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進大：嗮嗮我的工農兵（學員）經歷

侯軍

雷霆：

@郝进大当时我们大队我，宋玉珠，岳惠兰都报名参加了这次的招生。在坐车去西乌旗体检发车前，被团政委叫下车说我父亲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文革中被错整）崭不能参加体检，让我写信给家里让我父亲单位（市体委）发函证明历史结论无问题，再参加招生工作。由于当时通信不方便单位函到招生早已结束。金星大队锡林浩特知青红杰（牧人的妹妹）也是和我一起从车上叫下来的（父亲的问题）她马上回锡办了回函，参加了招生上了内蒙师范？宋玉珠，岳惠兰虽然参加了招生体检，考试但也没被录取。

郝近大：

从王又可兄的公众号看到“难忘1973”大作，得知又可兄当年上大学被人顶替的经历，遂勾起我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翻出前些年写的博文稍加整理，在这里分享给各位，真是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

晒晒我的工农兵

（学员）经历（一）

锦达

引言



工农兵是当年工农名学员的简称。从我开博这一年多时间内还未曾看到一篇围绕着这个题材而写的博文，就是在各种小说等文学作品中也极少能见到这个题材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以下这么二点原因吧，其一，工农兵（学员）属于文革的产物，带有那个时期的历史烙印，尽管当年这批工农兵之中也不乏知识领域的人才，但总体来说属于被否定的一代人，所以大多数不愿涉猎，甚至有过工农兵经历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这段经历，似乎是脸上无光的历史。其二，就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说，其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特别是基础知识方面更显得薄弱，所以除了少数出类拔萃者外，大多数人无论是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都显得薄弱，特别是与 1978 年以后正规大学教育毕业的学生相比，从业后的能力均有较明显的差距。就是从文字写作表达来看，这批人也明显的技不如人。所以也都成为让人们不愿意回首的一段历史。

但历史就是历史，你承认也好，不堪回首也罢，这历史总是无法改变的，给每一位当时者身上所留下的印记也是无法抹掉的。即便是我们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当中，也有 3～5 位是有过工农兵经历的人呢！这就是一代人，历史是无法断开的。

从国家对文革期间的毕业的这些毕业生的学历看，似乎也很难界定。有些人认为，当时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把大学学制改为三年，这就是大学本科；而若从真正学员所受教育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方面看，就大多数人来讲，真是很难达到大学本科的水平。因为当时的大学不仅仅是学制时间缩短了，而其整个教学体系、教学方式都改变了，完全没有考试、考核来区别学习的优良差劣。因此，如果就工农兵的整体而言，那几年的所谓大学教育应该是被否定的。以下从我草原下乡插队，如何走进大学校园，及其这三年中的种种经历，来回顾这段历史，希望能引起关注这个话题的博友的兴趣。

1973 年第一次公开招考

我们国家的大学招生自 1966 年被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终止后，经过了 5 年的时间，那时那种激烈的破四旧、打砸抢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了，于 1971 年北大、清华等各个主要的大专院校开会恢复招生。但所招生的学员名额数量有限，远远比不上文革前的招生数量，且其专业也是和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同时，招生的方式完全采取的是内部控制，领导举荐，不公开被招考人的姓名。所以就一般广大知青而言，根本无法得知有哪些院校来招生，也就不存在着个人努力争取的可能。1972 年仍然采取同样的方式，仍由各级领导干部举荐，政治审查（主要是家庭出身）合格即可。当时是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在 70年代以后复出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资源，把自己的子女堂而皇之地招收进了大学。

我下乡所在的大队就有这样一位来自锡盟的知青，其父亲文革中被打倒，71 年恢复工作后担任锡盟主管牧草的领导职位。正赶上当年西乌旗一带草原大火后，72 年急需大批草籽飞机播种来恢复植被。这位父亲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让儿子上大学，兵团的领导欣然接受。因此当年盛传，××是用草籽换来的大学生名额。所以在那几年，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广大知青来说，上大学是渴望不可及的事情。

直到 1973 年 5 月之后的某一天，听兵团连里的拖拉机手带来的消息，今年的大学要公开招收学员了，告示都张贴在西乌旗镇里中心街道上。为此，我们几个同在一起的插友真是好不兴奋呢，第二天就一起骑马到罕乌拉，坐上班车到旗里专程来看招生的告示。

这告示足有一米长，70 厘米宽，白纸黑字，各种招生条件、报考方法和过程以及考试的时间均写的很清楚。记得招生的 16 字方针（原则）是这样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政治审查，文化考核”，四项有机地结合，条件是初中以上的毕业生，文化考核有五门功课：政治、语文、数学（包括代数和几何）、物理与化学。考试实际上是四门，物理与化学是合在一起的，各占一半的分数，文化课考试的时间是在 7 月10 日左右。我们几个插友都感觉这回可有了一定的希望，而且离考试时间还有二个月左右，临阵磨枪也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呢。

在从罕乌拉骑马赶回大队的路上，我们几个有说有笑，跃马驰骋，心想这回我总算是熬到头儿了，心中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

晒晒我的工农兵

（学员）经历（二）

锦达

因出身政审不合格首遇挫折

我当年在草原下乡的情况与他人相比又有几分不同。1968 年刚到草原时，是公社生产队这样的集体所有制，与其他地方是一样的。但从 1970 起，西乌旗东部的几个公社和牧场整体都划归兵团了，原属地方的关系全都转入兵团的领导之下。但对于原有的牧民和知青（除部分人加入兵团属于兵团职工），仍属集体所有制未变，仍然挣工分；但如果与外界发生交往办事，均需要经过兵团的领导审批才行。这样的体制变更，使我们这些知青变得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到哪儿都把我们视作是“外人”，而这次工农兵学员的招考，也必须附属在兵团战士的范围内，1973年一个团招收工农兵学员大约有 60 名，而分给白音华公社的名额却只有 2 名，其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当年有相当一部知青自我感觉所学的知识有限，尤其是 68、69、70 届的初中毕业生，可以说基本上是小学文化的水平，“16 字”招考方针中的“文化考核”明确要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即让这些人望而却步，而根本就没报名。同时，有个别高中文化的知青，因其家庭出身，主要是父母的问题还形成结论或仍戴有右派的帽子，也无法报名，也把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拒之门外了。以致整个公社报名者未超过10 个人。

这种形势下，自我感觉各门文化课程底子不错的我，显得有几分洋洋得意。在群众推荐的过程中，因自己几年来与牧民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大队领导班子给自己的鉴定也写的很好。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政治审查的结果却给了自己当头一闷棍。

我的家庭出身一直填“工人”，因我父亲是公交司机，据说解放前也是司机，但父亲和说过，在 1947年曾经在张家口的平门警察局当过司机。为此在当年三反五反过程中，写过不少的检查材料，具体情况父亲也没向我们几个子女说过。此次报名后，所谓的政审就是审查每个人的档案资料袋。

当年我们来到草原插队，有个现役军人护送我们，他手中提留着一个公文箱，据说就是装着我们每个人的档案资料，而一个 16、7 岁的中学生能有什么档案资料呢，不外乎就是父母单位的情况调查，这从前苏联那里学来的人事制度真是害人不浅。和我一起报名的其他几位知青，有的家庭是资本家或小业主的，政审也都过了，而我这个“工人”怎么楞没过呢。好在从北京来的招考老师很认真负责，告诉我是因为档案中有一份父亲单位 1966 年发给各子女学校的资料，证明父亲于 1947 年 6～8 月曾经在张家口平门交通警察局担任司机警员，职责是检查来往车辆。众所周知，1947～1949 年间的张家口是国共两党拉锯争夺之地，但就这三个月的工作却留下了一生“伪警察”的印记。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证明只提供了“伪警察”的事实，但却没有结论。所以招生领导小组的老师告诉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请父亲单位把这几年来的审查结论开个证明寄过来。

当时的罕乌拉公社（中心公社）有邮电局，但是那种手摇式的老电话，很难挂通到北京的长途。情急之下只好坐班车到西乌旗，到旗十字街口东北角的邮电局，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向父亲讲明过程，请他到单位尽快开好证明尽快寄来。为了尽早得到准确消息，我就住在旗里的大车店，等候结果。那个等待的心情，用如坐针毡或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是以点也不过分。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到 1973 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伪警察本属敌我矛盾性质，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盖有父亲人事部门的证明信函已当日用挂号信寄出，使我这颗悬着心总算暂时有了着落。当时寄信可以说慢的出奇，而挂号信就更慢了，在夏季至少也需要半个月到 20 天才能抵达。

待我赶回到罕乌拉兵团的招生小组的办公地，向负责招生的老师如实地汇报了情况。老师们及招生小组的成员都非常重视，还专门开会研究，考虑到信函太慢如果等见到信函，那文化考试时间就过了。所以破例同意我先参加文化考试，等证明材料寄到后再作最后的政治审核等综合考察。对招生小组的这个英明的决定，我真是千恩万谢，那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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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三）

锦达

文化考试取得前三名

1973 年的那次工农兵招生的文化考试（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四团）是在 7 月 13 日进行的。考试地点是选在罕乌拉中心小学的教室里。考试试卷都是密封着头一天由师部的机要秘书用专车从师里送来，夜里放在团部的机要保险柜，直到考试现场才由招生领导小组的老师亲手打开而分发给每一位考生。那年的考试气氛可以说是非常严肃而紧张的，可以说与后来的正规高考并无二致，但就其考试内容和题目来说确实只是初中文化的水平，但这也正好适合于我这个初中生的水平。虽然在牧区生活时也自学了一定的高中课程，但如果真正考起高中水平的试题来，自己也真还没什么把握。

上午是政治和语文，下午是数学和理化。政治题也很有意思，记得其中有一道题是：写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错误倾向。这对于关心时事政治的我来说根本不成问题。还有几个关于哲学概念的问题，最后一道发挥题，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具体说明一个实际问题。这可以说对我来讲都是很擅长的，完全不在话下。语文的题目也很简单，除了有几个名词解释和修改错别字外，是一篇自由命题作文，可以写人物介绍，也可以写时事思考。而我选择了写人物介绍，记述了草原下包时的蒙族哥哥。只用了大约二个小时的时间，第一个交卷出场，感觉是特别轻松而舒爽，可以说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

下午是先考数学，连考理化，物理和化学是同一张卷子，各占 50 分。数学分代数和几何两部分，代数主要考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题，还有一些因式分解、开方或求根的计算题，这对于我来说也算是轻车熟路。我的弱项在几何，当年的北京 67届初中生，是初二先把初中的代数学完，等到初三才学几何，而文革开始完全打断了课程，使自己在中学就没学到几何。这只凭自学的课程总是感觉不那么牢固，完全是凭着自己那点小聪明，连蒙带唬的都答出来了。物理和化学也是这样，我在中学就是物理课代表，而且在“复课闹革命”时，还代替老师给同学讲物理课，所以这次所出的那些力学题及电功率、电阻率的计算题对我也是非常简单的，其中有最后一道难题记得是：根据给出的导弹抛物线及参数分别计算其上行、平行及下降的速度。而化学的那些水、氧、氢及氯化钠、氢氧化钠的各种反应式也都照葫芦画瓢地能写出来。相对而言，这理化考试还是要难一些，费的功夫也大一些。

所有的试卷答完后，由监考老师封存进入专用的档案袋，当晚即有机要秘书押送回师部招生办公室，在那里有专门的审卷老师评判。这里还需要倒叙一下，考试之前还有一个自由选择学校和报考专业的过程，我因自幼喜爱鼓捣半导体无线电，所以直接报了清华无线电专业。

试卷评判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而且连同每人所分配的学校专业一起以大红喜报的方式张贴的兵团团部的政治处的外墙上。张贴考试结果的那天真是激动人心，我因从大队骑马赶来到的比较晚，一些先到的知青或兵团战士，纷纷向我道喜，说我中了“前三甲”了，名列全团 110 名考生的第三，四门功课的总成绩是 352 分。其实这个分数是在我预料之中的，但所分配的学校却让我一时又高兴不起来了。在分配学校一栏中写的是“浙江大学固体电子专业”。

当我找到招生小组老师问讯时，老师很无奈地回答我，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文化考核结果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为录取的最终依据。而你父亲的历史问题，虽然有了结论，但也是一个污点，而无法与人家根红苗正的红五类相比。再有你自己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兵团，嫡系的人是兵团战士，清华无线电专业只招一名，那是你们 44 团党委钦定的人选。而你作为知青能被录取到浙江大学，已经是我们招生老师们为你努力的结果了。往下的话也就不好再向你说了，明白吗。

是呀，此时我还能说什么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能让我有个学上，这已经是当时最光彩的事了。知足吧！于是，对着几个来自北京的老师们再次表示自己的深深的谢意。遵照老师的嘱咐，收拾整理一下的东西，与牧民老乡有个告别，一定要善始善终，安心等待学校发来的通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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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四）

锦达

张铁生一张白卷让我名落孙山

从张榜通知看到虽然不是自己所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但想到能上大学，并且这个专业也与自己的爱好相近，加上招考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使自己还是相当的心满意足，心里是十分的爽快，兴高采烈地回到大队静候录取通知书。

报考之前我一直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会计兼司药，任务是核算每家每户的看病吃药的费用，以及按医生的需要根据处方配制调剂蒙药。所以在即将上大学之际，要将所有的账目及所余的款额以及所保存的药材数量及金额等，一一向合作医疗站的“达日嘎”（领导）交代清楚。并向嘎查的各位领导、我下包的牧民家及与我相处较为密切的数家牧民告别辞行。同时，让我最割舍不下的是我那 4 匹坐骑，一一为它们找到了能够善待它们的后继主人。

8 月初的一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有关今年大学招考的新闻，辽宁海城的一位知青张铁生愤然交白卷，但写了一封发人深省的信。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教育战线复辟回潮的倾向。从这则文章中似乎让我感觉到国家的政策又要左转了，对自己是大大地不利。大约过了 20 天左右（8 月 15日前后），和我一起报考的一位知青和连队的兵团战士先后收到了盖着大红印章的学校录取通知书。而又过几日，我的通知书依然杳无音信，情急之下只好骑马到 44 团团部招生办公室询问。此时，招生办已撤销，只好到政治处问那几位曾经相识的负责过招生的现役军人打听。他们开始都对我闪烁其词，不做正面回答，这个推说让我问那位，那个又推说让我问这位。此时，自己已经能感觉到大势不妙，且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当最后找到团政治处的苏主任，他是招生办的副主任。十分无奈而坦诚地告诉我“为了落实党中央有关此次招生过程中重分数而忽略政治表现的错误倾向，对所有已经被确定为录取人的政治、分数及表现重新进行了核查。重点是对考试分数较高的人，要进行审查，根据综合审查的结果，全团共替换掉三名，其中就有你。”并且很委婉地劝我，没办法，千万别想不开，安心工作，只能明年再考吧。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就像是被霜打了幼苗，真是欲哭无泪，两眼僵直，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遭受到的最大的挫折和打击，傻愣愣地半天说不出话，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了团部办公室。等我走出到门外时，似乎又有点不甘心，想去师部申诉，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带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来到好友杜大夫的家里，想请他帮我拿拿主意。

杜大夫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此前我的博文中多有提到。杜大夫对我说，“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如果说你早得到消息，在重新审查开始时，有人替你说话，那还有希望。现在都已经板上钉钉，通知书都发了，那是根本无法挽回了。”同时还进一步向我透露了这次重新审查的内幕。当师部、团部接到上级转发下来落实张铁生信件反应的招生过于看重考分，而忽视政治表现的文件时，当然首先要保证兵团各级领导自己推荐的人选能上学，而在分数位于前 10 名的考生之中惟有我一个人不是兵团战士，而是属于公社大队的知青，所以自然成为重新审查的重点对象。据杜大夫讲，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从学校来的招生老师都返回学校了，而没有人能主持正义和公道，所以当讨论到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你申辩，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你说不淘汰你，还淘汰谁呢！杜大夫的一席话，让我如梦方醒。深深感觉原本还想到师部申诉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杜大夫笑我，你即使申诉到兵团司令部，你也翻不了这个案。所以只好死心，只好认命，谁让我生不逢时呢！

当时最让我感觉难堪的是，有何面目再见公社大队的牧民呢，把马也分了，马鞍子、马具也给人了，

真是羞愧难当。好在蒙族牧民们都是宽宏大量而善解人意的，一听说我上学不成又毫无怨言地把马匹和马具又还给了我，并让我继续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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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五）

锦达

总结失败教训为来年上学送礼铺路



经过这次考学失败的挫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让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虽然考学失败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或成绩不好，但毕竟有和自己一起插队生活的伙伴人家走了，论各方面的情况走的人也并不比自己强，相形之下感觉自己脸上无光，真是难以再见“江东父老”。很长一段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看书，基本不与人来往。几个月后就像是脱了一层皮的昆虫，完全改变了过去在人前那种爱说爱笑、风趣幽默的性格，而显得沉默寡言。

好在队里的蒙族牧民兄弟对这种事看得很淡，从来也没正面问过我为什么没走成，依然是那样相信我，依然像兄弟朋友那样和我交往，仍然不断有牧民给我送肉干和奶豆腐、黄油等食物。到 1974 年和我一起来的北京知青除了进兵团的几个人之外，也有上学、招工等途径走的，所剩之人也不多了。我因担任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工作，在大队部有专门的办公室，条件还相当不错，最大好处是，可以免费用大队部的柴禾或牛粪。原来和我分在一个蒙古包的插友 ZH，曾经进入兵团当职工挣工资有一年多，自我感觉没什么前途，从连里被推荐上大学的希望又很小，于是又申请退出了兵团。退到大队后也无力再承接羊群，只能干点零活，单独居住又懒的拣牛粪而无法过冬。而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也正孤独，就接受这位 ZH 和我一起住在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办公室。

这位 ZH 退出兵团也是打算参加 74 年招生的，住在一起正好共同复习功课呢。他也帮我分析和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认为这次最大的教训就是对外没有联系，只凭和大队牧民的关系好，没用。如果在师部或团部认识几个现役军人，自己也绝对不会落到这个悲惨下场。因此我们两个商量着，要各自为自己 74 年能被大学录取，从现在起就要铺铺路，找点关系。说实在话，这还真是我的弱项，拉关系，找门道在当时已是很盛行的了。但我这个人真是不会做，如果让我去给不熟悉的人送点礼，就好像是我偷了人家的东西，心里会七上八下地打鼓。

经过分析，我感觉那位最后向我讲明情况的团政治处苏主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不像其他一些现役军人那么趾高气扬的，说话也和气，态度也诚恳。而且既然有了 73 年这次考试的交往，也就算是认识了，如果再给他送点礼物，这感情不就加深了吗。到 73年的 11 月赶上大队分肉食的牛羊，因 ZH 刚从兵团退出来，而没有分肉食的份，但就我一个人分的半头牛和四只羊，我每年也吃不完。这样我们两个分别把两只羊的肉都剔下来，按照牧民的习惯统统塞进一个羊肚子内（羊的主胃），并用麻绳缝好，放在室外几天就冻的梆梆硬，成了一坨纯羊肉，大约有 30 多市斤。

ZH 因为在兵团工作过一年，因为到团里办事曾经和担任 73 年招生办公室主任的游副政委有过一面之交。所以他把发展关系的目标就定在游副政委的身上。那一日我们搭乘连部的拖拉机，每人提上一坨羊肉到团里走关系。当时兵团团一级的领导都是可以带家属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这一级别人，每人都有一个三间大北房的宽敞院落。虽然没有现在居室的豪华，但在当时这些兵团首长的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在兵团战士的指引下，把我放到了苏主任的家门前，那时差不多是上午 11 点左右。我本想趁苏主任不在家，而把羊肉送给他的家属，这样免得见面时的尴尬。可非常不凑巧，家门锁着，室无人。

而只好站在冷风中等候，那等待的心情好似十五个吊桶打水—真是七上八下。时时左顾右盼，生怕碰到熟人问我在这干什么呢，手提着那 30 几斤羊肉，就好像是我从谁家偷来的似的，虽然天气很冷，但我手里却不停地在冒汗。在冷风着站立了约一个小时，只见苏主任从团部办公室方向走了过来。见我站在那里还主动向我打招呼，问我干什么来了，我只好直说来团部看看您。好在苏主任没问我手里提的是什么，并且热情地招呼我进屋，暖和暖和，还给我倒了一碗热水。这让我心情还平静了许多。由于家中没有其他人，这让我们谈话还算比较轻松，没有预料的那么紧张。加上苏主任确实是那种亲民型的军人，慢慢自己也就自然平和下来了。经过一段寒暄的问话之后，我说今天来就是给您送点羊肉，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感谢您在今年招生中对我的关照。但自我感觉那语言说的也很不流畅，但苏主任一听，马上变得严肃起来。并要求为把羊肉提回去，坚决不收。他说，他最讨厌这种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的作风，作为军人他是最不能容忍的。听到苏主任的这一席话真是让我很感动，感到这个社会上公正廉洁之人还是大有人在的。苏主任的话虽不多，但落地有声、态度坚决，给人的感觉绝对不是客套敷衍，让我不得不提着羊肉坨灰溜溜地走出苏主任的家门。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私利而送礼，结果还是以自食其果而告终。但人家苏主任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我来的目的，所以临分手时直言不讳地说，让我放心，知道你是一个好知青，如果 74年招生他还能负责的话，一定会尽力照顾我。这样的话，在当时真是让我有些感激涕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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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六）

锦达

同室操戈被人暗算

在我给团政治处苏主任送礼而被拒绝的同时，我的同包插友 ZH 却很顺利，拿着一包羊肉到了游副政委家，副政委也没在家，但他的老婆热情地接待了 ZH，并且大包大揽地说，这事你就放心，交到我身上，我们家老游听我的，让他给谁帮忙他就准能帮上忙。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 1974 年的夏天。根据上面通知的精神，这 74 年各个大学还是要继续招收工农兵学员，而且依然沿用上一年的 16 字招考方针，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政治审查，文化考核”。但同时强调，一定要彻底扭转重考分而忽视政治表现的倾向，一定要把坚持在生产工作第一线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大学中来，而且提出了新的口号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任重而道远啊！

74 年的招生人数感觉比前一年略少了一点，我们几个知青仍然要经生产大队和公社两级机构推荐，然后再与兵团战士一起参加政治审查和文化考核。因前一年已经有了父亲单位的政治审查证明材料，所以政审这一关很轻松地就过去了。而文化考核就让人感觉更加轻松了，不论是考试现场的监考人、考场纪律，还是答卷的试题难度，都比去年轻松容易多了。考场上竟然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可以互相讨论，考题的水平虽然依然号称是初中三年级的水平，但看题之后给人的感觉似乎只有小学六年级，顶多也就是初一的水准。但就是这样，也把很多考生难的抓耳挠腮、东张西望的，实在答不上来的，还可以问监考老师，老师也会给予适当的提示。对于这次考试，具体的试题我都没记住，这主要是因为有了去年的教训，加上从考场看到的现况，心想考的再好也没用，反而可能招惹麻烦，索性像儿戏般的草草填好，交卷了事。

在填报个人志愿时，我也吸取了去年的教训，别和人家竞争了，三个志愿栏全都写成“服从分配”，只要能给个学上就心满意足了。74 年来到基层招生的老师也很少，基本也都不像去年和每一个报考的考生见面，所以今年对招考的老师也没什么印象。因为有了去年急转直下的教训，今年考试结束后也就悄悄地回大队等候消息了。

ZH 又在团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回到大队就一副垂头丧气、唉声叹气的表情。说，这次完了，完了，肯定走不成了。并且向我表示祝贺，说这次团里的名额基本都定了，人家苏主任力挺你上学。这时，我表面没说什么，但内心还是有些沾沾自喜，毕竟去年受到那么大的挫折和打击，老天总是会开开眼吧。但这种事毕竟没见到正式通知书，心里总还是没底。但 ZH劝我，你就踏踏实实地等通知书吧，没跑儿，今年你肯定能走。但他越是这样劝我，我就越不放心。又过了二天，我实在忍耐不住，再次骑马来到 44 团团部。当我走进团政治处办公室时，正巧苏主任在那里。苏主任一见到我赶紧拉住我的手，说你来的正好，但我又不好主动找你。因为和苏主任有了几次交往，所以这次他和我说话很直爽，一点不藏着掖着的，甚至连“他妈的”这样的气话都说出来了。

原来是这样的，在招生小组的讨论会上，苏主任真是始终力主推荐我上大学的。在团招生办中，游副政委是组长，苏主任是副组长。游副政委的意见是让ZH 作为白音华公社的正式名额。74 年分配给白音华公社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只有一名，在大队和公社写推荐信时就排了名次，而我是被排在首位的，这是属于政治表现的证明。苏主任据此与游副政委争执，而游却振振有词地说，“排第一名那还不容易，谁给公社书记送礼谁就能排在第一，我就不信那个邪，我看 ZH 这个人表现就很好，今年白音华的上学名额就给他了。”在部队那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呀，苏主任虽然为人正直，但在这样蛮横的领导面前也无计可施，被气得直说胸疼。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立刻明白了，原来 ZH在团里多住了几天已经得到了游副政委的承诺，并回去向我放了一通烟雾弹，撒一阵迷魂阵，如果我沾沾自喜地在那里静等的话，最后等来的只能是 ZH 被录取的通知书。没想到自己收留的竟是这样的一位朋友，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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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七）

锦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我从苏主任口中了解到这样残酷的结果时，除了痛恨同室插友 ZH 做事太不讲义气外，就是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大冰窟窿里面，四面都是冰冷的墙面，摸哪里都是冰凉，如果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好在我是一个很有理智的人，转念一想，现在的关键是看还能否有挽回的可能。苏主任真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军人，直截了当地向我交了底。现在的情况是，被录取人员和学校在招生办都已基本确定，但还需要最后的 44 团党委会走一下形式，因最后是要盖团党委会的大印，才能生效。因这几天团党委书记，即 44 团的凌团长（当时 44 团无正政委，只有这位凌团长级别最高，故由凌任团党委书记）外出办事没在团里，所以要等凌团长回来才能最后定案。

苏主任向我明言，“是否能够扭转招生办的决定，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了，游副政委的老婆接受战士和知青的请托受礼之事，在当时的 44 团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只是没有告发。而你作为当事者的受害人，正有权来揭发。所以你如果有勇气有胆量，写一封告状信，交给凌团长，这事就可能还有改变的余地。”

事情也是非常凑巧，正当苏主任和我交谈之时。白音华公社的敖日布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到团里来办事，一见面就主动问我，这次招生的结果如何，当听说我又被别人顶替的情况，简直把他气坏了。并且当场向苏主任表示，如果这样不尊重公社这一级的推荐结果的话（公社当时就对推荐的几个知青排了顺序，我是被排在第一位），那我们就谁也不推荐了。苏主任立刻请敖日布书记把刚才的话写下一个书面材料，作为公社一级领导班子的证明。苏主任最后叮嘱我，告状信要写就尽快写，估计明天凌团长就会回来，如果写好就直接送到凌团长的家里。

和苏主任分手后，我来到好友杜大夫家里。向他详细地说明了上面的过程，他也非常支持我写告状信，并说是非成败全在此一搏了。而且据他了解，团党委中现在的矛盾也很深，凌团长和苏主任是一派，而游副政委和其他的几个人是一派。然后把我领到他自己的一间自己的读书室，说这里安静，决不会有人来打搅，你就尽量发挥自己的写作水平吧。

先经过一段仔细的构思，并经过二个小时的奋笔疾书，一篇不到二千字的告状信就写好了。交给杜大夫先过过目，他只是在个别地方稍微改动一点了，我再用专门的横隔信纸一笔一划的抄写一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遵照苏主任的嘱托，在晚饭之后直接送到凌团长的家里。起初，凌团长的夫人不冷不热地接待着我，当我向她说起我的经历后，一下子话变得多起来了。说这个游副政委的老婆太贪了，仗着老游的权力真是贪得无厌。但她对我并没大包大揽说一定能成功，只是说一定把这封告状信直接交到凌团长手里。

当天夜里凌团长就赶回到家中，次日上午即组织召开了专门研究招生事宜的党委会。据说如果不是有我的告状信，这个会充其量半天就结束了，但这次的团党委会竟开了整整一天。会上，凌团长展示并扼要地宣读了我的告状信，苏主任配合又出具了公社敖日布书记的证明信。凌团长责问游副政委，你凭什么就把这样的上学名额改变成 ZH，有何依据。此时，另有几位平时对游的做法有意见的党委委员也纷纷发言，说有战士和知青揭发游的老婆吃请受贿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游副政委无言以对，只得表示接受批评。最后形成党委会意见，把 ZH 的华北农业大学录取资格取消，尊重并采纳白音华公社的推荐。

至此，经过这人为的不懈抗争与努力，加之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外部条件，我的大学梦终于可以实现了。但由于此前所有其他考生的人员和录取学校均已定妥，因此也就只能顶着 ZH 腾出的这个位置，等待来自一所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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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八）

锦达

与草原难舍难分，为看同学误行程

虽经二年的曲折经历，也尽管这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学校和专业，但总算是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从接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后，又接到兵团 5 师的通知，44团所有当年录取的工农兵大学生都集中到师部统一办理派遣证，才能到学校报到。于是在匆匆几天之内处理好所有的马匹等个人“家产”的分派事宜，与自己那 4 匹相伴几年的爱马分别，心里真是有难舍难分的感觉，特别是那匹认人而桀骜不驯的“褐日马”，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但据说我走后，由于别人都很难驯服它，而把它卖到了河北作大车马，但几年之后它经神奇地自己又跑回到草原，成了一匹孤零零的野马。

不知是命里注定还是事情的巧合，自己这上学之路就是那么的不顺。44 团的全部考生每人带着全部的行囊包裹，分乘二辆解放牌大卡车于 9 月 30 日早晨从团部出发，到五师师部办理派遣证，计划是全部办完之后继续前行，到林西住宿，记得那天也正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

到了办理派遣证的地方，只见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填写，我飞快地跑到前面，第一个办理完了派遣证。而后面考生们依次排队，每个人至少要办理 10 分钟。我一看这阵势，怎么也等一二个钟头，索性我到几个调来师部工作的同学那里看看，也向人家道别。因正赶上过中秋，到了同学那里还用月饼和西瓜招待我呢。分别看望了三个同学之后，看看手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了，于是我急忙赶到刚才办理派遣证的办公室。一进去，我就吃了一惊，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场面，现在只剩下那位女战士还在，考生们全都没有了。一问才知道，为了加快办理速度刚才又叫来二位办事员帮忙，所以很快就为所有人办完了。等我跑到停车的地方，只见两辆卡车过后掀起的尘土还在飞扬。无奈，只有望车兴叹的感觉啦！

在车上有我一个大木箱和一个行李卷和一件皮大衣，虽然上面都写着自己的名字，但我没有很熟悉的人，恐怕别人也很难管呢。只有悔恨自己的份，也怨不到其他任何人。于是我先赶到西乌旗的汽车站，人家告知明天就是国庆节，1～3 日休息，三天都没有到林西的班车。回转头再找同学帮忙联系，师部后勤处也告知，明后天都没有去林西的车。真是应了那句话，“人不留人，天留人呀”，这是老天要让我在乌珠穆沁再多住几日呢。

无奈，在极度焦急烦躁地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天一亮我就背着挎包站在西乌旗镇的十字街口，凡有路过的车，我就拦下问一问，是否到林西。结果总是让我充满信心地去问，让我扫兴而归。直到街头的大喇叭早晨 7 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今日国庆节的新闻，我都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大脑简直就是一片空白。

此时忽然听到十字街口东北角，传出一阵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我赶紧跑过去，见到邮电局里面一辆四方鼻子头的南京“跃进”车正在掀起引擎盖，一位师傅在那里鼓捣着。师傅告知，正准备去赤峰。哈哈，我一听这心里真是乐开了花，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虽然只能坐在驾驶室的外面，那也是很幸运的了。10月的天虽不是很冷，但在行驶起来的卡车上面也是很冷的，只要能走，只好自己忍着吧。

这辆邮电局的“跃进”车虽然看起来老气横秋的，但跑起来还真不慢，大约是 7 点半从西乌旗出发。11点左右就到了林西。我赶忙主动请二位师傅吃饭，要了几个菜，好像也不到 5 元钱。吃饱之后继续赶路，我把我的情况和师傅说了，他们也很同情我，答应先把我送到赤峰火车站。

过了林西之后，就是一马的柏油路了。当进入赤峰市区，穿过昭乌达路由北向南直达赤峰火车站。非常幸运的是，随车送行的一位 44 团部的刘干事，让一辆卡车停在办理行李的站口等我，车厢里面就只剩下我的木箱和行李卷及皮大衣，我见到它们时，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人家刘干事不但没责备我，反而直向我道歉，说在西乌旗因走的匆忙而没点齐人数，让我着急了。而我只能连声说谢谢，谢谢！

经过匆忙的托运行李买车票，我终于在列车上赶上了团里一起上学的考生们。再经一昼夜的铁路旅行，于 10 月 2 日傍晚赶回到北京的家里。这真是一段有惊无险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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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九）

锦达

名为大学，实际条件比草原还艰苦

于 10 月 2 日赶回北京的家里，一家人都为我几经挫折而终于上学成功而感到高兴，都希望我能在家里多住几天。但我考虑到通知书上写的报到时间为“1974 年 9 月 15～20 日”，已经超过了报到时间，所以只住了三天，把行李被褥拆洗一番，添置了几件新衣服，于 10 月 5 日就出发报到了。

我所前往的这所大学当时叫“华北农业大学”，即文革前的“北京农业大学”（现改称“中国农业大学”），当时的校址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涿县城西 15公里的东城坊。我从北京乘坐 37 次特快（终点是武昌），第一站就是涿县，根据报到通知上所写，从火车站向北步行 200 米，路西见到一个院落，门口写有一个很不醒目的木牌“农大转运站”。在一排北房的第二间有一个老师傅在值班，我说是来报到的，他连忙拿起那部手摇电话机，说有学生来报到，请来汽车接。在这转运站里等了约有一个多小时，从西边方向开来一辆跃进牌卡车，正和我从西乌旗邮电局搭乘的那辆车是一样的。搭乘这这样的卡车，也依然是坐在驾驶室外，沿着从涿县县城向西的乡间公路，一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车速也就只有 30 公里不到的样子，走了将近 50 分钟，开进了一片绿树掩映的场地之中。

这片场地既没有明显的院墙，也没有像样的大门，只是有一排排树木围绕起来个院落，很像是部队的营房，但如果从房屋数量上还没有兵团 44 团团部的房子多，也没有那么气派。身临其境，很难让人感觉这就是曾经在全国赫赫有名的“北京农业大学”，而让人难免有一种慽憷之感。

在这里应该简单地向各位介绍一下这所“农大”的历史。北京农业大学最早是由京师大学堂（北大）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及华北大学农学院三校合并组成的，在文革前是全国十大重点大学之一，有许多知名的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文革爆发后，根据伟大领袖“农业大学办在城里，见鬼！”的最高指示，从北京西郊马连洼搬到涿县（原农大的校办农场），后又被认为涿县离北京太近，不利于农大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基层农民相结合，国务院下文，于 1970～1972年间，全部教职工及家属搬迁到陕北甘泉县的清泉沟镇，后因当地环境过于恶劣，许多教师都感染了克山病而无法正常工作，于 1973 年再经国务院批准，搬回河北涿县办学，并改称为“华北农业大学”。这所大学近 2000 名教职工，加上家属四五千人，这样浩大的搬迁工程谈何容易。前后历经近一年时间，才算落脚于原来的校办农场，于 1974 年正式对外招生。我们这一批工农兵学员是文革后的农大招收的第一批正式大学学员，一共只有三个专业（农学、植物保护、畜牧兽医），共计 90 名学员。

当我经校新生办办理了报到手续后得知，全体学生及带教老师分赴河北晋县和天津宝坻县开门办学，让学生一入学就先再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是被分在植物保护系，报到的次日与迟到的 4、5 位同学一起，再乘那辆南京跃进牌小卡车，前往河北晋县贺家寨村，与其他先到的同学和老师汇合。

我们这个班共有 30 名学员，当我来到后就完全到齐了。每一位教师都十分朴实而亲切，除了一些教师戴着眼睛或别着根钢笔显得文绉绉的，外表都和农民差不多。全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同学刚见面时，个个都很拘谨，互相之间都没有过多的话语。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比较浓厚，所以彼此之间都有一颗防患的戒心。

最初我们五个同学被分派到一家农户的西厢房居住，条件那个简陋，真是还不如草原上我曾描写的“崩布根格勒”，好在自己经过草原艰苦环境的磨炼，对此条件虽然不满，但也完全能适应。一张大土炕，铺着一张破旧的苇席，每人铺上自己的行李被褥，点灯也依然是用煤油灯，这一点也和在草原是一样的，几位南方来的同学叫苦连天，主要是这间厢房原来无人居住，四面通风，从屋顶不断有落下的塔灰。每人发一个马扎和一个写字板，据说这是抗大的传统作风。

在贺家寨的开门办学持续进行了将近二个月，直到 11 月下旬天气渐冷而无法取暖才撤回到涿县校部。在这二个月时间里，除了与贫下中农一起补种冬小麦、刨白薯、掰玉米等劳动外，每周也有例行的讲课。教室不固定，有时利用生产队的会议室，有时利用村办小学的教室。总之，人手一个马扎一个写字板，就是自己最实用的学习工具。通过学习，使自己第一次听说了小麦的分蘖，冬小麦秋季管理促进小麦分蘖形成以及冬前的各种措施对于来年丰收的意义。使我这个原来完全对农业大学学什么都一无所知的学生，也逐步建立起学农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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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

锦达

学员之中分几派，图书馆中好读书

从这第一学期，同学之间对无机化学这门课程最后是否需要进行考试而引发的轩然大波，我们班里的30 名学员逐渐分为较为明显的三派。一派即文革前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主张考试，文化基础较好，而希望通过三年大学的学习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这部分人并不多，也就只有 6～7 个左右（简称“主学派）；而另一派学生是完全对立的，坚决反对考试，而且公开宣扬知识越多人越笨，只从所有课程中学那些直接应用的知识就够了，其他像外语等课程完全不学，这些人主要是几个转业军人、兵团战士或明显是通过关系而上学的干部子弟，这些人也只有 7～8 个左右（简称“反学派”）；而占人数最多的则属于中间派，主要都是来自农村，而文化基础太差，虽然有学习的良好愿望，但毕竟那点底子来学大学的课程是相当的吃力，所以这部分人也是反对考试的（简称”中间派），这部分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爱面子而生怕别人看不起。

相对而言，我们这几个“主学派”在班上是明显的弱势群体，而且一旦发生争执或矛盾，也很难得到当时班里的党团组织或院系领导的支持。尽管我们坚信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对的，认为学生到大学里来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认为只要是院系依然保留下来的课程就应该无条件地学好。但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奴隶式的学生”，一门心思唯书本，唯教师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而“反学派”学生的主张是，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用的课程，本着急用先学，不用不学的原则却有选择地听课，并对明显的资产阶级流毒进行坚决的批判，不能迷信学术权威，这才是真正革命派的学生。所以逐渐地形成，当上英语、有机化学、土壤化学、植物分类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等基础性较强的课程时，那些“反学派”的学生基本就不来听课了，而只在宿舍里睡大觉或打扑克，为了强化他们的群体，甚至还劝说那些“中间派”的学生也不来听课。面对这种情况，班主任及院系领导开始也还进行一些说服动员工作，说学习这些基础课程的重要性，但说过几次而不见成效之后，也就听之任之了。我们这个班还算是好的，而与我们同年级的农学系的学员竟然还公开指责某某教师是在搞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复辟，并公开写出大字报，“华北农大朝何处去”，而令那些有良知和责任心的教师们面面相虚而无所适从。

当时在学生中还有一个特别可笑的现象，批判有些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为了表现出不是这样的学生，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都争着穿破旧而打补丁的衣服，同时在说话时乡音不改，以标志自己没忘本。

在这几年的大学生活中，使我受益最大的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因农大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故其图书的积累是相当丰富的。尽管从文革以后，也大兴对各种所谓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图书馆中的一些所谓的禁书也仍然可以借阅到。当时给我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图书管理员——刘老师，当时已是 50 岁左右的女教师，个子高高瘦瘦的，微驼背，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走路的步伐特别快。当时在涿县校部到图书馆看书的人极少，每日的常客似乎只有农学系的一个同学和我二个人。所以刘老师对每一个来阅读的人都特别热情，如果要查找一本书，会不厌其烦地帮助查找，如果实在找不到就记下来等到周末回到北京校区本部的图书馆找到后再带来。在这几年中，我在校图书馆借阅过很多世界文学名著，如印象较深的有：《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安徒生童话》、《鲁滨逊漂流记》、《牛虻》、《老人与海》、《基督山伯爵》、《三剑客》、《福尔摩斯探案集》、《呼啸山庄》、《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汤姆叔叔的小屋》等。除了文学名著外，我还特相比喜欢看人物传记，如当时特别推崇的《斯大林传》以及《邱吉尔自传》、《林肯传》、《居里夫人传》、《甘地传》、《拿破仑传》等多部能够激励年轻人立志不懈努力的书籍。我每次借书，从来都不超过规定的时间而及时还书，而且借来的书都用报纸给包上书皮，保存得整齐完整，所以也深得图书馆老师的喜欢，甚至那些原本规定不外借的书也会借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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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一）

锦达

学员水平参差不奇，

为考试引起轩然大波

从 1974 年 11 月下旬，三个专业（分属三个系）的 90 名学员从各自的开门办学点都集中到了涿县东城坊的农大教学本部。学生的集中到来，使这里还真有了一些大学的气氛。校部有专门的一排办公室，各系也有各自的办公地点，最为吸引我的是，有一排房子是专门的图书馆，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图书馆那么庞大，但也有几间非常敞亮的阅读室，这是我一直特别向往的地方。

这里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新建的，各个房间虽然没有城里的暖气设备，但有那种生铁铸造的煤球炉子，南方及北方农村来的学生都从来没用过这种煤炉，夜里也怕煤气中毒，只有像我这样极少数是在北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煤球炉子点火、封火比较轻车驾熟，这样我就成了我班几间宿舍的义务火炉工。

当时的课程并不多，只有 3、4 门，据一位当时的黄副校长到宿舍与我们大谈教育改革，大谈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说他自己当年共学了 38 门功课，其实真正有用的不超过10 门，而且这10 门课中还有很多内容是无用的，所以把学制改为三年是完全合理的，科学的。但提醒我们学生注意，农大是一个修正主义流毒很深的地方，希望我们每个学员充分发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革命精神，来占领这一高等学府的教育阵地。

我们植物保护专业这个班的学员共有 30 名，但学员之间的基础参差不齐，最高的是 67 届的老高中生，而像我这样老三届的初中生只有 3 个。其余大多数是69、70 届的初中生，也有文革后的高中生（但只有高中的文凭，而并没掌握相应的知识）。年龄最大者 28岁，最小的 17 岁。所以在上几门简单的基础课时，老师也往往要讲上几遍，甚至要在下面单独辅导。当时我们在涿县上课时，感触最深的是，老师比学生多。除了那些做科研或行政的教师外，就是直接讲课和辅导的老师每门课也有 4～5 个。

在一次班里的思想交流会上，我坦诚地讲了自己原来想学无线电专业而不愿意学农的思想，但通过几个月的开门办学逐渐对农业科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没想到这个发言却被校政治部的老师抓住，成为开门办学成果的典型。专门来了二位政工老师帮我挖掘思想根源，整理发言稿，增进了很多当时报纸上学习朝农的经验，如何端正思想，立志农村革命一辈子。当然里面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说了一些假大空的话，但这些都是政工老师代表校方的意见，是不能不听的，讲稿形成之后，又专门经过校领导的审查，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几经修改后，让我在全校开门办学的经验交流大会上书面发言，内容实质是，遵循伟大领袖开门办学的方针，经过与贫下中农的再次结合，彻底扭转了自己轻视农业、不愿意学习农业科学的意识，从而从新确立并坚定了自己的学农专业思想，在今后的学习中，一定向朝阳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做一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的新农民。

在第一学期的一门基础课是无机化学，到了期末主讲教师试探性地征求学生的意见，为了检验他讲课效果，是否可以对每个学生进行一下书面考试。好家伙，没想到这一问竟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从学生中分作两派，一派是主张考试，认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检查自己是否学到并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另一派则认为考试就为了炫耀你们学的好的那一部分人，而我们来自农村的学员基础就是差，考试与不考试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坚决反对考试。而教师中也明显分成两派，但最后还是反对考试的那一派占据了上风，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睛、胖胖的女党员教师，声色俱厉地说，考试就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复辟，就是走回头路，作为一名党员是绝对不能听之任之。最后把这种争论反映到校领导，其结果也是支持不考试的意见，而且还把那位为我们主讲了一学期课程提出考试的刘宝元老师，撤销其讲课的权力改派到另一个农场劳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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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二）

锦达

农大师生干农活，麦收时节不上课

在涿县农大校部上课期间，除了可以利用图书馆读到很多有益的图书和期刊外，还有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享受的待遇是每日都能吃到大米饭。当时北方各地城市户口的粮食供应粗粮占大约 60%，细粮（包括白面和大米）占 40%，而粗粮基本上就是玉米面。当然现在的玉米面都成了保健食品，老玉米也成了餐桌上的美食了，而在当年那种粗糙的玉米面窝头实在是难以下咽，尤其是从南方来的学生，觉得这简直就是牲口吃的饲料。涿县农场原本是农大的试验农场，特别是一分场和二分场种有上千亩的试验水田，每年都能收获大量优质水稻。因试验农场未列入国家正式生产计划，所以只作为副产品而给农大的职工和学生享用了，在食堂每顿饭都能吃上香喷喷、白花花的粳米饭，这也是回忆当年农大生活中惟一值得庆幸的优势之处吧。

但可惜的是在整个教学安排中，在涿县本部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他的教学都安排在各个开门办学的基地中进行。在各个教学点，为了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和干部保持一致，依然要按照当地的粮食供应政策照例天天吃窝窝头。

三年学习期间，我们的开门办学点遍布京津冀十多个地方，负责安排教务的老师也算是费尽了苦心。从大的原则和道理上讲，开门办学、把大学办到农村的地头，这是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也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办学方向，各个地方部门都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和支持，但在具体落实和接洽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农村干部也会趁此而向农大勒索钱物（当然不是为个人，而是为集体），当一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在此办学的师生就得转战他方了。农大的教师可以说个个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能手，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来，而且大都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无论走到哪里也都是深受当地群众欢迎的。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几次参加当地农村的麦收活动。1975年的6月初，在河北石家庄晋县的贺家寨，很多原本不在这里办学的教师也都集中来到村里参加麦收，每天清晨 3 点天不亮起床，洗漱、早饭后赶到地头，天刚亮，趁此时天气尚凉，开始挥镰割麦，到 8 点左右太阳高起来后，就收工了。割麦时按人头分配麦垄，在老师的带领下，人人都不甘心落后。我虽然有用长把镰刀打草的经历，但那与割麦子不是一个劲，需要低头哈腰，而且麦穗不能丢落，自己割自己捆。这时，那些来自北方农村的同学们可有了耀武扬威的本钱了，一个个割到地头后，反过来嘲笑着我这个平时学习胜过他们的人，甚至他们站在地头一颗烟都抽完了，我这还没忙活完呢！让我最佩服的是一位农大的教务长，记得是朱振生老师，当时已有 50多岁，是个腰围三尺多的胖子，据说也是十二三级的高干了。但到了麦田挥起镰刀来，虽说不上体轻如燕，却一点也不显笨拙，总是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割下捆好的麦捆整整齐齐，但从他那额头、后备看的出他流出的汗水要比年轻人要多的多。

为了真正体现农大师生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整个麦收期间所有能劳动的师生是马不停蹄地转战南北。当用了 7、8 天时间把石家庄晋县这一带的麦子收割完毕之后，师生们乘车北上，来到河北三河县县城南边的高各庄村，虽然同属河北省但地理纬度相差很多，麦收的时间大约要晚半个多月，所以割麦的师生正好打个时间差。亏的那时真是年轻体壮，不管干了多类的活儿，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全身的疲乏全部消除，依然体力充沛地参加到那挥汗如雨的劳动之中。

在三河县麦收的一天，因离麦地离驻地较远，那天有正赶上送水的后勤不知出了点什么问题而绿豆汤没及时送到，当下午的 4、5 点割麦中间休息时，大家口干舌燥、咽中冒火，老师和同学个个都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望着驻地方向。忽然有同学喊，看！不远处有水渠中有水！大家急忙跑过去，一看，水倒是有，只是很浑浊，上面漂着草棍、牲口粪末等赃物，谁也不敢喝。我一看，这比我们草原上彦吉嘎河的河水干净多了！于是带头爬到水渠边上，用双手捧起一捧水一饮而尽，其他同学看我喝得这么痛快，也都纷纷效仿，稀里哗啦一通畅饮。事后还真竟然没有一个同学因此而拉肚子！

在 1975 年的 6 月，从月初到月末大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正式上课，完全是围绕的各地的麦收而紧张疲惫地劳作着，而我只能利用每日午休或割麦中间休息的时间拿出一小捆的英语单词本默默地背诵英语单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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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三）

锦达

为灭蚜虫而深入“敌后”，

化妆巧取农药

上文介绍了我们在大学期间参加麦收的情况，这应该都是在教学计划安排之内，除了这些计划内的任务外，有时还要参加完全是计划外的工作，回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1976 年 5 月底前后，我们再次来到河北三河县的高各庄教学点开门办学。此时正值大田的小麦灌浆期，由于高温闷热小麦田发生了严重的蚜虫侵害，而且这年的蚜虫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抗药性，一般农药都没效果。而农大土肥系新研制的一种超低容量喷雾剂，对这种耐药蚜虫很有效，但可惜是准备好今夏使用的四桶（40 公斤）农药放到涿县农大植保系系办公室而拿不出来。

对于这段历史可能大多数博友可能不了解，甚至难于理解学校自己的财产怎么就拿不出来呢？从我们 1974 年 9 月入校的那一天，农大的校园就没清静过。这就要交代一下四人帮在涿县的爪牙丁德进，这可是风云一时的人物，由文革初期造反起家，官至河北省涿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农大从陕北搬至涿县，实行属地化管理，虽然不受涿县这个县级领导，但因身处一地，且农大家大业大，所以在这个县太爷面前总是一个香饽饽、大肥肉，总是想从农大这里捞点财产。直到 1975 年以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北省保定地区以“清除农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风”为名，责成涿县革委会向农大派驻“工宣队”，以加强学校的工人阶级领导力量。同时，组织所谓的工人纠察队对校园实行 24 小时巡逻，对农大所有财产物品实行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搞的农大校园是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形势下，要想从农大的涿县校园正当地拿出四桶农药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蚜虫危害小麦灌浆，直接影响当地农业生产真是迫在眉睫。于是我和一位同班男生 YZG 主动请缨，来一次化装深入“敌后”巧取农药的行动。

1976 年的 5 月份正是 4.5 事件过后不久，北京仍在不断查找歹徒、抓反革命的最严酷的时期，人人都提心吊胆，个个都谨小慎微。我和这位 YZG 从三河下午乘坐火车，晚上到北京，为的是提防检查，夜晚在我家里小住一夜，并于第二天早晨从北京站坐火车到达涿县，之后再乘坐长途汽车到达东城坊——农大校园本部。从涿县到东城坊 30 华里，只见道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几位戴着红袖标的稽查队员，还有骑着自行车来回走动的，那景象真和看过的抗日战争的电影差不多，来到了抗日前线的华北大平原。

当我们两个来到植保系办公室，与留守在这里的刘老师接上了头。为了能圆满完成任务，系主任已经提前通过电话把这次行动计划与这位刘老师交代清楚。当我们两个走进办公室时，只见四桶农药和两辆自行车均已经准备好，并且为我们两个准备了两件农民穿的黑布外衣和两顶破旧的草帽。

为了躲过工人巡逻队的盘查，如果骑车走来的路而回到涿县县城，那肯定是走不通的，躲过一个、二个可能，但到县城 30 里路不知要遇到多少稽查队员，所以我们采取逆向而行。当时从涿县的东城坊往西是没有大路的，只有土路，而且被拒马河的旧河道所拦截，一大段路都是沙滩，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工人稽查队员的盘查重点都放到了东城坊（农大校园）往东至涿县县城的这条大路上。

我们两个在两辆自行车的后面先捆绑了两个圆木棍，在木棍下面一边捆上一个旧的柳条筐，再把农药一边一桶放进去，然后用自己穿来的衣服包裹上，外面再插上一些杂草、树叶，伪装停当。我们两个穿上那件黑布外衣，戴上那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旧毛巾，活脱脱的两个贩运山货的农民贩子。

当我俩推车上路，因为是正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烤着，从出来后只远远地见到二个稽查队员，朝我们俩个瞄了一眼，连问都没问就让我们过去了。骑上走远之后，我俩抿嘴一笑，那感觉就像评书“肖飞买药”的抗日英雄骑车进城的感觉差不多。

我们按照提前从地图上看好的方向骑行，先向西，好再沿路转向西北，但走着走着，路就没有了，前面是一片荒沙。自行车也骑不动了，只好下车艰难地推行前进，每个人车后来拖着 20 公斤重的液体农药，在那炽热的沙滩上推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边推着，身上都冒出了大汗，一边用毛巾擦抹着，显得十分狼狈，但非常庆幸的是后面一个追兵都没有。当穿过这片荒沙之后，淌过了流水不多但很著名的拒马河，也就离开了河北省涿县的地面而来到了属于北京市房山县的张坊镇。此时，我俩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的任务可以说完成了一大半了。

将近下午 5 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张坊镇的长途汽车站。那时自行车和四桶农药是无法带上汽车的，经商量后，让 YZG 留下到车站边上的小旅店休息，看着自行车和农药，我坐上最后一班车回农大在北京西郊马连洼校址搬救兵。当时从张坊的客车只到房山县城，而不能直达北京，只能从房山县城倒车，好在我是北京城里长大的，对北京的交通尤其熟悉，几经换乘，于晚上九点多赶到了农大在马连洼的校园。直奔汽车队找到队长那师傅，这位憨厚的满族旗人后裔听了我的情况介绍之后，二话没说直接发动一辆解放牌卡车，在我的带领下杀奔张坊镇。那时的路虽没现在的宽阔，但车少人少，基本没有堵车的现象，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赶到了张坊镇。

此时我的同学 YZG 衣服也没脱，靠在旅店的被子垛上已经进入了梦香，当我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都惊呆了，说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回到农大北京校区小住一夜之后，那师傅亲自驾车护送我倆及四桶农药于次日上午就赶回了河北三河县高各庄办学点。当老师和同学们见到我们如此神速地圆满完成任务时，真像是欢迎凯旋而归的战斗英雄，为我们鼓掌，为我们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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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四）

锦达

利用各种条件巧妙地学习知识

面对农大当年的这种重劳动而轻学习的教学安排，那些“反学派”的学生们正中下怀，省却了很多到课堂听天书的时间。而我们这些真正想学点知识的学生，以及那些很有良知而又对学生前途担心的老师，也深深地为这样的教学安排而忧心发愁。但负责教务安排的老师，总是信誓旦旦地回答，“没问题，全部课程都能按计划上完，我们这样的教学安排比起朝阳农学院来，学生不知要多学多少东西呢！”

在这种教育模式和条件下，如果随波逐流，肯定什么东西也学不到。只有靠自己的勤奋自学，善于提出问题而请教，也还是能学到不少知识。当时的教师们最欢迎课后的提问答疑，甚至比课堂上讲的还仔细，还耐心！比如学英语吧，教英语的老师除了讲授语法基础之外，还编辑了一本厚厚的辅助读物，精选了 100篇英语现代农业科技文章，供学生们练习阅读能力，但并不作为必须完成的作业。当然对于那些“反学派”的学生来说，是根本不会去读的，甚至把这教材早就当作废纸扔了。而我是从第一篇开始，逐篇精读，先把生词及专业词汇都查阅英汉辞典，用单词本记录下来，然后逐句逐段逐篇地翻译成汉语，有弄不明白的段落就用铅笔在旁边做上标记。等到英语老师或是那些英语好的专业老师来讲课之余，我会带着教材和笔记本拉住他们，一气地刨根问底，直到搞清楚我所有弄不懂的地方。而每一位我求教过的老师，都是那样耐心细致地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不耐心，甚至总是夸奖我这样的读书学习态度。

我的体会是，阅读英语文章如果只是阅读不作逐词逐句的书面翻译，对文章的理解只能是表面的，甚至是误解的，只有用文字翻译表达出来，才能暴露出你对这篇文章的真实的理解程度。经过这样反复地强化阅读训练，可以说使自己的英语阅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甚至都可以在老师不在时，为其他同学来释疑解惑。

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化学习的另一个技巧就是充分利用图书馆。对于农大图书馆的功能前面已经提到过，为丰富自己的文学阅历提供了很多便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农大在涿县本部的图书馆只能是放置数量有限的图书和杂志，而大量最新出版的刊物都不能及时上架。我们班上有 5 位同学（包括我自己）是为卫生部培养的，方向是药用植物学，所以到第三年时的实习单位是在西北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这样，就可以利用每周的时间跑图书馆了，如北京图书馆、农科院图书馆、外文书店特藏部都成了我每周必去一次的地方。通过阅读英语原文期刊，了解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这些也都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77 年春一次在中国农科院图书馆外文图书新书架上看到一本最新英文书，《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on Plant Nematology》（《植物线虫学研究入门》），这是一位美国学者 1973 年正式出版的书籍。因在校听植物病理学的教授讲过，植物线虫病害是农业及药用植物中一种很严重的病害，国内对此研究甚少，故对此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逐页翻看也感觉用词浅显，特别通俗易懂。一看里面的前言才知道，这是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开展植物线虫学研究而专门编写的一本普及性教材。于是，把此书借回去，一气呵成，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基本翻译成汉文了。当把译文和原书送给我校的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看过之后，他提笔给农业出版社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他们正式出版此书。

但在 1977 年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要出版一本国外专业技术书籍还是相当繁琐的，虽然有知名教授的推荐信，但也还经过多层次的审批，虽然一直没被枪毙，但也总是如同石沉大海，而得不到准确出版的许可。这样一拖再拖，我已经毕业离开了学校，直到 1979 年才接到出版社的通知，此书已经列入出版计划。但要想出版，还是要有一堆条件的，其中关键的一条：这样一本专业书籍，必须有业内专家来牵头把关，而一个初出茅庐的“工农兵学员”难以担此重任。事实上出版社此前已将书稿交给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教授（国内植物线虫学研究的权威）审查过了，当然也对书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所以出版社的意见，是由这位权威署名在前，而我署名在后，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同意就出版，不同意就退稿。而且那位编辑部主任还在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能为一个工农兵学员出书，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第一家呢！”（因为当时工农兵学员的名声已经日薄西山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去签字画押了。但就是这样，也迟迟到了 1981 年 5 月此书才正式出版发行。看到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却冠上别人的大名，心中能是什么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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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五）

锦达

聪明好学者必然是骄傲自满的典型

在我读工农兵大学的这几年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之间，那种指责埋头读书是走白专主义道路的大帽子已经不那么实行了。从学校各级领导到讲课的教师，都可以从正面要求和鼓励学生努力认真读书，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知识。但只是当时不提倡实行考试，所以学习完全凭自觉，不努力学习者完全可以放任自流，混三年照样可以和努力学习者拿到同样的毕业证书。

但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不但是在大学中，即便是在工厂、农村或社会上，人们（或主要是领导）的观念是，脑筋一般，成绩中等，有问才答，不主动发问的人才是最忠厚老实的人，也是最值得领导信任的人；而对那些脑筋灵活，对什么事都爱问个为什么，学习成绩较为突出，甚至敢于对某些事情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都会被认为是脑后有反骨、刺头，有骄傲自满情绪的人。若在领导写鉴定评语时，都会写上类似的话：此人聪明好学，但需注意克服骄傲自满，与广大同学搞好关系。人一旦聪明了，就必然骄傲，就必然和群众搞不好关系。在当年这就成为某些领导的一种思维定式。

在我们班的 30 位同学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69 届、70 届以后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即便是高中生，其实在那几年也都是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混过来的，所以各种基础知识特别差，尤其是在英语方面，基本都是刚刚接触 ABC 的水平。这些农村来的学生从心里是真想学到一些知识，无奈自己的基础太差，只能尽力而为，能学就学一点，能补就补一点。因我的英语基础好，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义务辅导员。

对于这样的辅导，我确实是不厌其烦，而且我感觉在辅导别人的同时，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也是一种巩固知识的有效办法。所以我是有请比到，有问必答，也不希望他们回报什么。就大多数被我辅导过的同学，我看到的还是感谢的目光和友善的态度。

也有极个别人，对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三番五次讲解而仍不明白时，她竟然摔掉书本，问我：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弄得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还有几位根红苗正的党员同学，以她们惯用的极左眼光，在三年临近毕业之时对我的评价是，骄傲自满，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看不起贫下中农。

这种类似的情况不但在学生之间常有发生，即便是与老师的交往中也有出现。农大当时有相当一批学识丰厚，功底扎实的教授、讲师，但也有一些 64、65年毕业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而文革几年也未得到讲课带学生的实际锻炼。有一次一位年轻女教师带我们进行田间实验课，模拟田间发生病虫害，需要配制波尔多液。波尔多液是植物保护最常用的农药制剂，配制十分简单，药品只有硫磺、石灰二种，按照 1：1的比例，再兑入 100 倍的水，即成。这位教师讲解如果要配制 100 公斤，如何具体配方。我只用了一个中学学到的一元一次方程就把这个题目很快地解决了，而其他同学仍在地上或纸上画来画去，不得而解等待老师解惑呢。没想到这位年轻教师嘴里说着配制十分简单，但反复计算了半天也没能拿出正确答案。只好说今天先不配制了，大家回去看看书就知道了。这是我突然举起手向老师示意，我算出来了，而且说确实很简单，就把结果给了这位教师，同学也纷纷围了过来。老师一看结果，说：结果确实对了，但你的算法不对，根本就不需要一元一次方程这样麻烦地来解题，只用一个十字交叉法就行，比你这还简单。但我当时回复了一句话，说实际上十字交叉法，就是一元一次方程的另一种形式，实质是一样的。结果这句话让女教师的脸面十分挂不住，当时就训斥我，你也太骄傲了，不就算出这么简单的一道题吗，有什么可炫耀的呢。我只好低头无语。

事过之后，这位女教师还把此事向系总支书记做了汇报，并说是我不尊重教师了，有意在学生中贬损她的威信。总支书记还专门找我谈话，说我各方面表现都不错，聪明好学，这都是优点，但确实应该注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样对你今后发展是不利的，并要我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真是有口难辩，我的骄傲自满的帽子就算是定了性，你再做任何解释也是摘不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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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六）

锦达

积极表现一心想入党

从入学报到的第二天，就见到了那位和我一起勇闯“敌后”智取农药的同学 YZG，他出身于一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家庭，上学之前就已经是党员，而且担任过农村生产队的团总支书记。但在他身上却没有当时那种极左派思想和态度，并且很能正确看待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务，加上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所以从入学没多久，他就鼓励我写入党申请书，并说争取在三年大学期间把入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他深有体会地说，大学期间解决组织问题是最容易的了，因为三年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所以只要你别得罪人，表现的突出一些，应该是没问题的。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入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会有多么强烈的诱惑力。而且在当时，一旦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希望时，一定会充分地表现自己，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争取能让这种希望变为现实。

由于自己的草原牧区生活多年，经受各种艰苦生活与恶劣环境的锻炼，对于农大三年学习和生活还是很能适应的。特别是与那些来自农村而刚刚走出家门的学生相比，独立生活的能力与社会交往经验都要强的多；同时，与那些来自南方而没经受过北方寒冷的同学相比，也有着更强的适应能力。如在前几篇中曾经提到，入学第一年在涿县农大本部宿舍，冬天用煤块炉子取暖，因大多数人都掌握不好点火封火技术，又担心煤气中毒。我主动担任了我们两个男生宿舍的点火、生火的劳动，每日清除炉灰弄得满头满脸灰尘，但同时也赢得同学们的赞许。

在劳动技能方面，自己虽与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无法相比，但我却能以一种顽强的耐力与毅力，在每一次麦收与秋收的劳动中，也表现的与他们不相上下。

特别是在那几次连续的麦收时节中，尽管自己的技不如人，速度慢一些，但我以一种精益求精的态度，尽量不丢掉一颗麦穗，虽然比他们晚几分钟，但以质量取胜，同学和老师均承认我割过的麦垄是最干净的。

三年期间我一直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当时除了个别带工资的同学外，基本每个人都有每月 18.50 元的生活补助费，其中 14.50 是饭费，4.00 是零用钱。

这些钱都是由我从校财务科统一领回，逐一再发给大家；同时，再从每人手里收回买食堂菜金的饭费和粮票，与校后勤伙食科为同学买换内部粮票和菜金票。三年之中，钱款及粮票等未发生过一笔差错。这一点也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

在学习方面，前面几篇中也谈到过，在专业课和外语课上经常充当辅导员的角色，不厌其烦地为那些来自农村而基础较差的同学进行辅导。虽然也遇到极个别的同学，以当时极左的眼光，认为我是有看不起贫下中农的态度之嫌外，大多数被我辅导过的同学还是很客观地乐于找我，并接受我的辅导。前面提到的这位 YZG，每天都让我给他讲一篇英语，而且后来也完全可以借助辞典阅读专业文章。

在大学这三年中，也不知写过多少篇思想汇报，学生支部的书记、组织委员也多次找我谈心谈话，指出自己仍需要不断努力的方向和改进提高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我注意克服城市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从思想深处真正与贫下中农的思想境界看齐，并注意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加强思想修养，努力与那些意见不同的同学搞好团结。在 YZG 同学的帮助和指导下，对这种谈话必须无条件地虚心接受，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不能做任何解释，真是夹着尾巴做人呢。

这本来是在三年级第二学期能解决组织问题的希望，却因为在一次座谈会自己的实话实说，而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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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经历（十七）

锦达

只因讲实话，入党希望成泡影



积极表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同学们服务，并夹着尾巴做人，随时向组织汇报思想，本想的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也就是分配离校之前，自己的入党希望是能够实现。虽然因为在入学的第一学期因为主张考试，而和部分同学闹过分歧和意见，也因为平时学习讨论自己总爱发表意见和看法，让一些人认为我骄傲自满，但通过这近三年的接触，大家认为我的本质还是好的，是个努力学习，有头脑，并热心助人的人。据同学 YZG（他是学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透露，支部始终把我定为重点发展对象，在讨论我的问题时，虽然个别人有些微词，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反对意见。

1976 年 10 月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一片欢声鼓舞，农大的师生们更是欢喜若狂，随着四人帮及其在涿县爪牙们的倒台，师生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自己的学校了。转眼间到了 1977 年的春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各级领导痛定思痛，从各级领导到院系的教师，开展总结活动，深入挖掘近十年来四人帮对教育阵线的倒行逆施，对农大实行的各种破坏。 按说，这本来与学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教师中进行就足够了。可院系领导却依然想着要发挥“工农兵学员的上管改”的作用呢！于是，由院领导牵头，并由系总支书记等人组成的调研组，深入各个班举行座谈会，倾听同学们对学校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中存在的问题及对学校今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到我们班来召开座谈会时，因主管教学的黄副校长临时有事没来，而委托我系的总支书记主持会议。当书记把此次座谈会的意义与目的苦口婆心地陈述之后，系办公室主任及校团总支书记等也都做了相应的动员，中心意思就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农大今后更好的发展，把同学们的意见都坦诚地提出来。当领导讲话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同学们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或者是仰面朝天，或者是闭目低头，各个都是面无表情，似乎这事与自己无关。

而此时在我头脑中正在考虑着把自己这几年来感触到、体会到的种种现象，更有条理更清楚地向领导表达出来。尤其是经过领导的反复动员，深感农大的领导真是平易近人，真是能够听取群众的意见。在沉默冷场了 20 多分钟之后，我举手发言，我说既然领导这么诚恳地想听我们学生的意见，我就讲几点心里话。我发言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我说，自四人帮倒台以后，农大的师生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春天，人人欢欣鼓舞，纷纷痛斥四人帮及其爪牙对农大及农业教育的破坏，在这方面，几个月以来已经说了很多。大家普遍认为农大是重灾区，尤其是受到朝阳农学院的打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倾教育回潮的急先锋。但我认为，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很表浅的一面。我说，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四人帮那一套形左而实右的教育路线与方法，对农大各级领导与教师的渗透、毒害。回顾我们入学这三年来，我们教学中的各种计划和安排，有哪些与朝阳农学院的教学有本质的区别呢，我们院系的各级领导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的讲话，有哪一次不是在提倡和效仿朝阳农学院呢。我还专门点出了那位没到场的黄副校长，在刚刚入学时的所讲的，文革前他所学的 30 几门课程中，只有 4～5 门是有用的，其他课程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强加给学生的负担，是完全没必要学的，这种提法和说法不是和四人帮的论调如出一辙吗？但我强调的是，现在并不是要追查或追究哪个人在责任，而关键是这几年来在国家整个的推行极左路线的高压影响下，农大也是决不可能不深受影像的，现在是需要反思检讨自己的时候了，不管是发自内心的忠实推行还是违心地执行，毕竟谁也逃不脱国家当时的大气候。我的发言估计有 15 分钟左右，发言之后就好像自己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感觉自己挺神采飞扬的。但同学们对我的发言没有一个有所表示，而主持会议的总支书记，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凝重，草草就说会议到此结束，几位老师也都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会场。

我的意见和建议就像是捅了马蜂窝，院系两级领导，尤其是系总支书记都是无法接受的，甚至认为我太狂妄，不理解他们始终都是四人帮路线的受害者，是对院系两级领导的曲解。但从我发言的内容和态度上，又找不出任何把柄或禁锢我的理由。但惟一可以行使的权力就是向学生党支部授意，这样的学生不能发展入党！

由此而想到冷明博主的文章，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我一个学生在座谈会上讲真话的代价。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也算不上什么惨痛的代价，而在当时给我的打击丝毫不亚于第一年上大学而没走成所造成的痛苦。真是想不明白，我说的有错吗，为什么讲真话就会遭到如此命运，说明当时自己还是幼稚，还是不成熟，自以为聪明。真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呀，从此告诫自己，长教训吧，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领导再这样征求意见，那也要学会装聋作哑。

至此我的“晒晒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系列，也就结束了。是各位博友的耐心阅读和点评，激励自己勇于剖析自己，把这些经历和教训晾晒出来，也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份系统总结。再次向每一位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文完）

作者為原西烏旗白音華公社

興安大隊知青郝近大

晒晒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