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行野陌 四处溢书香——我做图书发行员

持心如水

部分图片取自网络 致敬作者

（我特别喜欢胸前的店徽，“新华书店”四个大字是毛主席于1939年题写的）

1972年4月20日，我结束了知青生活，到开原县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报到，翟立兴老师接待了我。我被分配到了新华书店，做农村发行员，每个月工资19元，一年后是24元。

最令人高兴的是给我配备了一辆崭新的白山牌加重自行车。那感觉，绝对能赶上今天开公车。农村发行组共5 个人，有复员兵，有回城的知青。全县23个公社分为五片，每人各管一片。我负责东北片：老城、镇郊、城东、威远、莲花。最远的莲花公社距县城一百多里。老主任蔡维范带着我们骑车走了一圈，与各供销社进行了接洽，我们就开始独立工作了。

书店的业务有五个环节：进、销、调、存、管。各环节通畅，库存就不会太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好多书被封存在仓库里，堆积如山。领导提出了“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的工作目标。回城知青的工作热情自不必说，我决心当好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带着书下乡，不只是卖，还要了解情况，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书，回来找负责进书和管仓库的老同志联系，找到读者指名所要的书。如果没有，我会把同类的书带给他，一般情况对方都能接受。仅半年时间，我把五个公社的每个村子，每个青年点、每个中小学校都走到了，有时候一本书也卖不出去，有时候不够卖，还要预订不少。

农村发行员工作挺累的，两三包书约一百多斤，要跑百十里路，赶上刮风下雨就更难了。有一次，我带了两包书去莲花公社，走到南城子，平时一条水深及小腿的河，猛然涨到了齐腰深。我脱下毛裤，尽力将上衣挽高些，来回三趟才将书和自行车举过了河，但衣服却湿了。这时天色已晚，离莲花还有四十多里，不可能穿着湿衣服赶路。我来到南城子水库大坝下面的村子，敲开了代销点的门。值班的营业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安排了晚饭，又生火帮我烤干了衣服。

各供销社图书专柜的营业员对我们工作的配合意识有天壤之别，对我工作支持最大的是莲花供销社的王静。她是沈阳下乡青年，我每次到那里，她都热情安排食宿，有时候头疼脑热，她会端水送药地忙个不停。多年后，我与她在沈阳炊具中心意外相逢。她在这里做营业员，送给我一把不锈钢菜刀，到现在还在使用。

农村发行组组长叫潘明武，比我大几岁，家是下肥地村的。他是我们的核心，大伙有家不回，都在集体宿舍凑热闹。晚上不管弄点什么菜，都要喝点洒。有时故意挑起事端，和斜对面的邮电局集体宿舍的女生打嘴仗。老潘结婚后，我们一帮小子也不知好歹，一天到晚长在他家，直到有了小侄儿，他家里才得以清静。后来，他在书店经理的岗位上退休。

那时，书店没有经济指标，但也有业绩考核。我推销出去的库存书最多，被评为当年的先进工作者。

（新华书店全体职工合影，后排中间是潘明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禁多年的优秀出版物纷纷得以再版。我们近水楼台，我的工资都还给了书店也不够。中国四大名著和《聊斋》、《说岳全传》、《李自成》，还有外国名著如《战争与和平》、《一千零一夜》、《基都山伯爵》等等，都是那时候买的。两卷本《三国演义》才2.30元，四卷本《红楼梦》才3.45元。各种自学丛书也十分抢手，买书也得找熟人。我的同学们对此缺少兴致，我倒是少了许多麻烦。

1973年夏的一天，书店领导通知我到县委参加培训。没想到，从此我便结束了农村发行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