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事：我和肖其昌的爱情故事（三）

静之境界

作者 刘小栗

七十年代初，年轻人谈恋爱都要得到领导批准。我和肖其昌确定恋爱关系后，双方都去请示了队里的军代表薛教导员, 他很快地批准了我们的申请。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在那不平凡的年代，特殊时期的运动开始了，在全省文化系统会上宣布了一批停职反省的人员名单，肖其昌是其中之一，听到这样的宣布，我顿时懵了，它让我六神无主、情绪低落。

第二天中午，我到食堂打饭，看到肖其昌低着头脸色苍白，被两个带红袖章的人押着来食堂打饭。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又红又专的肖其昌，倾刻之间就伦落成了反面人物？肖其昌被关进了一楼那间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的简易房子，24小时被人看守着，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我生怕他经受不起打击想不开，但又无法当面去劝慰他，于是我利用住三楼每天练唱的时间，对着一楼的肖其昌唱歌：“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希望用这种方式送去心灵的慰籍。

一个月过去了对肖其昌的惦念愈发强烈，我发现十一岁的小甘琳，住在肖其昌的对面，有一次我去问她：“小甘琳，你愿不愿意给阿姨帮个忙？我想买点好吃的请你悄悄送给肖叔叔可以吗？”她竟然满口答应了。我立刻去东塘商店买了一条三门峽的烟、香蕉、鱼皮花生、还有一本袖珍的语录，并把语录中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那条用红笔打记、折好，交给小甘琳，聪明机智的小甘琳趁看守上厕所时，把东西交给了肖。

第二天，肖其昌看到离他不到1米的走道上，摇篮中坐着甘琳的小妹妹甘萍（甘萍，著名歌手，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大哥你好吗？》、《我很乖》等）肖其昌便喂香蕉给甘萍吃，可香蕉皮还未来得及收拾，就被看守发现了，立马厉声问肖：“是谁送的？”，肖其昌为了不连累小甘琳马上说是刘小栗送来的。看守连忙汇报给了领导，第二天，演员队一连三天开了我的批斗会：什么斗争新动向，和肖其昌搞攻守同盟，知情不报等等。那种上纲上线，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我觉得自己被伤得体无完肤，政治前途一片黑暗，当时，我不仅要承受强大的打击和伤害，还要遭受周围人不怀好意的冷嘲热讽，我的内心感到十分的绝望和迷惘。夜深人静时，我给领导写信表达了我不想活下去的想法。在信中，我委屈地写道：“我明明是在关心和帮助一位犯错误的同志，却把我也当成犯人来审判，怎么能这样呢？”，好在当时的薛教导员可能也觉得不妥，马上找到我们的演员队长，指示大家不要转移斗争的方向，这才停止了对我的批判。

我心里牵挂着肖其昌，常常以泪洗面，坚持用歌声传递我对他的关心与思念。没过多久，薛教导员被莫名其妙地调走了，换来了一位女教导员张恩华。我有些担心，不知道好心的薛教导员是不是受了我们的牵连才被调走的。有一天，我被那新来的张教导员叫到办公室，她严厉地指示我：“你要即刻终止与肖其昌的恋爱关系，不要辜负了领导对你的培养”，我迫于当时的压力，只能放下姿态向领导表示：“我一定听党的话，保证不和他来往。但是，我现在不能和他提出分手，我怕他接受不了政治、生活对他的双重打击，请求领导允许我，等他反省结束出来之后，我再向他提出分手好吗？”，回答我的是：“那绝对不行”！我也是个坳脾气、有个性的人，我认为肖其昌根正苗红，是个积极向上的青年，他人品正直，怎么会是个“反革命”呀？我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决不会在他落难的时候与他分手，否则那就是落井下石呀。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等到肖其昌被解放的那一天。

在那段运动的学习期间，我有一个月没有回家，妈妈不放心特意来剧队看我，可传达室的刘师傅就是不让妈妈进大门，她只好站在大铁栅栏的外面等待着我的出现。碰巧，遇到了我队的刘镇兰，妈妈迫不急待的向刘镇兰打听我的消息，刘镇兰便把肖其昌的停职反省，队里开我的三天批判会等等悉数告诉了妈妈。我听说妈妈来了，急忙跑去和她见面。见面时，妈妈神情异常严肃，她拉着我来到围墙拐弯处的大树下，很严历地对我说：你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现在必须当机立断与肖其昌彻底划清界线，再不要与肖其昌有任何接触来往，我为肖辨解说：肖其昌绝对不是“反革命”！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与他分手……从没顶过嘴的我，把妈妈气得火冒三丈，她再三逼我表态，我就是不从，妈妈又急又气，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小栗子！你不要感情用事啊，这样下去你会毁了自己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妈妈当时是多么地为我担心啊！一瞬间，家里人的反对，领导和同事的压力，使我整天茶饭不思，头昏脑胀，彻夜难眠。我的血压降至到40-60mm Hg医生说这是休克血压，人随时会昏倒，当时的我迅速爆瘦到七十多斤。

好不容易熬了八个月，终于等到了肖其昌被解放的一天，组织宣布：肖其昌记大过一次，调离花鼓剧队，被罚下放到三省交界的汝城沙田水电站。因为他走得急，心情也遭糕透顶，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含泪与他在火车站告别。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他被分配去做搅拌混凝土工作了。又过了几天，当我估计他应该安定下来时，我才打了个长途电话告诉他，领导要求我们分手。此后，我便没有了他任何消息，我自已也在调整心态，继续投入到下一段的工作和学习中去。

数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刘师傅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沙田水电站肖其昌的师傅，我马上安排在我同学家与他见面，刘师傅交了一封肖其昌写给我的信，信中内容让我不争气地泪水奔流。刘师傅说，肖其昌这几个月收不到我的信和电话，整天魂不守舍，在工作时差点掉进了混凝土中，庆幸他穿的棉衣被挂在了一棵树上，才免了一场大祸，听到这些近况，又勾起了我对他的同情和心疼。我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也请刘师傅转告肖其昌，我会想办法帮他调回长沙。

送别刘师傅后，我与肖其昌恢复了书信往来，我们剧队移植样板戏《沙家浜》缺少翻跟斗的武功演员，借此机会，我去找了花鼓剧队的队长李继宗，我以队里缺乏武功演员为由，请求领导把肖其昌调回来，可李回答：“我宁愿重新培养一个学员，都不会把肖其昌调回来，你晓得他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天哪！难道肖其昌的艺术生命就此终结了吗？我恨自己没能力帮到他，就只能在信中给予他安慰。不久，我发现我的信件不时被人偷走，因为我的信件都是用蓝色统一信封，而且还有编号；再说，单位领导似乎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让我心中升起了很多疑问。反复考虑，我果断地更换了收信地址。

我有个要好的同学住在五一路，收信地址就换到了她的家里。我隔三差五地到她家去取信，正好五一路有个邮局，打长途电话也方便，我们就这样偷偷地保持着联系。

有一次，好久没收到肖其昌的来信，正期待着，陈大姐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她家一趟，原来是陈大姐去了一趟沙田探亲，她带回了肖其昌给我的来信，我迫不及待的拆开信封，一张信纸包着另外一张信纸，外面的信纸一个字也没有，打开里面的信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一个＂心＂字。我傻了，左看看、右看看，地上看看，什么都没有，便问：“陈大姐还有吗？”，陈大姐哈哈大笑对我说：“他把整个心都交给你了，你还想要什么呢？”，我顿时明白了，心里充满了甜蜜。我的这个故事传到了我院剧作家陈芜先生耳朵里，被他编进了创作剧目 《牛多喜坐轿》的剧本当中。

有句老话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不久，我得到了长沙市正在筹建《长沙市文工团花鼓剧队》的消息，我马上找到了筹建中有实权的领导张新民先生（张也的爸爸，我一直叫他新民哥），我十分诚恳、迫切地请求新民哥帮忙把肖其昌调回长沙，新民哥当然深知肖其昌的业务能力，一口就答应了，但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市级要调省里的同志，只能商调而不能使用调令，如果省水电厅不肯放肖其昌的话，他也没办法。于是，我又去省水电厅找领导，要他们同意放肖其昌，接待我的是省水电厅叫曹组长的领导，我诚恳地再三请求并诉说了我们的实际情况与困难，曹组长终于松口答应：他会与其他领导商量是否放肖其昌。

图：肖其昌当年剧照

那年长沙的雪下得很大，我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在齐膝深的大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曹组长家，希望能听到省水电厅的决定。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我的内心忐忑不安，在期待与焦虑中等待着命运的裁决。终于我听到了开门声，曹组长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告诉我：经组织商量为了成全你们俩人，我们马上会下调令把肖其昌调回长沙！霎那间，我感动地泪如泉涌，新民哥、曹组长真是好人啊！后来曹组长的夫人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没过多久，肖其昌就接到了调令：快速回长沙到市文工团报到。上班的第一天，肖其昌就接受了《扳道新兵》的新戏排练，说来《扳道新兵》这戏，就像是专为刚从工地回长沙的肖其昌量身定做的，因为肖其昌有了工地干活的亲身体验，他塑造出的工人形象有血有肉，很是打动人心。后来在公演和调演中，他的表演得到了评委和观众的交口称赞（未完，敬请期待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