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县的红盐史事（上）

开心

　　光绪初年，南部与阆中的井灶合并名南阆盐厂，民国三年改称南阆盐场，绝大部分盐井位于南部县境内。《四川盐政史》记载，民国18年（1929年）南阆盐场年产花盐33万余担，次于富荣东、西场及犍为场，产量居川盐第四位，为川北首场。

　　红盐是一个特殊专用名词，蕴含着一段90年前发生的红色史事，流传于著名盐乡四川省南部县。1933年8月，红4方面军发动仪(陇)南(部)战役，解放了南部县嘉陵江东岸产盐重地，此后二年间红军三进盐乡，南部人民吸卤、熬盐和运盐，彻底解决了川陕苏区军民的吃盐问题。而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南部地下党人排出万难，秘密组织“背二哥”运输队，突破军阀田颂尧29军在南部、阆中、仪陇三县边境布下的层层封锁，不断将南部花盐运抵通江，缓解了通南巴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盐荒”问题，抒写了南部县红盐传奇序章。红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写道：“南部县是四川著名的产盐区，盐井很多。……不解决吃盐问题还了得，盐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厉害，关系到红军的战斗力，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和巩固，当时是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问题。我们首先发起仪(陇)南(部)战役，就是从解决吃盐问题着眼的......”

一、迎接红军入盐乡

1928年上，中央特科成员李鸣珂回川任省军委书记，在家乡创建了南部支部，这是自顺庆起义失败后，川北南充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到1932年底，从支部、特支到行委、县委，革命烽火漫延嘉陵江两岸的南部、阆中、苍溪等县，仅南部境内基层区委有4个，党员人员超500人，并且通过三抗斗争在农村广泛建立起了农协会。徐向前元帅说：“南部有地下党的基础，过去搞过农民暴动，听说红军到来，立即发动一批神秘农会会员，拿着土枪、长矛四处袭敌，积极配合红军作战。”

1、仪南战役前的南部革命形势

川北民军转战南江县桃园山区。1932年8月，在南部县委策动下，军阀杨森20军第6混成旅副旅长、渠县县长任炜章(烈士，南部人)起义，将上千人部队转移到南江县桃园寺，组建了“川北民军”；这支部队于1933年元月主动加入红4方面军，改编成独立师，任炜章任师长，政治部主任李载浦(烈士，南部人，地下党军运负责人) 。1932年11月25日，有5000农民参加的南部县升中寺暴动震惊全川，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总指挥张友明(烈士)在暴动失败后，奉命转移来到南江，任独立师参谋长 。

南部地下党人提前汇集江东地区。红4方面军入川的消息传来，四川省委立即要求地下党南部县委做“支援苏区、迎接红军”的工作，为此在县城机关和学校等单位工作任职的县委书记李仕修(烈士)和县委骨干马步旭(烈士)、马安华(烈士)、赵文浩(烈士)、席德松(烈士)、程俊夫和李鹤鸣(烈士、李鸣珂夫人)等转移到江东地区。1933年3、4月间，南充中心县委组织委员李汎山(开国少将，蓬溪人)和中心县团委秘书项治平(烈士，南充人，升钟独立师副师长)撤离南充县转移至南部县，在江东永定乡梨子村(现名永定村)与南部县委的同志们汇合。

至此，南部地下党人完成了支援苏区、迎接红军的组织、人事和军事准备工作。

2、建立秘密情报站

1933年后，李仕修、李汎山、项治平等在南部与阆中边界地带坚持地下工作，将南部县三合乡、永定乡、碑院乡农协会积极分子李仕勇(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雷培德、黎光华、赵文正、黎光武、李光华、李胜畏、李仕恺、白从友、黎光荣、苟安太等几十名盐工农民发展为共产党员(大都牺牲)，任命盐工李维海为河东区委书记(烈士，阆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川陕省委组织部长、川陕省工会委员长、川陕省保卫局长、大金省委书记)，在养班场穆郎观组建了以敬安国任队长、赵文浩为政委的30多人游击队。由李仕修、赵纯章去巴中同红4方面军、川陕省委联系，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南部县委秘书何九龄(红岩烈士，南充人)只有18岁，长得矮小，机敏地从阆中闯过敌人的守桥关卡，到达苏区，见到了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带回了红4方面军要求四川省委关于建立情报站和向红军送盐的指示信件 。

南部党组织根据陈昌浩总政委的指示，在县域嘉陵江两岸的向家坝、双柏垭、赵家沟、皂角垭、升钟寺、保城庙、大桥、万年、黄金、寒坡、梨子垭、富村驿、东坝、马鞍、流马、河坝、窑场、富乐庙、县城及阆中徐垭口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网，侦察敌情、传递情报。三台的袁凤樵将获得的田颂尧29军军事情报交三台中心县委书记汪克明，派残疾人郭德寿送盐亭秋林驿邹成章，转到南部富村驿赵兴正后，由一个13岁女娃交石泉垭、大桥的何永泉、刘洪模，再经南部县城交通站送过江，最后由江东地下党人将情报送达红军。这些情报为红4方面军粉碎田颂尧、刘湘的“围剿”及红军攻占南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3、策应红军解放南部计划

1933年5月以来，南部地下党人积极策应红军渡江计划。不惧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坚持在西岸地下斗争的县军事负责人汪治国(烈士)、王开锐(烈士)、谢昌林(烈士)和蒲善全、蒲良全、雍管乐、陈宗培等一批同志组织嘉陵江以西的游击队在黄金、寒坡、王家、河坝一带活动，镇压了赵瑞甫、陈元培等恶霸，并声东击西，骚扰敌军，在沿江警戒，伺机暴动，准备迎接红军渡江。期间，王开锐遭逮捕牺牲；驻南充的国民党20军杨森派部围剿毗邻南部县河坝乡，大辟了地下党人罗道成等3人。在河东地区，地下党和游击队割断了碑院至县城的电话线。夏，席德松、黎光华、黎光德、雷培顺等到仪陇黄旗庙，为红25师介绍地形、敌情，搞侦察当向导。8月23日，攻克仪陇后，李仕修、赵文浩、项治平等率领游击队到仪陇县城迎接红9军，向群众做宣传鼓励工作，张贴标语口号，协同红军向南部进军，并在梨子垭村镇压了陈上鳌、李乔仁、李龙安等告密的恶霸。

二、封锁与食盐“走私”

民国18年（1929年）南(部)阆(中)盐场有盐井18742眼，灶3201户，盐业生产及水路运输从业人员共计8773人。南部嘉陵江东岸的元坝、安坝、城堭垭、三合、永定、谢河、马料溪、碑院、楠木、罗面等区域盛产井盐，井灶星罗棋布。

1、击垮“三路围攻”

1932年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陕南的红4方面军趁四川军阀混战，川北守备空虚，乘机入川，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初步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入川震动了四川军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给与100万发子弹、20万元军费的援助。田颂尧29军投入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编成左、中、右3个纵队，对通南巴地区进行三路围攻。在历时4个月的反围攻作战中，红4方面军成功地运用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共毙伤田颂军1.4万余人，俘旅参谋长以下万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川陕苏区。

2、国民党的严密封锁

惨败的29军退守仪陇、南部、阆中一带负隅顽抗，并在通向巴中方向毗邻区各个交通隘口布兵设卡，对川陕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食盐贩运，企图扼杀新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9日田颂尧训令：

1、严禁商贩与匪区交易，特别禁止食盐与粮食输入。

2、设立盘查哨于匪区各要路口及隘口，严密盘查行人。

3、会同当地党部、驻军、团防举行户口清查以免匪徒混迹其间，实行十家连座法。

......

同月，南部县县政府训令字第211号：

令二、三区长(均在嘉陵江东岸，编者注)区长，即便遵照，于要道地点，设立盘查哨一所，对于匪区应用食物，一切严行封锁，禁止运输出境，如违，重究!此令。

同月，南部县县政府训令字第226号：

令一、二、三、四区(南部县嘉陵江东西两岸，编者注)区长，令仰该区长即便遵照，派队守各要道及山僻小路，严行断绝匪区交通，不论男妇行人一律不准往来。如违，重惩!此令。

5月8日田颂尧训令：

查剿匪方，首在封锁匪方物资接济，现时匪区中虽成食盐缺乏，仍不免发生奸商偷运接济之弊......若不从严防范，不惟影响封锁之进修，诚恐助长匪患之拔狷。合函令仰该部，严密防范，毋稍疏忽为要。切切此令！

遵照训令，南部县府成立盘哨办事处，专司盘查、侦探的统率、指挥，计于邻近阆(中)苍(溪)两县之洛阳山、陈农垭、枣碧庙、双柏垭、皂角垭、迥龙场、元山场和邻近仪陇县之中兴场、清平场、福德场、五灵场、城堭垭、猫儿井、养班场、朱紫观、大垭河等乡村设立了无间断的盘查哨，派民练营驻守，更设便衣侦探，严禁南部包括盐在内的物质进入通南巴苏区。

3、苏区食盐告急

通南巴僻处大巴山区，地瘠民贫，地理条件造成长期缺盐，一直有赖南部盐供给，民间有“南部不开井，淡死巴中人”的谚语。1932年底，红军部队骤然进驻，根据地食盐更加短缺。红4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截断了川北人民历来的经济流通渠道，南部的盐巴运不出去，苏区军民面临盐荒。俗话说“一两盐，二两力，三天不吃没气力”，虽然部队规定每人每天1斤粮，2钱油，3钱盐，几乎从未实行过。“不仅红军领导人加餐无盐，而且老百姓缺盐已半年多。1升大米（7斤）只能悄悄换回2钱盐。”当时1块银元买不到1两盐。徐向前元帅说：“在敌人严重经济封锁下，外面的盐巴不能大宗输入......食盐这东西，别看现在不稀奇，一块钱买一大堆，那时却金贵极了。”面对严重缺盐的局面，张国涛回忆说，当时甚至把老盐店的泥土铲起来用水煮，期望能熬出一点盐来 。红军后勤经理人员殚思极虑，日夜操劳，采取各种办法，在通江苦草坝开井挖盐，历时半年，费资6万元，产量却很低，根本无法满足根据地军民需要 。方面军领导非常关心食盐的开采和供给工作，三番五次向前方经理处垂询食盐情况，总指挥徐向前要求总经理部千方百计解决食盐供给问题，提出了“努力充实红军物资，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战斗号令。

4、“走私”食盐到苏区

面对嘉陵江渡口、江东各要道关隘阻止和查禁食盐运输、出境的严峻局面，南部地下党人行动起来了。李仕修、马步旭、马安华、赵文浩、席德松家庭本是灶户，既吸卤又熬盐，通过家族和亲朋、乡邻关系，基本解决了食盐来源问题。他们和李汎山、项治平等同志一道把南部河东区域的城堭垭、三合、永定、养班场、碑院和毗邻属于阆中辖区的洪山、朱镇等乡村的地下党员、农协会员、盐工和力夫发动组织起来，秘密向苏区运送食盐。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白色恐怖下，要把食盐运进苏区，不仅道远艰辛，而且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李仕修提出：就是舍命、掉脑袋，也要把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等送到通、南、巴去!李维海、李仕勇、黎光武(烈士，梨子垭支部书记)等近百名的秘密运盐队员，分散行动，昼歇夜行、绕小道、越沟壑、穿密林、攀高山。有的摔残了，有的被敌人抓住杀了，但他们仍继续坚持运盐。为了减少人员的伤亡和食盐的损失，党组织采纳运盐队员的意见，于沿途三五十里建一地下运输站，实行一站交一站，各人负责一站路程的任务，就这样把一背一背的食盐运往数百里远的通江苦草坝。送去的食盐量虽然远远不能满足苏区广大军民的需要，但是应了急，表达了白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苏区军民的深厚情谊。

封锁网出现了“破洞”，封锁无效。接到固守仪陇前线的29军第1路司令李炜如密报，军长田颂尧气急败坏，于1934年5月14日对南部、仪陇、保宁、苍溪、广元、昭化各县长发出急电责问：“......即如南部之盐，近尚络绎不绝，输入通巴各地”，“前曾迭电各该县，设置盘查哨及禁运货物入匪区，何以迟未遵行？电剀且，即办理，违于重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