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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古人倡导的一种美德。儒家在强调子女孝亲的同时，也提倡为人父母者应关爱、呵护自己的子女，也就是“慈”。慈爱之心的培养，还使得为政者能够在施行政事时，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关爱、呵护治下的百姓。在道家的思想中，“慈”往往专指统治者对待百姓的慈爱。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作为君主，要做到仁爱；作为臣属，要做到恭敬；为人子者，要做到孝顺；为人父者，要做到慈爱；与国人交往，要做到诚信。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我有三种宝物，持有并保全它。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俭朴，第三种是不敢做天下人都没做的事。

恭敬，敬重。“敬”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美德，要求人们在对待特定的人或事物时保持恭敬、敬重的态度，如下位者对上位者、年幼者对年长者等。在不同的关系中，“敬”或侧重于敬畏之义，或更多地包含敬爱之情。“敬”体现着礼法对于人和他者关系的定位与规范。人也通过保持“敬”的态度，获得内在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我的检省与约束。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时要端庄，办事要恭敬，与人交往要真诚。即便到了华夏以外的地方，也不能丢弃这些原则。”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周易·文言》）

君子通过敬的修养方式使内心正直，通过合乎义的方式使行事端方。

践行仁德取决于自己。孔子在向弟子讲解仁德之义时，提出了“为仁由己”的观念。孔子强调，仁德的实现并不依赖于外在的规范。虽然仁德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但对仁德的践行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人们自身对仁德的认同与追求，并自觉地按照仁德的标准行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颜渊请教何谓仁。孔子说：“克制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就是仁。一旦能够克制自己的言行以符合礼的要求，天下都称许你的仁德。践行仁德依赖于自己，还要依赖别人吗？”

对道德的坚守。出自《荀子·劝学》。荀子认为，人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但人的德行容易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有所缺失，因此荀子十分重视对德行的坚守。“德操”是让自己的视听、言语、思虑始终符合道德礼法的要求，不被任何外在事物干扰。具备“德操”是成就完善人格的基础。

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

因此，达到很高道德修养的人，权力和利益不能使他倾覆，众人不能使他改变，天下任何事物不能使他动摇。活着是如此，到死也不变，这就叫作“德操”。

荣誉与耻辱。“荣辱”是对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所给予的评价与反馈。“荣辱”的评判以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准为依据。言行符合标准，会享有荣誉；违背标准，则会遭受耻辱。此外，“荣辱”也指个人或群体对自身言行表现的道德感受，即感到光荣或耻辱。这种自我的道德感受源自对价值标准的认同。不过，不同学派所主张的价值标准会有所差别。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优先遵守义的原则而后才考虑利益的人，会享有荣誉；优先谋求利益而后才考虑道义的人，会遭受耻辱。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在唐代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随着唐宋以来儒学的复兴，《大学》《中庸》经过唐代韩愈、李翱的表彰，宋代二程、朱熹的推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其地位逐渐提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四书”的经典地位。“四书”成为了宋明理学家创建、阐发自身思想的重要素材，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朱子语类》卷十四）

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其中的道理明白易懂。

《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先秦时期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已亡佚（一说无文字），故汉代多称“五经”。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起，“五经”之学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根本。从内容上来说，“五经”各有所偏重，如《诗》言志、《书》言事等，因其不同而互补，故构成一个整体。历代儒者通过对文本的不断解释，为这些经典赋予了丰富的意义。“五经”之学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秩序与价值的根本理解，是道的集中体现。

“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白虎通义•五经》）

“五经”是什么？是《易》《尚书》《诗》《礼》《春秋》等五部典籍。

彰显美德或纯明的德行。“明德”最初是对为政者的一种要求。“德”特指为政者在照顾百姓、任用官吏、施加赏罚等方面的良好品行。“明德”即是在施政中遵循并彰显这些德行。后世用“明德”指称为政者应该具备的显明的品德。而在儒家看来，为政之德是人的内在德性的扩充，因此为政者的“明德”即体现着至高的道德。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尚书•康诰》）

你显赫的父亲周文王，能彰显美德，慎用刑罚，不敢侮慢鳏寡之人，任用可用之人，敬重可敬之人，威慑需要被威慑之人，向民众显示这些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成人之学的教育宗旨，在于彰显纯明的德行，在于亲爱民众，在于符合至善的原则。

“八卦”生成过程中由“两仪”分化出的四种物象或特性。《周易•系辞上》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两仪”继续分化形成相互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四种物象或特性，就是“四象”。对于“四象”的具体内容，古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一，从万物生成的角度来看，“四象”或指春、夏、秋、冬四时，或指金、木、水、火四种基本元素。其二，从占筮的角度来理解，“四象”或指揲（shé）分蓍草时每组被分出的四根蓍草，或指画卦时所确定的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等四种爻象。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周易•系辞上》）

“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周易•系辞上》孔颖达正义）

所谓“两仪生四象”，是指金木水火四种基本元素，禀受于天地而存有，所以说“两仪生四象”。

用来广泛推演变化的数是五十，使用的有四十九根蓍草。将这些蓍草分为两份，以象征“两仪”。从其中一份抽出一根蓍草，以象征天、地、人“三才”。其余蓍草则每四根为一组进行划分，以象征“四时”。

气的六种表现形态。“六气”一说最早见于《左传》。“气”是构成一切有形之物的基本材料，充盈流动于天地之间。“气”在运行变化中表现为六种不同的形态，即阴、阳、风、雨、晦（黑夜）、明（白昼），统称为“六气”。阴与阳、风与雨、晦与明，两两相对。在六者的相互作用中，生成了更为复杂多样的人与自然的现象。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左传·昭公元年》）

天有六种形态的气，产生了五种味道，表现为五种颜色，征验为五种声音，过度就会产生六种疾病。六气为阴、阳、风、雨、晦、明，分化为四季，排列为五行的节律。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民众有好、恶、喜、怒、哀、乐，生成于气的六种形态。

比喻有恒心和毅力，敢于知难而进。出自《列子·汤问》，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寓言故事。愚公年近九十，门前正对大山，出门需绕行很远。为了不受大山阻隔，他终年率子孙凿山移石，遭智叟嘲笑而不放弃，终于感动天帝派天神移走了大山。在历史语境中，它蕴含着对于愚与智、有限与无穷、人力与自然力、人道与天道关系的思考。唐宋以降，寓言中勇于面对和挑战困难并且持之以恒的内涵被发掘，自此“愚公移山”成为迎难而上、坚持不懈的代名词。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列子·汤问》）

河曲智叟嘲笑并阻止愚公说：“你太不聪明了!就凭你在这世上最后的几年和剩下的这点儿力气，还不能毁掉山上的一根草木，能把这大山的土石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了一口气说：“你的脑子太顽固，顽固得不开窍，连寡妇、孤儿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还有我儿子在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永无穷尽，可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增高了，还愁什么挖不平呢?”

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志之谓也。（杨亿《处州龙泉县金沙塔院记》）

精卫填海和愚公移山，讲述的都是立志。

各奋愚公之愿，即可移山；共怀精卫之心，不难填海。（蔡锷《劝捐军资文》）

大家如果都立下愚公那样的志向，就可以搬走大山；人们都怀抱精卫那样的雄心，填平大海也不再困难。

爱护百姓的国家才真正强大。治国者制定、推行政策措施只有顺应民心、代表百姓的根本利益，才会获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也才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它是由“爱民”理念衍生的新命题—爱民是国力强盛的根本动因，也是“民惟邦本”“仁者爱人”思想的延展与发扬。

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荀子·议兵》）

爱护百姓的国家强盛，不爱护百姓的国家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