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大学求学的日子

徐长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本人大学毕业已经35年了。35年来，我取得的成绩、获得的幸福，多半凭借的是我在延安大学求学期间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值此即将调离延大这个让我学习工作了39年的温暖的摇篮之际，特撰写此文，怀念当年我在延大求学的难忘经历，感恩我的母校和母校的老师们。

一

1984年8月，我以高出分数线59分的成绩被延安大学政教系录取，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家乡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本科生。

延安大学是由毛泽东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大还是一所极其普通的大学，只有中文、政教、管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7个系，在校生不足2000人。

这一年，延大政教系只招了一个班，共50名学生，其中，男生34名，女生16名，均来自陕西各地，且以陕北居多。据统计，1984年，全国参加高考总人数164万人，录取总人数48万人，录取率29.3%。可见，那时候，即便考上延大，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我们的班主任叫杨延虎。那时，杨老师刚过而立之年，中等身材，文质彬彬，谈吐不凡，颇受学生尊敬。杨老师本是中共党史老师，原则上是不需要带班的。所以，给我们当班主任纯属“客串”。不过，杨老师还是很懂管理之道的。他凡事很少亲力亲为，一学期也难得来几回我们教室，而主要是靠授权学生班干部对我们进行管理。

与如今大学的学生社团和课外活动“多如牛毛”不同，那时，学校虽然也设有团委和学生会，但学校的学生社团和课外活动却乏善可陈。一是学生社团凤毛麟角，印象中只有中文系有个布谷诗社，活动还算搞得有声有色，至于政教系，压根不记得有什么学生社团。二是课外活动方面，除了少量的的劳动课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外，最火爆的就是刚刚流行起来的跳舞和练气功了。可惜，本人对诸如此类的活动毫无兴趣，从未参加。不过，那时，学生倒是特别热衷组织老乡会，几乎每个县都有。就拿志丹老乡会来说，虽然老乡不多，几乎年年都会开展活动，至少，我就参加过两次。

同样，与如今大学生的各种疯狂考证和填表不同，那时候的大学生，除了毕业时能领一张印在一个证书上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外，好像再连一个证都没领过（“三好”学生证书除外)。就拿我们来说，政教专业是师范专业，居然连教师资格证都不考，遑论其它证件了。此外，那时，我们虽然也有见习、实习和毕业论文等教学环节，但印象中我们似乎并没有填写过太多的表格。

二

我们上学的时候，延大的住宿条件比现在简陋多了。记得大一那年，我们班的男生统统被安排住在6排连体窑洞群的第5排窑洞里。每个窑洞住8人，上下铺。窑洞没有卫生间和自来水，得到设在窑洞群每排中间位置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水房解决。夏天宿舍没有电扇，冬天宿舍没有暖气。幸亏那时候的学生怕冷不怕热，所以，夏天的日子倒也比较好过，就是冬天实在难熬，全凭生炉子烧煤取暖。好在第二年，我们便住进了延大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学生宿舍楼，尽管宿舍里照样没有卫生间和自来水，但冬天有暖气。

那时候，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给每个学生每月无偿发31斤饭票，22元菜票。记得当时，延大只有一座饭堂，位置在图书馆的西南侧，饭堂是一座只有一层的较大的“人”字形建筑，室内没有饭桌、凳子和餐具，只有10多个窗口，供学生打饭之用。

食堂有固定的开饭时间，不到时间，绝不开门。所以，开门前，在三个大门口往往会黑压压地挤满了学生，一待开门，学生们便会一拥而进，飞快地跑向各个窗口，须臾，便会排成一道道歪歪扭扭的队伍，场面甚是壮观。

上大学期间，我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并美其名曰“吃好才能学好”，或者“吃饭不积极，学习有问题”。所以，那时，我对吃饭总是十分在意。一是要吃早。为此，我每天早上和晚上，总会提前来到饭堂，在大门口等候，一待门打开，我每每总是第一个冲到窗口。至于每天中午，由于上午要上课，尤其难免会遇到个别拖堂的老师，每当此时，我便会早早拿好放在桌斗里的碗筷，一待老师下课，便会迅速地向饭堂跑去。而此时，食堂里的队伍早已乱成了一锅粥。这时，我便会根据平时积累的经验，从窗口所在的墙面侧着往窗口跟前挤。因为，前边打好饭的同学，在左右都是学生的情况下，通常会端着饭碗，掉头直着往出走，这时，排在后边的学生由于担心前边的学生把饭倒在自己身上就只好往后退，从而站在侧面的学生就会有机可乘，“捷足先登”。二是要吃好。记得那时，主食一般是馒头和米饭，菜通常有三个等级:一等是瘦肉炒菜，或鸡蛋炒菜，一份4角；二等是肥肉炒菜，一份3角；三等是素菜，一份1.5角。而我顿顿吃的都是一等菜，除非一等菜卖完了。三是要吃多。与大部分同学拿的是小洋瓷碗或小饭盒不同，我拿的是早年农业社给母亲奖励的小洋瓷盆。因为我发现，拿的家什大，大师傅打得饭就多；拿的家什小，大师傅打得饭就少。

虽然我在吃食上比较奢侈，但俗话说:“吃饭穿衣量家当。”我知道自己的家底不厚，所以，在吃上花得多了，便会在穿上省。大学期间，我是班里很少的几个能够坚持到大四才肯买皮鞋穿的男同学，甚至连照毕业照穿的西服和领带都是借同学的。这些都能说明我的节俭。此外，大学四年，我从未谈过恋爱，这无疑也是可以节省开支的。

三

大学四年，最值得回味的一件事便是本人与几位同学自发结伴外出“研学”。

那是1985年盛夏，在张志平同学的极力“怂恿”下，张、李斌、忽海琴和我4位同学趁着刚刚上完大一的暑假，破天荒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跨省“游学”。

说起来，至今我都感到十分纳闷:当时的我是哪来的勇气，做出要参加这一耗资不菲的、近乎疯狂的活动的。因为在那时，大学生出省“游学”是十分不寻常的事，更何况，在我们4位同学中，唯有我是农村娃。其时，虽然我家已经脱贫，但打死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要那么多钱。因为根据最保守的预算，这次“游学”活动至少得花400元（相当于今天的3万元)。最终，我是偷偷向在延长油矿工作的伯父借的钱。

我们确定的首个目的地就是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现在想来，我们的首次北京之行依然历历在目！

——第一次坐火车。印象中，我们4人去北京时只买了2张坐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火车过道站着或躺着的。

——第一次去延大以外的大学。记得在北京期间，我们均住在张志平的高中同学牛文文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通过与重点大学学友的交往，我痛感自己的才疏学浅与孤陋寡闻，从而默默激发了此后奋发向上的巨大动力。

——第一次吃方便面和冰激凌。当时，延安究竟有没有方便面和冰激凌，我一无所知。到北京后，牛文文在人大校园给我们买的吃了方便面，忽海琴给我们在王府井大街买的吃了冰激凌。说实话，这些应该是本人当时吃过的人世间最美味的东西了。

——第一次乘坐无轨电车。印象中，电车到站后，停留的时间很短，引得附近的乘客发疯似的往车跟前跑，生怕错过了。车内通常挤得水泄不通，坐在车门口的乘务员拿着话筒，不停地说着除了“说你了！快着点儿！”之类的话外我几乎连一句也听不懂的话，活脱脱似相声中的“灌口”一样。这次北京行，让我终于见识了北京话并非普通话。

此次北京之行，我们还去了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比如进故宫，逛北海公园和坐轮船；来到天安门城楼前，为自己拍了平生第一张彩色照片；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以及去八达岭，看长城；爬香山，拜中山陵等。

除了北京，此次历时8天的跨省“研学”，我们还去了天津，看了大海；去了山东，爬了泰山；去了河南，拜了少林寺。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此行我们去的地方虽然不少，但本人向伯父借的400元钱并没有花完。我的诀窍是能省便省。在北京期间，由于住在张志平同学的宿舍里，所以在吃住上就省了不少钱。从北京经天津去山东时，我们坐的是夜车（可以节省住宿费)，到泰安市时，已是下午时分，上泰山后，天已黑严，为了省钱和第二天拂晓看日出，我们并没有登记昂贵的旅舍，而是露宿山头，其时，虽是夏天，泰山上的雪还没有融化，半夜时分，我们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才狠心每人租了件军用大衣。至于从济南到嵩山少林寺时，我们坐的也是夜车。此外，在吃食上，我们也是能省便省。至今，坐在从少林寺开往洛阳的颠簸的长途汽车上时，瞌睡得死去活来和饿得饥肠辘辘的感觉仿佛就在昨天。

四

在延大求学期间，本人当属班里较为用功的同学之一。我之所以比较用功，原因既不是为了拿高分、获奖学金和好就业，也不是因为学习压力大，担心毕不了业，更不是为了图虚名，而完全是被强烈的求知欲所驱使。

作为一名农家孩子，我的求知欲首先来自于打小对书香门第人家的羡慕。所以，打小我便幻想着徐家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书香门第人家。其次，打小，每当听闻大人们说起村上的某某老大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时，我便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绝望。于是，自打上了小学3年级以后，我便开始像鹿渴求水一样地渴求知识。及至上了大学，看到偌大的图书馆和汗牛充栋的一架架图书，我便不由地产生了读遍所有书的冲动。

大学四年，除了上课外，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在图书馆，我主要是看杂志和报纸:每天几乎要把所有的报纸翻遍，每月几乎要把所有的杂志看遍，并且养成了做笔记的良好习惯。

除了翻看报刊杂志以外，我也喜欢借书，拿回宿舍或教室看。但本着开卷有益的态度，所借的书大部分只是随便翻翻而已，鲜有看完整本的。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名人传记，我就看了不少，并且大多是看完了的，例如，除了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的传记外，我还看了共运史上的几个著名人物魏特林、拉萨尔、普鲁东、考茨基、布哈林等的传记。此外，我还看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黄兴、蒋介石、胡适等人物的传记；看了华盛顿、林肯、希特勒、戴高乐等外国政治家的传记，以及爱因斯坦、诺贝尔、贝多芬、 卓别林、高尔基等外国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的传记。

　　上大学期间，我的学习兴趣往往是摇摆不定的。起先，我对人才学特别感兴趣，除了认真看了几本人才学著作外，还看了卡耐基的成功学等。后来，我喜欢上了政治学，那时，系上并没有给我们开设政治学课程，我是靠着从图书馆借的政治学教材自学的。除了自学政治学教材外，我还看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洛克的《政府论》，国内著名政治学者严 家 其的《首脑论》 等。再后来，我对法律、哲学等都发生过短暂的兴趣 ，并蜻蜓点水般地看过相关的著作。直到大三后半年，我才终于明确把兴趣集中到经济学上，并一直坚持至今，成了我一生的专业和饭碗。

五

那时，虽然延大的硬件差强人意，但给我们开设的课程可不少。除了大学英语、大学体育、大学写作和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普通逻辑、世界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陕甘宁边区史、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法律概论、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新兴学科概论、中教法、文献检索等公共课和基础课外，学校还重点给我们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历史和原著等系列主干课：其中原理课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原著课有《费尔巴哈提纲》《反杜林论》《资本论》等。

给我们上过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有：哲学老师李培、朱明、许致新、郭必选、袁占钊、马海平、高九江、武宏志；党史老师郑生寿、牛兴华、任学岭、杨延虎、高尚斌；法律老师慕生茂、张怀荣、徐增满、纽敏；经济学老师刘凤岐、慕锡凡、惠延德、马江生、赵锦芳、李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老师刘永高；科学社会主义老师张山新、李宝怀；教育学老师宋觉；写作老师王香萍、张焕文；历史老师高长天、张小兵；中教法老师李兴昌；文献检索老师王新凤。上述老师都对我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都值得我尊重，但相对而言，以下几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更大。

首先是郭必选老师。印象中，在我们上大学期间，郭老师刚从北京大学深造回来，所以，知识新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每每手舞足蹈，口若悬河，让学生听得全神贯注，心服口服。郭老师上课几乎不拿教案，但间或会带上一本甚至几本杂志，一张甚至几张报纸。杂志和报纸上通常有郭老师最近发表的文章或者论文，把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上那时候的郭老师只30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令多少学生崇拜不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其时，社会上虽然还没有这首歌，但在我的脑海里却暗暗动了这个心思。

其次是刘凤岐老师。1987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刘老师分别给我们讲授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由于给我们授课前，刘老师曾经在武汉大学进修过一年之久，在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成果。所以，刘老师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加上刘老师儒雅、严谨而不失风趣的学者形象，浑厚、深沉而不失洪亮的口音，刚毅、豪爽而不失细腻的性格，令学生们纷纷心生敬畏，十分佩服。在此之前，本人已经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基础课程，对经济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所以，在刘老师的影响下，我最终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后来，我曾掩饰不住内心喜悦地给我的一届又一届学生宣称，把经济学确立为自己一生从事的专业，是我在上大学的最后阶段作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第三是高九江老师。高老师是恢复高考后延大政教系招收的首届学生，由于学业优秀，毕业后留校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高老师的讲课特点是紧扣主题，全神贯注，旁征博引，以理服人。特别令学生敬佩的是，高老师不仅课讲得好，对学生也好。就拿我来说，本来我是性格十分内向的学生，一般不敢和老师主动交流，但高老师却是一个例外。记得在做高老师布置的作业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承包制的论文，获得高老师仔细批阅和高度评价。此后，一向喜欢思考的我，便和高老师渐渐地交往起来。至今记得，还在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我就不止一次地去过高老师家，向高老师请教过不少学术问题。有时，一直要探讨到半夜十二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令我殊为感动的是，对于我的“不识眼色”的书呆子行为，高老师不仅不嗔怪，还特别欣赏，并主动给系领导推荐我，说我是个“搞科研的好苗子”。

第四是武宏志老师。武老师和高九江老师是大学同班同学，同样是因为学业优秀而留校任教的。武老师给我们教的是《普通逻辑》。《普通逻辑》是非常枯燥和抽象的一门课，难讲，更难学。但武老师却能把枯燥抽象的逻辑讲得津津有味，让人能从中感受到思维的力量和乐趣。学过这门课的人都知道，这门课的过关率是比较低的，能够考及格就算是好学生了。值得骄傲的是，当年，我的《普通逻辑》居然考了80分，是全班上了80分的仅有的几个同学之一。

六

大学四年，最意想不到的结局是，1988年7月，我被留校任教了。

故事还得从1987年说起。这一年的下半年，系上给我们安排了一门叫做《<资本论>选读》的课。这也是我们大学四年期间学习的最后一门原著课。给我们主讲这门课的老师是时任政教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慕锡凡老师。算起来，那时，慕老师也就36岁的年纪，个头中等，身材偏瘦，五官俊朗，肤色白净，神采奕奕。慕老师讲起课来，声音低沉，略带吴堡口音，就像和学生聊天一样，一幅笑容可掬、不慌不忙的样子，全然没有振耳欲聋、口若悬河之感。慕老师讲课最喜欢和学生互动，有时，念上一段《资本论》的文字后，突然就叫毫无准备的学生站起来解释，搞得同学们狼狈不堪。时间长了，有的同学担心万一被叫起来回答不上来时“丢人现眼”，就只好提前预习，做足功夫。现在想来，这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即将结束时，慕老师提出一个大胆的教改实验:让学生给学生讲课。于是，经同学们一致推荐，我便作为全班仅有的几位同学之一，登上大学讲堂，给自己的同学讲了一节《资本论》课。至今记得，我讲授的内容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二章中的“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

令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看似寻常的讲课，不久便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这次讲课，不仅让慕老师认识了我，而且完全认同高九江老师对我的评价:我是一个“搞科研的好苗子”。于是，系上在研究我们班的毕业分配时，就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至今记得，1988年6月的某一天，慕老师独自来到男生宿舍楼，把毫不知情的我叫到楼道谈话：“今年教育厅给咱们系两个留校任教的名额，系上准备都给经济学教研室。你的综合成绩虽然排在班级第十名，但你的经济学成绩不错，特别是从你那次给同学们讲《资本论》看，你更适合给大学生讲课，加上高九江老师说你是个搞科研的好苗子，系上决定让你留校任教。你愿意不愿意？”慕老师一脸严肃地说道。听到慕老师说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此前我既没给慕老师主动提出过留校的要求，又没对慕老师说过一句奉承的话，更没给慕老师送过礼，慕老师怎么会把如此炙手可热的机会给我呢？ “愿意！”稍做镇定后，我激动地回答道。

　　 作者：徐长玉，1964年10月生，陕西省志丹县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4年至1988年在延安大学政教系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经管学院副院长、财经学院常务副院长、社科处处长、图书馆馆长等职。现任延安市政协副主席，民进延安市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