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诗在远方？还是在律圈？

良民

　　远古时候的东方大地，黄河流域生活了一群人，劳作之余，载歌载舞。仓颉造字，这些民歌也就有了流传的载体。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多，周宣王时期，执掌周王室法令政策的内史大臣尹吉甫成为这些民歌收集整理的第一人，后世尊称为中华诗祖。

春秋时期，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开始编纂汇总，按乐曲之名，列为三大部分：风、雅、颂。而这些民歌也有了新的称谓名，称之为诗。直至汉武帝时期尊为儒学经典，始称《诗经》，流传至今。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内容采用赋、比、兴表现手法，配合乐曲，重章叠句，便于唱诵。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时间来到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人文逐渐融入到华夏文明体系中。南方乡土人情形成的楚歌独特成体，这就是楚辞。句式长短不一，以六言七言为主，表现手法多用“兮”字感叹。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诗经》开文明之风，【楚辞】抒人文之情，北风雅颂，南情离骚，作为华夏诗歌源头，并称“风骚”。而这些饱含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的情怀，一经传诵，便是千年万年！

自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捡了个现成江山的汉朝成立了一个乐府机关，负责收集天下诗歌，训练乐工传唱。由此向民间铺开，慢慢形成了一个音乐性诗体——乐府诗。

乐府诗体的基本特色是通俗易懂，贴近民间生活而叙事抒情，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这其中【孔雀东南飞】被后世誉为长诗之圣，与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壁。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汉末建安文学中的“三曹七子”将个人的理想情怀与现实民情相结合，树起了一道文学风骨墙。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这摘录“三曹”诗句的各段，可否品味出曹操、曹丕、曹植的心境！

三国乱世之争，魏晋两朝暗斗,让一部分读书人选择了避世。虽逃离人性争斗的现场，看似不招惹是非，但狂放不羁的性格又在挑逗着人间的是是非非。竹林七贤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其中阮籍、嵇康声名最著，成就最高。阮籍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连续剧式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整整八十二集；嵇康则开辟四言诗新境界，意马行空。

所谓竹林七贤，就是这样一群不同于流俗的文人，其性格乖张，行为放纵，故弄玄虚，却装点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天空。

西晋遭遇八王之乱分崩离析，五胡乱华，黄河流域马刀挥砍，逃难的人群涌向南方。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乱世，既是一个文化断层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融合过程，又是一个文化重生过程。

追随东晋而来的士族子弟，在局势稍有安逸之后，放纵心性的本能又再次释放出来。士族子弟纷纷建群组团，北风雅颂，南情楚辞，在长江流域相互碰撞交融，都是半斤八两酒，一时难以分出高低。文字是统一了，但口音却没统一，谁也不服谁，怎么解决这个事，得搞一个标准出来统一评判。

于是乎，不同的社团开始相互研讨评判标准。离开了乐府组织的认定，诗的创作开始摆脱对乐府音律的依附，转向声律和对偶，一条条规矩的约定，诗的创作变成了咬文嚼字。诗的格律雏形出现，读书人也渐渐分成了两个层次：书生和文人。书生豪情是为入世而来，文人风雅是为妆世而生。

南朝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醒目诗作，多的是扭扭捏捏的风花雪月之词。唯一能够打动后世的诗作，还是一位隐逸诗人的田园风，这人就是五柳先生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即便是北朝的一首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也是力压南朝文人。

隋朝结束乱世纷争，隋炀帝开科取士，为天下学子打开进仕门，南朝文人的韵律雏本，暂时成为评定标准。短暂的王朝尚未来得及完善，业已灰飞烟灭，唐朝顺势接过了隋朝手中的枪。

当诗风回归到黄河流域，盛唐也成为华夏古体诗的最高峰。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及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南朝宫体颓靡诗风，吟发出清新生机。正如【登幽州台歌】而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随即两大流派登场，一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感天地山水之灵秀，抒写人性的闲情逸致。二是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面对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描绘江山的雄奇瑰丽，抒发将士的慷慨悲壮。

如此铺垫之下，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横空出世，这是华夏古体诗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座高峰，无人能够逾越。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李白、杜甫的出现，让一直在完善科举考试标准的文人们受到了冲击。从沿用隋朝的【切韵】作为评判标准来看，天下学子受李杜诗篇的感染，已经不拿这标准当回事了。要按现今的想法来理解，李白是不参加高考的，杜甫是高考落榜的，这韵律标准就是个笑话！于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年，编制【唐韵】作为【切韵】的增修本，调整评定标准。

经历了藩镇战乱，参加高考的白居易进士及第。面对李杜两座诗坛高峰，在新韵本上苦苦钻研，经常性地为写一首诗而彻夜不眠，有时甚至为一个字的推敲而痛苦数月。写诗写得如此魔怔，白居易也获得一个雅称“诗魔”。

好在白居易是官府中人，干脆联合同科进士元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提出诗韵改革，让自己打破囚笼，放飞诗情，为后世留下了《琵琶行》《长恨歌》以及诸多讽刺时弊的诗作，成为讽谕诗派中的“美刺”。

诗坛盛宴之后，中晚唐时期，徒留诗鬼李贺在浪漫主义色彩中冷艳神游。

进入晚唐时期，诗坛只剩下残羹剩饭，李商隐、杜牧咏史怀古，虽再享“小李杜”之名，毕竟是风吹雨打浪归去。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晚唐五代十国时期战祸不断，科举中断，诗坛发生了新的变化。眼见唐朝人把能写的以及不能写的诗体，写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些书生另辟蹊径，依乐府曲牌音律，不再拘泥于言格，长短句并用，抑扬顿挫，将诗突破为词。至宋朝建立，这种填词方式的创新发展，成就了诗坛的另一座高峰。

南唐李煜是词牌时代承前启后的人物。做皇帝是亡国之君，写诗词可是千古词帝。历史进程将李煜放错了位置，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煜对人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最终愁得一江春水向东流！

江湖浪子柳永精通音律，充分运用民间的俚词俗语，率先打破僵局，通过写相思旅愁，平淡无华的素描民生，凸显独特的艺术特性，产生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广泛影响。

晏殊、欧阳修等沿袭晚唐五代诗风的离愁别绪；范仲淹则开阔境界，加入苍凉挺拔的格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苏洵领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也不遑多让，各显才学。一门三词客，诗文誉千秋。尤以苏轼最为成就，彻底打破了诗词的界限，扩大题材，提高意境，丰富词汇，使诗词摆脱了音律束缚。前半生，活的是苏轼，后半生，活的是苏东坡，这是一位豪迈豁达的里程碑式的大家。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苏东坡最后一篇破格的观潮诗，首尾呼应，道尽了人生禅机。

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虽游学于苏轼门下，但对诗词境界的追求不同，各自成就也就不同。黄庭坚注重修辞，提出“无一字无来处”，反对雕刻文句，他留下的词作不多，专注于七言诗，有浓浓的挑战唐诗味道。以散文化的句式入诗，句法上打破陈规；用韵在声律上变化出奇，甚至有时以险韵显示功力；为追求奇崛顿挫之感，故意对偶不切，经常有意使用不合平仄规范的拗句。总之一句话，就是与文人制定的标准呛着来，让诗作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别有一番神韵，“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整个北宋时期，采用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国策。为恢复科举采用的考评标准，在【切韵】的基础上编纂了【广韵】，两韵琐细重叠，经不住天下学子的挑战，再加之词坛的蓬勃发展，无奈之下，北宋朝廷允许临近的韵可以合并通用。

靖康之变，金灭北宋，黄河流域归属金朝。江北平水文人刘渊将同用的韵合并，后经平水官员王文郁校订，编著106个韵部的《平水新刊韵略》作为评判标准。

南逃到长江流域苟活的南宋，重新拾起南朝文人的衣钵，“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国内GDP逐年上升，供奉着金国天朝，金朝这套考评标准自然也是南宋开科取士的标准。

而依然保留豪情的那些书生，只能在无力中通过诗词发泄着家国情怀的离情别绪。陆游、辛弃疾、姜夔、李清照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直至文天祥的“零丁洋里叹零丁，留取丹心照汗青”，一曲【正气歌】将古诗词的顶峰锁定。

元朝之初编订【韵府群玉】，认定平水106韵部；明朝继续沿用，清朝负责往里添加汉字，形成广为流传的考评格律诗的平水韵。

与唐朝人写诗不拘泥于诗韵一样，宋朝人填词也是没有词韵的，基本上是借鉴诗韵。清朝文人戈载根据宋词的押韵习惯，编纂了【词林正韵】作为考评标准。

【平水韵】也好，【词林正韵】也罢，都是后人在唐诗宋词之后做的标准评判。看似唐诗宋词符合两韵方式，实际上是后人研究前人的押韵习惯做出了总结，引导天下学子照章可循，照猫画虎而已。不是诗仙诗圣在写格律，而是后人模仿诗仙诗圣在写格律！这就是元明清之后，古体诗只见理论评点，少见佳作溢出的根本原因。不是后世书生不想突破，只是想在突破中被束缚住了脑干。

有趣的是，民国时期也编制了一部【中华新韵】，但民国的书生弃之敝履，创作古体诗时基本不用。新中国之后，也出了几版新韵，作为时代同龄人就自己感悟吧，不敢妄加评论。

对于诗词创作而言，韵部只是可供使用的工具书，并不是套在诗词上的锁枷。就发音而言，地区南北有别，今世与前世有别，这岂能是一个平仄简单搞定，更何况诗词也是允许借韵和出韵等多种押韵形式的。凡是能列入教纲临摹的，归于平仄考核格律；独立破格的，归于古风系列考核意境。

习惯了统一答案的文人，也就习惯了在既定的理论框架下来回遨游，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排出几文大钱，教你“茴”字有几种写法。然而，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和写作风格。身背墨筐的书生写诗图抒情，进入庙堂的文人写诗恋锦绣，一个是写得爽快，一个是憋得难受，你选哪个呢？你的诗在远方？还是在律圈？

溯源回望千年，诗在历史的远方；抬眼展望未来，诗在前行的远方。收拾一下笔墨，为此次诗游做个小结：

李杜诗风无人越，后世文人尊为格;

科举应试定韵律，统一评判存魏阙;

文人填词喜格律，互寻枝条来摘叶;

书生豪情用意气，喜怒哀乐形于色;

格律教纲层层锁，转圈拉磨平平仄;

吾辈书生寻远方，何必跳坑入沟壑;

平仄相合不是合，情投意合才是合;

不求郎才平仄合，但投佳人一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