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夷物语 《新宁地域文化系列古桥•宗祠•民居》序言

周光辉

一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新宁县地域文化收集整理活动”自2023年3月份启动实施以来,已历时半年多的时间。这次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金城书院学术委员会六位成员每人带一个小组,深入到全县16个乡镇,全面收集整理我县古风雨桥、古石板桥、古宗祠、古民居、古寺庙、古碑刻、古墓葬、古谱牒、古楹联、历史名人故居、民间传说故事、地名故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域历史文化,前后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足迹遍布200余个村庄,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地域文化资料,对我县登记在册的县级及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核查,新发现了一批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第二阶段自8月份开始,我们集中整理古风雨桥、古石板桥、古宗祠、古民居相关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结集编著《新宁县地域文化系列丛书古桥•宗祠•民居》一书。这次地域文化收集整理工作,得到了县内外文化志愿者的大力支持。第一阶段的活动有近30名文化志愿者报名参加,他们以热爱新宁历史文化的诚挚情怀和奉献精神,无畏酷暑炎热,不惧跋涉艰辛,不计报酬得失,为这次地域文化收集整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这次地域文化收集整理活动,旨在“发掘地域文化,传承历史文明。”让更多的新宁人,尤其是我们的后辈,了解新宁的历史文化,保护并传承好我县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是活着的历史,是新宁文明进程的见证,是新宁人民弥足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留存下来的百年以上的稀世之宝,我们每一个新宁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维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和发展好,这是延续新宁历史文脉、促进新宁文明进步的一件大事。</span></p> <p class="ql-block">狮象桥</p> <p class="ql-block">观音桥</p> 二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新宁位于湘西南,资水的上游,从地域上来说属于湖湘文化的范畴。湖湘文化融入中原文明,历史并不是很长。岭南文化本也是较为落后的,但后来渗透海洋文明,也很快就成为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宁在地理形势上处于湘粤交界之地,在文化传承上也介于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处。但新宁偏居一隅,因地理形势的阻隔和教育自闭状态的限制,以致新宁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好时代及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处于沉寂阶段。特别是隋唐时代,因湖湘文化尚处于启蒙阶段,教育普及程度低下,科举一途阻塞,洞庭湖以南大部分地区一派蛮荒,蛮夷之地长时期与世隔绝,中原文明的浸染迟缓,儒家文化的影响微弱。直至唐末,随着士人流放制度的兴起及战乱造成的士族不断南移,湘西南一带才真正被中原文明濡染,蛮夷文化才逐步融入到中原正统文明当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是受地理环境的局限和影响的,以黄河长江为地理分界的中原文明和儒家文化主要是沿江河湖泊的自然流淌而逐步渗透。湖湘文化显然是以洞庭湖为中心沿湘资沅澧四水进行扩张,其中资水流域的文化兴起得益于周敦颐,正因为周濂溪在资水流域的讲学布道,才使得这块沉寂的蛮荒之地被中原文明和儒家文化纳入视野范围。也正因为周敦颐摄邵州事兼莳竹县令,新宁始有学校教育,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两宋时期应是新宁地域文化的滥觞之时,以马头桥镇坪山村千年“谏议书院”以及周仪进士家族为标志,是新宁地域文化辉煌灿烂的起始阶段。但无可否认的是,马头桥镇直到1956年才由武冈划归新宁区划行政范围,在地域文化归属上应纳入湘西南的范畴。周敦颐跟坪山有着渊源关系,周敦颐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新宁历代县志中都有周敦颐在新宁“文昌书院”讲学以及在放生阁“莲潭”游觞赏莲的记述,《武冈州志》、《宝庆府志》也有相关记述。马头桥镇“周氏宗祠”大门的对联“桥畔残碑濂溪故景,云间石洞谏议遗风”,这其中就涉及到周敦颐为马头桥撰写记字碑的史实问题。周敦颐是在宋英宗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的5月“权往邵守”,因周敦颐与周仪之子周湛都曾在虔州任过职,又同为宗亲,而且周仪创办的“石室书院”当时在荆湖很有影响力,周敦颐拜访坪山书院与游学新宁是有充分依据的。《新宁县志》中记载:“莳竹自濂溪夫子以文教宣布于兹邑,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一篇,实接孔孟以来不传之脉。”因而,新宁地域文化因谏议书院悠久的历史,在湖湘大地较早地承接中原文明,并在资水流域播下文明的火种,树立起湘西南的文化标杆。与此同时,因周敦颐儒家理学及楚勇文化对新宁地域文化的影响,新宁在地缘意义上赓续道南文脉,对接岭南文化,在湖湘文化中有着独树一帜的地位。</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从狭义文化的视角,我十分赞同周晓波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新宁地域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一山一水,一文一武。一山是指崀山,一水是指夫夷江。在这里我们是以崀山和夫夷江作为新宁的地理标志,用特殊的地理文化符号来涵盖新宁的地域文化;一文是指新宁人文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一武在这里特指新宁的楚勇文化。只是在说到山时,必须补充舜皇山,这是中国唯一以帝王命名的山,而且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帝,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始祖。夫夷江也很特别,它的上游叫资江,下游也是资江,唯独在新宁的河段叫夫夷江,这是有待考证的新宁地域文化符号的神秘元素。如果说崀山作为青山对证青史,夫夷江则流淌着一页页翻卷不息的新宁历史。山水是地域文化的地理标签,它既是世世代代原著居民的生命家园,也是滋养地域文化的丰厚土壤。山水的文化观,要么恢弘如历史长卷,要么温婉如缠绵情诗,是地域文化的标志性形象。</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书院文化是新宁地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北宋时期,谏议书院是湘西南唯一的书院,创建于北宋开宝年间,至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书院的名称几经变更,由石室书院、紫阳书院、谏议书院到桂庄书院。周仪、周湛、周钦祖孙三代三进士,史称“宋三周”,有“宋三周”颉颃“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美誉。周氏家族的崛起,为其赢得了宋代湖南第一进士家族的地位。继谏议书院后,康熙二十四年,知县牟国镇创“清泉书院”;乾隆二十五年,知县温章元建“金城书院”、后改为“莲潭书院”;嘉靖十六年,知县羊拱辰重修,命名“文昌书院”;咸丰元年,知县戚天保建“维新书院”;光绪二十四年,县人刘光才创“斗光书院”。还有新宁二中的前身,创办于1884年的“资深书院”。除书院文化教育外,自宋元起的学宫及私塾教育,为新宁的人才辈出及文明教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知县及邑人贤达致力兴学,启蒙顽愚,教化新宁,可谓是德配天地,善佑古今。他们为新宁的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也为新宁未来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与新宁相关的历史文化名人,是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舜皇山作为与舜帝相关的名山,这就把新宁的历史文化起源推至上古时期的父系氏族社会。至春秋战国,与新宁相关的历史人物是白起,杰出的战国名将。公元前277年,白起受秦昭王之命功伐楚国,渡水夫夷,横扫鄢郢,威震黔巫中郡。新宁古城的白公渡和白公亭,传说就是为纪念白起而建。当然,也有为纪念春秋时期楚国将军白善一说。汉武帝元朔五年,长沙定王之子刘义封夫彝侯,立夫夷侯国。宋朝时期与新宁相关的历史名人有周敦颐、“横浦学派”创始人张九成、追随岳飞抗金的名将杨再兴以及两宋之交著名诗人陈与义。明代永乐年间进士李敏,因助郑和出使西洋有功,任广西按察使,后擢升都御史兼两广总督。明正统十四年,八峒瑶民杨文柏造反烧毁县城,李敏捐资兴建县城锦绣街和御史街。而今,锦绣街仍是保存较为完好的具有明清建筑风貌特色的街道,彰显着古色古香的古城风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著名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2月15日,37岁的方以智因永历帝敕命他为内阁大学士而感到惶恐不安,由全州进入新宁,寄居莲潭庵(后建为文昌阁与文昌书院),以养病为由躲避钦命。这一天,他写了一首《流离草•入夫夷》:“崀笏金峰许接邻,山花迎我一溪春。卜居才诵先流泪,游子今朝是楚人。”这一年的3月10日,方以智在莲潭庵上三辞疏,写有《夫夷山再辞疏》,收录于《浮山文集》。这期间,明末清初政治人物,南明“五虎”之一,曾任广西学道的丁时魁也寓居新宁。张居正的曾孙,抗清名臣,南明永历年间兵部侍郎张同敞也在新宁。晚清时期,新宁涌现出安徽巡抚江忠源、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为代表的楚军骁将及名震朝野的肱股重臣。民国至建国后,新宁文化名人辈出,其中有建筑学家刘敦桢,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齐名,有“北梁南刘”之称。古典文学专家刘永济、性灵派学者陈贻焮、历史学家蒋孟引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楚勇文化是新宁地域文化的经典性标志。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拨拨湖南贤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湖南人才半国中”之说。湖南历史运转乾坤,始于湘军;湖南人文鼎盛,亦始于湘军。新宁楚军是湘军的发轫之地,江忠源是湘军鼻祖。因为江忠源才有了湘军及其先驱楚军的雏形楚勇的兴起,并成为维护满清王朝统治异军突起的军事力量。江忠源不仅是改写新宁历史的翘楚,也是改写清朝历史的名臣,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成就了曾国藩。在《江忠烈公神道碑铭》中,曾国藩坦言:“又尝寓书国藩,坚属广置船炮,肃清江面,以弭巨祸。其后国藩专力水军,幸有所成,从公谋也。”江忠源骁勇善战闻名于朝野,不惜赴汤蹈火以赴国难。他犹如一粒种子,一粒让新宁自建县以来历史上显赫辉煌的种子,这粒种子在晚清帝国腐朽不堪的土壤里开花结果,形成了新宁“隔墙两制台、隔江两提台、五里七道台、十里八藩台”的鼎盛局面。在晚清黑暗无边的夜空中,湘西南新宁的上空将星云集,璀璨了新宁历史的星河,辉映于崀山石壁之上,铭刻成欲语还休的历史记忆。楚勇文化是新宁地域文化的特殊标签,但长期以来我们拘泥于楚军维护封建王朝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泥淖之中。而没有将楚勇历史与晚清时代大背景联系起来,将楚军名臣与近代历史抗英抗法斗争与洋务运动联系起来,将楚勇文化与传统儒学的天下观联系起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新宁境内聚居着苗、瑶、壮、侗等多个少数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建筑,神秘的民族文化习俗,展现了新宁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岩鹰拳,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峒瑶族跳鼓坛、崀山峒歌,邵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茶灯,还有这一次地域文化收集整理活动中新发现的黄龙镇栗山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禾苗灯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新宁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华所在。新宁是一片红色热土,历代不乏报国救民的仁人志士。1919年,新宁人夏明钢率人火烧赵家楼,成为“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宛旦平,曾先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龙州起义等重要革命活动,是红一军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八军的创建者,是我党我军忠诚的革命战士。新宁也是两次红军途经之地。一次是1930年12月,百色起义后的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北上中央苏区,转战过程中从新宁进入广西全州。第二次是1934年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第三师第七团翻越舜皇山天险——老山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地域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有着十分宽泛的内涵,涵盖了一个区域范围内地理、生态、习俗、信仰、方言、饮食、建筑、艺术、产业等诸多方面,是地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地域文化的收集整理是一项庞大系统的工程,收集整理仅只是基础工作,最为重要的还在于成果运用,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span></p> <p class="ql-block">唐家石拱桥</p> <p class="ql-block">香溪李氏宗祠</p> 三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古风雨桥、古石板桥、古宗祠和古民居是新宁地域文化的瑰宝,是新宁历史文化的立体呈现。《新宁县地域文化系列丛书古桥•宗祠•民居》一书,共收集古桥37座、宗祠22座、古民居10座,我们尽可能做到应收尽收,但侧重于其代表性和特色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古石桥是新宁悠久历史的象征,以马头桥镇的石洞桥、三心桥、马头桥为典型性代表,这三座石桥为宋太宗雍熙二年进士、谏议大夫周仪捐资兴建,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周仪为官“风骨峭厉,遇事敢言”,被称为“景佑直臣”。告老还乡后创办书院,潜心讲学。他将祖遗田产,系数捐助公益,分赡族人。尤其是其倡学兴教,深孚众望,影响甚广。石洞桥原为单跨石拱风雨桥,现在桥廊已毁,主拱圈一角稍有坍塌,整座桥历经千年沧桑,现仍然保留基本完整。这三座古桥由青石板路相连,应该是烟村古道中的一段,是古代新宁通往邵阳的官道。烟村古道上还遗留不少这样的古桥,大约兴建于元明时期,这一次没有完全收录进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些古桥中,金石镇三渡江村的“通济桥”很有特色,当地人总结为“碑砌路,磨架桥,人从桥下过,水从桥上流。”从而成为三渡江村的地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清光绪版的《新宁县志》中,收录在册的古桥有150余座,这还不包括马头桥与丰田两个乡镇的古桥,当时较为著名的有江口桥、黄龙桥、雷撘桥、永安桥等,这些古桥都已损毁,现在保存较为完好并且富有特色的风雨桥有金石镇柳山村的回龙桥、飞仙桥片区龙潭村的龙潭桥、万塘乡白马田的观音桥、崀山镇船形村的承天桥、金石镇李家塘的太平桥等。风雨桥在建筑史上又被称为廊桥或楼桥,它集桥、廊、亭、阁、栏于一体,由桥墩、桥跨、桥廊、桥面等构成。桥廊的屋顶基本采用疏檩与密檩相结合的穿斗式木架构,上盖青瓦,屋脊用白灰粉饰。一般的廊桥都有腰檐,起到避雨与装饰的作用。风雨桥的亭阁采用挂坊挂撑的建造工艺,翼角飞檐,古朴典雅,适用美观。风雨桥最为神奇之处,体现在整座桥的横梁竖柱不用一钉一铆,有些廊桥全桥只有一个榫头藏在隐秘处,尤其是修桥掌墨师傅的墨师文绝技,体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智慧和精湛绝伦的建造艺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宗祠实则是宗族世系之源,是世系精神之根,是世系文化之脉,是世系郡望之魂。宗祠文化起源于远古殷商时期,盛于元明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这与宗族文化的绵延不绝有着辅车相依的关系。宗祠的功能作用,康熙颁布的《上谕十六条》概括得较为完备,后来雍正皇帝又做了两点重要的补充:“设宗塾以保子弟,置族田以赡贫乏。”宗祠的基本功能是祭祀祖宗,《礼记》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这是农耕文明聚族而居的产物,其思想根源来自于祖先崇拜。朝廷允许民间兴建宗祠,最主要的意图是希望百姓祭祖可以“化民成俗”,让宗族在“慎终追远”的祭祖礼仪中推崇孝道,以孝事亲,以忠事君,再上升为以孝治国,从而规范民间秩序,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朱熹的《朱子家礼》为宗祠文化奠定了儒道正统的理论基础,宗祠的祭祀一般都是严格按照《朱子家礼》规定的程序进行。这当中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宣示圣谕与族规祖训。族规的基本内容出自于宋代陈古灵的《劝谕文》、明代朱元璋的《圣训》以及康熙的《上谕十六条》,再加上宗族世祖沿袭下来的约束和教化族人的家族法规。宗祠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倡族学,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对科举途中入泮、补廪、登科者均有明确的奖励措施。宗祠是一种严肃的礼制建筑,庄严、规整、肃穆是其基本格调。宗祠建筑的围合组群、方根拓扑、中轴统领、对称平衡、空间序列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原则,尤其是宗祠建筑形态所蕴涵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宗祠的功能作用与精神意蕴统一在一起。</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南方民居理想的建造模式为:枕山、环水、面屏、背水,大户人家的院落建设十分讲究风水意象,一般是以《易经》作为建筑逻辑遵循的风水理法,使得传统古民居建筑具有环境美、功能美、景观美。我县古民居院落基本上是沿着院中的纵轴线布置,在中央纵轴线上建门庭、天井、中堂、住房,然后再在左右纵轴线上布置下房、厨房、杂房等,形成左中右三组纵列的院落群组。院落朝门一般采用屋宇式构建,由正脊、青瓦、石门框、石门墩、石门槛等组成。古民居一般都有宅门匾,上面题写不同的匾额名,彰显住宅主人的家风德训及精神意趣。马头桥镇狮子村的易家古院落,每家每户都有宅门匾,东西两边的宅门青石门框上雕刻有对联,匾额名与石刻对联相互映衬,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古民居构建的精美之处着重体现在室内的装饰上,以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为主,辅之以少量的彩色墙绘,内容分为人物、动物和植物三类。石雕集中在勾栏、柱础、门框、门挡石上,木雕集中在窗棂、坊头,砖雕集中在踏步、外窗,内容主要是花鸟、人物、山水、瑞兽等。新宁古民居精美的装饰艺术着重体现在窗花雕饰上,长沙理工大学“艺设乡见”调研团队对此做了专业的分析:窗的形式丰富多彩、富于变化,采用装饰性和艺术性较强的镂空石制喜鹊窗雕、镂空石制梅花窗雕、镂空石制祥云窗雕、镂空花窗、漏窗、格窗、破子棂窗、斜棂条花格窗扇等形式的装饰形式,以乡土木材为主进行雕刻或制作,其中镂空花窗使用最为普遍。这些窗构形式在江南宅院使用较多,说明新宁的建筑风貌融合了多元文化。再就是梁枋檩椽的木雕,以平安、吉祥、聚财、富贵等文化题材为主,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所有对象。就其雕刻技艺而言,有多层镂雕、圆雕、高浮雕、阴阳线刻等手法,题材类型丰富,雕刻技艺精湛,地域风格鲜明。</span></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颜家老屋</p> <p class="ql-block">白沙老街</p> 四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一座古桥就有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一座宗祠隐含着一部兴衰交替的宗族历史,一座古民居院落演绎着一个家族悲欢离合的故事。古桥、古宗祠、古民居以古色古香的神韵以及典雅沉稳的格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的背影,折射出历史的变迁和文明的进程,彰显出地域文化神奇独特的魅力。</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作为新宁人,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宁地域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崀山旅游的发展,如何做好文旅融合的文章,这是崀山旅游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乡村振兴如何实现文化振兴,在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如何结合地域历史文化,既传承悠久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古老的历史文明观照现实、烛鉴未来,同时结合时代潮流,顺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发展现代乡村文化,这是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关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这一次地域文化收集整理活动,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切的感受,就是能够体现我县地域文化经典性的历史文化遗存,如古石板桥、古风雨桥、古宗祠、古民居、古墓葬、古石雕碑刻、古遗址等,已经是物以稀为贵少之又少了,但每年都在不同程度地拆毁、损坏,一些精美的建筑构件被盗卖,采茶灯、禾苗灯、板凳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都面临难以传承的问题,非遗传承人都已年老,年轻人没有意愿学习继承。地方小戏曲的唱词与曲调,一般都是依靠师徒口口相传进行传授的,但由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不少已经失传。如禾苗灯的《十唱禾苗好》,老版本唱词已经没有人能记全了,采茶灯的传承人至今没有理想的传承人选。马头桥镇狮子村的易家古院落是我县唯一的清民时期的对联村,所遗存的石刻对联是楹联文化、家风教育、乡风文明、书法艺术集大成者,但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与四周豪华别墅形成鲜明的反差,仅存的石刻对联不断地被毁弃。金石镇白沙片区的四合村,是明代永乐盛世时期都御史兼两广总督李敏的家乡,也是明代洪武年间任浙江参政,迁江西右布政司布政使邓肃的家乡,利用历史文化名人建设乡村文化是很理想的选择。白沙老街是十分难得的影视拍摄、摄影创作、写生绘画基地,但因年久失修而在逐年破败。五里圳是明代水利遗迹,是十分珍贵的水利遗产,其修复改造工程应经过严谨科学的论证。夏明钢故居是我县珍贵的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其故居亟待保护修缮。新宁在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建设上,至今没有相应的规划。乡村宗祠的功能作用被人们所忽视,它不仅仅是用于清明会祭祖,还可以作为乡村老年人活动中心,乡村留守儿童假期教育场所,乡贤聚落中心、乡村家风教育基地、基层民主协商议事平台等。充分发挥乡村宗祠的综合功能,将会直接促进乡风文明建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现今的乡村社会,从村庄建筑、传统节庆、习俗礼仪等方面,已经很难见到或感受浓厚的乡村文化氛围。最权威的儒佛道三教文化被简化稀释,被历代尊崇的道德伦理观念在演变蜕化,被世代传承的礼仪习俗在变迁冲淡。当标语成为乡村社会最流行的文体,具有传世价值的乡村传统文化便丧失了最后的尊严,作为民间信仰的儒家伦理道德也似乎随着散淡的炊烟在风中飘逝。有着儒雅之风、通晓传统礼仪的乡村贤达逐渐稀少,以至于年轻的乡村一代迷失了个人修为的准则和典范。具有鲜明特征和独特风貌的乡村民居建筑正在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乡村建筑令人眼花缭乱,已演变为不是民居文化符号而纯粹是贫富的标签。振兴乡村文化,用地域传统文化的特殊标签留一份乡愁记忆,以乡村文化认同凝聚精神共识,增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聚合力,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退休以后,致力于挖掘贵州地域文化,他们的团队从民间的族谱、家谱、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等地方文化史料,从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中,寻找贵州的历史记忆。从编撰《安顺城记》到《天下贵州》,创建“贵州学”,从乡土里的五谷蔬菜,节日节气,山川河流,民俗风情,家族祠堂等乡村文化资源中,发掘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拯救地域文化被消解被失落的危险,防止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的空洞化。这也正是金城书院地域文化收集整理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将尽一份绵薄之力,为新宁地域文化的发掘、保护、传承和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  谨向为金城书院地域文化收集整理做出贡献的文化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者表示崇高的敬意!</span></p> <p class="ql-block">堡口德余堂花窗</p> <p class="ql-block">龙潭桥</p> <p class="ql-block">镂空雕花石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