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晋华医院（一）

忘忧宝木

据史料记载:1948年榆次解放时，晋华纺织厂有卫生室一所，仅有两间房，一名医师，一名医士，一名护士。1951年增达四个医生，一个护士，1953年发展了病床七张，疗养床三十张，助产士一人；1954年病床增达十九张，医师增达七人，医士增达十人，并新增产床四张，X光机、超短波电疗机、太阳灯各一台。1957年5月31日，晋华纺织厂卫生院成立。当时，卫生院主要医疗设备有X光机、太阳灯、紫外线各一台，检验设备有烘箱、冰箱、震荡器、沉淀器、蒸馏器、显微镜各一件，手术床、产床各一张；共有床位一百一十五张（其中病床三十五张，疗养床八十张），卫生院及所属共有行政、医护、勤杂等人员九十名，其中医护人员五十九名。可开展阑尾手术及剖宫产。

　　早年我听厂里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傅们说，晋华厂最早的医疗机构是建立在日占时期，位置在库房圪廊里，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手割破了他们能给包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中药房工作时见过一位家住窑儿上的我印象叫王秋瑞的老人讲话河北口音，我给他抓过药，听医院老同志们讲他是咱们医院最早的医生。大家注意看，1957年晋华医院就能开展剖宫产，想想看哪年头有几家能干了这活？据可靠信息1964年晋中专区（当时的晋中还包括现在的吕梁市、阳泉市）的第一台心电图机是出现在晋华医院的，晋中第一位会操作心电图机的医生是晋华医院的李青萍大夫。文革前晋华医院大门开在厂里。进了厂南门过了消防班往东走巷子里坐南朝北开大门，进了门左手是中药房，右手是西药房，中间是一条廊道通门诊部。住院部由三个四合院组成。当时的医院常萍任书记，周汉卿任院长。

常萍后来调省地矿局工作，离休时享受副地师待遇。周汉卿院长更是个老革命，他和山西原省委书记王谦是战友，1976年周院长在我院住院，王谦书记曾亲临我院探望。后来的院领导刘桂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抗美援朝去过朝鲜的老同志，早些年医院开联欢会他总是表演同样的节目，用朝鲜语唱一首朝鲜民歌，至于歌词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知道的。1979年卫生系统调资，医院派我和张小金去晋中卫生局参加调资会，在会上我得知晋中卫生系统工资职级最高的是刘桂山书记和汾西矿务局卫生处李处长，二人是卫技9级，改革开放前工资好像是130元左右。1979年在咱们医院任过院长的史长如同志后调榆次市工作，任榆次市副市长。改革开放前晋华厂是正地师级单位，晋华的中层正职是县团级。看看医院领导的资格就能想到我们医院当时在晋中卫生系统的位置。

　　1971年原厂七宿舍腾出，七宿舍四合院由医院占用，医院有了四个四合院。应该是1972年医院大门开到了街上，就是厂南门那条街，那时叫西黄龙江。有一段时间医院把四合院改了门诊，原门诊改了病房，什么时候又改回去我就不知道了，我1975年到医院时门诊和病房的位置就是1991年搬新医院前的位置了。

据史料记载:1978年，山西晋华纺织厂职工医院时称榆次纺织厂职工医院，位于榆次西黄龙江2号，建筑面积2900㎡。主要设备有200mAX光机，心电图机，化验室常规、生化检验及细菌培养设备，手术室设备等。共有床位八十张，职工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医务人员一百零四人，行政勤杂人员二十人。医务人员中中医六人，其中老中医一人，正规院校毕业者三人；西医师十三人，其中正规院校毕业者九人；西医士二十三人，其中正规院校毕业者十一人；护士十八人，其中正规院校毕业者六人；助产士二人，护理员十四人（均做护士工作），药剂士七人，药剂员八人，检验士二人，放射士一人，放射员二人。业务科室有内儿科、外科、妇产科、中医科、针灸科、理疗科、化验室、放射科、中西药房、防疫科、护办室（注射、供应、助产）。科室管理设内儿科、妇外科两名科主任，分别由两位副院长兼任，其他科室均由行政小组长代为管理。内儿科能治疗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儿科常见病多发病，外科能开展胃、胆道等腹部手术和一般骨科手术，当年成功救治一烧伤面达60%的伤员；妇产科能助产和治疗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并承担全厂女工的保健工作，可开展剖宫产、卵巢囊肿切除和计划生育等手术。1979年医院名称改为山西晋华纺织厂职工医院，同年添置600mA苏联产X光机一台；1980年医院建筑面积增为4100㎡；1981年取消护办室，增设内儿科和妇外科两个护理站：1985年添置B超机一台，单立儿科，同年创建了文明医院。

　　我的师傅刘子全先生的手迹　　

1975年1月份我从榆次一中高中毕业，由于身有残疾不能下农村插队，办了免插证赋闲在家。当时医院中医科（中、针、理）组长刘子全老大夫和我父亲私交甚好，他老人家原是傅作义部队上层军官的保健医生，1949年从北京起义参加革命。一日到我家看望我父亲，见我闲在家中就提议让我和他学中医，由此我开始了随师学习的过程。刘子全老师学识渊博医技高明，开的处方一般很少超过十三、四味药，剂量也很轻但疗效却往往非常显著。1975年夏季我自觉是感冒了未去上班，症状主要是发热无汗，但一喝热水就汗出热退，可是汗一落旋即又热起。当时有省中医学校石新民、马爱凤二同学在中医科实习，她们见我几天没上班到我家看我，得知我生病了，回科里告给刘子全老师，他老人家抽空亲临我家为我诊病，开了二付药，处方是藿香正气汤加了滑石、通草二味药，我服了一剂就再未发烧一切如常了。刘子全老师言语不多，临诊时常常是闭目诊脉，不多问话。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一个托儿所的保育员，年龄大约三十六、七岁，挺着个大肚子找他看病，病人也没有说话，他也啥也没问，在给病人诊脉后告病人说:你去妇产科检查一下吧，你肚子里的孩子死了。过一会儿病人从妇产科回来告知，妇产科医生说没有胎心。更有神奇的是竟然还能凭脉断人生死。有一次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自称家在晋华街住，自己在粮店街挨着百货商场的糖业烟酒店负责看门扫院，由他女儿陪同，他女儿在可岚县教书。患者自诉，感冒一个星期多，身上软没有力量，老师诊脉后给开了处方。这位患者在他女儿陪同下正要出诊室时老师叫患者的女儿回来低声告她说:你要有准备，你老子不行了。患者和家属走后，老师告我们说患者的脉象是“散脉”。

刘子全老师医技高超，常有住军首长、地委领导、厂领导找他看病，但他老人家从来对患者总是一视同仁，往往是对年老贫困的基层群众还要更关心和热情些。我常常晚饭后有事上老师家晋华街9排9号，师母总是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冬天小铁炉的台面擦的油光锃亮，炕上摆支小炕桌老师盘腿坐在炕上，屋里总是有几位邻居在座，几乎每次都能遇到有患者在这时找老师看病（甚至还有几个人排队的情况），老师戴着眼镜在小炕桌上为患者开处方。更难忘的是一次我去了老师家，老师亲自书写传授我一张治腰疼的处方，他老人家的这张手书我一直珍藏到现在。还有一次他老人家郑重的嘱咐我一定要好好读张仲景的著作。他老人家1985年冬天仙逝，享年85岁。我们二十来个徒弟都为其守灵戴孝志哀。

　　1977年10月，我被招工进厂，分配到医院中药房当药剂员。

厂里当时是公费医疗，职工只需花五分钱挂个号就能看病开药，有熟人连号也可以不挂，中医科经常是排队排到走廊里。每天取中药的患者是人满为患，有些职工并非真正生病，而是为了不想上夜班来医院看病开请假条，所以放在中药房窗口排队的处方一定要叫名字人在时才能调配，不然你抓好药没有人取就麻烦了，扔了可惜放着没人要，中药混在一起又很难分捡开。当时中药房的工作量之大，放在现在那可真要发财了，我有时一个人一天就要处理60张汤药处方。但不论多忙多累，和遇到患者长时间排队造成的烦躁情绪，我在药房工作的五年里从未和患者发生过任何不愉快，总是和颜悦色的为患者耐心服务。

中药房同事在榆次公园合影

　　1977年医院门诊布局示意图

　　要鹤寿师傅退休时与郭兴师傅合影

那时医院购中药都是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回进，汽车拉回药药库保管郭兴师傅在院子里吆喝几声，工作能走开的同志们就都会出来帮忙卸货入库。进回来的中药有些还是原药，行话叫“个子货”，还需要中药房工作人员自己粉碎或切片，如整块的代赭石（赤铁矿石）、成条的当归等等。有加工炮制要求的中药材也基本上都是自己炮制，因此我也在工作中学到了加工中药材的手艺，会炙甘草，会炮穿山甲，会炒杜仲等等。虽然加工中药往往是又脏又累但我也总是积极干，有一次我刚加工出来炙甘草，让退休老药工要鹤寿师傅看到了，他老人家连声称赞，说我加工的好，让我心里美滋滋的。我现在也还能记着加工炙甘草，甘草和蜂蜜的比例为10斤甘草用2斤8两蜂蜜。1979年前中药计量还是实行旧制，处方上剂量是按分、钱、两计，中药处方上的量是用汉字数字标出，不用阿拉伯数字，分、钱、两计量单位也用专用的符号表示。药品的价格全省统一，往往多年不变，药剂人员需要把价格记住，来了需要交费的处方，自己打算盘划价，因此那时我也能用算盘计算个加法乘法。那时的中药相对便宜些，当时一支4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是一毛八，而一两（31.25克）黄连是2毛钱。药虽然便宜，但好多品种都缺货。黄连缺，梔子缺，山萸缺，天麻缺……77年有一段时间还缺过当归。由于药品短缺，医生们也想出了应对的方法，那就是替代，没黄连用马尾连替，没山萸用女贞子替，据说能替代黄芪的竟然是棉花根。

　　中医高艾琴大夫教授针灸技能

职工医院的职能主要就是为厂里职工和家属服务。而服务的重点是生产一线职工，职工们倒三班，夜班早上七点下班，白班下午三点下班。为方便下夜班职工就医，当时医院的作息时间长年上午是七点半至十一点半。我们中药房的工作人员大家总是提前到岗，等到了上班时，就已经把院子和工作场所的清洁完成了，患者一到就能发药。扫院子最多的是王伟英，经常是他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就是从哪个时候我养成了每天早上早到的工作习惯，我这种习惯不论在医院哪个工作岗位上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哪时候工作环境虽然简陋，但医院到处窗明几净，西药房、化验室的小院里栽有一棵大核桃树，中药房门口一棵紫丁香。春天丁香花开，一簇簇的紫花芳香扑鼻；秋天核桃熟了，化验室常大夫带领大家打核桃…。

　　1977年我正式参加工作时，粉碎“四人帮”才一年，正在开展针对“四人帮”的“揭批清运动”，文革的那一套依然盛行，医院自然也不会跳出这种政治环境。医院一位老大夫到底也不知道是犯错了没有，成了运动的对象，一天支部领导让人把我和一位年轻女同事叫到党支部办公室，对我们说XXX不认罪气焰嚣张，今天下午要在会议室开全院批判大会，给你们个任务到时你领喊口号，煞煞他的威风。然后就把写在纸上的口号内容交我们，内容好像是“打倒XⅩ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XⅩ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下午在会议室开批判会，老大夫一到场我们就按领导安排挥拳领喊口号，会场气氛还真是有点同仇敌忾的感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领导是要安排叫我上支部的那个同志领喊口号的，人家怕惹人推辞不干，才临时抓我去。对老大夫大会批了，还要小会斗。哪个组批判的好，还要组织其他组人员去观摩学习，一天药房组派我去观摩某组的批判会，会上一位男医生发言批判老大夫，他说:“四人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右，地痞、流氓。某某某，你就是属于流氓”。听得我差点笑出来，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滑稽。

清除“四人帮流毒”运动还有一项内容叫“讲清楚”，要求要讲清政治，讲清经济。绝大多数职工都没得可讲。药房的职工大多都是说，自己从医院拿回家几个葡萄糖液体瓶子，多的十来个少的三两个，以这种方式来搪塞。（那时的葡萄糖输液瓶用后医院回收，再让制剂室制备大输液用）不过，说实话当时我们药房的同志真没有沾公家便宜的人。

　　1978年欢送奇华上大学团支部合影

1979年前医院会议室在第一个四合院的西房，有四间平房大小，里面摆的是长条椅子。周二、周五下午是学习时间，有时是医院的工作会议，有时组织业务学习。在这间会议室每年正月十五过后总要开一次全院大会，会上院长总会讲“年也过了，十五也过了，现在安心工作。”有一回年后大会，支部宣传委员罗老大夫给大家讲话说:“老百姓讲，二八月是座胎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逗得全场哈哈大笑。在这间会议室高继民大夫给职工们讲过中医课，刘玉昇大夫给我们讲过拉丁文，我也知道了拉丁文的水是aqua，1979年团支部还在这间会议室为何奇华上大学举行过欢送会，那年头能考上大学可是个大喜事。何奇华是家在太原的插队生，招工来到我们医院，人聪明还长的漂亮，工作表现也好，还能歌善舞。大学医学专业毕业后留太原某省级医院工作，后研究生改学药学专业，到加拿大深造后定居加拿大。2017年回国探亲还专程返榆，召集当年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一聚。

欢送奇华同志上大学合影

何奇华2017年4月28日返榆聚会留影

1980年医院团支部欢送郝建萍同志合影

1982年共青团活动在交城卦山合影

1982年共青团活动在交城卦山合影

那时候厂团委经常组织团员外出活动，多是上文水云周西、交城卦山天宁寺、交城石壁山悬钟寺，晋祠等能当日往返的地方。有这类活动时我就找人借一台120相机，自己花钱买个胶卷，当时上海牌120胶卷1.86元一卷，再2毛钱一张买几张相纸。白天和同志们活动时拍照片，晚上回来我自己在家洗照片，第二天再免费送给大家。

这应该是一张1985年晋华医院领导和科主任护士长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