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部分图片取自网络,致敬作者。</p> <p class="ql-block">(八三工程工地)</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0年秋收之后,八三工程上马。据说八三工程是周总理亲自定的,是修一条从大庆到大连的地下输油管线。管线从开原县城东边穿过。挖沟的任务是以民兵集训的形式,搞人海战术完成的,大九社出了一个民兵排。明明是挖土方,却人手一枪,分给我的是三八大盖,还要求枪不离身。驻地老乡家的炕很凉,又离家不远,所以晚饭后,我就拆下枪栓,装进背包回家。挖沟的任务完成后,城郊公社组建了一个焊接连,一个防腐连,我留在了焊接连。</p><p class="ql-block"> 铺设管线日以继夜地进行。72厘米口径的钢管约10米长,要先运到防腐车间,用毛毡、沥清、塑料等作防腐处理,再运到工地,用吊车放到沟里。焊接时先用“斤不落”将管口对齐,焊上三个点,确认无误后,再里外焊三遍。我们配合的电焊师傅是省第二建筑安装公司的,我跟的师傅姓闫。我们的任务是用钢丝刷和钢锉将管口的锈除净,用汽油喷灯预热,帮助对管子、调电流。每焊完一遍,就用小锤子将焊药刨净,绝不能留下一点。每道焊口都要作超声波检验,一段管线铺设完还要注水打压。大家起早贪黑,你追我赶,有时候就在工地吃饭。我们从开原向南到了平顶铺,从平顶铺转到马仲河,往北一直到范家屯。</p><p class="ql-block"> 在八三工程期间,收入颇丰:工程每月给我们40元,另外还有野外和加班补助,每月吃饭有15元足够了。按政策每月交生产队15元,计一等工分。那段时间,往家里交钱时妈妈总要给我留一些,我每次都给大妹妹一点。即使她不会说谢谢,我也十分高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八三工程伙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八三工程伙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1年夏天,八三工程全线贯通,民工任务结束,我回到了生产队。这时,年龄大的几个青年或结婚,或到工厂做临时工,和我们一块来的蔡连峰也已经被第一批抽调回城,时常在青年点的也就是五、六个人。生产队让我当了保管员。这角色很少上趟子干活,比较轻闲,就是绑身子,不能说走就走。我还真下了点儿功夫,将仓库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p><p class="ql-block"> 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大队通知,民兵紧急集合。我们背着枪跑到大队,又跑到公社,从许家台绕了一圈跑了回来就解散了。后来听说是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民兵集结演习。过了段时间,传达了9.13事件,开展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人发言。社员们选我去,我也觉得是个表现机会,就答应了。会后,坐下来写批判稿,拿起笔来却无从下手。这只手现在拿锄头、拿镰刀都比拿笔轻巧,算来已经整整五年没拿笔了!</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2年春节后,我们回到村里,拜了一圈年又回家了。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回来,沿途看到各生产队已经开始刨粪了,我们生产队却冷冷清清。可能是家族间矛盾,原来的队长不干了,新队长还没选出来,也没有人张罗选。又等了两天,仍然没有动静。我们几个一合计,反正现在的活计也不复杂,干脆咱们先张罗吧,于是第二天早饭后就敲响了上工钟。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人来的非常齐,可见是人人心里着急,只是没法出头。作好了男劳力分班倒粪的安排,我们又去大队反映情况。过了两天,大队来人主持进行了选举,产生了生产队长。</p><p class="ql-block"> 新队长是六十多岁的李德志,他公道正派,敢于仗义执言,在家族中年纪大、辈份高。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其中小儿子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家境很好。同时,大家又选我做指导员。</p><p class="ql-block"> 有一次,我带领女劳力打茬子。就是用钉耙将前几天刨下来的茬子上的土磕干净,攒成堆,拉回去烧火。因地块离村子较远,考虑到年轻妈妈要给孩子喂奶,我将歇气时间延长了15分钟。多年后,我回到村里时,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p><p class="ql-block"> 我只协助老队长工作了两个多月。4月初,县新华书店招工,大九社分到了一个名额,幸运地落在了我头上。当时,流行“车、钳、铣,没有比;铆、电、焊,将就干”的说法。我从小爱动手,理想是当个工程师。可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挑三拣四了,我离开了大九社。</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九社地处近郊,区位优势明显。虽然吵吵割资本主义尾巴,但生产队还是种了烟草、香瓜等经济作物。大白菜按垅卖,没等成熟,城里单位就订购一空。农闲时节,大车可以到城里拉脚。社员中有些是从城里精减回乡的工人,不乏技术人才,农闲时到附近工厂搞基建,有时还承揽维护铁路路基、桥梁等活计。这些副业增加了生产队收入,每年年终结算时,扣除口粮款,我们都能分到150元左右。</p><p class="ql-block"> 三年半时间,和同学们在一个炕上睡觉,一个锅里吃饭,虽有磕磕碰碰,但更多的是相互扶持,度过了那段难忘的日子,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伙伴们从这里走出后,踏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回城之后那些年,各自奔忙,无暇相顾。1998年正月初四,我将大家请到家里叙旧。此后,每年的正月初四便成了大家相聚的日子,直到现在。虽然在一起都是老生常谈,却百听不厌,笑声不断。</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下乡55周年之际,又回到了生产队。身后是夏天用来沤麻的西坑。)</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