过与刘志勇的对话，可以说这把壶从来没有到过胡金魁或忻元锡的手上，而是一直保存在上饶制壶者严家，后来被严家的世交后代刘志勇收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2，目前，立东心中对此茶壶本身的真假还有疑问，茶壶即是1939年双十节之前制作，而胡金魁是在茶壶制作好之后的1941年1月4日撤离上饶，那么这中间有长达1年又3个月的时间，这就产生出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严家制好茶壶，却一直没有交给胡金魁，而是一直留在自己家里长达84年？这么做生意是有悖常理，也有悖一个商家起码的为商之道啊。
而在与刘志勇交流时，他说到兴起时，对立东说，欢迎你到上饶来看看这把茶壶，届时，我一定仿制一把一模一样的茶壶送给你留作纪念。这就说明刘志勇有制作或仿制瓷器的能力。这就更加引起立东对刘志勇收藏的这把茶壶是真还是假的怀疑。
直言之，立东不能排除刘志勇所讲他收藏的这把茶壶，是根据严家制作瓷器的信息由他在近期仿制的，并非原壶。否则，就很难解释严家制好这把壶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把壶交给胡金魁的问题了。

综上，立东并不能完全排除1939年上饶严鸿泰为胡金魁主任制作了这把要赠送忻元锡的茶壶的可能性。
13，暂时的结论：
从故事的表面看，1939年上饶严鸿泰为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制作了这把赠送忻元锡的茶壶，但从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此茶壶制好之后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茶壶从来没有到过胡金魁或忻元锡的手上，而是一直保存在上饶严家，后被严家世交后代刘志勇收藏。不过，这个可能性需要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严家在茶壶制好之后1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把茶壶交给胡金魁？而是在自家保存了84年至今？
第二个可能性是，当年在茶壶制好之后，严家把这把茶壶交给了胡金魁，胡金魁也送给了忻元锡，而原壶早已随忻元锡在战乱中不知所踪。而现在刘志勇收藏的这把茶壶，是他根据严家制作茶壶的信息后来仿制的，这个可能性则否定了现在的这把茶壶是原壶的真实性，而只是一个后来的仿制品。

如果第一个可能性为真，此茶壶是1939年制作为真，那么，无论什么原因造成此壶没有到过胡金魁或忻元锡的手上，有关新四军胡金魁和忻元锡两位抗战时期在上饶有过工作交集及战斗友情，仍然都可以由这把茶壶作一个侧面的见证，此茶壶上当然也载有上饶抗战历史的一个侧面，从而使得这把茶壶具有上饶抗战历史文物价值。

不过，话说回来，在立东看，有没有这把茶壶其实根本不重要，有关新四军胡金魁和忻元锡两位于抗战时期在上饶有过工作交集及战斗友情，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有没有这把茶壶而增减分毫；而上饶抗战历史也依然客观存在，也不会增减毫分。

而若讲上饶的抗战文物，仅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旧址，就是比这个茶壶大千千万万倍的真实文物，且永在上饶为历史作证。

图 上饶水南街下滩头村杨时乔府邸，明代建筑——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旧址。立东注：老爹胡金魁曾经率领新四军办事处在此工作、战斗过一年多。在1940年底军部已经下达撤退命令之后，仍然无所畏惧地坚持数日为新四军领取了最后一次13万银元军饷之后，直至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前夜，才率办事处撤离。
在驻此地一年多时间里，胡金魁接待过周恩来、叶挺等领导，并随同他们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也接待了各地往来于上饶的党政军干部和指战员，以及抗战的各路英雄豪杰，完成了诸多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
胡金魁在此还亲自策反了一位爱国的出自清末海军世家的国民党海军要员叶可钰，并介绍他去重庆八办，成为周恩来线上的重要地下工作者，后参加策划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起义日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节，为开创我海军起到直接、重大作用。叶可钰后来由中央联络部谢筱迺告诉他有关胡金魁的消息后，写长信給胡金魁，提及在上饶新四军办事处结识胡金魁主任之后的不少详细情况。限于本文主题范畴，不拟在此详述抗战期间胡金魁与叶可钰在上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交往的故事。
图 上饶水南街下滩头村杨时乔府邸，明代建筑——1939年至1941年期间胡金魁主任负责的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旧址，内部一瞥。 图【新四軍江南部隊在父子嶺戰鬥繳獲勝利品之一部——公歷一九四0年五月月十三日攝於上饒】立东注：1，此照片所缴获胜利品中有日军作战部队之军旗。2，摄于上饶，必然与胡金魁主任负责的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有直接关联。因为上饶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除了胡金魁负责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之外，再无其它任何新四军所属单位。3，可以判断此照片摄于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目的是向上饶各界民众和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宣传、展示新四军江南部队对日军作战的战果，鼓舞抗日的士气。4，此照片既记录了新四军驻赣（上饶）办事处抗战期间所起作用之一侧面，也记录了上饶抗战历史之一部份。 五，校正上饶晚报报道中有关胡金魁历史的少数误差。

1，1937 年 9 月（不是“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胡金魁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处长。 （不是“组建交际处”，只是更换原有外交部招待处组织名称）
2，1939年 5 月，胡金魁作为新四军副官处处长，（不是“黄道的随身副官”，新四军无此职务。）
3，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命令胡金魁及办事处撤退（不是“1941 年 1 月 3 日夜， 胡金魁奉军部命令带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撤离上饶。”）

六，读者反馈与立东新的分析、判断。

1，
此文发出后约4个多小时，收到朋友资深记者刘力群读后意见：“此壶有一个疑点：在1939年那个年代，抗战到底的‘战’一般写成为繁体字‘戰’，双十节的‘双’，写成为繁体字‘雙’。仅供参考。”

力群的意见提醒了立东，立刻查看了茶壶表面所有文字，发现更多繁体字被写成简体字，特抄写如下，请注意对比标注为红色的简、繁体字：

茶壶上的字：

“元锡同志惠存 胡金魁赠于江西上饒 一九三九年双十節”。

那时应该写的繁体字：

元錫同誌惠存 胡金魁贈於江西上饒 一九三九年雙十節」。

茶壶上的字：

“抗战到底”

那时应该写的繁体字：

「抗戰到底」

茶壶上的字：

严鸿泰出品

那时应该写的繁体字：

嚴鴻泰出品

立东新的分析和判断：

以上三处字，共应该有9个繁体字，而茶壶只写对了饒和節2个繁体字，其余“誌、贈、於、雙、戰、嚴、鴻” 7个繁体字，全部写成了解放后才逐渐使用的简体字，而“嚴”这个繁体字，被写成上简下繁的怪体字。

因为茶壶上大部分繁体字被错写成简体字，说明写字的人和制作茶壶的人都不熟悉1939年当年使用的繁体字。或可说他们不具备仿制那个年代文物的必须具备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

这个新旧文化和历史差别，恰恰是鉴定那个时期所有文物包括这把茶壶在内的新旧差别最据说服力的依据。而本文内【新四軍江南部隊在父子嶺戰鬥繳獲勝利品之一部——公歷一九四0年五月月十三日攝於上饒】那张照片里的横幅，就是繁体字=当时旧文化的样板，当然可证那张照片是拍摄于1940年的真实性。

因这把茶壶上出现多个不应该出现的简体字，等于在茶壶表面上明显出现了新文化，就明明白白显露出这把茶壶是新的，而非84年前制作的老壶。据此，立东基本可以判断刘志勇所说他收藏的这把茶壶，其实是刘志勇自己近期仿制的。

这也符合立东文章中“13，暂时的结论：”里的第二个可能性——“只是一个后来的仿制品。”

感谢力群提出的意见！

2，

朋友世界知名历史油画家沈嘉蔚给出了他的意见：“文字繁简体可以是个突破口。”“基本可以说多半是今人复制。不过它的独特内容所涉人名都可说此壶一定存在过。所以即便为复制品仍有史料价值。”

嘉蔚兄此说，与“13，暂时的结论”中第二个可能性的内容，基本一致。

嘉蔚兄与立东有关简繁体字更多商讨：

嘉蔚：“要点在判定‘双’与‘战’二字是否在三十年代已有人使用”

立东：“1939年不可能有人会把7个繁体字错写成1950年之后的简体字”

嘉蔚：“从印刷品找证据无效的。早年的简化字存在于手写里。不过，我倾向于同意你的分析。”“我查了书法史法，战与双都是只存在于五五年简化字之后。因戰里单是来自象形字，而占是从音，完全无渊源。你可以坐实了。”

立东：“是的，记得我在你那里翻看过一本巨大的书。”

立东以为，以上是核查从30年代至50年代“双~雙”、“战~戰”两个简繁体字历史沿用实际情况。
此茶壶上写有7个50年代后的才开始使用的简体字。尤其“双”、“战”2个简体字都不可能出现在1939年之前的任何物品之上。
此茶壶上7个简体字，清楚地自证此茶壶为近期仿制品，且是毫无疑问的铁证。
换言之，此茶壶自带7个简体字的近期仿制品之文字证明。

感谢嘉蔚兄！

期待更多的读者反馈。

附：“上饶晚报”之“特别报道”刊登《一把“抗战壶”见证上饶一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