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东不识巴边，缘何巴边43年前说“立东告知” ——与斯诺重要相关红军外交官姓名 错译及更正的奇特故事

德华

立东不识巴边，缘何巴边43年前说“立东告知”
——与斯诺重要相关红军外交官姓名
错译及更正的奇特故事

胡立东撰文

2023年11月19日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美国记者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红军，之后于1937年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名《Red Star Over China》）。

20年之后，1957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了由著名历史学者费正清作序，斯诺写的英文版《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文版名《红色中华散记》。这是哈佛大学出版的有关东亚的第五本专著，是斯诺对《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所作重要补充。

斯诺这堪称姊妹篇的两部书都是记述1936年在陕甘宁采访红军时的所见所闻。两部书共有十余处文字和两张照片记述了一位与斯诺采访全过程息息相关的重要红军人物，即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访问的外交部招待处长（中央交际处长）胡金魁。

在两部英文原著里，斯诺都是用拼音记述胡金魁的姓为Fu，这与胡金魁的姓正确拼音Hu相比，只错了一个首字母，H错成为F。

然而这一个字母之错，导致后来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时，没有翻译知道Fu是胡金魁，而只能采用音译，就错译出了一个完全虚拟的名字付锦魁。

而导致斯诺记述这一个字母错误的原因，却正是胡金魁自己浓重的江西方言口音。江西人说胡发音不是Hu，而是Fu。斯诺听胡金魁说自己的姓发音Fu ，当然就照音记述，就这样因为中英文之间未能正确对接，而使斯诺记述了一个错误发音的F字母。

1980年，立东发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书中的付锦魁的照片，与老爹胡金魁形象完全一样，于是写信给“人民出版社”。不久之后，收到“人民出版社翻译书籍编辑室”写给胡金魁落款为1980年1月15日的回信，确认收到立东的信，该社将更正新版翻译为胡金魁。并赠送給胡金魁一本正确翻译的新书。
图 “人民出版社翻译书籍编辑室”于1980年1月15日給胡金魁回信，确认收到立东的信，该社将更正新版翻译为胡金魁。第1页 图 “人民出版社翻译书籍编辑室”于1980年1月15日給胡金魁回信，确认受到立东的信，该社将更正新版翻译为胡金魁。第2页 在多年之后，立东开始着手准备编写老爹胡金魁传记时，在网上搜索有关胡金魁资料，无意中搜到《读书》1980年11期刊登署名巴边落款1980年7月15日的文章《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关于《西行漫记》答问》。巴边指出了斯诺原著中间的一些错误及其产生的各种原因。

巴边特别举例：“在本书第二、三篇中，斯诺生动地记述了一位曾经陪他去保安的“傅锦魁”同志，书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这个译名是“胡金魁”之误。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 并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斯诺去陕北时，汉语还不熟练，一系列人名、地名要从汉语译成英语，现在又从英语译回汉语，加上当时叙述、翻译者的方言、口音，难免出错。”

巴边这段话里面有一句：“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有两点令立东惊奇。一是立东从来直至今日不认识巴边，缘何43年前巴边会说立东告知之话？二是更令立东惊奇的是，巴边这段话说明在立东之外，李一氓也在1980年7月15日巴边作文之前，为老爹胡金魁名字被错译而出面指正。而当时因为只是震惊于李一氓指正的信息，没有顾及考虑分析更多其它信息。

李一氓原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与胡金魁是从1930年代初期在江西瑞金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开始一起工作，长征，到陕北，到新四军，到皖南事变，到解放后一直在一起有长期密切工作交集的一位老前辈。在《李一氓回忆录》里（乔石题写书名，党史专家何方作序），李一氓如实地深情地记述了与胡金魁多年的战斗友情以及胡金魁简历等重要历史资料。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43年前的发现，就立东給“人民出版社”写信，“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15日給胡金魁回信的时间，与《读书》1980年11期刊登巴边1980年7月15日文章的时间，仔细分析这两下相隔半年的时间，立东可以判断巴边就是“人民出版社翻译书籍编辑室”的编辑之一，甚或是该编辑室的主编或负责人。否则，他怎么可能知道立东给“人民出版社”写信指出胡金魁名字被错译的事情？又怎么会将此信息撰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读书》？

据此，立东还可以判断，李一氓伯伯也是給“人民出版社”写信指正了胡金魁名字，所以巴边才有可能写出“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之话，说这话者必是读过李一氓和立东两人信的人，且是有权处理信件的人，才会这般使用第一人称的语气。

李一氓伯伯与立东两人在指出胡金魁被错译之事上，在巴边那里，竟有如此传奇般的神交，实在难以置信！应只有亿分之一概率。

而李一氓伯伯与立东是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写出的两信，皆为指正1936年陪同斯诺访问的原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名字。而后由巴边把李一氓伯伯与立东两人的两封信在巴边的文章中连接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三角逻辑链，不可不谓为胡金魁正名的三个人证、强证、铁证！

更重要的是，巴边在文章中确认“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

现在立东甚至可作进一步推测，1980年1月15日“人民出版社翻译书籍编辑室”写给胡金魁的信，执笔人很可能就是巴边本人。
图 《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巴边。现在搜索43年前署名巴边的这篇文章依然在网上。立东真心感谢巴边这篇历史性、学术性、研究性皆强的好文章！巴边文章全文附后。 图 《李一氓回忆录》。人大委员长乔石题写书名，党史专家何方作序。李一氓在书中记述了胡金魁任延安的交际处长，接待斯诺，他与胡金魁多年的战斗友情，以及胡金魁简历等珍贵和重要的历史资料。 图 李一氓画像。立东作于2021年。原载立东创作的《画说那时红星闪耀》画集。 图 李一氓画像照片。 结语

不论斯诺记述胡金魁一个错误发音F字母有着多么独特的原因，导致中文版翻译曾经把胡金魁错译成为付锦魁多么令人遗憾，也不论“人民出版社”更正错译胡金魁名字的故事又有着如何奇特的情节，而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历史事实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客观、最有力的铁证，归根结底还是斯诺载入《红星照耀中国》书中的他为胡金魁拍摄的单人照片和他与胡金魁等三人骑马合影的两张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除了胡金魁一个人之外，是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够冒名顶替的。正因为此，即便付锦魁这个错译的完全虚拟出来的名字代替了胡金魁名字多年，也还是因为照片铁证存在的原因，必然而然最终要让位给照片的原尊主人胡金魁。

斯诺虽然记述了一个错误发音的F字母，但在他书中留下了比任何文字都更具说服力、更具证明力的胡金魁的两张照片。这或可用一句中国古话转义调侃，错也斯诺，对也斯诺。不对，应该是，错也金魁，对也斯诺。
图 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1936年7月中旬斯诺摄于保安。原载《红星照耀中国》。 图 1936年8月22日于宁夏豫旺堡彭德怀司令部附近，外交部招待处长胡金魁（中）与斯诺（右）等三人访问红军途中骑马合影，（左）尚待确认。
据卢仁灿将军回忆，照片中斯诺所骑战马是他代表红四师于红军主力欢迎斯诺大会上赠送给斯诺的，同时向斯诺递交了红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全师指战员落款1936年8月19日致斯诺的信。
详细请参阅立东文章【“胡金魁和斯诺骑马合影照片”与卢仁灿《我给斯诺送战马》之密切关联问题——与晓滨、文元、力群探讨】。
而立东正是看了斯诺书以后才发现以上两张照片中的人物是老爹胡金魁。因为非常熟悉老爹的江西口音，所以很容易分析判断出斯诺英文版及中文版书中老爹名字是什么原因造成记述错误和翻译错误的。而出版社看到立东信之后也很容易理解问题之发生、之所在的原因。

而李一氓伯伯出面指正，立东相信不但是因为他认识书中胡金魁的照片，而且因为他非常熟悉胡金魁几乎全部的历史和工作经历，比当时的立东要熟悉得多。因为老爹极少向子女们提及他的任何经历。当时，立东对老爹接待和全程陪同斯诺首次访问陕甘宁红军的经历可以说还一无所知，完全是在无意中看到斯诺的书中老爹的照片之后才发现了老爹的那段传奇般的历史。

至今40多年过去，立东对老爹一生经历虽已有所知但仍穷追不舍，深研细析，一点一滴都不放过，乐在其中，再累也甘之如饴。希望能够还原老爹所有历史，因为留下更多的客观真实史料，是对后代极有意义的事情。

附：巴边文章全文

https://m.fx361.cc/news/1980/0715/3958023.html

读书1980年11期

把报道作品和历史著作区别开来

1980-7-15

巴边

关于《西行漫记》答问

许多读者读了《西行漫记》之后，对书中叙述的某些具体情节与党史著作不相一致，觉得不好理解，来信要求解释。我们发表这篇文章，供读者参考。——编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今年初出版了新译本，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部在全世界风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名著，中国读者是无缘得读的。

《西行漫记》之可贵，主要在于它在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见，比较真实地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诽谤。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很重视斯诺的这次采访，许多老同志亲自与斯诺晤谈，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用十几个晚上的时间与斯诺连续谈话，追忆生平，使这本书大为生色。但是，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把这本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间造成一种误解：以为这是一部可靠的党的历史著作。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书中有不少具体情节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当作“信史”看。甚至有这样的事：《西行漫记》中说刘志丹同志只有一个男孩，有人看了怀疑志丹同志的女儿刘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实，《西行漫记》不是一部精确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长篇的访问报道作品。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一位正直的美国朋友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们说这部著作具有“真实性”，是说斯诺在写作时不怀偏见，如实地介绍了我党、红军和边区人民各方面的情况。而不是指书中所论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细节上全都准确无讹，因为它毕竟不是一部经过精密推敲的学术著作。谈话人是即席发言，并未查证资料(也无法查证)，不可避免地会有种种讹误。

这一点，中译本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曾经有所交代。我们拿英文本来对照，可以看出中译本已经在一些明显的地方作了改变。例如，原书第十篇第四章《关于朱德》，英文本中关于朱德同志生平的叙述有些错误，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现在的中译本用的是斯诺在一九三八年复社中文版中自己订正过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来得准确。又如在第一篇第三节《汉代青铜》中，提到曾经在西安接引斯诺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师”，译者加注说明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诺在《西行漫记》英文修订本中，曾加注说明王牧师为王化人同志，其实不确。现在用译者注形式更正这一史实，是恰当的。其他如对党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实的更正，看来也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出版本书中译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实出入都更正过来。现在看来，原书中还存在的事实出入不在少数。这些事实出入大致包括这几方面：

比较多的是斯诺把当时一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写入本书，或者由于他不熟悉边区情况而误记人名、地名、部队番号，现在看来完全失实。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中，讲到一九三五年陕北的错误肃反时说：“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这位张先生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个钦差大臣。”“张先生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据有关老同志告知：这里说的张敬佛，当指张庆孚同志。张庆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来到陕甘苏区的。在当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的错误肃反中，他不仅没有参加其领导工作，反而是被作为“肃反对象”被捕的。后来，毛主席到了陕北，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他才和许多无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

又如插图第十面上有一张六位同志合摄的照片，据斯诺原注，这六位同志是：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邓华、聂鹤亭(左起)。据当时任一军团训练科长的孙毅同志回忆：这张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军团在预旺堡实施连攻防演习后照的，照片上的邓华应为孙毅。其他同志也有类似回忆。

斯诺有时为了便于外国读者了解情况，在记述某些历史材料时根据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释，其中误传之处也不少。如在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党成立情况的谈话时，在一届中央委员施存统后注明“现为南京官员”。据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间，施并未在南京，也没当官员。此注当属失实。

关于日期、部队番号、职务的错误，数量可能多些。曾参加井冈山时期战斗的刘型同志，最近热心地核查了书中的某些史实，据他告知，单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发现了十来处错误。例如说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应为“团长”；“平江起义”后组织了红军“五军团”，实系“三军团”；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任“第三军政委”，实系“第三军二纵队政委”；在井冈山反冒险主义斗争时期，打败白军两次攻占井冈山企图的应是第四军而非第一军，等等。

另一类常见的史实错误是由于反复传译造成的。斯诺去陕北时，汉语还不熟练，一系列人名、地名要从汉语译成英语，现在又从英语译回汉语，加上当时叙述、翻译者的方言、口音，难免出错。一九三八年的复社版中译本和现在这个中译本的译者看来都为解决这个问题花过不少工夫，但还不能一一全查清楚。在本书第二、三篇中，斯诺生动地记述了一位曾经陪他去保安的“傅锦魁”同志，书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据李一氓同志和胡立东同志告知，这个译名是“胡金魁”之误。胡金魁同志当时任外交部招待处处长，现任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同志，实系“郝希英”之误。他后来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记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秋收起义战士来源的回忆时，说其中包括“汉阳矿工”，显系“安源矿工”之误。

除了上述两类之外，我们也不能不指出，书中还有一些失实之处是有的老同志在叙述往事时一时记忆之误。在当时戎马倥偬之际，很多史实不能核查，单凭回忆，难免不确。例如，毛泽东同志回忆一大情况时，说一大代表为十二人。但据其他同志回忆并据最近的研究①，当为十三人。刘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讲秋收起义的几个团的来源时，有不少地方可能记错。当时的第一团来源是叶挺同志建议成立的警卫团，成员来自各地不能立足的农民、学生暴动分子，一部分安源矿工(约一连)，武汉失业工人，以及十二师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书中所说仅由“汉阳(当系安源)矿工”组成。第二团是一部分安源矿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乡农民暴动分子所组成，而书中只写“由平江、浏阳、醴陵和湖南其他两县的部分农民赤卫队组成”。第三团成员包括浏阳、乎江农民自卫军和岳南两县部分农民梭标赤卫队，第一团还补充了三团一个营，书上却写“第三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武汉警卫团的一部分”。

在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的同时，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当时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担任口译的吴黎平同志编校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对照之下，书中辑自《西行漫记》的论述，在史实上有不少订正。当初亲历《西行漫记》中所述斗争的老同志，能够根据个人掌握的确凿材料，写文章提供情况，订正《西行漫记》中一些误传、误记之处，对改正《西行漫记》的传闻失实之处，是很有意义的。《西行漫记》只是一个友好的外国记者根据采访而写出的一本报告文学作品，在当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这一点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党史著作，这一点也是必须十分明确的。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