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城市为了接近水源、利用水运，大多沿江河分布。对城址的选择主要基于两个因素考虑。其一是河流，河流是城市用水的来源之一，这是城市临河分布的主要原因。其二是交通，由于古代陆路交通落后，水运成为当时重要的交通方式，河道成了当时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从我国城市发展史来看，沿河设城是南方城市分布的一般规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河流关系密切,依托便利的航运和丰富的水资源是城市得以建立和不断发展的生命线。西江是珠江主干流，贯穿肇庆境内，河道宽阔，出高要、羚羊峡进入珠江三角洲。西江航道在肇庆境内全长218公里，江面宽800-1000米，可通1000吨级轮驳船，500吨船只可上航至广西梧州。可以说从南北朝到解放前的千年历史长河中，肇庆的凭借西江在明清时期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发展一度繁荣，尤其是两广总督府时期达到颠峰，肇庆的发展与西江息息相关，这颗明珠数百年前就在西江上熠熠生辉。<br><br>一、明清时期肇庆的发展高度<br><br>1.西江流域军事中心<br><br>肇庆扼两广之咽喉，史上即为岭南军事重镇。自南北朝以来一千多年间，肇庆曾五次成为岭南或祖国大西南各地军事指挥中心。其中明清就占了三次。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明代两广总督府驻肇庆85年；1648年，南明永历帝驻肇庆一年零五个月；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代两广总督府驻肇庆92年。其余时间肇庆则是西江流域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明朝有肇庆卫、肇庆游击将军府、分守高肇雷廉左参将府、水师总兵府等军事指挥机关驻肇；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谴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由韶关攻至肇庆，改肇庆路为肇庆府，立肇庆千户所，11年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升格为肇庆卫。嘉靖十五年（1536年）两广总督钱如京在肇庆设督抚行台。万历十二年（1584年），广东总兵戚继光设海防馆于肇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京弘光帝任命丁魁楚为驻肇两广总督。永历元年（1647年）佟养甲在肇庆就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清朝有督标前后左右中营参将府、水师营参将府驻肇。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剿瑶局于肇庆。光绪十一年（1885年）兵部尚书彭玉麟设广安水军于肇庆。清巡防营新军与广安水军，均参加辛亥革命，广安水军还是南中国海军的前身。肇庆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肇庆成为历代兵家逐鹿岭南必争之地。明代民武装领袖黄萧养、抗倭名将俞大猷、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部分将领、清代红巾军领袖陈开、抗法将军彭玉麟等，都曾在肇庆指挥过兵事，肇庆成为名将军事活动积累军事经验的大舞台积蓄军事力量的重量级基地。 2.西江中下游政治中心<br><br>肇庆历来是西江流域的政治中心。西汉元鼎七年(公元前l10年)，汉武帝在高要设盐官，是全国36个盐官之一，此为在肇庆设置的中央集团管辖下的政治机构。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武帝在高要置西江督护府，管理西江流域土著民族事务。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梁武帝升高要为郡，并把广州都督府设在高要，统辖岭南13州。陈霸先任西江督护、高要太守期间，在这里招收俚、僚子弟兵，积蓄力量，其后北伐侯景，并于公元557年建立了陈朝。陈时广州都督府仍治高要。肇庆成为军事重地的同时，也成为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方。自南朝梁开始，肇庆相继成为郡治、州治、府治、路治等政治机构所在地。隋唐时期随着管辖范围的变更，肇庆降为西江下游政治中心。到明朝时，时肇庆府辖境大为改观，辐射范围加大，肇庆再次成为西江中下游政治中心。正统四年（1439年），肇庆设有省派出机构岭西道。弘治十六年（1503年），该派出机构管辖范围由二府扩充到四府，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两广总督府从广西梧州移驻肇庆。1646年，朱由榔以肇庆府署为行宫，即位称帝，改称永历，在肇庆组织军民抗清。肇庆再次成为两广以至中国大西南地区政治斗争的中心。清代在省与府之间设道，如分巡肇罗道、分巡肇阳罗道、分巡广肇罗道等，道台多设在肇庆。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代两广总督府又驻肇庆92年，因而清朝时期肇庆作为省派出机构的道，辖境虽时有变化，但仍保持了其西江中下游政治中心的地位。<br><br>3.西江水运枢纽城市<br><br>历史上肇庆一直是西江水运枢纽城市，自秦后，贺江、西江成为我国南北联系的重要水道，对于我国南北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积极作用。西江支流众多，且流经大西南地区，因而广东西部、广西大部分地区和云贵部分所产货物，均可通过各支流，经肇庆后再到达佛山和广州。所以肇庆的发展与西江水运的发展紧密相连。<br><br>从出土文物和有关史籍记载表明，自汉代开始，西江水道就成为肇庆重要的交通水路，历代不断发展，至明朝达到繁盛。明中叶以后，珠三角地区因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形成专业化的经济作物区，种粮面积下降；加上肇庆水患增多，广东极度缺粮。广西桂梧的粮食要运进来，西江成两广运粮之道，肇庆作为粮食转运站，便成为沟通粤西山区与珠三角地区的水运交通中心。明万历年间（1576年）在肇庆设黄岗（江）税厂，征收往来船只的商品税。肇庆的土特产、工艺品和广佛的铁、铜、锡器经肇庆运销西南各地；所需云南、广西、云浮等地的矿产原料等也均靠肇庆转运。肇庆自此来往人员更多，经济越发繁荣。根据宣统《高要县志》卷十一记载：“其时商业之交通，亲朋之酬酢，莫不以肇庆为中心点。彼此往来，全恃帆船，以故夹岸下啶，帆樯如织。而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当年的热闹可想而知。 自明朝后，珠三角陆地扩展，西江入海路增长，西江航运经过不断发展，至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西江已有机动客货轮往来于广州、江门和梧州之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航行于广州—肇庆线的“肇省渡”以蒸汽机拖轮带引花尾大渡，是肇庆民用机动轮船之始。20世纪70年代停用。据宣统《高要县志》记载，清代西江的航线已初具规模：其中帆船航运的航线14条；人力车渡航运的航线3条；另外还有轮船拖渡航运航线和单行轮船航运的航线。因而明清时期作为肇庆封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西江航运的繁荣支撑了肇庆西江水运的枢纽城市地位数百年。<br><br>4.西江走廊重要经济中心<br><br>历史上肇庆一直是西江走廊的重要经济中心。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到隋朝时信安郡（郡治高要）人口密度比南海郡高很多，居岭南第一，可见其时高要（今肇庆）已是西江流域经济中心。后经过七百多年的发展，到明朝时，肇庆封建经济发展达到繁荣鼎盛时代。明王朝推行了不少促进生产发展的政策法令，扩大和保护农田，并使用水车灌溉，竹、木、柴、炭等林副产品得到开发，农业有了长足发展，手工业发展除生产端砚、芏（du四声）席、其它工艺品也远销各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随着广东、广西粮食和经济作物交易的剧增，肇庆已然成为西江流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其时肇庆城区已有府前、城中、城南和十字路等4条商业街，商业已兴盛起来。明末清初战乱，肇庆经济曾受到摧残，后清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如加强赈灾、兴修水利、鼓励垦荒、均粮减役、整饬吏治、并对扰害商人的首要分子按光棍例治罪。现存于旧肇庆府署内“禁官差勒索”三碑：《肇庆府禁封江勒索碑》《肇庆府禁官差勒索杂货铺告示碑》《肇庆府禁官差勒索瓷器缸瓦铺告示碑》，记载了清初政府对工商业的保护，这些措施都促进了肇庆经济社会的发展。清朝时期，除原有的端砚、芏席、蕉布外，又增加了矿冶、象牙雕刻、纸扇、锡器、毛巾制造和制糖业等工业生产并进入工厂式生产。如当时的冶炼已发展到一定水平，罗定县铁矿的采炼工厂“最大的不下数百人，最少的不下百余人”（《简明广东史》），至今肇庆仍有相当数量的铁屎坑矿冶遗址。尤其制糖业成为广东两大基地之一，“道光以前，广东的制糖业，以广州、肇庆二府最盛（《简明广东史》）”。当时调味品的生产也很有名，清光绪年间，四会县城汇源路私营大和酱园铺的产品已有少量出口到东南亚国家。清代肇庆城区有经营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大小店铺上千家。康熙五十五(1716年)，肇庆定为官办盐埠（初名肇和总埠），年营销生盐2.4万余包。商贸已具一定规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成立肇庆商务分会，其时肇庆城内商店约有千间。其时印刷业使用半机械化生产，揭开了近代工业的序幕。明清时期肇庆的金融业也发展到一定水平，民间通过典当、钱庄等借贷形式，可以实现资金流融通。据清道光《肇庆府志》记载：康熙年间，肇庆已有典当业。道光十三年（1833年）已有当铺154家，民间金融非常活跃。清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永历帝在肇庆铸“永历通宝”，流通于高要（今肇庆）和西江各县。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在肇庆成立鼓铸局铸钱，肇庆一时成为两广钱币发行中心。清朝时期肇庆的对外贸易也相当活跃，桂皮、桂油、厘竹、蚕丝、端砚等畅销海外。道光二十年（1840年），香港商人曾在怀集县坳仔开设“均利兴竹庄”，就地收购茶杆竹，雇佣沙晒，制成半成品，经广州深加工后转销欧美各国。清代肇庆的金渡花席闻名东南亚。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无能，地处西江上游的梧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根据中英《西江通商专约》，肇庆、德庆被定为英国轮船货物和旅客停靠站，肇庆丧失西江航运权，外国商轮染指西江40余年，直接影响了肇庆航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