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style="text-align: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纪念我的语文老师黄兴邦</b></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作者:海娆</h5> <h5><b>黄老师走了</b></h5><h5><br></h5><h5>在新冠疫情肆虐人类两年后的这个初夏,当人们终于摘下口罩,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他却突然被新冠夺走了生命。我旅居德国,六月十二号,微信群里传来噩耗,让我震惊,也让我陷于巨大的悲哀。我想起最后一次跟黄老师联系,还是两年前,《汉娜的重庆》出版后,我委托出版社给他寄赠了一本。读后他在微信上留言,感谢我翻译了这本书,为家乡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以后我们就再没联系,一如多年以来,各忙各的,无事不扰,只在心里默默记惦和祝福。</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span style="color:rgb(155, 155, 155);">作者2019年秋天与黄老师在朝天门相聚</span></h5><h5 style="text-align: right;"><span style="color:rgb(155, 155, 155);">这也是师生最后一次见面</span></h5> <h5>追悼会在六月十四号早晨八点半举行,这是德国时间凌晨两点半。我捧着手机隔空参加,看见现场花圈层叠,挽联如雪。在墙上的白花丛中,黄老师笑容亲切地望着大家,也望着我,就像在当年的课堂上,在我每一次回国相聚时,他谈古论今,滔滔不绝,我静静聆听。</h5><h5><br></h5><h5>这时手机一颤,是《当代》杂志的编辑发来消息。他们恰好在这天推介了拙作《我的弗兰茨》。莫非是天意,让学生为老师的远行送一份特别礼物?我立即转发微信群,想让正启程远去的黄老师看看,他的学生又出新作品了。</h5><h5><br></h5><h5>镜头定格在鲜花覆盖的灵柩上,我屏息凝眸,仿佛看见里面躺着的人。他神态安详,面目慈悲。可此刻他正在跟我们永别。遥远的故乡,又少了一个关心我和我敬爱的人。意识到这点,我泪奔如涌,一幕幕往事在眼前重现。如果没遇见黄老师,我的人生又会怎样?泪光中,我看见一条崎岖的小道,在某个危险的转角处,有一盏灯在亮着。那个跌跌撞撞走路的小姑娘,正是有了这盏灯的光照,才没坠落悬崖,或踏上歧途。</h5><h5><br></h5><h5><b>黄老师就是那个掌灯人</b></h5><h5><br></h5><h5>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重庆江北三洞桥,父亲是长江上的船工,母亲在织布厂上三班倒。我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乡下的亲戚家寄养。六岁回家上学时,姐姐去了云南支边,哥哥去了乡下支农,家里只有一个不会说话的傻大哥。他终日佝偻着坐在床头,就像一砣巨大的石头。小朋友们因此取笑我,不跟我玩耍。有一年姐姐回家探亲,送我一件托人在上海买的料子衣裳。衣裳是杏黄色的,荷包和衣领都绣有金线点缀的小鸭。那是我灰色童年里唯一艳丽的漂亮衣裳。我得意洋洋地穿到学校,却被班主任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恶狠狠地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年少的我,还不大懂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只是从班主任老师阴冷的表情和嘲讽的语气里,猜想那不是好东西。敏感的我从此变得孤僻和自卑,也开始讨厌上班主任的语文课。</h5> <h5 style="text-align:right;"><span style="color:rgb(155, 155, 155);">江北三洞桥谢家沟正街76号(2000年拍摄)</span></h5><h5 style="text-align:right;"><font color="#9b9b9b">作者曾经的家</font></h5> <h5>后来织布厂子弟校停办,我们被并入旁边山头上的卫东民中。中学可以入团了,我虽然有“历史污点”,也想要追求进步,就很积极地写了申请,希望加入光荣的共青团组织,但没被批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感觉自己被先进集体抛弃了,整个人变得十分沮丧,学习也提不起劲头。那一年的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只考了18分(满分100),破天荒创下此生考试最低纪录。就这样,我沦落成彻头彻尾的差生,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放学后也不爱回家,宁愿跟班里的其它差生去街上瞎逛,在上横街拥挤的农贸市场偷农民的李子,到弋阳观山顶去唱“黄歌”,钻进防空洞里学抽烟——差一点就成了问题少女。</h5><h5><br></h5><h5><b>是一堂语文课救了我</b></h5><h5><br></h5><h5>在卫东民中,教我们语文的是黄兴邦老师,一个中等身材,腰板笔直,黑发茂密,戴眼镜,五官端正的男老师。他走路目不斜视,讲课很投入,朗读课文还摇头晃脑,被同学们私底下嘲笑,说他是迂腐的“四眼狗”。起初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嘲笑,不喜欢上黄老师的语文课。但一堂《岳阳楼记》改变了一切。</h5><h5><br></h5><h5>“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黄老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朗读和讲解这些句子。他一手拿书,一手在空中比划着,那丰富生动的肢体语言,饱含深情的声音语调,让我不知怎么就听进去了。我呆呆地望着一脸陶醉的黄老师,仿佛进入了课文里的那个世界,第一次领略到文字的魅力,太迷人了。我也跟着陶醉了。</h5><h5><br></h5><h5>由于个头矮小,上学时我永远坐第一排。也许因为离老师近,也许因为我听课很认真,也许看出我是可塑之材,黄老师开始注意到我。那时他大约三十多岁,要给我们上课,自己正读函授大学,身边还有幼女要照顾,事业和生活让他忙得团团转。有一天下课,他把一份手稿交给我,让我誊抄,不要有涂抹,说他要寄给报社。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投稿一事。</h5> <h5 style="text-align:right;"><span style="color:rgb(155, 155, 155);">1977年作者与同学在江北公园文化馆前</span></h5> <h5>我开始热爱写作文,就摹仿黄老师让我誊抄的那些散文。我还常常把他散文里的新词背下来,用到自己的作文中。慢慢地,我的语文成绩好起来。当时黄老师还负责编辑一份名叫《嘉陵江》的小报,我的一篇描写春天的作文,就被他发表在《嘉陵江》上。那是我的名字和我写的文字第一次被印成铅字。当黄老师把那份小报带到学校,在课堂上朗读和表扬了我的小文,同学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破碎的自尊迅速被修复,沉沦的心也飞起来了。我终于感觉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h5><h5><br></h5><h5>黄老师并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有一个文友住在我家后面的半坡上,有一次他去文友家,发现我家也在附近,就来家访。这时他发现,我家不仅穷,四壁空空没有半本书,大人还经常不在家,他就开始帮助我,主动借书给我看。一本看完,又让我去他家里换一本。他家就在学校操场下的悬崖上。如果他在家里搞文友聚会,或者江北公园的文化馆有什么活动,他也会叫上我。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中华大地万物复苏,热爱文学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解禁的中外名著,还经常聚会讨论,激情飞扬如重获新生,让我这个尚不懂文学的小姑娘大开眼界,也深受感染。</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font color="#9b9b9b">1977年作者与同学在江北公园</font></h5> <h5>还记得,黄老师借我的第一本书是《唐诗宋词选》,繁体的,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也读不太懂。但我如获至宝,从此放学后不再去瞎逛,而是赶紧跑回家,坐在家门外的石凳上,一边捧着它慢慢读,细细品,一边等待妈妈下班回家。</h5><h5><br></h5><h5>夏天到了,父亲回家了。入夜后,父亲喜欢在门外的路边摆把竹椅,躺着乘凉。我就端根小板凳坐在他身旁,手拿蒲扇为他打扇,驱蚊,像小狗要努力讨主人欢心。父亲重男轻女,一度想用我换他乡下弟弟的儿子。他弟弟家有四个儿子,我们家只有两个,一个还是傻的。他不甘心儿子太少。是母亲拼死反对,父亲的计谋才没得逞。我也很害怕被换到乡下,乡下没有学校,没有书读,整天就是放牛和割猪草。天上的月亮升起来了,在云堆里穿行。我想起黄老师散文里的句子:“月亮在云海里蹀躞”,突然就明白了,此时的月亮就是在“蹀躞”吧?我为自己又学到一个复杂的新词而兴奋。父亲闭着眼睛已经睡去,我的胳膊已经酸痛,仍然继续为他打扇,因为我的心是欢喜的,好像进入了《岳阳楼记》里那个美丽的世界。</h5><h5><br></h5><h5>中文之美,文学之美,就这样,像一束光,被黄老师投进我昏暗的生活,照出一个比现实更加美好的世界。此后漫长的人生里,这束光都温暖我,照亮我,引领我前行。</h5><h5><br></h5><h5><b>师恩难忘,永记心间!</b></h5> <h5 style="text-align: right;">海娆</h5> <h5><b>作者简介</b></h5><h5>海娆,旅德作家兼翻译,出生于重庆江北三洞桥,曾就读于谢家沟小学、织布厂子弟校、卫东民中、十六中、七十六中,后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过教师,报社编辑,自由撰稿人。二十一世纪初移民德国,获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硕士学位。在《当代》、《十月》、《青年文学》、《香港文学》、《红岩》、《作品》等杂志发表过作品,出版长篇小说《远嫁》、《台湾情人》、《早安,重庆》、《我的弗兰茨》等,其中《早安,重庆》获重庆市第12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翻译资助奖,被翻译成德语。《我的弗兰茨》获第二届国际新移民文学影视文学奖。翻译作品有《没有墨水的诗人》、《房间里的男人》、《汉娜的重庆》、《阿思密日记》等。</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