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快乐每一天

　　1973年7月，正值夏收农忙季节。那时我已从牧区被分配到呼盟格尼河农场当了一名拖拉机手，每天开着链轨拖拉机收割、翻地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有一天场部传来消息说近期全国大、中专院校面向知青招收工农兵学员而且还有天津高校来我们这里对口招生（只招收天津籍知青），要自愿报名、群众评议、领导推荐、文化考试和政治审核，符合标准的可以被推荐去上学而且是回天津。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大馅饼！

早在牧区时，自1971年始就有同学间或地被推荐去上学，有的去海拉尔或扎兰屯上中专，有的直接被选调回津上了大学。选调和上学似乎成为知青离开草原的一个捷径，所以从那时开始有的同学就已经着手进行文化课的复习，为迎接选调和上学做准备。

1972年底根据国家的一个文件，相关部门将我们这些在新巴尔虎草原下乡多年的知青有组织地调离了牧区，他们一部分去了大庆油田，一部分去了呼盟的几个国营农场。我和黄花公社、贝尔公社的几十名同学被分配到了格尼河农场。

农场的生活条件较牧区要好了许多，最起码这里是定居、集体生活，睡火炕、白面馒头、土豆、大白菜能吃得饱饱的，再也不过那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了，再也不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的游牧生活了。农场职工基本上都是汉族，大家生活习惯相近、语言相通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发北大荒由部队转入军垦的退伍军人。所以多少保留着部队的传统，编制上有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等等。 我们来到农场后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白天上班劳动，晚上回来吃过饭后，我们这些“跑腿子”（单身）在一起下棋、打牌、唱歌很是热闹。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并决心在这里继续扎根一辈子，在祖国的北大荒好好地干上一番事业。

当新的环境再次唤起新生活渴望的时候，选调上学的事情突然降临，再次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下乡后最初并没有想过离开草原，只是后来单调、乏味、看不见尽头的、艰苦的放牧生活让我产生了动摇。来到了农场，条件好了很多，便有了安于现状的感觉。因为毕竟上山下乡是出于自愿且立志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初心未改，所以面对上学报名与否内心充满矛盾。何况自己一个六八届初中生，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都没有学完，凭什么去考大学？

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对知青非常的体贴和同情，他们给我们开会，动员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鼓励我们报名参加考试，还不顾农忙破例放了我们两个星期的假要我们好好复习功课。指导员说，当农工和上大学都是革命需要，考不上就继续在这里干，考上了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国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报考了大专，虽然只具备小学的文化水平、数学也复习到了代数的根式运算。我知道我考不上，所以心地坦然，不抱希望，不过是把它当做一次历练罢了。

七月中旬，我们20几名被推荐的知青，先到农场总部参加了体检，次日乘车去了阿荣旗参加文化考试。报考中专者考语文、数学和政治。报考大专者除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还有物理、化学和外语。我是报考了大专的，真不知这从无根底的理化和外语怎么考？ 令人想不到的是临考时突然接到通知说，高考取消了理化和外语，跟中专一样只考数学、语文和政治。这无疑天上再次掉馅饼，对我这个报考大专的准初中生真是一个福音。 那时的语文就是一篇作文，政治也是当时的文革形势，对我们知青没有多大的难度，所差也就是数学了。不过我也及格了。

不久公布了考试结果，及格者分两个等级，录取和备取。分数比较高的取得录取资格，名次排后的为备取，也就是当有录取资格的人因为其他原因被淘汰下来的时候由备取的人顶上来。

后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接着干我的农工、开我的拖拉机，忙时也加班加点去扛麻袋。一百七八十斤的黄豆扛在肩上，一步一颤地走上踏板将它倒进四五米高的粮囤里，感觉又矮又瘦的自己还有把子力气。

大约九月中旬，上学的最后一榜公布了，有几位获得录取资格的同学落榜了，而我这个备取则榜上有名。巧合的是在张榜前，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名叫张铁生的辽宁知青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农村全心全意地接受再教育，全身心地投入到农村的生产劳动之中，哪里有时间去高考复习？倒是那些不安心在农村者利用了高考的机会，成为了摆脱农村艰苦生活的幸运儿，这对于像他这样安心扎根农村的知青实在不公平，所以他在考场上并未答题而是交了一张白卷。

张铁生的“白卷”，即代表了很多知青的的心声，也受到了中央某些领导的重视，由此还引发了一场“反潮流”的政治风暴。我的“大学”，正好赶上了这个关键时刻，在知青选调和上学方面更加注重政治表现了。一些考试成绩较好的同学可能就是因为“政治分数”不够被淘汰了下来。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初中生能够被选调上学，无疑是沾了张铁生的“光”。尽管后来“白卷先生”受四人帮所累身陷囹圄但我却从未憎恨过他，因为没有他的白卷就没有我的大学。

1973年9月下旬，我们五个曾经的草原知青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来自黄花公社的四人（三男一女）和贝尔公社的一名女知青匆匆地踏上了回津之路。那里有崭新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们。我们感叹命运，它的被改写竟也是在那不经意的转瞬之间。

那是一个难忘的漆黑之夜，我回到了天津的家。父母从睡梦中被我的敲门声惊醒，当他们得知我被选调回津上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母亲在床旁抽泣，父亲来不及穿衣跪在床头儿不住地磕头，嘴里还念叨着；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他们朝思暮想的儿子终于回家了……。

我被天津医学院录取，报到时已经开学十几天了。步入大学的门槛才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也就特别后悔牧区的那几年没有珍惜时间，没有利用那一段宁静的日子安心学习而总是被一种焦虑的心情所笼罩着，以至于大把的青春好时光都被荒废了。

而今已是2023年。1973到2023，五十年过来了。五十年前的大学，注定了我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几乎当了一辈子的内科医生。五十年来虽未在医学方面成就什么，但几十年来救死扶伤的好事没有少做。直至古稀之年仍工作在医疗岗位上，几乎每天都在病人及家属的感谢声中渡过，这足可使我聊以自慰。

1973年夏，在内蒙阿荣旗国营格尼河农场

1973年深秋，拍摄于天津医学院。

1973年10月天津医学院，全班同学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