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蔬菜残毒记事

皇粒

我这个故事，

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那是我调到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年，上级给我分配业务研究方向，让我联系和研究“文教口”。

那天，计划处关处长来研究室找我商量工作。关处长管理着全国聘请外籍教师的计划指标，也资助其中的重点项目，这位大姐是个大忙人。

关处长着急商量的，是北京一所农业大学的报告，内含一份关于测试控制蔬菜农药残毒的材料和建议，主要由美籍华裔专家梁同庭教授提出。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蔬菜残毒。我和关处长决定，去农业大学拜访梁教授，当面请教有关问题，聆听专家的想法和建议。

蔬菜残毒问题，在一般人看来，洗干净就解决了。可在梁教授那里，农药残毒可以污染土地，可以渗入瓜果蔬菜等农产品内部，还可诱发多种疾病甚至致人畜中毒死亡。梁教授说到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国际通行的农产品农药残毒检测标准，并详细介绍了他主张推广的家蝇生物检测技术。

我们参观了梁教授的实验室。桌面上摆着几架测试仪器；靠墙的一排细纱网柜，里面布满实验家蝇和各种蔬菜样本。梁教授就在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实验成果。

他的实验，是让学生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行进，途中遇到农贸集市，随机采购瓜果蔬菜样本，然后带回实验室，利用家蝇生物检测技术，逐一测出每份样品的农药残毒含量。然后按照国际通行的农药残毒标准进行比对。最终结果，是每一份样本的残毒含量，都超过了国际标准，个别样品甚至超标数倍。

梁教授拿出他收集的报刊资料，都是各地关于食物中毒和癌症频发的报道。梁教授认为，农产品残毒超标，是产生这些问题的主因。及时建立国家对农药残毒的监测管理体制，是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

梁教授的资料和实验数据，给我和关处长以强烈震撼。

我们在反复调研核实之后，共同向我们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建议将梁教授关于农药残毒问题的研究和想法写成专题报告，向国务院领导反映。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我执笔起草的专题报告也顺利地通过了领导的审核签发。

很快，国务院领导的批复下来了。指示有关部门研究控制农药残毒问题，并指示北京市先行试点，摸索经验。

北京市领导立即指示北京市蔬菜生产办公室，落实无残毒蔬菜生产的试点工作。

至此，此项工作一路顺风。我和关处长都觉得这件事办成了。

谁曾想，这事一落到北京的现实，就带出了一系列问题。

记得我们与北京市蔬菜办公室的首次会面，是在北京市郊的一个农场。

有人引导参观，同时介绍北京市蔬菜生产的情况。一位处长和技术员陪同我们考察了蔬菜生产的整个流程。

我们接连往农场、菜田里跑了几趟，摸清了北京市蔬菜生产的基本状况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蔬菜生产行业明白蔬菜残毒是怎么回事，但蔬菜生产的现实是不打农药就无法除掉病虫害。我们必须有替换的新方法，才有可能解决蔬菜残毒问题。

其次，北京蔬菜生产供给的态势，是供不应求。政府正全力保障市民有菜吃。我们想做的，应是“有菜吃”之后的工作。

再次，建立蔬菜残毒检测监测制度，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多部门协调合作。要建章立制，要培训技术骨干，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后，北京市还是克服困难，坚决落实领导批示，指定一家农场，抽出部分菜地，展开了无残毒蔬菜生产的试点工作。最终成功生产出了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蔬菜。

不过，由于这种绿色蔬菜的生产成本，比一般蔬菜高出数倍，因此无法被普通蔬菜市场接纳。

后来，北京市将这种无残毒蔬菜，制作成小包装精品，统一贴上有机蔬菜标识，送往五星级宾馆和常驻外国人较多的使馆区销售，算是为这些试点成果，找到了销路。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有机蔬菜遍布普通超市，但它仍然不是普通百姓的菜。

好在我们的蔬菜残毒监控体制，已在建设完善的长征中——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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