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怀念亲爱的父亲

亨哈家家

　　

2023年11月27日

2023年6月10日，我们兄妹四人以平均七十一岁的年龄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山西省汾西县冯村。望着历经百多年风雨仍然伫立的老窑洞，想着八十多年前父亲从封闭的山村坚定地走出来投奔革命队伍，看着身边从未谋面又血脉相连的亲人，真是感慨万千。父亲，我们回家了，把您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掛念带回来了。列祖列宗，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里是我们的根。

　　站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们更加怀念亲爱的父亲。

1921年1月8日，父亲出生在山西省汾西县的小山村冯村。父亲家中有祖母、父母、两个姐姐，还有在一起生活的三个叔父婶母及叔伯弟弟，共十几口人。家有窑六孔、房两间，山坡小亩地几十亩。全家祖辈务农，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好年景时，生活尚过得去，遇灾荒年，就要靠做其它活计才能维持。家中无人识字，为了改变命运，长辈给父亲取名任登仕，并送他去上学。虽然农忙季节要半耕半读，但他还是坚持读完了高小。只不过父亲没有走登仕之路，而是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的革命生涯是从牺盟会开始的。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逐步与阎锡山形成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这一年的9月18日，即“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抗日的思想在汾西县迅速传播。在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日思想的影响下，父亲加入了儿童团少年队。 1937年春，在地下党员李升堂、任仲林的介绍下，父亲宣誓加入了“牺盟会”，任区委青年委员。1938年，父亲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间，父亲还是村子的小学教员。他除了教学生读书识字，更热心于给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还经常向身边的青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8月，父亲由县牺盟会、晋西区党委介绍加入了八路军晋西支队（陈士渠支队）。他思想进步，有文化，作战勇敢，很快成为部队重点培养的对象。父亲先在晋西支队学兵队后合编为抗大总队二团学习。又先后调入115师教二旅、滨海军区临沭独立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一直战斗在山东抗日战场。这一时期，日寇采用拉网式扫荡、蚕食、清乡、遍挖封锁沟、建立据点等措施来对付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斗争非常残酷。父亲所在部队频繁地参加战斗并完成了中央交给的护送刘少奇同志通过封锁线的任务。

我们都见过父亲大腿上的贯通伤和肩胛骨上的伤疤，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听父亲讲，那是在抗战时期负的伤。父亲时任连队指导员，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右大腿，又被弹片击中了左肩胛骨。在战友们的全力救援下，他被转入战地医院救治，才保住了生命。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主要在华东局直属警卫部队工作。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掩护机关转入胶东与胶东突围等斗争中，始终担负着高级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并先后参加了胶东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战役等。

父亲荣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父亲荣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1957年，父亲奉命入朝到志愿军后勤四大站工作。1958年回国后，先后在原武汉军区军师团及军区后勤部工作。有几件事我们印象较深：一是朝鲜战争之后，我军对建设现代化后勤保障体系高度重视，父亲被选入原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深造。二是在国家困难时期，父亲所在部队创造的保障部队训练生活和在有关国防建设中优质高效完成任务的经验，被上级推而广之。三是父亲经常出差，多是下部队调研指导工作，也曾北至黑河中苏边境，南至友谊关中越边境执行有关任务。凡是父亲在机关时，下班总是和叔叔们一起步行回家，老远就能听见他们铿锵的步声和爽朗的笑声。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军区后勤部大院也受到了冲击。警卫连的部分干部战士挨了打。战士们群情激愤，有的抄起武器要冲出去。危急时刻，父亲赶去，挺身堵住警卫连大门，大声说，我是副参谋长，我命令你们不许出去！谁要出去就从我身上过去吧！终于防止了事态扩大化。后来父亲负责部队的“支左办公室”工作，面对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都要求“支左办”表态自己是革命组织，甚至对父亲采取“车轮战术”不让他休息，并把打倒父亲的大字报贴到黄埔路和上滑坡小路等地方。但是父亲始终耐心地说服群众，坚持大家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反对搞派性。在那个特殊时期，群众冲动，领导中也有矛盾。父亲讲原则、顾大局，始终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文革”后，一位资深老领导曾对大哥说，“文革”中，要是都像你父亲那样就好了。

父亲荣获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的

抗美援朝纪念章和朝鲜政府赠送的纪念章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根据战备需要，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江汉地区开展石油勘探大会战。为保证会战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江汉石油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1969年8月1日，江汉石油会战指挥部正式成立。时任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中将，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康世恩（后任石油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都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负责全国石油工业的领导工作。部队方面，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中将任总指挥长。原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张显杨少将（后任军区副司令员）任副总指挥长。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的父亲先后担任生产指挥组组长，副总指挥长兼生产指挥组组长，负责勘探和设备物资的调运及人员调配等等，工作繁重而紧张。

参加会战的石油干部、技术人员、石油工人、退伍战士等人员不断从各地赶来参加会战。到1970年时，参加会战的人员已达12万多人。当年会战条件非常艰苦，江汉平原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地面水网密布，道路泥泞。水里血吸虫肆虐，陆地上老鼠横行。吃的是糙米粗面，喝的是天降雨水，住的是草棚干打垒。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更是会战人员的日常。

为了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任务，身为会战领导的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完早饭就赶赴基层了解勘探和生产情况，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本就在战争年代，忍饥挨饿、艰苦转战的生活给父亲留下的胃病，此时加上工作劳累，饮食不规律，使他的胃疼经常发作，疼得大汗淋漓。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拳头紧紧地顶着腹部压迫止痛，稍微缓解一些后，马上又投身工作。他到基层检查工作回到指挥部干打垒宿舍时，经常是深更半夜了，饿了就吃点饼干垫垫。如果有夜宵，父亲一定会招呼秘书、司机一起吃。

江汉油田即将建设的炼油厂选址在荆门一个四面环山的大盆地处。当时，这里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的军马场。场长是一位老红军，他坚决不同意撤军马场建炼油厂。指挥部韩东山副司令和张显杨副司令请父亲去做做工作。父亲赶到军马场，在煤油灯下和老场长促膝交谈。老场长说：我实在舍不得这500多匹好马啊！父亲恳切地说：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以后的战争打的是钢铁、石油，我们一定要尽快把石油工业建设好！终于做通了老场长的工作，荆门炼油厂的建设顺利进行。

12万多人的队伍，几百个基层单位，生产方面需要协调的事情，解决的困难非常多。在江汉油田大会战的两年时间里，父亲经常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直至口吐鲜血病倒了。在武汉检查后，医生认为他的病情危重。为了更好地治疗他的病，在国务院和部队领导的安排下，父亲被接到北京301医院检查治疗。

余秋里伯伯给医生交待，铁人王进喜没有救过来，这次你们一定要把任副参谋长给救回来。为了打消医生的顾虑，父亲对医生说：“你们放心去治，治不好，是我自己的事情。治好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回油田去；用手挖，也要把油挖出来”。

301医院邀请了北京各大医院专家会诊 ，但在当年医疗检查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完全确诊病情和治疗方案。在医生犹豫是否进行剖腹探查手术时，父亲坚定地支持医生。手术由时任301医院外科主任陆维善主刀。当打开父亲腹腔时，大家都大吃一惊：晩期胃癌！肿瘤已广泛转移到肝脏、胰腺、大网膜、小网膜、肠系膜……。在场的人非常震惊，谁都难以想象要靠多么顽强的意志才能在这样严重的病情下坚持工作。

手术当天，余秋里伯伯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陆主任汇报情况后，只好决定不做任何手术，关闭腹腔。为了给父亲治病，余秋里伯伯派人为父亲请名中医治疗。只要中医提出的药，不论多么名贵、稀缺，都想办法找到。几乎每一天，余秋里伯伯都带着秘书去看望父亲。有一天，余秋里伯伯和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伯伯一起去看望了父亲。谷牧伯伯是在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后，执意要来看望父亲的。后来听妈妈讲才知道，谷牧伯伯是父亲在滨海军区的老领导。父亲在油田时，偶遇被“下放蹲点”的谷牧伯伯，立刻将他保护起来。不仅如此，看到有的人对原石油部领导和其它地方领导不够尊重、不够服从时，父亲总是出面制止，并大力支持地方领导们的工作。

在301住院期间，医院想给父亲补充些营养，多次问他想吃什么？父亲总是说，做碗面疙瘩汤就行。一顿吃不完的饭，他就让护士留到下顿热热再吃。晩期癌症的疼痛折磨着他，但他强忍巨大的痛苦，尽量不给医护人员添麻烦。大家无不深受感动。

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时光

　　

后来，父亲提出转回武汉治疗。他说，我不能在北京牵扯领导们的精力了。 1971年9月1日，余秋里伯伯安排为父亲包下了伊尔14飞机的头等舱，从北京转院去武汉军区总医院。1971年9月15日，父亲终因病情恶化在武汉逝世，时年50岁。他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为了江汉油田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2年，经过12万多会战大军的艰苦奋战，江汉平原建成了共和国中部第一个年产1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的油田和一座250万吨生产能力的荆门炼油厂。

后来，我们看到了妈妈亲笔记录的与父亲最后的对话。父亲说：“我不后悔没早点看病，在战争年代我从没怕死。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叫我干什么，我会尽力去干好什么。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他们没有看到新中国是什么样子。我这个从子弹缝里活下来的人，遗憾的是没能完成党交给我的江汉油田建设任务。”

父亲去世了，召开追悼会的大礼堂站满了人。送父亲去安葬的车队长长的望不到头。大家挽惜啊，舍不得他离去，都想送他最后一程。他的秘书、司机想念他，就到墓地去看望他，一坐几个小时。他的老警卫员在他的墓前老泪纵横，久跪不起。他的老部下经常到家里来看望母亲，回忆父亲的往事，述说对父亲的思念。有的叔叔直到90多岁高龄去世前，每年春节都来看望妈妈。父亲去世很多年后，部队也有很大的变化，可是还有年青军官说：“虽然我沒有在老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是在后勤大院听到的是对老首长的高度评价。革命老前辈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坚持干部调动，全家随迁。所以他在哪里工作，我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1957年，父亲奉命入朝到志愿军后勤四大站工作。那时全家住在上海，母亲顾虑孩子多年龄小，想不搬家了。但是父亲没有同意。后来，母亲怀抱最小的弟弟毅华随同父亲入朝。大哥新华被送到安东（今丹东）志願军小学，而其他三个孩子则由保姆陪同留在长春志愿军留守处。安东志愿军小学除了有敌机袭扰外，生活也非常艰苦。听妈妈讲，大哥被接回来时，脖子上围着破衬裤，脚指甲长得包住脚指头，冻得回到家里三天都说不出来话。

离开上海时的全家福

　　

父亲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利弊。

听妈妈讲，从朝鲜回国时，组织上曾就工作安排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回到上海的老部队，但他却说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后来，父亲调到武汉军区，我们全家也从上海市搬迁到长春市，再搬迁到河南省商丘市。经过多年的战斗生活，大家都想过好日子。我们全家却从繁华的大都市搬到偏僻落后的小地方。从我们记事起，只要父亲一调动，我们全家就带上几个木头箱子跟着父亲就出发。我们的学业也是跟随父亲东西南北辗转各地完成的。大哥新华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就转过9个学校。

参加江汉油田会战期间，部队老领导告诉父亲，要对他提拔重用，但是人要回机关。父亲诚恳地说，我完成任务后回来。后来国务院任命父亲为江汉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兼生产指挥组组长。韩东山伯伯以父亲的名义，却自己做东在北京饭店请客。这是老领导对父亲的认可和关爱，也体现了老一辈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人既是慈爱关心的，又是严格要求的。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有空时，会召开家庭晩会。大家各显其能，又唱又跳又搞笑，不亦乐乎。看老照片就知道，父亲也是个“文体范”，又会打篮球又会踩高跷。

举家搬到商丘后，那时商丘学校的卫生条件不好，我们的衣服上有虱子，头发上有虮子。父亲有空时会用篦子帮我们篦虮子，同时教育我们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文革”中，大哥新华已经参军。妈妈因急性脊髓炎双下肢瘫痪住进了医院。父亲被“造反派”围困，使我们早晩两端见不着他。房子外的水塘边，有人用手榴弹炸鱼，甚至有小偷半夜爬上我们家二楼割开了玻璃窗户。我们恐惧，给父亲打电话哭诉。父亲安慰我们，并鼓励我们要坚强。为了給母亲补充营养，凌晨，我们几姐弟冒着寒风冷雨摸黑到郊区杀猪铺买排骨，給母亲熬汤。父亲夸奖我们能干。父亲总是能及时给我们支持和鼓励。

1966年，初中毕业的大哥新华，一门心思想考大学，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父亲说“军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都要到部队去锻炼”。在父亲的要求下，大哥报名参军并入步校学习报务。即将毕业时，有的领导准备把他分配到驻武汉市的部队工作。父亲知道后，立即交待学校领导：“让我的儿子到野战部队去。”大哥至今还记得，当年在野战部队行军拉练时，双脚布满40多个水泡的情形。在上大学、提干部，调动工作等等方面，父亲从未给我们“铺路搭桥”。如果有谁想请父亲帮个忙，父亲会说，你们要服从组织安排。

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高度的组织观念，勇于担当的精神，不计名利的品格和关心他人的情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兄妹五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努力工作，并多次立功受奖。现今已有三人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们沒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父亲去世五十二年了，我们已经记不清去过父亲墓地多少次了。但是每次去不可或缺地一定会带上一盘炒鸡蛋。因为听妈妈讲过，父亲当年曾说：“什么时候让我吃够炒鸡蛋就好啊！”父亲，我们要告诉您，现在人人都可以吃上吃够炒鸡蛋了。

父亲重病之际曾对妈妈说：“以后你就是一只孤雁了。”父亲，我们要告诉您，在您走后的五十年中，我们陪伴着照顾着妈妈，带她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儿孙们的孝顺和进步使她尽享天伦之乐。在妈妈93岁时，去天堂和您团聚了。

父亲，我们还想告诉您，您和先辈们的奉献牺牲换来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们要把您的精神和品格一代一代传下去。

　　

谨以以上回忆寄托我们对父亲的怀念和哀思。

长子新华 次子卫华 三子毅华（已去世）

长女爱华 次女建华

生平：任登仕（1921年1月8日-1971年9月15日），山西省汾西县冯村人。1937年参加牺盟会（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被确认为红军），后转入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年代，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过胶东战役、潍县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全国解放后，历任团政委、师后勤部长、军后勤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参加了警卫安保、抗美援朝、国防施工。在江汉石油会战中，任副总指挥长兼生产指挥组组长，因积劳成疾，因公殉职。被国家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安葬于武汉九峰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