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梦（四）

木瓜

1987年年底，无锡市来了一位新的市长王宏民，我听说他是北京钢铁学院1964届的毕业生，在基层做过多年的技术工作，与我有不少相似的经历，而且我听到他在无锡当市长后受到许多好评，说他思想开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做事大刀阔斧，很多人都对他的印象不错 ，于是我又开始萌发请王市长帮助调动的想法。我结婚已经10多年，女儿都已经10岁了，无锡那群所谓泰兴帮的市领导一直顽固地拒绝我调回无锡解决夫妻分居的合理要求，M书记还公开说“如果让周××回来，把无锡搞乱了怎么办”？我对无锡官场上的这股保守势力实在不能继续忍受，同时也是作为我个人对文革这场灾难的彻底否定。

1989年年初的寒假，我在家里考虑再三，决定给王市长写封信，把我这么多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请他作个裁决，我也不回避自己文革期间因受骗上当比较深的卷入了无锡地区的运动，反思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希望王市长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当年青年学生所犯的错误，帮助我解决多年夫妻分居的困难。当时我家住南市桥巷，就在市政府后面，我把信直接送到市政府的门卫，但是我也对王市长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或者肯不肯帮助我，并不特别抱希望，因为我见过的官气十足冷漠无情的干部太多太多了，我在调动中碰的壁也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想再试一次吧。

过了没几天，无锡市人事局通知我去一趟，我不知怎么回事，心里感到忐忑不安，到了那里，有一位原来就认识多年的副局长亲自接待了我，告诉我，王宏民市长接到了我的信，亲笔批示同意我调回无锡，并请市人事局酌处。我一下子感到仿佛在做梦，同时又激动得说不话来，绝对没想到我努力了十多年的困难，竟然一下子就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王市长的仗义相助。

市人事局要求我首先要征得安徽校方的同意放人，才能由无锡出具调动函，我当然一口答应。寒假结束后我回到学校，立即通过系领导向学校提出调回无锡的申请。学校经研究后答复我，由于本学期我的课程表已排好，找不到其他老师替代，希望我能上完这学期的课，暑假后再调回无锡。我考虑学校多年来确实对我不错，现在学校有困难，无非再推迟半年回去，我也答应了。

到暑假我回到无锡，再与人事局联系，告诉他们我学校已同意放人，请人事局可以发商调函。不料无锡市人事局告诉我，他们曾私下与无锡几个和我专业对口的单位联系，询问能否接收我，结果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市人事局也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要执行王市长的批示，另一方面又不能去硬压下面的单位接收我，于是他们想出一个折衷的主意，要求我自己在无锡找一个同意接收我的单位，然后再由人事局来发函落实。

我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虽然我知道当时无锡许多单位的领导对我的偏见很深，整个无锡官场上的派性依然严重，但我觉得自己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都在无锡，几千家的工矿企业还能找不到一家接收我吗？

我在安徽的学校教师宿舍里（1988年）

于是我信心十足地答应了人事局，我想利用暑假的几十天休息里来找到一家我满意的单位。回家后我立即开始行动，第一家找的是新成立不久的芦村污水处理厂 ，一则专业对口，二则当时污水处理厂的 G厂长是认识已久的好朋友，与我同届的同济大学毕业生。我找了他，果然他一口欢迎，因为厂里正好是创业阶段，非常缺专业技术人员，他当着我的面立即给他们的主管局公用事业管理局的人事科科长打电话，把我的专业一讲，那位科长是刚转业回无锡的军队干部，并不了解无锡的历史情况，于是告诉我带着请调报告和芦村污水处理厂同意接受的公函去他办公室，他看了我的材料后非常满意，告诉我过几天就递交局长办公会议讨论，他认为一切都没问题，就是走个程序而已，估计半个月之内我就能到芦村污水处理厂上班了。

我给他的信心感染，觉得运气不错，出师顺利，第一个联系单位就能解决了。等了几天，我看看已经过了公用事业局局长办公会议的时间，仍然没有消息，实在等不及了，我再主动找到局人事科，一看科长的脸色，我就知道事情凉了。果然这位科长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们的局长办公会议拒绝了我的调入，我看他似乎很对不起我的样子，反而安慰他，没有关系，我再来问问其他单位。我知道他也已经清楚我在无锡官场里的不利印象了。

第一个碰了壁，虽然失望，但仍没有灰心，毕竟无锡还有好几千家单位没有去试过呢。我第二个寻找的是位于十八湾的电影胶片厂，想当年电影胶片厂在无锡也是家响当当的国营大厂，生产的也是市场上紧俏的胶片，销量高，经济效益好。我听说该厂由于地处太湖边，环保要求严格，所以正根据上级要求，在建造污水处理站，而且缺技术人员。加上该厂的一把手W书记又是与我认识的好朋友，于是我又满怀信心地坐他们的接送大巴去了厂里。果然不出所料，W书记非常高兴，厂领导正在到处物色污水处理站的技术人员，我送上门去，又是持有该专业毕业证书的正规本科生，W书记一口同意，马上叫来厂里管人事的干部，吩咐立即给我去办理调入手续。我当然一边高兴，感谢W书记的帮助，一边心里也隐隐担心电影胶片厂的上级主管局市化工局不知会不会作梗。果然担心什么就来什么，过了一星期，厂里的人事干部告诉了我，因为化工局的领导不同意我调进，所以只能表示抱歉。

连续两次联系失败，加上三年前在江南大学求职的失利，让我的自信减退一半。我突然想起，尽管无锡的单位有几千家，听上去很多，够我跑上几年去联系，希望似乎无限大，但是这些单位都有主管局，无锡共有13个工业局，管理这几千家基层工厂，所以实际上我面临的困难就仅仅是这13个工业局，只要这13家主管局拒绝我，那我在下面跑再多的单位也是白跑。

折腾这两家单位已经耗费了我半个多月的时间，暑假还剩下一个月多点，我开始了一次疯狂地努力。当年的企业效益好，有奖金，是每个调动的人优先考虑的，而机关学校都属于所谓的清水衙门，不被人看好。我也不例外，眼睛里只盯住了无锡的工厂，我采取了普遍撒网的办法，天天在外面寻找一切与自己的专业有关或勉强搭界的单位，递上自己的简历，请求领导的同意。那段时间，我象一个乞丐一样，到处磕头求一口饭，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的卑贱，手里拿着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却得不到那些手掌实权的干部的青睐，这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生最吃香的年代，然而我却沦落到无人理睬的地步，我是真正感受到无锡官场上从上到下那股官僚势力的厉害。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里，我共找了二十多家企业，有大企业，如钢铁厂、机床厂，也有小企业，如建筑构件厂、探矿机械厂等等，甚至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厂，毫无例外，我都被遭到了拒绝，有的是在厂里就表示不接受，有的是厂里同意了，送到局里给否决了，最终我还是落得一场空。

其中我还戏剧性地到无锡第二人民医院去尝试过调动事，二院的眼科主任、无锡著名的眼科专家赵振业的侄子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因为听说我的调动在无锡到处碰壁后，这位同学对赵振业医生聊起这事，没想到赵主任非常有心，希望见见我，同学告诉我后，我不知道赵主任找我何事，于是就到二院眼科见了他，他开门见山就问我，愿不愿意到二院的资料室工作？我虽然感到有点突然和不可思议，我是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和医院的工作完全不搭界。但我正是连遭碰壁有点走投无路之际，就象溺水的人碰到飘来一块木板一样，我马上就答应了赵主任，他告诉我，医院资料室目前缺少一位懂外语的工作人员，非常不适应国际上大量外文资料期刊的涌入，二院的领导委托他物色一位资料员。我一听就头大了，这可是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干的事，同时还要求有医学专业的知识，我是风马牛不相干。正在我思索如何回答赵主任时，他以为我已经答应，马上就随手拿出一份英文资料，让我帮着翻译一下。到这地步我倒不好意思拂了他的热心，也知道他是在考验一下我的英文翻译能力，我就接下了，答应过几天给他。

我在高中时的第一外语是俄语，进大学后的前两年仍是上的俄语提高课，直到大三才开始学第二外语英语，然而一年后就爆发了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幸亏清华对学生的外语教育有独到之处，上了没几节课就发下整本的英文原版资料，我的专业是核反应堆的放射性废水处理，发给我们的就是美国有关核专业期刊上的论文，老师要求我们用英汉辞典翻译成中文，这样做有两大好处，一是通过这种高强度的方式练习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二是顺便学习别的国家先进的的原子能专业知识，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原子能技术正处于起步阶段，只能学习吸收人家的经验，所以直接读人家原版的文献资料是一条捷径。

有了当年学校对外语的一年强化教学，我对利用辞典翻译英文资料还是不怕的，于是我用了几天时间就把赵振业主任交办的这篇英文医学资料翻好了，并到医院里交给了他，他翻了翻挺高兴的，答应向院领导推荐。当然这事也不了了之，赵主任后来托他侄子转告我，医院领导不同意我到二院资料室工作。赵主任表示了歉意。我倒是对这事并不特别感到失望，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底细，并没有在医院资料室工作的能力，真的进去了，有可能也会让别人失望的。

暑假快过去了，我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几十家企业白跑了一圈，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只觉得我象是唐吉柯德一样，在无力地挑战大风车，也仿佛是面对一堵坚实的铁墙，找不到进去的门。无奈之下，我只能垂头丧气地去市人事局报告，我找不到同意接收我的单位，承认了无锡中层一级的主管局的领导都经过互相通气统一阻拦我进入无锡的事实。那位人事局的副局长看到我的失落，大概在幸灾乐祸之际也产生了一丝恻隐之心，他给出了一个主意，让我不要光盯着工厂企业，可以考虑一下机关部门。那个年代还确实没几个人青睐政府机关，嘲讽那是没出息的清水衙门，这是最后一个选项，万不得已才去的。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答应再去试试政府部门吧。

我考虑根据自己的专业，最贴近的还是市环保局，于是通过一些朋友介绍，我找到了与市环保局同一个大院内的下属事业单位，市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大毕业的，马上对我的申请一口答应，让我回家等几天，由他们去办手续。没几天我就得到消息我的申请被无锡市环保局的一把手X局长否决了，事后有人还告诉我X局长在局领导班子会议上说，“红卫兵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这两种人，他都不要！我听了也只能笑笑，与这类思想僵化的老干部无理可说（几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被新的市环保局领导借调到局机关工作了一年多，后来我退休后又被后任的市环保局领导聘用了5年，在局里多次见到这位前任的X局长，他退休后在局里挂了个什么协会的领导的职务，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大家都无话可说，双方心知肚明，他已经无能为力阻止我到市环保局工作了。这是后话了）。

市里的环保局进不去，我就退一步找区里的环保局吧，首先选择的是市中心的崇安区，区里没有单独的环保局，只是建设环保局中的一个科室。我通过朋友介绍与崇安区建设环保局的J局长见面，我向J局长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也知道1989年离1966年的文革并不遥远，目前在无锡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都经历过文革，不会不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明自己的身份，要不要由他们决定。

我没想到J局长在那个年代里也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参加的是我支持的这一方，于是一见面他就很高兴说认识我，说了好多当年的经历，其实我已经对自己受骗上当的历史反思非常深刻，对那时的所作所为不感兴趣了，可是我也不忍给他的回忆泼冷水，我最关心的是他能不能接受我，因为要是崇安区解决不了，我得赶紧去询问其他区的环保局，毕竟离暑假结束没几天了。

当我趁他滔滔不绝的回忆停顿的间歇时，很诚恳地问他，局里需要不需要我这样的人？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局里正好缺我这样的专业人才，而且环保办公室目前还空余2个编制。我一听确实很高兴，感到有希望了。但是因为在一个多月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到处碰壁，已经非常灰心，所以也就半信半疑地问他，什么时候能有回音？他让我后天再到局里来听答复。

过了两天我怀着忐忑之心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笑着告诉我，Y区长已经同意接受我来崇安区工作，让我去告诉市人事局正式发商调函吧。我一下子懵住了，这是继听到王宏民市长同意我调回无锡的批示后，再一次感到的巨大惊喜。事后我知道，Y区长年轻有为，30多岁就担任了崇安区的区长，这些年轻干部思想开明，没有派性的包袱，上任后希望尽快改变本区的面貌，所以普遍产生对人才的强烈渴求。

我立即赶到市人事局，告诉崇安区同意接收我，请他们尽快帮我给我安徽的学校发函，然后我又马上回校等待。以后的事情就办得比较顺利了，无锡的商调函一到，我就催着学校领导批准，由于都是以前答应过的事，这学期开始已经没有再安排我有教学任务，校系两级领导分别签字，我办妥离校手续，结清校内的财务账目，交还宿舍和公家的物品，告别了十年共事的老师们，回到无锡，这已经是9月中旬了。

我在市人事局得知，他们已经给崇安区发了公函，让我去区里办手续，市人事局的领导已经和我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也头疼了十几年，如今看到我终于能回了无锡，他们也松了一口气。我满怀兴奋地来到县前街崇安区政府内的区人事局，没想到又在这里遭到个别人的刁难，被耽搁了十天之久。

崇安区人事局当时有一位D副局长主事，我最初以为，一切都已谈妥，到他那儿只需要取个调令就去建设环保局报到，结果D副局长告诉我，此事还要商量一下，让我回去等候消息。我一开始没有觉得里面有什么问题，认为这可能是区政府内部正常的程序，于是我就等了，过两天去见D副局长，他还是让我回去等，再过两天去见他，依然说是要等。我这才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了，于是我就去找建设局的J局长，告诉了他我的调令被卡在区人事局D副局长手里的事，不知什么原因。J局长一听就发牢骚地说，这D某某啊！文革时候的派性头头，到现在还这样！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他在刁难我还是派性作怪。J局长也没办法，区里人事局的权力掌握在D的手里，关照我只能再去和他谈谈。

我回家后和家人们说起这烦恼事，家里一致认为现在办事都要靠送礼，这种人事干部平时都拿惯好处的，现在看你空着双手去见他，当然他要不高兴了。于是劝我给他送礼去，我平时最不愿意做这种低声下气乞求讨好领导的事，实在是贬低自己的人格。可经不住家人的软硬劝说，也不想在这调动的最后关头出岔子，只能抱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心态，答应给他送礼去。

特地去选择买了一份厚礼，花了那时月工资的两倍，考虑送到他办公室去影响不好，于是我托朋友打听到了他家里的地址，趁着天黑，跑到他家，敲开他家的房门，他一看见是我，十分惊讶，我把礼物递给他，老着脸皮请他帮助。他接过礼物点点头，就示意我可以离开了，我强忍耻辱走了。

礼物他亲手收下了，家人都欣慰地说，只要他肯收那就说明他答应帮忙了。我等啊等，又是三天过去了，我硬着头皮再去D副局长的办公室询问，他依然板着脸告诉我再等等。

我回家后觉得受此奇耻大辱，忍无可忍，我决心不能再受这群基层的派性头头的冤枉气了。我马上提笔第二次给王宏民市长写了封信，首先衷心感谢他的帮助，然后反映了我在无锡寻找接受单位的遭遇，直到已经落实在崇安区，但又因区人事局不知什么原因，卡了我十天以上，现在我既失去了安徽的大学教师身份，又进不去崇安区，落不下无锡户口，成了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黑人”，我请求王市长主持公道，帮我能解决燃眉之急。我在信里没有提起我给D局长送礼之事，甚至连D的名字都没提，因为我不想丢自己的脸。

过后才听区里的朋友私下告诉我，王市长接到我的信后，很是生气，可能是他对无锡官场里的根深蒂固的派性作祟早已了解深恶痛绝，也可能是他觉得他的批示得不到落实而不满，于是他把我的信立即批给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洪锦圻，请他具体办理，责成崇安区立即安排我的工作。洪副市长就叫来市政府的秘书长范燕青，吩咐他马上去崇安区，对Y区长传达王市长的批示，亲自督办解决我的工作安排。

可怜的Y区长并不认识我，也不会具体过问到一个普通人的调动事，更不知道被他手下的区人事局D副局长在背后玩耍了不可告人的勾当，一见市政府的范秘书长亲自登门，又听到王市长和洪副市长的批示，才大吃一惊，觉得在市领导面前丢脸太大，他知道自己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生怕给市领导造成对他官僚作风的误会，更是火冒三丈，当着范秘书长的面，把D副局长叫到面前，臭骂了一顿，责令他立即下达调令，让周国彦去建设环保局报到，而且严厉警告他，今天不办好这事，就撤了他的职。

D副局长一见这架势，才知道自己闯下泼天大祸了，当着Y区长的面唯唯诺诺赶紧答应，回到办公室立即签发了我的调令，我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去区人事局取调令时，这位D副局长依然不死心，板着脸教训我到崇安区来必须要“老老实实”工作，言语中带着威胁，算是他最后的报复吧。“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也算是告别了无锡官场上十几年来千方百计阻扰我调回来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1963年离开无锡去上大学，直到1989年才回到无锡，在外面漂流了26年。如果从开始办理申请调动的1973年算起，也花了足足16年的时间，其中碰到了数不清的关卡和无数刁难蛮横无理的小人，其实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但是他们就是仗着权力刁难我，无非就是我文革初期那几个月在无锡大串联惹的祸，当年的学生年轻幼稚，真以为自己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上面一声号令，清华的成千上万名学生就撒向全国各地，学习老前辈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宣传最高指示，捍卫革命路线，其实哪知道自己在受骗上当，那些当权者或者靠派性上位的干部，不去反思文革带来的全民族的灾难的根源，却把愤怒发泄在青年学生身上，依仗权力竭力报复，本末倒置，欺软怕硬。不可理喻。

就这样，我在一位市长和两位未来的市委书记（洪锦圻后来担任了无锡市委书记，范燕青后来任常州市委书记）的帮助下，终于排除万难回到家乡。而且更是离奇的是，历史是如此的诡异，想回无锡时我挖空心思选择了二十多家企业，毫无例外地把我拒之门外，逼得我走投无路之下到所谓的清水衙门政府机关里窝窝囊囊栖身。然而没过几年，中国又迎来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国企改革，企业改制，工人下岗，原来人人向往的工矿企业开始走下坡，而遭大家冷遇的机关事业单位则成了香饽饽。世事变幻莫测，我们身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也无可奈何只能随波逐流。

我成了崇安区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按照国家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我们有权对辖区内的一切单位的环保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任何单位不得阻拦。有一次我来到位于上马墩的“无锡电镀厂”检查他们的废水处理设施，顺便和他们的J厂长聊了一会。其实这家100多人的小厂我89年就来过，也是我渴望想调进的一家企业，我1989年的8月份到他们厂来投送过简历，当时是他们厂的人事科长接待的我，这位科长看了我的学历证书后，很可笑的冒出一句话：你要是到我们厂来，那我们厂长怎么办？我当时给他说得很尴尬，似乎我是到他们厂里来抢班夺权了，我只能陪着笑脸表示，我曾经在山西的工厂里搞过电镀废水处理，到你们厂来就是搞技术的。结果这位科长还是拒绝了我的申请。我和J厂长聊天时当然不会告诉他他手下那位科长的奇葩言语，只是带着玩笑说，我几年前曾想调到你们厂来工作，但是你们不要我。J厂长听了猛地一拍桌子，吓了我一跳，他说，幸好你没有到电镀厂来，你看看，我们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可能马上就要关门了，还是你们环保局吃香！

我出了电镀厂的厂门后，不禁感慨万分，一个人的命运啊，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里。89年我为了回无锡，费尽心思想钻进工厂，求爷爷告奶奶，却被20多家厂门撞得鼻青脸肿，那时整天唉声叹气，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还埋怨清华大学这个学历害我不浅。哪知道这也许是老天爷故意在捉弄我，冥冥之中已经对我另有安排，非得让我尝尽所有苦涩后，再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所以，过去我们接受的什么“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心想事成”等等教育，其实都是胡扯。人的命运实在无法自己掌握，都是给老天爷安排注定的。为什么老话说，世上事十有八九不如意，就是因为有人不信命不服命，非要任性地胡干，偏离了老天爷的安排，当然绝大部分折腾都会落得一场空。一个人生活得时间越久，就越是信命，怪不得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研究了一辈子的物理，到晚年都不约而同地成了信奉上帝的忠实信徒。所以还是古人总结的“谋事在人成事再天”、“千算万算不及老天爷一算”、“尽人事听天命”有道理。

参加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宣传，给群众答复环保问题。

对崇安区内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现场检查。

就这样我在1989年身不由己地进了环保部门，1998年又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第一批公务员考试，稀里糊涂就拿到了体制里的身份，直到退休，至今回想89年调动时的反复折腾，奇葩经历，犹如一场梦吧。

再次衷心感谢王宏民市长的仗义相助！他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恩人，他是一位好人！

《后记》其实我在1989年的遭遇也不过是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普遍现象，人们都必须要进一个单位安身，不存在自由职业，不允许自己创业，所以期望调动一下自己的工作单位，往往比唐僧取经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还多。每个单位的领导和人事干部掌握着你的编制和工资卡，这就是你在这个封闭社会上立足的命根子。

只有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废除了单位对人的绝对控制，给了每个劳动者选择职业的自由，这才活跃了劳动力市场，整个社会生气勃勃，每个人也不用再在单位领导面前卑躬屈膝地过日子了。

前几天在无锡的一群清华学弟学妹邀请我去聚聚，他们十多个人，个个都自己开公司当老总，没有一个在机关事业里或给别人打工的，看着他们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风采，不禁联想起我在1989年的经历，要是那时也有现在开放的社会风貌，我早就不受那些权贵们的窝囊气了，我既不会进工厂，也不要进体制，户口要不要也无所谓，肯定也会投进商海，自己创业，相信也会象这些学弟学妹一样，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的一群清华学弟学妹在一起（202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