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亲爱的赛福鼎舅舅

美友10479596

阿布都吾甫尔·亚森哈吉​

赛福鼎·艾则孜是我的六舅，也就是我妈妈(孜维德汗)的六哥。转眼间舅舅去世已经3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岁月的流逝，每当想起他那和蔼的脸庞，他那亲切的话语，还有他那教导我时的情景，都使我更加思念我的舅舅一赛福鼎。如果他在世的话那么他应该有92岁了。现在，我给大家讲几件我经历的我们家与舅舅之间发生的重要事情。

　　△1940年7月，专程到伊宁探亲的赛老与夫人和部分亲戚留影。前排右起帕夏（外甥女）、孜维徳罕·艾则孜（妹妹）、艾吉尔（姑表侄女）、吾守尔罕（外甥女）、岱纳罕（姑表妹），后排右一艾尼瓦尔·艾则孜（侄子）左一阿吉喀日·买合苏提（姑表、二姐夫）。

在儿时，我就经常听爸爸妈妈或者亲属说我母亲的哥哥就是赛福鼎，却从未见过他。1958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不知为什么我父母很早就起了床，烤好了馕，母亲早早就开始做午饭了，当我正在帮母亲做饭时，突然从院门方向传来了停车的声音，接着就听到一个陌生男子叫着我母亲的名字，然后就看到母亲兴奋地边跑过去边喊道:“哥哥，来了!”说完就扑在那陌生男子的怀里哭了。那一刻，我知道了那位陌生男子就是我母亲的哥哥，我的舅舅——赛福鼎。这时我父亲从果园方向走来，把客人们请到了客厅，舅舅把聚集在院门外的邻居帕祖拉大叔、马木提大叔、玉素甫大叔、苏来曼大叔、阿吉买孜尼大叔等一起领进来。母亲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客人，摆上茶和馕还有点心。当大家坐下来互相寒暄片刻之后，马木提大叔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打开来拿出一块杂粮做的黑色的小馕给舅舅说:“这是我们农民现在吃的镶，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请尝尝吧。”

舅舅拿起小馕掰了一小块放在了嘴里说:“小麦、大麦是粮食，而宝石、玉石再好也不能吃。这个杂粮馕很好吃嘛。”

马木提大叔说:“先生，话是这么说，但是，这比不上白面做的馕啊!孩子们天天吃它可受不了。”

舅舅语重心长地说:“自治区的各项工作正在慢慢落实，农业发展已落实到了基层，这种现象也会慢慢改善的。”说完，又跟这些邻居交流了一些其他的话题。

那件事过后不久，粮店便开始给青少年和老人提供细粮了。

马木提大叔去世之前总是念叨着一句话:“多亏了我，你们才能吃上细粮，再加上赛福鼎是乐于接受别人意见的人……”后来我得知，那次舅舅来伊宁，深入到了许多老百姓家中，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等那些邻居走后，舅舅与父亲和母亲聊了很久很久，当时母亲得肝病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母亲却从未治疗过。按照舅舅的吩咐母亲终于在我家附近的医院进行了几个月的治疗，治疗的费用全由舅舅支付。

舅舅不仅爱我母亲还很关心她，他每次来伊宁时都会探望我母亲，总是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1960年秋天，因为母亲的病情恶化，舅舅就把我二弟艾则孜和母亲接到了乌鲁木齐治疗，并在舅舅家住了一年。

1968年9月，舅舅又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1969年8月我为了接母亲回家而去了一趟乌鲁木齐。当时阿不都许库尔哥哥(已故)和我刚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哥哥在伊宁县阿热吾斯塘公社接受再教育，而我则在伊宁市红旗(塔什库勒克)公社。即使舅舅工作再忙，他也会抽时间问我和哥哥的情况，并且嘱咐我们好好接受锻炼。

一天午饭后，舅舅对我说:“听说阿不都许库尔没下乡接受再教育就参加了工作，你知道他的情况吗?”我注意到舅舅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但不好意思去看那信封，我想这事情舅舅一定是从信里了解的。我如实地告诉了舅舅关于哥哥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哥哥去公社接受当地农民劳动的再教育，一次由公社组织的生产大队评比活动的评委们来了，由于没有翻译公社书记没能把他的意思传达给大家。随即就有人说这里有个人曾在北京上过学，书记听后立刻把哥哥找来，让哥哥翻译他的话，并当天就把哥哥带回公社去做翻译工作(其实哥哥学的是美术专业)，就这样由于工作需要放弃了学习了7年的专业，长年从事翻译工作。哥哥到公社从事翻译工作，那时和我哥哥一起接受再教育的一位知识青年知道我哥哥是赛福鼎的外甥，他对这样的安排不满，便写下了那封信。我介绍过情况后，不知道赛福鼎舅舅是否放心了。他说:“阿不都许库尔的工作还有待商量，不过就算做了翻译我也希望他不要放弃他所学的知识，不要放弃他的专业。”从这件事情中我认识到赛福鼎舅舅非常重视群众的看法，并能认真对待，我感到很钦佩，并对他的关照很感动。

当我和妈妈离开时舅舅嘱咐我说:“是党和人民让你们接受了教育，现在是你们回报的时候了。要好好工作，要靠自己活着，不要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要好好孝敬母亲……”就这样，他送走了我们。

“文化大革命”后赛福鼎舅舅也受到了冲击，在自治区开展的“批判赛福鼎”的活动中，我们伊宁市也召开了各类批判会。就在一次批判会上，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位老打字员站出来说:“我的儿子初中毕业后至今还在东风公社接受再教育，但我听说赛福鼎把妹妹的两个孩子保送到北京上学，并且都有了工作，他妹妹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被平等的对待?”说着就开始哭了。听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了当时舅舅说的“要靠自己活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站起来当场就说明了我和哥哥是赛福鼎的妹妹孜维德汗的儿子，我和哥哥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的，我哥哥是1967年毕业而我比他晚一年，我们的入学和参加工作与舅舅无关，我们是根据相关手续，根据我们的特长和专业安排的工作，我们是服从组织的统一分配，关于这些情况可以到我们两人的单位查明。

赛福鼎舅舅关心群众的工作态度真可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1977年秋，曾从伊宁市第四社区疏散到尼勒克县的巴达姆买买提大叔，到我家诉说了这样一件事:“最近，听说赛福鼎先生来尼勒克县视察工作，我就去了他下榻的宾馆，而工作人员阻止了我，我不甘心，于是就在外面大喊你舅舅的名字，赛福鼎先生听到以后就派工作人员出来接我进去。工作人员问我:‘你是赛主席的什么人?’我灵机一动说:‘我是赛福鼎的叔叔!’工作人员似信非信地嘱咐我说:‘赛主席身体不太好，你还是少谈点吧!’我被允许见赛福鼎先生。一见到他我就泣不成声了，赛福鼎亲切地问:‘你不是住在伊宁市吗?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我就把我自己所受的委屈和苦难一锅端了出来。赛福鼎先生立刻转过身向身边的州、县干部说:‘这位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你们务必要好好安排解决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从这以后县民政局每月给我发生活费，并把我的儿子安排在供销社工作，现在我生活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从那以后，巴达姆买买提大叔每次来伊宁就反复给我母亲述说这件事，并叮嘱我母亲下次见到舅舅时一定替他道谢。

1986年9月10日，我的三舅依拉力丁·艾则孜去世，赛福鼎舅舅和舅母及他们的女儿阿孜古丽一起来伊宁参加葬礼，当他没见到我母亲便问我:“孜维德汗怎么没来?”我回答道:“我母亲心脏不太好，所以三舅的死讯没敢告诉她，她没事，请您放心!”当天，舅舅和舅母就带着女儿看望我母亲了。兄妹俩拉着手促膝长谈了很久，为了留个纪念，我们在场的人就围着我母亲照了一张相，并把这张相片加印了几张，我们兄弟几个一直珍藏着。

　　△1986年9月11日，专程到伊宁市为三哥送葬的赛福鼎·艾则孜与夫人到妹妹孜维德汗家里看望她，右一夏米西卡玛尔·艾则孜（赛老外甥女）。

​ 谁知这次会面竟是这对兄妹最后一次见面了。1986年10月9日，我母亲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去世。我们自作聪明地没有将此事告诉舅舅，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1988年8月我到乌鲁木齐开会，这时也恰逢舅舅家来乌鲁木齐市。过几天就是古尔邦节了，我和朋友阿不都热依木还有正好出差来乌鲁木齐的弟弟阿不都力米提在古尔邦节第一天去延安宾馆看望舅舅。

我们去的时候赛福鼎舅舅与尧里达西·玉素甫和当时自治区文化厅的几位人员在交谈。等这些人告别离开后，舅舅问我:“孜维德汗还好吗?”还没等我开口，弟弟阿不都力米提接过话茬道:“我妈妈在您上次从伊宁走后不久于1986年10月9日过世了。”说着就哭了起来。只见舅舅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涌上他的眼眶，他转过身对我说:“孜维德汗是我唯一在世的妹妹，她去世，你为什么没有及时通知我，啊?”此时此刻，泪水已经从他深深的眼窝中涌了出来。我即刻感到自己已经犯了大错，并担心起了舅舅的身体，害怕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我们要告辞时，舅舅说:“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来一起宰头羊吧!中午饭一起吃好了。”说着他把我们领到院子里，由他亲自来宰，而我们兄弟俩帮忙打杂，吃完饭后我们一起离开了。

1989年我调到自治区统计局工作，携家来到了乌鲁木齐，也有了一年去一两次北京的机会，当然也有了能见到赛福鼎舅舅的机会，每次去舅舅家时，舅母阿依木总会先出来迎接我，然后把我带到舅舅那里，舅舅见到我时也非常高兴，总要和我谈一些亲戚们的情况。为了减少我在出差时饮食上的困难，舅舅经常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吃饭。

1990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粮食及农业统计中心举办的农业技术骨干培训班，在学习期间，我没有忘记时常去看望舅舅和舅母。11月初的一天，舅舅问我:“我们家的亲戚在伊宁的多，还是在阿图什或者是乌鲁木齐的多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应该是乌鲁木齐的亲戚多吧!”舅舅笑着说:“不，是在伊宁的亲戚多。父亲、母亲、三哥、二姐、二弟、三弟还有你妈妈及他们的子孙，还有旁系亲戚都在伊宁，说明还是伊宁的多啊!”说着擦去眼角的泪水。我随即对我轻率的回答后悔不已，并感受到了舅舅依然在怀念逝去的亲人。那年12月31日，舅舅派工作人员赛买提去叫我，当我和赛买提到舅舅家时，只见赛福鼎舅舅一个人，他对我说:“你来得好，我们来一起迎接新年吧!”当时舅母和阿孜古丽不在家中。我们仨畅谈正酣，舅舅突然问起:“塔来提最近怎么样，他在做什么工作，有几个孩子?”(塔来提是我小舅舅的儿子，和我同岁)如果不回答我是会挨批评的，如果回答我又担心舅舅伤心，就在进退维谷时，舅舅问我:“怎么，有什么事吗?”我终于开口说:“塔来提于1982年因肝硬化又没钱接受治疗，在他33岁时去世了，他留下了两个儿子，大的叫若米依丁，小的叫如比丁。赛福鼎舅舅听后十分伤心，对我说:“我的三个姐妹二姐努斯来提汗、三姐孜瓦尼汗、妹妹孜维德汗去世的时候都没有通知我，别说参加葬礼了，我连她们的祭奠仪式也没有参加成，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羞愧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赛福鼎舅舅独自思忖了一会儿，给我详细讲述了关于他父母及大哥穆依丁和其他兄弟姐妹的一些事，尤其是被盛世才打入地牢并残忍杀害的哥哥乃吉木丁、阿布里孜，弟弟里瓦依丁，堂哥尼扎米丁、买买提力，以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如何遭受残酷折磨的哥哥依拉力丁和阿布拉哈克等事实。虽然我以前听母亲说起过这些长辈的名字和一些事迹，但没有想到他们是如此残忍地被杀害的。

正当我们谈得起劲儿时，全国政协副主席司马义·艾买提来访，我们边吃饭边相互祝贺了新年后，我为了不妨碍他们便告辞回去了。

1995年当我去看望舅舅时，家里只有阿孜古丽和卡斯木大叔(舅母的小弟)在，舅舅和舅母在医院，我随即有点担心。阿孜古丽便说:“你不要担心，我爸爸正在医院检查身体，我带你去吧!”午饭后，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医院，舅舅见到我非常高兴，紧紧拥抱了我。之后，与我们一块去的秘书开始汇报他在新疆的工作，是有关苏图克·布格拉汗的陵墓的事。赛福鼎舅舅打断他的话问我:“你知道苏图克·布格拉汗是谁吗?”我说:“我是读了您的《苏图克·布格拉汗》那本书后知道的。”舅舅又问:“阿图什的苏丹陵墓是哪个苏丹的陵墓?”我回答道:“在您的书中说那是苏图克·布格拉汗的。”舅舅紧追不舍:“苏丶丹的陵墓是哪些人修的?”我说我不知道。舅舅告诉我:“1910年时我父亲曾出资修过一次，第二次维修到一半时，恰逢我父亲去伊宁，所以只维修了一半。这次我们正在重新维修，这是这个陵墓的第六次重建。”他看了我一眼说:“不知道自己祖先历史的人，凭什么来评价别的民族的历史呢?”这是赛福鼎舅舅给我印象很深的批评和教育。

1996年8月，当赛福鼎舅舅一家来乌鲁木齐的时候，我和夫人阿米娜前去看望。当时他们家里已来了许多亲戚，当我们进去时舅舅走过来握紧我的双手，并把阿依木舅母叫了出来，阿依木舅母从房间出来，舅舅便指着我对她说:“这是谁啊?”阿依木舅母张口就说:“他不是阿布都吾甫尔嘛!”舅舅又说:“你再想一想，这是谁啊?”舅母想了想说:“是你妹妹孜维德汗的儿子!”舅舅耐心地说:“你还是没猜对!”“那就是你的亲戚吧!”结果还是不对，赛福鼎舅舅又问了一次，阿依木舅母想了想说:“他是你的儿子。”舅舅开心地说:“对!阿布都吾甫尔就是我的儿子!”舅舅拉着我的手，让我在他的旁边入座。的确，舅舅把我和与我同辈的兄弟姐妹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从来没有把他喜欢的程度如此地在众亲戚面前体现出来，看到赛福鼎舅舅如此地喜欢我，我对自己没能在他身边孝敬他而感到惭愧和自责。谁知这次见面竟是我与舅舅在他有生之年最后的见面和交谈。

2003年11月24日凌晨，从电话里传来我亲爱的赛福鼎舅舅与世长辞的噩耗。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不禁失声痛哭。那天，赛福鼎舅舅的所有亲戚集中在乌鲁木齐的寓所，来为葬礼做准备。

11月26日肉孜节的第一天，阿依木舅母、阿孜古丽表妹和同去北京的亲戚们一道从北京护送赛福鼎舅舅的灵柩到乌鲁木齐。

11月27日，当众人抬着赛福鼎舅舅的灵柩从乌鲁木齐的寓所出来时，我想到他为了人民的解放17岁就拿起了武器，参加农民武装暴动，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想起他一生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受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我禁不住失声痛哭，喊着:“舅舅啊，舅舅，你走好啊!”我就这样边哭，边走着。舅舅的安葬仪式在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举行，遗体下葬到为他提前准备的陵墓里。

△​于2003年11月27日，赛福鼎·艾则孜乌鲁木齐驻地当天来送葬的亲朋好友抬着赛老灵柩出殡的图片之一。前排左起帕尔哈提·艾则孜（赛老侄儿）、艾则孜·亚森哈吉（赛老外甥）、阿布都吾甫尔·亚森哈吉（本文作者）、阿布力米提·亚森哈吉（赛老外甥）。

我在这篇回忆中，没有做过多的修饰，如实地写出了我所亲历的关于舅舅的一些事，其他事情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写出来。

亲爱的、善良的、热心的、我尊敬的赛福鼎舅舅安息吧!

2006 年10月24日，于乌鲁木齐

「作者系赛福鼎同志的外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退休干部」

（原载《纪念赛福鼎同志文集》2015年2月第一版，民族出版社）

纪念赛福鼎先生逝世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