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荫荣：天桥的评书 收集整理∣茗香斋主 七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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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荫荣：天桥的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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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前辈说评书这一行产生在汉朝中叶，当时佛教传到中国，和尚讲佛经时，用方言土语把佛经说成故事，引人入胜。老百姓一瞧和尚讲经有滋有味，还要钱，咱们说历史故事不成吗？这就产生说书的了。唐代说书的还不算盛兴，他们讲“三分”。那阵儿不叫三国志，叫魏蜀吴三分争汉鼎。到了南宋就有说《杨家将》的了。明代出现了说书大家柳敬亭，原籍泰州，后当地为他修建了纪念馆。
评书在南方叫评话。清朝雍正十三年时，雍正皇帝死了。在国孝期间，凡是有响动的都不许有，戏剧要断演一百天。在国孝期间艺人们家里生活成问题，怎么办呢？一位叫王洪兴的老先生研究出《三国》来了，安上评书的冠子，这买卖就挣钱了，比打竹板、弹弦子挣钱还多，你不是不许有响动吗？我改说评书了，言字旁加个平字叫评书，那是王洪兴老先生留下的，往下来呢？他收了三个徒弟：邓光臣、安良臣、何良臣，这叫三臣。说书这行当时有句话：三臣、五亮、十八魁。五亮是给王洪兴的徒弟弹弦的，十八魁在清朝中叶响的不得了。我的师父品正三是安良臣第七代传人，是王洪兴第八代传人，我是第九代啦!

1919年，潘诚立建立评书研究会，他是会长，研究会认为自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起至1920年，已有二十八部评书。《春秋战国》、《秦汉演义》、《西汉》、《东汉》、《三国》、《隋唐》、《兴唐》、《五代残唐》、《杨家将》、《精忠传》、《明英烈》、《铁冠图》、《跨海征东》。这是历史性的东西，分这么十四部袍带书。短打小说性的有《清烈传》、《包公案》、《于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即彭公案)、《大宋八义》、《童林传》、《聊斋》、《绿牡丹》、《九花娘》、《小五义》共十一部书。神话的有《西游记》、《封神榜》、《济公传》三部。

民国以后又产生四部书，有《三侠剑》、《善恶图》、《雍正剑侠图》、《龙潭鲍骆》。《三侠剑》的前身是《清烈传》，是天津张杰鑫改编的，先是刊登在《益世报》，够了数就出一本书，出了几十本。《雍正剑侠图》的前身是《童林传》，常杰淼在天津给改编了，名叫《雍正剑侠图》。《大宋八义》改为《善恶图》。民国以后李豫鸣所创的《龙潭鲍骆》，跟《绿牡丹》不一样，《绿牡丹》是小说，《龙潭鲍骆》是评书的道儿了。说的是唐朝武则天时代的故事。李豫鸣把这部书传给品正三了。品正三是我师父，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会《龙潭鲍骆》。

天桥说评书的，陈荣启老先生就是一个久在地上的，天不冷不进屋子。高豫祝久在地上，天冷了就上中等馆子，小馆子也就对付着家里能有花的。陶湘九在天桥占了十几年，老在朱家大巷里那块地方，一部《剑侠图》，老这么说，冬天也不进馆子。还有赵浩然，我赶上了，他说的是《清宫秘史》，他那长相胖胖墩墩就像西太后。还有一个叫马华新的，他说《济公传》。他一辈子也没进过馆子，就会两天的书，几段，也不能打正地。别瞧这两天的书，老说济公大闹丞相府，《治大头翁》，他可老挣钱了。赶个早儿啊，抄个板凳头儿啊！说几回。

日军侵华时期，了不得了，给这些说书的也挤到天桥去了。伪政府收娱乐税，一天挣十块钱，五块钱的娱乐税，剩下那五块是说书先生跟柜上再三七劈帐。我师父在天桥福海居多少年了。自我跟着他，每年七、八月白天就是福海居这个茶馆。可这个大茶馆也不干了，说：“先生您找个地儿吧！这买卖我干不了啦！改卖清茶了。”这怎么办呢？师父说咱们天桥打地去。我找到董寡妇，那时她有自住的三间小房，外面有个大场子，二八分帐，说书的自己打钱，我给师父干这活。那时谁不知道说书的绰号“净街王”的王杰魁也让娱乐税给逼得上天桥了。他在豆汁张的地上，不打娱乐税，光花地皮钱。

郭品尧原是唱西河大鼓的，后也改说评书了。为了什么？唱完西河大鼓跟地上劈帐，再跟弹弦的分帐，就没钱了，干脆改评书得了。他在天桥挺响，说《粉妆楼》。后来，广告社把他请进门去，在电台播音，后犯心脏病死在电台。

李继友，是司殿成的徒弟，他会《康小八》、《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他也是拣板凳头儿的，在天桥混了二十多年。天冷了在天桥找个小茶馆，没有成套的书。这么一段，那么一段，三两天一换，进茶馆就是畏冬。

评书发展到今天成为一门艺术，并且又有一批评书新秀活跃在艺坛，这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当年天桥的评书和评书界的一代宗师，他们为我国评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附记：

资深记者、《北京晚报》的老报人李钟秀回想起了自己曾在1962年采访过陈荫荣老先生，深知传统评书得到传承是件非常艰难的事：
1962年7月，我曾对陈荫荣老艺术家做过一次采访。地点位于天桥的宣武说唱团。下午，听了一场评书后，我们在后台开聊。

老艺术家讲，旧时，穷朋友之间，讲交情，重义气。看见朋友有难，又不能不伸把手，帮衬一把。纵使相帮，也只是“宁赠一锭金，不传一口春”。这“一口春”指的是说唱技艺。原因很简单，怕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大家都混迹于江湖，靠的就是自己的手艺和那“一口春”。

于是，彼此之间，产生猜疑、忌妒、隔阂、勾心斗角。于是又有了“同行是冤家”的俗谚。


有过这么一回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天津有位著名说《聊斋》的评书艺人，到北京说书。北京当时说评书《聊斋》的赵英颇，很想向天津的同行学习，事先没有预约，径直到茶馆听书。

他们彼此相识。天津评书艺人，正说到兴致，看见赵英颇过来，满脸堆笑，连向听众道歉：“诸位，今天，我有朋友来了。我们俩好久没见面，要聊会子。请大家多多包涵，书就说到这儿，明天在下再卖力气，多说点。”

赵英颇竟是一个字都没听上。

同行间的防范，甚至在师徒间也出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问题的症结——依然是生存问题。

评书艺人李豫鸣，跟师傅学《清烈传》，学到三分之二了，不知怎的，师徒俩犯了心。师傅不传了。徒弟也不敢进茶馆“偷听”，怕被“撮出来”。

旧时的茶馆，说书的台子，每个方位都有名称。右手是“龙头”，中间为“龙门凳”。同行来听书，要坐在左手。如果说书人不介意，他会把“醒木”往后拉，您就安心地听。如果说书人不愿意这位同行听书，他会把“醒木”往桌前一推，意思是下“逐客令”，行话叫“撮出来”。

李豫鸣还想把《清烈传》学到手，便托朋友到茶馆代听。岂料，师傅早料到李豫鸣会请人代听，爽性，从此不再说《清烈传》了。

2023年11月19日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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