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的河医人

巴丹弱水

郑大一附院院史办

巴丹弱水

陈明望

2023年11月23日

　　在中国的西南边境，有一条由云南至缅甸，用血肉筑就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援助通道，连接从印度经缅甸、昆明、贵阳，到达当时陪都重庆，将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连接起来。通过这条运输动脉，一批批抗战物资由美军的车队运抵中国，它是当年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唯一的陆路运输通道，被誉为“抗战生命线”。

在1942～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阶段，中国为保障国际援助中国抗战物资供应，打通滇缅公路这条被日寇掐断的交通运输线恢复畅通，支援英军在缅甸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组建出征滇缅印，抗击日寇的英雄部队——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腾冲国殇墓园

　　中国远征军是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抗侵略的决心，为捍卫国家独立与民族尊严做出了巨大牺牲。

史迪威公路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这就是一条坚持抗战的生命线，外援抗战物资由昆明至贵阳的运输，都靠盘旋曲行于雄峻陡峭的睛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陡坡上的24拐这条滇黔公路承担。

给养运输车队

　　安顺，是滇黔公路的必经之路，是抗战物资储备转运枢纽。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贵州随之成为重庆的屏障。1942年2月第一支中国远征军和1944年2月第二支远征军（重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都是从安顺誓师后出发远征缅甸，踏上了抗日的征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把军政部安顺军医学校推到抗战救亡的历史前台。

安顺军医学校原名曾是中央陆军军医学校，是旧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也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学院校。抗战时期学校内迁安顺，改称军医学校。

一、 与河医有关的军医学校教官：

1. 内科学系主任教官兼军医学校附属医院院长张静吾教授（曾任河大医学院院长、河南医学院副院长、附属医院院长）；

2. 药理学系主任教官邢文嵘教授（曾任河大医学院药理学馆教授）；

3. 内科学系热带病学组主任教官，兼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医务主任徐鹤皋教授（曾任河医附属医院内科主任、院长）；

4. 外科学教官孙生桂教授（曾任河医附属医院外科主任、第一副院长）；

5. 耳鼻喉科学教官陈祥焘助教（曾任河医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6. 药理学教官曲本钤助教（曾任河医药理学教研室主任）。

7. 西安第一分校内科教官李穆①（河大医学院1939年毕业，第11重伤医院少校军医）。

二、 1945年～1946年，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教官：

1. 病理和寄生虫学教官李赋京教授（曾任河大医学院解剖学馆教授）；

2. 解剖学主任教官宋玉五上校（曾任河大医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

3. 皮肤花柳科主任教官刘蔚同上校（曾任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校长）

4. 解剖学教官李瑜如上校（曾任河大医学院解剖学教授）

5. 药理学教官孙国桢副教授（曾任河大医学院药理学馆讲师）。

三、 军医学校历届毕业生及教官：

1. 1939年27期毕业生，1947年9月任耳鼻喉科学教官董民声副教授（曾任河医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院长，医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

2. 1939年27期毕业生，1948年7月任预防医学教官朱秋林教授（曾任河医卫生系主任）；

3. 1940年28期毕业生（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毕业）张国兴（曾任河医一附院大外科副主任）；

4. 1942年30期毕业生留校，内科段春和医师（曾任河大医学院内科讲师，留美）。

①李穆（李穆清）（1913.06.18～2005.10），河南省内黄县人，1939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历任军政部第11重伤医院少校军医、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内科教官、郑州市一院院长、郑州传染病医院院长等职务。

这些师生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保家卫国，置身于抗日救亡的浪潮中的中华儿女，为抗战培训输送了大批医护人员，支援了中国远征军抗战，粉碎了日军封锁外援物资补给计划，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 与河医有关的军医学校毕业生参加中国远征军人员：

1. 1943年10月第32期毕业生石炯（曾任河医一附院大外科副主任）；

2. 1944年1月第33期毕业生苏寿汦（曾任河医基础医学部主任）；

3. 1944年1月第33期毕业生吴国祯（曾任河医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

。

时间段备注：

1932.9～1952.9，简称“河大医学院、河大附属医院”。

1952.9～1975.3,简称“河医、河医附属医院”。

1975.3～1985.，简称“河医、河医一附院”。

这些学生娃毕业后参加中国远征军，跨越国境线入缅为国而英勇奋战，无惧牺牲的英雄军医们，他们在烽火中撑起伤员们的希望，硝烟中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战火纷飞中守护生命，以血肉之躯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赞歌。

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没有扛枪杀敌，却在战场上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他们虽然没有在前线冲锋陷阵，却像镶嵌在茫茫夜空中的繁星，默默无闻，闪闪发光。止血包扎、固定搬运、手术取子弹，哪里有隆隆的炮火声，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生命谱写绚丽人生华章，他们是枪林弹雨中最美的身影。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如今，战争虽已远去，英雄从未走远，我们从未忘记。时光里循着中国远征军的足迹，走进了那段烽火连天、艰苦卓绝而又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

“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们的家园，泱泱华夏大好河山被践踏，妇女遭蹂躏，炎黄子孙遭杀戮。卢沟桥畔隆隆炮声，唤起了一个民族的觉醒，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9年3月，军政部军医学校由广州迁校到安顺之初，从桂林换防到安顺的军政部第十二重伤医院，改编为军政部安顺军医学校附属医院。第十二重伤医院这批护理员和看护兵大都未受过正规护理专业训练，于是军医学校决定对他们进行集训，设立了高级护理训练班。

高护班教务主任，由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医务主任徐鹤皋教授兼任，陈祥焘助教讲耳鼻喉学课程。学制3年，共招生四期。

1941年12月，第一路十万中国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出保山，渡怒江，过龙陵，越芒市，直奔国门畹町进入缅甸。缅甸属于热带雨林，高山环列，山峦重叠，河流交错，林莽如海。毒蛇、蚂蝗遍地，瘴气防不胜防。茂密的热带丛林又是蚊虫繁衍的天然场所，高温湿热环境下疟疾、登革热、血吸虫病、丝虫病、鼠疫和黑热病等，通过蚊虫叮咬和水源传播、传染热带疾病。

远征军在热带丛林里对日作战，缺乏热带病防护经验和装备。为了防止热带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内科学系热带病学组主任教官徐鹤皋，研究热带地区疾病传播的生态学机制，宣传热带病防控知识，提高远征军的自我防护意识，培训指导前线军医预防和治疗热带病的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医预备团第一分团（西安）

军医速成班受训证书（1942.07）

军医预备团第二分团（邵阳）

《人体解剖图谱》（1942.04）

　　滇缅战场血染山河，数万军人埋骨异国，伤亡很大，救护兵告急。为解决中国远征军急需医务人员问题，军医学校除继续培养大学部医科毕业生输送上前线外，张静吾、徐鹤皋、孙生桂、邢文嵘、曲本钤、陈祥焘、段春和等教官，还积极执教学校举办的军医预备团和各类战地救护、外伤救治、军队营养、卫生健康、传染病防治等各种短期速成培训班，为滇缅战场培训输送大批救护兵。

《军医提絜》改编第三版（1948.07）

《军医提絜》改编第三版编辑名单（1948.07）

　　为了在行军作战中轻装简载，“一册在手，随时检索，得心应手”的军医百科全书——《军医提絜》第一版，由石炯所在的32期全体同学编写，经邢文嵘、徐鹤皋等教官审阅，段春和等医师指正，于1944年11月出版。改编第三版由石炯、方克家、邵钧等45人编辑，吴国祯等18人特约编辑，于1948年7月出版。

1943年秋，张静吾院长奉军医学校张建教育长命令，挑选附属医院三名精干外科医师和10名护士，组成游动远征手术队（中国红十字会第七手术队）配属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由教务处于少卿处长领队，开赴云南保山蒲缥前线，参加腾冲战役救护伤员。远征军攻破怒江后，游动手术队又跟随远征军赴缅甸战场救治伤员，戮力同心，支援抗战，共赴国难。次年奉命返回安顺，历时八个月。（摘录《张建与军医学校——兼述抗战时期军医教育》张丽安著，P290）

安顺军医学校（1940～1943）

中排右1徐鹤皋、右2张静吾、右3朱师晦（内科教官，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德）

后排右2郭元瀛（同济大学医科）

1940年总部位于安顺的军医学校设立西安第一分校、昆明第二分校。云南省立昆华医院的许多有志之士，纷纷志愿到军医学校昆明第二分校（原昆明军医学校改编）应聘执教，为中国远征军培训急需的医护人员，为抗战出力。

王培基（左2）和云南昆华医院医疗队（1939）

　　其中就有河大医学院1938年第五期毕业生，曾参加军政部第十一重伤医院（由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改编），到湖南辰溪县抗战前线毕业实习，毕业后到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外科工作的王培基②、张洲③医师。还有昆华医院1938年云南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邹荫芳④（曾任河医附属医院小儿科主任），1941年毕业生朱绮霞⑸（曾任河医附属医院妇产科教授）等，都纷纷到军医学校昆明第二分校，加入培训远征军医务兵的志愿者行列中。

②王培基（1911.10.16～1999.03.24），山东诸城人，1939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历任军政部第11重伤医院少校军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主治医师，兵工署第十兵工厂医院外科主任，江陵机器厂医院院长。

③张洲（1914.10.16～1997.07.07），河南南阳人，1939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历任军政部第11重伤医院少校军医、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医师、西南联大校医、南阳新野县医院医师、南阳医学会副会长等职。

④邹荫芳（1913.9.11～1990.12.24），云南省普洱人，193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医学院。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医师，1948年留学美国，1954年后任河医一附院小儿科主任、教授。

⑸朱绮霞（1917.01.29～2020.01.08），云南省普洱人，1941年云南大学医学院毕业。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医师，1948年留学美国，1954年后任河医一附院妇产科教授。

国家危难之际，我辈男儿当誓死报国，积极投身抗战医疗。1943年10月，军医学校医科32期石炯奉命提前三个月毕业，授予一等军医佐（上尉）军衔。毕业后他与全体同学整建制被派到昆明战前集训，前期宿营在圆通街忠烈祠的军医学校昆明第二分校，后转到中美联合建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中国远征军昆明训练中心）受训两周。

11月下旬又到距昆明城西北12公里的五华区黑林铺，坐落在玉案山中的筇竹寺，参加由军政部军医署、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⑹，副总队长汤蠡舟⑦）及其美国教官组成的西南军事干训团军医训练班，接受由美国教官进行为期五周的包括初级急救、抬担架和战伤处理等课程训练。

⑹林可胜（1897.10.15～1969.07.08），新加坡籍华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924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1937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1944年底任军政部军医署署长，1946年任国防医学院院长，为抗战救护立下不朽功勋。

⑦汤蠡舟(1896～1957)，上海浦东人，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1925年回国后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任东南医学院医务长。1937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队长，1946年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参与了“日内瓦公约”的修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等职。

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结业证书（1943.05.24）

　　1944年1月10日左右，石炯在军医训练班集训结业，被分配到滇西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流动手术队任上尉军医。

由于军医学校医科32期毕业生品学兼优，集训结业成绩优良，大大出乎美国教官的意料之外，因此宣布凡安顺军医学校的毕业生，今后不再参加战前集训，可直接分配到远征军师以上野战医院或兵站医院工作。

1944年5月11晚，集结在怒江东岸的数万余滇西远征军，在怒江150公里正面12个渡口乘坐木船、竹筏、橡皮艇强渡怒江，全线向驻守滇西的日军精锐师团展开战略反攻。左翼滇西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越过高黎贡山向龙陵、芒市方向发起战役攻击。右翼滇西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向腾冲方向发起战役攻击。强渡怒江是中国抗战以来在抗战正面战场上，第一次对日寇展开战略进攻。

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1944.05）

　　腾冲城墙建于明朝，用火山石筑成石头城。城墙之上日守军建筑的碉堡林立，在城墙四角还筑有大型的堡垒，城内到处修建防御工事，堪称固若金汤。由于腾冲的地理位置特殊易守难攻，以及中日双方的装备差距，日军凭险固守负隅顽抗，攻打腾冲的第二十集团军的将士们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滇西远征军在收复腾冲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

远征军第20集团军血战腾冲(1944.09)

腾冲城终于被第20集团军攻克（1944.09.14）

　　1944年9月14日，腾冲之役历时127天，终于彻底歼灭腾冲日军守敌。是役，滇西远征军官兵近万名将士战死沙场。石炯随流动手术队参加腾冲战役，在炮声隆隆的前沿阵地，不顾生死为伤员止血包扎、处理伤口、开刀清创、取子弹片，抢救受伤官兵。

据第二十集团军流动手术队队长邵钧（原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儿子早年向石炯的儿子石伟波（1948年生）叙述：“腾冲战役是伤亡最惨重的战场，他们俩父亲所在的手术队，不分白天昼夜连轴转抢救伤员，平均每人每天做20余台手术，可见腾冲战役之惨烈。”

救护腾冲伤员(1944.09)

　　攻克腾冲后第二十集团军乘胜追击，沿滇缅公路经龙陵继续向畹町追击，1945年1月27日，滇西远征军十一和二十集团军与中国驻印军在芒友胜利会师。至此，滇缅公路打通，远征军相继回国。石炯晋升三等军医正（少校）军衔。

1945年春，第二十集团军改编番号撤销，石炯留在云南大理喜洲镇五台中学当教员和校医。

中央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33期全体同学毕业纪念（1944.02.06）

前排左1吴国祯，后排右1苏寿汦

1944年1月，安顺军医学校第33期学生苏寿汦和吴国祯毕业，被授予一等军医佐（上尉）军衔。如前所述33期毕业生不再参加战前集训，苏寿汦和吴国祯直接被分配到位于云南省施甸县由旺乡华兴村小摩老邓村黄家大院，滇西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兵站分监部卫生科任上尉军医。

第11集团军野战医院旧址

由旺镇百福口村杨氏宗祠

第11集团军野战医院军医室旧址

太平镇太平村杨国茂店铺

　　据94岁的吴国祯教授夫人马云生护士长回忆：33期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滇西远征军野战医院工作，医院按专业性质把他们分为两个组，一个是医疗组，记得有吴国祯、钟学伦、王镇球、张静生等同学。另一个是防疫组，记得有苏寿汦和方克家等同学。

5月初，苏寿汦和吴国祯上尉随兵站分监李国源少将(1902～1959，湖南省安仁县人)，赴怒江前线。5月11日滇西远征军全线强渡怒江，对怒江西岸日军守敌开始反攻。

滇西远征军攻破怒江后，日军的松山要塞，就是突兀于怒江西岸扼守远征军挺进滇西的屏障。

1942年日军占领松山后，在此建造了7个永久性据点群防御工事，共有上铺有钢板的子母碉堡40多座，碉堡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日军曾用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松山防御工事试验，试验表明数枚500磅的重型炸弹命中目标，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破坏。日军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中将发给日本南方总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1944年6月4日，怒江东岸远征军重炮射击位于龙陵县东北部腊勐乡境内的松山。由于松山日军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导致十一集团军伤亡惨重。攻击到6月30日久攻未破，改由第8军接替71军阵地继续攻击松山，71军转攻龙陵。

救护滇西远征军伤员（1944）

　　早年为了阻断日军过怒江，国军炸毁惠通桥（钢索吊桥）东岸的桥塔，炸断主索，断桥阻敌。7月1日远征军抢修的惠通桥临时便桥通车，苏寿汦和吴国祯随野战医院过江前移松山。经过历时95天十战松山，9月7日松山战役取得完全胜利。

9月中旬，松山、腾冲战役都取得了全面胜利后，左、右两翼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相继汇聚龙陵。在长达4个多月经过三次拉锯争夺战，11月3日攻破龙陵。

救护滇西远征军伤员（1944）

　　龙陵战役是滇西远征军反攻作战中，耗时最长，牺牲最大的攻坚战。苏寿汦和吴国祯他们不分昼夜抢救远征军伤员和运送弹药粮草的民工伤员。“据《救护通讯》发布的医疗统计显示：1944年：外科手术15082例；骨折复位1851例；敷伤1034582例/次。”（摘自中南大学2015年7月29日作者李松【中南人的抗战】谢陶瀛：一把柳叶刀，浴血滇西缅北），由此可知当时攻打滇西医务人员救治任务强度之大。

攻克龙陵后，日军赖以盘踞滇西的坚固阵地全部被摧毁。自此，滇西再无险可守，残余日军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溃逃。滇西远征军势如破竹，一路横扫，相继攻克芒市、遮放。1944年冬，苏寿汦和吴国祯晋升三等军医正（少校）军衔。

1945年1月24日，滇西远征军胜利攻占滇西境内最后一块失地畹町。远征军旋即跨越畹町桥，出国境分途乘胜追击，到27日与中国驻印军芒友胜利会师，3月8日攻克腊戌。至此，缅北反攻作战结束，苏寿汦和吴国祯随远征军撤出缅甸，回国返回芒市休整。

苏寿汦辗转回到安顺军医学校任教，1946年随学校迁往上海江湾国防医学院。1946年初，吴国祯随军队由昆明转越南海防港，乘军舰经海路运往葫芦岛登陆，派往沈阳接收日本关东军奉天陆军医院受降的医疗物资。

昆仑关碧血千秋

　　1939年10月，安顺军医学校第27期学生董民声毕业。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董民声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即赴中央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军部所在地——广西全州县报到，加入抗日名将、革命烈士戴安澜任师长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机械化师——200师，授予一等军医佐（上尉）军衔。

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11月24日南宁失守，12月4日昆仑关失守。董民声受命随200师参加主攻昆仑关的反击作战，与日军三次争夺昆仑关，终于在1939年12月31日收复昆仑关。

攻克昆仑关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加入对昆仑关附近之八塘的进攻，至1940年1月11日昆仑关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取得了血战昆仑关大捷，成为了与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同享盛誉的抗战名篇。

庆祝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大捷，是一场用中华儿女血肉换来胜利的反攻战。在攻战昆仑关时200师将士浴血奋战，兵员减员近三分之二损失惨重，陷入筋疲力尽的境地，战后需要休整。4月，200师开赴到后方湖南祁阳县，修整和补充兵员。

刚毕业的董民声血气方刚，身强力壮，不愿离开前线去后方修整，愿尽己所能用手术刀挽回更多同胞的生命，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当他得知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汇集了许多优秀的医学专家、学者和医务工作者，有留学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医学博士，也有来自于国内协和、同济、湘雅等知名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奉献于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红十字救护事业时，他不愿休整，即离开200师到位于贵阳的图云关，投奔到以林可胜博士为总队长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开展远征军战地救护、防疫和军医培训工作。

峰峦起伏、浓荫满坡的图云关，抗战期间是中国最大的战时医疗救护和军医培训基地。这里云集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主任林可胜）和第167后方野战医院（贵阳陆军总医院）“三驾马车”。图云关成为战时救护大本营，战时军医的摇篮，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图云关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

　　在图云关，成千上万的中国远征军伤病员得到了救治与护理，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滇西抗日战场。董民声先后在图云关的红十字救护总队、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贵阳陆军总医院三家单位任职外科医师，为抗战救护伤员和培训短期战时救护、防疫人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0年4月，董民声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报到后，被分配到第二大队江西修水县622队。他既是队长又是医师带领下属四个医护人员，除了给抗日将士作治疗外，还给当地老百姓免费治疗，为驻地集团军办军医培训班。缺少消毒设备，他就用蒸茏蒸、开水煮，利用煮沸来达到消毒目的。

红十字救护队在缅甸战场

　　据档案记载：“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止，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近20万次，为3万5千多人骨折复位，为近900万人敷伤，先后收容200余万人住院治疗，门诊军人248万余人，门诊平民200万余人，预防接种460余万人。”（来源：《中国红十字会110年》）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

（1939～1945）

　　1942年7月，董民声返回图云关红十字救护总队，调入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任外科助教。救护总队和战时卫训所是“两块牌子一个领导”，都属于林可胜负责，只是工作性质分工不同而已。

军政部战时卫训所第14期毕业纪念章

　　战时卫训所按培训性质，分为学员大队和学生大队两部分。学员大队任务是轮训军医，学员来自战区兵站或后方医院的医护人员，属于短期战地救护、卫生防疫班，一般培训1至3个月，结业后返回原单位。学生大队属于中专教育类，开设有军医教育班，高、初级护士教育班和检验班，学制较长。

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外科教材

　　1943年6月，图云关战时卫训所成立实习医院，董民声转任实习医院外科医师。

1944年7月，董民声又转到图云关的贵阳陆军总医院，先后任外科总医师、主治医师，晋升三等军医正（少校）军衔。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5月，董民声晋升为二等军医正（中校）军衔。

抗战胜利后，军医署根据中美协议，由美方资助，选派一批在抗战中成绩突出的优秀军医，组成军医留美团，到美国陆军医院或医学院进修一年。经过初试和复试后，120名军官榜上有名。

其中（与河医有关人员）：

1. 专家组有：军医学校药理学主任教官邢文嵘教授。
2. 专业组有：军医学校药理学教官曲本钤助教。
3. 医院组有：军医学校27期毕业生董民声（由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选派）。军医学校30期毕业生，留校内科医师段春和。

美军David Shanks号运输舰

　　1946年8月13日，留美进修人员乘坐美军David Shanks号运输舰，于8月27日到达美国旧金山码头。在莱特曼陆军医院（Letterman General Hospital）稍作休整，一周后转乘火车到得克萨斯州中南部的圣安东尼奥市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brooke army medical center）报到，并在其学习卫生勤务一个月（专家组人员除外）。

邢文嵘教授分配到纽约哥伦比亚医药中心，曲本钤分配到基础医学院，董民声分配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墨菲陆军医院（Murphy Army Hospital），进修耳鼻喉科。

1947年7月，军医留美团结束了留美进修学习，集中到旧金山回国。分两批乘坐美军运输舰分别于1947年7月15日和7月30日抵达上海码头。返回抗战胜利后原安顺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昆明第二分校、图云关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合并后迁址上海江湾，1947年6月1日更名为国防医学院任教官。

　　1939年9月，朱秋林从安顺军医学校第27期毕业，毕业后先在陆军109师短期服役。

1940年6月，朱秋林到重庆市卫生局任公共卫生队长、主任。抗战时期，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党、政、军机关云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工厂学校陆续内迁重庆，人口剧增。由于医疗卫生资源的匮乏，城市基础设施的落后，导致霍乱、疟疾等传染病在重庆的大肆流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做好重庆的卫生防疫和传染病防治，与整个抗战大局休戚相关。

朱秋林配合政府制定完善的卫生法规，开展传染病防治宣传与教育，全面开展疫苗接种，多措并举，有效的控制了疾病的进一步传播。

1944年2月，朱秋林又转到担任陪都卫戍的陆军97军，任野战医院院长，卫生处长。1944年11月，桂林、柳州、南宁相继沦陷，日军叫嚣次年会师贵阳，攻下重庆。值此紧急关头，朱秋林随军调往贵州独山县一带狙击敌人，师誓死抵抗，以壮烈殉国之心坚守独山，12月2日终因寡不敌众独山沦陷。97军溃败伤亡严重，1945年4月被裁撤，后辗转到国防医学院任教官。

　　1949年上海解放前，国防医学院分成三批（2月16日、3月16日、5月7日分别抵台），共计官兵员工与眷属2351人迁往台湾。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与政府公职人员开始撤离上海，去往台湾的一张船票上涨到两条金条的价格，飞机票更是价格飙升，并且一票难求。

据徐鹤皋教授女儿徐进（1947年生）回忆：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和后来爸爸告诉她，上海江湾五角场解放前很荒凉，只有翔殷路有原国防医学院的“飞机楼”及其附属医院的楼房，另一处是江湾机场有一些房屋，其余大多是农田。

一日校园喇叭不停喊到开往台湾的军舰即将起航，徐鹤皋教授请你尽快乘车前往码头登舰。刺耳的喇叭声打破了寂静的校园，在空旷的五角场寒风中回荡，声声入耳，丝丝钻心。

徐鹤皋教授思前顾后，决定无论今后命运如何，也不愿意再继续追随国民党，一家老小躲在家里，没有登上开往台湾的军舰。

董民声教授女儿董明敏（1944年生）回忆：长大后爸爸告诉她解放前的旧上海兵荒马乱，通货膨胀，动荡不安。国民党不管平民百姓的死活，他厌倦了战争和没完没了的逃警报，那种日子苦不堪言，只有达官贵人和豪门富户才争着逃离大陆去台湾。他不愿跟着国民党走，便悄悄先把家属送回到老家嘉兴躲避，然后自己乘小船离开上海。

曾在国防医学院工作过的张静吾、邢文嵘、宋玉五、徐鹤皋、孙国桢、孙生桂、朱秋林、陈祥焘、董民声、石炯、曲本钤、张国兴、段春和、苏寿汦、吴国祯等教官或军医官，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难离，眼见国民党节节败退败局已定，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都没有跟随国民党溃逃台湾，依然选择留在了大陆。

他们目睹了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丧失民心，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怨声载道。他们厌倦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生活。他们看清了国民党欺压盘剥百姓、贪污腐化、派系林立的丑恶本质。宋玉五教授曾在1955年的自传写到“越看国民党越觉得不是一个理想的，好的，而且是一个被人嘲骂的党。”

知识分子超然于政治，遁隐于学术，虽然也对改朝换代政权交替心怀忧虑惴惴不安，对未来忧心忡忡，但是他们还是甘愿冒风险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受河南大学医学院卢长山⑧院长和副院长张静吾教授的邀请，从上海、南通等江南城市先后来到当时黄沙弥漫贫瘠的开封，支援河南大学医学院建设，肩负起复兴河南医学教育的历史使命，日后成为河南医学院各学科领域建设的主要奠基人或带头人，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和教育家。

⑧卢长山（1916.08.24～1981.11.26)，河北吴桥人，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1939年5月加入共产党。1938年9月至1943年4月，延安卫校和白求恩卫校毕业后任冀东军区卫生部医生。解放战争中任四野九纵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46军卫生部部长。建国后历任河南医学院院长兼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广西医学院副院长、广西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行政十级干部。

1950年南通医学院新年联欢晚会

前排左起：××、××、吴国祯、××、××、××、徐鹤皋、××、××、××、董民声、曲本钤、苏寿汦、××

中排右2陈声远（妻子河医手术室副护士长夏玉芝，1953年武汉卫校毕业，1969年调麻醉科任医师）

中排右8刘桂森（妻子河医耳鼻喉科林瑜梅护士长，文革前照顾夫妻关系调焦作矿务局医院工作）

人物简介（按年龄排序）：

宋玉五 (1900.01.04～1975.07.15)

名琯生，河南淅川县人，1925年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

先后任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院长、附属医院院长、解剖学馆主任、教授。

军医学校解剖学主任教官（教授）、河南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教务课主任、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

张静吾（1900.07.27～1998.08.14）

名张凝，河南省巩县人，1921年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前期毕业，1926年获德国哥根廷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内科教授、院长。军医学校内科主任教官（教授、上校）兼附属医院院长、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河南医学院副院长。1956年国家首批二级教授。

李赋京（1900.08.13～1988.09.29）

字宏生，陕西蒲城人，1920年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1928年获德国哥根廷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河南大学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病理和寄生虫学教官（教授）、西北联大、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1956年国家首批一级教授。

邢文嵘（1904～1971），上海人，1927年8月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1933年8月任河南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后任军医学校药理学系主任教官（教授）。1949年先后任东南医学院、安徽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1956年国家首批一级教授。

徐鹤皋（1905.02.04～1986.03.31）

安徽省桐城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医学院。

先后任军医学校内科学系热带病学组主任教官（教授），兼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医务主任。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内科主任、副院长、院长。1956年国家首批二级教授。

孙国桢(1907.02～1983.06.24)

字翰青，河南安阳人，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留校任助教、讲师。

先后任陕西医专副教授、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药理学教官（副教授）、西北大学医学院教授。西安医学院教育工会副主席、药理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孙生桂（1908.08.12～1967.12.20）

字子丹，河北定县人，1933年毕业于保定河北医学院，1937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青山外科研究生。

先后任军医学校外科学主任教官（教授）、广西医学院外科教授兼外科主任、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副院长。

朱秋林（1912.05.09～1987.11.30）

山东高唐县人，1935年6月肄业于齐鲁大学物理系，1939年9月毕业于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

先后任陆军109师医师、重庆市卫生局公共卫生队长、主任。陆军97军院长、卫生处长，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教官（教授）、河南医学院卫生学教研室主任，1956年国家首批三级教授。

陈祥焘（1912.10.19～2009.08.09）

江苏六合县人。1940年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

先后任军医学校耳鼻喉科学教官（助教）、陕西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广西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副院长。1956年国家首批三级教授。

董民声（1915.12.31～1999.12.05）

淅江嘉兴人，1939年9月毕业于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留美。

先后任陆军200师军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医师兼队长、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外科医师、贵阳陆军总医院主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国防医学院教官（副教授）、南通医学院教授。

河南医学院五官科学系主任、副院长，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院长。1956年国家首批三级教授。

石 炯（1916.03.21～2006.06.21）

江苏常熟人，1943年毕业于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

中国远征军流动手术队少校军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附属医院外科医师、苏州102后方医院主治医师、浙江省立医学院外科讲师兼总住院医师、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大外科副主任。

曲本钤（1916～2014.10.12）

山东文登人，1940年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本科毕业，留美。

国防医学院教官，药理学助教、讲师、副教授。

河南医学院药理教研室主任、教授。

张国兴（1916.10～1997.03）

山西灵丘人，1940年毕业于军医学校西安第一分校。

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副教授、教授、大外科副主任。

段春和（1919～不详）

河北人，1942年毕业于军医学校，留美。

国防医学院内科教官，附属医院内科助教、讲师。

国立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讲师、解放军309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苏寿汦（1920.03.21～2005.05.16）

浙江瑞安人，1944年毕业于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

中国远征军少校军医、国防医学院教官、南通医学院教授、河南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教授、基础医学部主任。

吴国祯（1921.01.08～1997.09.18）

安徽合肥人，1944年毕业于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

中国远征军少校军医、联勤沈阳总医院中校军医、九江陆军第19后方医院上校军医、南通医学院副教授、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大外科主任、心血管外科主任、教授。

中国远征军名录墙

　　今天，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河医参加远征军的抗战老兵都已远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远征军老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污蔑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遭受迫害和冤屈。阴霾终将散去，阳光依旧灿烂。

如果我们登上腾冲城堡，驻足倾听怒江的惊涛怒浪，耳旁是怒江在咆哮，隆隆的炮声，冲破苍穹的呐喊，让敌人闻声丧胆的冲锋号角，这就是远征军将士宿命的回响。

让我们走近这群抗日英雄群体，铭记他们用血肉筑起的不朽功勋。致敬他们，便是尊重历史。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

我们崇尚英雄，缅怀远征军抗战老兵，就是要让英雄精神融入血脉、植入骨髓、浸入灵魂。让新时代的河医人有理想、有信念、有担当，让河医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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