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恒》投稿文集 —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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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恒》成都地区部分投稿人文集

　　  　　缅怀历史荣光，传承历史永恒

        今天是2019年11月9日。在70年前的今天，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12架两航飞机穿云破雾，冲破重重险阻，冒着生死，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统治，飞回祖国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两航起义人员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起义回国，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兢兢业业，报效祖国，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他们一生无怨无悔，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奉献着青春和毕生的才华和精力。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今天一大早，来自成都，广汉，雅安、重庆、桂林、深圳、香港等地一百多位两航二代、三代和十位两航起义老前辈，怀着对历史和两航起义者的敬畏，为缅怀父辈的历史荣光，回顾两航前辈们不忘初心的爱国奉献精神，为传承两航精神，让两航历史永恒，在成都成飞宾馆举行了“成都地区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联谊活动”。

        会上大家观看了两航起义亲历者周礼忠老人的视频讲话，听取了原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杜远礼烈士的后代杜昆三回顾父辈的发言，中航王松根之女王满萍及央航周明广之子、召集人周志亮代表成都地区两航二代在会上发言，感恩两航前辈对我们的教诲和培养，传承爱国情怀坚定不移，同时总结近年来慰问两航起义健在的前辈和遗孀活动和赠送书籍（历史荣光）等活动。会场的一角还设置了展台摆放了有关两航起义事件的各类书籍、物品及历史珍贵照片等。供与会者参观，现场还提供了有关两航起义的新书（历史永恆）样书供与会者预定。上午会议结束后全体一代老前辈和一百多位两航二代、三代合影留下了历史的瞬间。

         下午与会者参观了成飞公司展厅，展厅里一张建厂初期两航起义前辈的合影及他们从选厂址到投产的描述使许多参观者都热泪盈眶，大家感受到了祖国航空发展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在成飞宾馆茶园还举行了茶话会，大家心情特别激动，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特别是在和一代老人交谈后，大家进一步了解了当初前辈们的历史荣光，深受教育，更加激发了我们缅怀两航前辈的丰功伟绩，弘扬和传承两航父辈们的爱国精神的热情。两航子弟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共同的家庭背景，相似的个人命运，让大家走到一起，大家问候各自的家庭近况，相互传阅有关两航珍贵历史文物，查找有关资料，为弘扬两航精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相聚是短暂的，但两航子弟的心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共同祝愿一代老人生活幸福美满，健康长寿。 不忘初心，无论走多远，永远不忘来时走过的路。

     《成都地区纪念两航起义七十周年联谊活动》

                                会务组报道

                               2019年11月9日

                   航空工业生涯70年

       今年11月9日是两航起义70周年纪念。2019年4月14日，中央电视台第4套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国家记忆：两航起义，共3集，每天一集，三天播完。我事先获悉，翘首以待，得观全貌，高兴至极。

        我，周礼忠1925年出生，1948年考进中国航空公司上海龙华养护基地为机械员，同年随基地迁至香港，70年前，因缘际会，有幸参加两航起义，回归新中国。最初，在军委民航局工作，1951年随国家机构调整，由民航转至航空工业，拨乱反正后，中国民航总局于1981年9月10日颁发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我的起义证书号为民航办字第0744号。

        我在中国航空工业任职37年，于1986年1月退休。老伴张惠，1983年退休，1933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1951年军委民航局从湖南招干进厂，工龄34年。1988年5月，我俩双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颁发的“在献身航空，服务四化的伟大事业中，艰苦奋斗三十年，特授予荣誉证书。”；1988年10月，我俩又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证章”。证章图案是导弹发射瞬间，上别针图案是和平鸽，意义深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是当时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最高单位。

        2011年我荣获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航空报国突出贡献奖”证书、奬章、奖金5000元。我和老伴还双双获得纪念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纪念章各一枚。

        1956年我以选择厂址和参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四川调查组工作，荣获1956年成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成都市总工会根据上级文件审定我为1956年度成都市级劳动模范，颁发荣誉证书并从2003年起按月发给劳模津贴80元后改为100元。

        2015年1月荣获中航工业成飞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2014年度开展的“你保型号，我促和谐”创先争优活动中，荣获“三好老干部”称号。

         2016年4月，当选为“激情成飞”2015年度激情成飞2015年度人物。中共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颁奖辞是：以史为证“智者乐，仁者寿。劳碌一生，夙愿以偿：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撰史于世。你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中国航空的往事；你是勤勉的志士，传递航空报国的壮志”。

        以上诸多荣誉，我都视为给予参与航空工业的两航同仁的集体荣誉，侥幸的我仅是代表人物而已。

        作为两航起义事件的亲历者、积极拥护者，我有幸结识陈燕贻、胡理昌、何祖锐等同志，荣幸地参与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活报》工作，（见《历史荣光》胡理昌《我的回忆》60页），拨乱反正后，北京首都机场成立两航人员联谊会，聘请何祖锐为主编 ，编撰 出版不定期内部刊物 《联谊通讯》，二十余年辛苦耕耘，共编印出版96期，约400万字。《联谊通讯》发刊期间，正值两航人成熟与精力充沛时期，加上拨乱反正痛定思痛的社会共识，可以说两航起义的珍贵史料的大部分尽在其中矣。《联谊通讯》我保存有完整的一套。何祖锐是我同龄人，相知相识，期间我也写下一些文稿，承蒙《联谊通讯》不弃，刊登了部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稿，日积月累将近百篇，结集自娱。

        退休以后，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写作和读书上面，我的所谓写作，并非创作，只是纪实、记事，但求客观真实。

        1948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我到中航餐厅吃早餐，碰到老乡、小学、中学老同学葛学易，原来葛兄1947年清华大学气象学系毕业后进中航，任气象员在气象台工作，每天清晨4时上班，编完各航线天气预报，来吃早餐得以相遇。大喜。

        我进中航后，第二天就住进上海龙华机场外百步桥宿舍。百步桥宿舍是利用二战时期美军军用半圆形活动房屋，架高一层，底楼间隔若干间供已婚职工及家属居住，二楼一个大统间住单身汉十来人，一人一个行军床，一个床头柜，陈设十分简单，整洁而又实用。

        陈超荣和我同住一室，我是附件股机械员，修理汽化器，央航机械员傅昌铨也是修理汽化器的，同行来往相识，陈超荣与傅昌铨都是重庆中央工业学校航空专业毕业的，因此关系陈超荣和我也认识了。陈是飞机设备股机械员，飞机设备股主要修理飞机座椅、地板、架、柜之类，陈认为毫无技术可言，感到大材小用，牢骚满腹。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败局已定败象显露无遗。当时在单身宿舍，大家不谈国事，所看报纸、主要是大公报、字林西报（英文），中央日报是没有人看的，杂志主要是看储安平编的《观察》。有几位是不买报不看报，声言国家大事管他娘，其实心里明白，养家糊口要紧，一发工资，立即回家，购买大米、粮、油生活必需品，其余全部换成银元以防贬值。陈和我都爱看书看报，意气相投，慢慢熟悉，下班后在机场餐厅吃完晚饭，走过百步桥，沿机场护场河向龙华方向漫步，我告诉他，进中航前曾在台湾高雄港务局、资源委员会高雄造船公司的工作经历，1947年国民党镇压台湾同胞的“二二八”事变的见闻。他告诉我，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过，他被分配在河南黄泛区一带发放救济物资，当时黄泛区有的是国民党统治区、有的是共产党统治区，救济物资规定发给平民，政府、军队不能挪用。而实际情况，联合国救济物资一到国统区，国民党官员们热情招待，开酒会、跳舞会热烈欢迎，其实是处心积虑从中渔利，联总的外国人不了解其中奥妙，认为国民党各级政府密切配合，提供仓库、车辆，代为保管、帮助运输等，结果发现一百吨真正到达各救济地点的连五十吨都不到了。救济总署的美国官员向地方政府交涉，陈是翻译，地方政府官员推得一干二净，说他们只是代管，从来没有点数，送来多少你们全部拿走了，究竟多少吨他们并不知道，气得联总美国官员连声大骂：上帝要惩罚你的。不了了之。联总的美国官员在国民党区上了当，决定运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一定亲眼看到分配下去，陈和美国官员在解放区前后呆了一个多月，陈说，那里穷困的状况，不是亲眼目睹，简直无法想象。大道奇一车装五吨美国面粉，到达一个区，区长说，不能卸，卸车后无处存放，也没有雨布遮雨，万一变天，他担当不起。他只能立刻通知本区老百姓来领，美国官员说，“顶好、顶好”。我建议，以后先和县长联系，定下各区分发救济物资的时间，地点，各区事先通知老百姓来等候领取，可以节省时间。一个多月，走了几个县，一区一区的把救济物资发完。有的区非常分散，老百姓穷得只有一条绳子一根挑棒，来回几十里连个大车都没有，区长无奈，只能向解放军借用骡马大车来运，解放军的马夫自带干粮，因为救济物资规定只发给老百姓，不能发给军队。回到上海，救济总署的美国官员问陈，看过埃提加·斯诺的《红星遍中国》没有，陈说看过。他说：你看，在解放区那里，那样贫穷的地方，那么讲道理的地方干部，那样的军队，那样的老百姓，同国民党区完全不同，斯诺的预言必将实现，红星将会控制全中国。听了美国人的话，陈说他心里一清二楚，不过不好明说罢了。我早在中学时代《红星遍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已看过，印象很深，听了陈兄的亲见亲闻，对中国的未来，对解放区的向往，在内心深处又进了一层。

        1948年底，中航维修基地转到香港，陈超荣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离开民航回到重庆，在456厂工作，拨乱反正后，重庆中央工校同学会成立，之后每年年会在成都召开，傅昌铨曾经见到他多次，新千年后在重庆逝世。

         70年前，在香港，因缘际会读到了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了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迷茫中豁然开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脱离反动派，参加两航起义，回归新中国。

        “1950年1月中，我第一批复员回到天津。复员队伍在广九铁路九龙尖沙咀车站上车，到达罗湖，罗湖铁路桥是中英分界线，步行过桥，到达中方地界，受到热烈欢迎，在罗湖车站两航起义人员登上复员专列，列车启动。到达广州，在站台又有欢迎队伍欢迎我们，接着直开上海，当时，广州上海间铁路遭受国民党严重破坏，大小铁桥都被炸坏，大桥有的桥礅被炸去一截，铁桥钢梁翻倒在江中，沿路只见解放军铁道工程兵勉力抢修保证通车的场面，我从车窗望去，只见工程兵就凭着液压千斤顶、绞车、滚筒、钢丝绳、枕木等简单工具、器材，没有一台机械起重设备，依靠人力和智慧，把破坏严重的铁路抢修通车，看到在炸坏的桥墩上架起枕木铺轨通车，列车行车像人行走速度那样，慢慢悠悠，小心过桥。进入浙江，遇到过几次空袭警报，沿途修筑了许多土墙，在国民党空军来袭时停车隐蔽。因为路况很坏，行车速度慢极了，广州到上海用了四天四夜，在上海北站，起义队伍又受到热烈欢迎。复员目的地是天津，考虑到大部分人家在上海，四昼夜硬座已十分疲劳，决定在上海休息三天，继续北上。”这段纪实就是我在《天津一年》中记下的。

        到天津后，单身住进马场道西湖饭店，条件甚好。民航华北办事处就在不远处的镇南道。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三四天后,，华北民航天津办事处要组织一批志愿者参加接待组,，准备接待后续到达的复员队伍到达.。我报名参加.。开会时第一次见到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秘书吴景岩。这时刘敬宜已去香港了，吴景岩实际上是中航公司在天津的各项行政工作的负责人。二月初，复员人员陆续到齐，西湖饭店人员最集中，大厅宽敞，华北民航天津办事处派陈方梁组织大家学习政治，陈方梁是1949年5月最早从香港回国的一位两航人员，回国后在华北大学学习，两航起义后调到民航来到天津帮助组织大家学习，两航人对陈慕名已久，至此方才见面。陈以讲课形式，给大家讲中国革命史，他把他在华北大学听课的笔记为依据，我看到那是用极细的钢笔在极其粗劣的纸上，以非常小而工整的字迹，记录下来的，听过几次讲课，几位学委商量，借用陈的笔记，把大段落、小段落的标题用钢版蜡纸刻印出来，成为一篇简单扼要的中国革命史提纲，每人一份，便于记忆，大家反映很好。

        3月，我参加机修队，每天30来人早饭后乘车去张贵庄机场，单程40公里行车约两小时，车为苏联制造，方头方脑，30年代的老爷卡车，当地人称之为“羊毛车”，抗战初期，苏联援华物资装上这种卡车经由中亚、新疆到达内地，物资中包括有羊毛，“羊毛车”由此得名。张贵庄机场当时驻有解放军空军部队，远处停机坪可见到一排排的拉式螺旋桨战斗机和米格喷气战斗机，偶尔还可看到穿着中国解放军军服的苏联军人。两航起义北飞到达天津的飞机停在近处的停机坪上，北飞运来的航材分放在一个铁皮活动房子里，周围排着几只空的飞机大包装箱，正好作为我们临时工作休息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维修保养飞机达到技术状况良好，随时可飞状态。中午，在机场吃饭，由空军按地勤灶标准供应，高粱米、大锅菜，油水充足，别有风味。半个月后，我的任务完成不再去了。

        6月，两航香港的器材从海上陆续运抵天津，总共一万多箱，存放在小孙庄军用仓库，民航华北办事处决定组织人员进行清点。7月开始，我参加了大约一个月，早出晚归，小孙庄军用仓库严禁烟火，进门搜身，入库后不准自由走动，到处岗哨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7、8月天津气候炎热，库房内温度更高，人人大汗淋漓，中午饭后，大家在库房阴凉处，树木浓荫下静静休息，抽香烟的同志忍着一天不抽，毫无怨言。

        8月，华北民航宣教科张雪浪科长要我到《华北民航报》工作。当时《华北民航报》主编是舒嘉琰同志，也是两航起义人员，过去并不认识，他比我年长一些，工作经验丰富。他教我编报的规则、步骤、过程、方法；教我看稿拟题的诀窍；教我编排大样，带我到承印《华北民航报》的天津日报印刷厂，处理送稿、发排、打清样、一校、二校、送审、批准、付印等；从此一应杂务交与我承担，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稿件编务上了。这期间，我看了许多他修改后的文稿原本，从改稿中，领略文字工作的技巧，他是引领指点我文字工作的一位好老师。《华北民航报》为周刊，两人工作，还有些空闲。1951年1月，我奉命归队，紧急抢运器材离开天津去了太原建厂，失去联系。五十多年后，从《2004年两航同仁通讯簿》查知，舒嘉琰后调在总政联络部工作，健在。

        9月初，张雪浪科长谈起1950年国庆庆祝活动，说，天津市希望民航出一方队、一辆彩车参加国庆庆祝游行。听罢，我想“八一”中国民航开航，毛主席题字命名CV－240空中行宫为“北京号”，如果做一架“北京号”实体模型昂首高飞于祖国江湖原野崇山峻岭之上，做成彩车，岂不是好，立马画出草图交给张科长，并自告奋勇找几人自行制作，张科长很慎重说先把人找到商量后再定。回到西湖饭店，我找到奚福顺、张德根，韩启康，四人商量认为按1比10的比例做成翼展2.8米、机长2.23米的实体模型大小正合适。第二天,张科长听了我们的汇报,表示同意。奚、韩、张三人买料，我回西湖饭店找管事商量在大厅腾出一角，借几张条凳、一张桌子，下午开工。工作顺利，忙碌10天，模型大部件完成，开始总装，先装机身、垂尾、水平尾面，装好吊线测量，垂直度很好，装完左右机翼，把模型放置地上，垫平测量，左右翼尖高度误差不到1.5厘米,出乎预料,很高兴。模型最后修饰光滑流线，全机油漆，色泽、线条、标识、机号，完全按照“北京”号开航时的照片。回国后首次参加国庆游行的天津民航方队队伍受到天津市各界热烈欢迎。第二天，天津各大报纸，刊登多帧民航游行队伍与“北京”号模型彩车的大幅照片。当时，这样大比例尺的实体民航飞机模型还不多见，国庆期间曾在多处展出，吸引许多观众，夜晚格外靓丽夺目。

        10月，朝鲜战争因美军仁川登陆，形势急变。军委命令：立即停止民航天津建设规划，所有器材紧急疏散到太原建厂，任命于辉为太原民航机械总厂政委。全厂上下一心克服天寒地冻,物资紧缺等诸多困难胜利完成百日建厂任务于1951年5月1日开工生产。建厂初期有两航人员180人，后来陆续增加到425人，约占两航起义回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1951年到1955年四年间在于辉政委的领导下：100天建成民航机械修理总厂，修理发动机、螺旋桨、仪表电器等满足民航需要；接受海军鱼雷艇发动机修理任务，屡立战功；改归航空工业部221厂后率先试制成功国产空速管、磁罗盘两种航空仪表，朱德总司令赞誉为“马槽里飞出的金凤凰”；1954年221厂一分为二，221厂制造航空仪表，432厂修理飞机（432厂后改名132厂即今日的成飞）我明确为432厂人员担任于辉厂长秘书。1955--1958三年间，于辉同志率领五十多位两航工程技术人员，转战陕西关中、四川成都地区为国防工业选择一批工厂、研究所址，总结经验上报中央；筹建132厂，硕果累累。对两航人员来说这八年是回国后意气风发壮志有为的黄金岁月。随着132厂兴建、建成、投产，从此定居成都，报效成飞，航空报国。

        132厂、420厂这两个新建在内陆腹地的歼击机制造厂和喷气式发动机制造厂都是中苏友好时期的苏联援建156项项目之一 ，无奈，好事多磨，正当两厂完成厂址选择等前期工作时，遇上国内经济调整，国防工业需要为钢铁让路，暂时下马。下马期间420德阳厂址被第一机械工业部重机局看中，第二重机厂很快开工建设，420厂厂址落空。幸而第二汽车厂成都厂址因国民经济不堪重负而下马，由此420厂定在成都东郊。两厂建设时期，正值“大跃进”风起云涌，工程质量大受影响，终于大面积重建、返修加固、损失严重。一直到1965年才交付国家验收。

        1963年，航空工业部把因中苏交恶而中断供应的高温管状加热器试制任务交与132厂，并声明高温管状加热器已成为航空工业的“卡脖子”，新厂无它不能投产，老厂已无备件供应 生产岌岌可危。为此必须一年内完成，这是“军令状”。132厂把这任务交与201车间。我作为201车间副主任接受任务，终于在国庆前夕，提前完成部、厂最急需的72根任务，保证了歼5甲机的试制生产需要。1963年年末，得航空工业部电令嘉奖。

        1964年我调任模具车间主任，按期突击完成拖欠的大件工装，保证了歼5甲机的试制生产；1965年配合歼教5机试制，克服车间原有条件只能完成3吨锻模的局限，以原有专用设备，运用组合机床原理，改装完成16吨锻模仿型铣，组织完成16吨大锻模的试制工作。

        歼教5教练机的试制成功，是对空军的一大贡献。歼教5飞机1965年首飞，接着定型，转产，一直生产到1989年停产，共生产1000多架，优良的性能/价格比，赢得我国空海军信赖，六十、七十、八十以至九十年代，我国的歼击机飞行员都是从歼教5训练出来的，空军“八一”飞行队还把歼教5选做表演用机，还有一定数量出口海外。

        对成飞而言，国家下达任务研制的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飞机，1964年11月首飞，1965年生产装备部队，尽管性能优异、屡立战功、空军急需，终因国内小型化雷达研制不出来，飞机制成只得装配重出厂，空军等不及，生产124架后于1968年停产。（见《淡墨集》72页）幸而歼教5飞机性能优异，深得空海军青睐，连续生产到1989年停产的长命机种。二十几年间让成飞度过：“文革”动乱，歼7批生产初期的艰难岁月，成飞每年有几十架歼教5生产，“旱涝保收”吃饭无忧，队伍思想稳定，公司领导高瞻远瞩，锐意进取，为未来发展，成飞全员学习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数控技术、电子火控等先进技术，学习英语，夜晚7000平米的培训大楼灯火通明，直至深夜，功夫不负苦心人，赢得后来新型歼击机发展的大好机遇。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决定歼7飞机引进英国七项电子设备，合约签订后，国民经济调整，国防让路，军费削减，纠正“洋跃进”原订引进项目濒临夭折，1981年国外用户约旦看上这个项目，航空工业部决定变自用为出口，危机变为转机，险棋一着，约旦要求苛刻，千斤重担全落在成飞人头上，精心规划，星期计划，一丝不苟履行合同，终于三年成功（1984年）这就是歼7M型出口机，“先后出口约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国、伊朗、津巴布韦等国家近200架”。（见《航空档案》2008年3月号《中国歼7战机家族发展史》专辑）。赢得了国家和航空工业部的国际信誉。随着引进改型出口的机遇，成飞锻炼和培养出一支懂得外事，熟悉英语，掌握当代航空新技术的干部和工人队伍，厂房设施、技术装备也得以全面技术改造换代更新，成飞开始为人刮目相看，也为后来的重要型号试制生产落户成飞奠定了基础。

         1986年1月我年满60岁，在成飞技术改造办公室科长任上，退休。

        在纪念两航起义60周年纪念时撰文《已丑花甲随记三则》，文章写道：1949年已丑，2009年再逢已丑，花甲神州，沧桑巨变，随记三则。（一二略）（载2009年《联谊通讯》83期

                            （三）

        耄耋之年，重温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名篇，回顾往事，感慨万千。

        建国初期，政通人和，国民经济恢复迅速；1955年后“左”风日盛，以革命运动方式促进农业合作化、城市工商也社会主义改造，事与愿违；进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右、冒进，国民经济失调；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呼号遭批，斗争转向党内，反右倾、社教、四清，以至十年“文革”，全国动乱。前30年的深刻教训《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分说。我辈亲历者，自然铭记于心，不会也不能忘记。

        痛定思痛，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党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契机，后30年，对外，奉行睦邻友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谐世界；对内，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改善民生，效率公正，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两航起义60周年之际，中国GDP已位居世界前四位，嫦娥绕月、载入航天出舱行走准确返回、北斗导航、核潜巡洋、舰队远洋护航，高科技成就世人瞩目，“中国制造”遍及全球，市场物资充裕，人民衣食不愁、奔向小康，这般辉煌成就是我们当年万万没有想到的。

         已丑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重要讲话，发聋振懵。见报，录述如下：“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三次伟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中国啊，中国，可爱的中国。

        年复一年，转瞬间又是十年。十年前的预言的伟大目标基本上已经实现。

         2019年4月《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主席的一篇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文章写道：“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不说更早的时期，就从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各式各样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人生百年终将老去，这是自然规律，我盘算，当今离开第一个100年，还有两年时间，估计我能够看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情境。荣幸之至。

        回忆往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1950年当时我们复员队伍回国途径罗湖桥的情境，亲身经历美蒋飞机轰炸的惨状，亲眼目睹祖国的铁道工程兵们以极简单的工具机械，从断垣残壁、满目疮痍中抢修通车，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开始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至今已是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了。今年又是“五四”的百年纪念，回顾“五四”百年以来，中国从国耻、国难中开始覺醒，先行的志士仁人们历经无数次的失败、挫折、牺牲终于找到了建设新中国的道路。

         “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峥嵘岁月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历史的经验让我们懂得了，中国人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经近百年的深切体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动力。

         誌之为记。

                                                   94叟周礼忠附识

                   香港回归祖国随感

                                                                  梁鹤英

        香港已于今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全中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欢欣鼓舞。

        香港回归,洗雪了一百多年前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激发了中国人民特别是过去称作“海外孤儿”华侨的中华民族自豪感,深切的体会到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

         香港回归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而感触最深的当然是香港人和与香港有过密切关系的人们,对此我作为香港的过来人,香港是我的出生成长地,受过英国殖民地教育,曾在港英太古财团太古船厂和港英政府的海事机构工作过,直到香港沦陷离开香港,在香港生活过二十多年，感受就更深了。

        一百多年来,尽管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受到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影响,但是,香港人向往祖国,热爱祖国的赤忧一时一刻也没有淡忘。中国的近代、当代史上香港曾经孕育、爆发过多少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壮举而名垂青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的时候香港人奋起抗议,抵制日货掀起抗日浪潮…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人和祖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奋起抗日,踊跃捐款,支援抗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英军不战投降,香港沦陷后,成千上万的爱国侨胞,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参加抗战1948年冬,中国航空公司机航基地由上海迁到香港,我又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土,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三年多了,我见到的香港是旧貌依然,香港主要的航运码头九龙仓,货场装卸搬运,仍然是人力肩担、背扛,香港的经济远远比不上上海。就是这种水平,大英帝国每年从香港攫取巨额的财富,因而,香港被誉为维多利亚女皇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对香港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方针政策,不遗余力地给予香港巨大的支持,从水到蔬菜肉食,无一不是来自内地香港抓住了战后世界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凭着香港人,实际上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的勤奋、智慧、进取和创新,把没有任何物质资源可言的弹丸之地香港发展成为世界有数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远和旅游的中心。

         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的《香港百年》、《香港沧桑》两部记录片,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香港的历史,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香港回归同英谈判漫长而曲折的经过……,使港人更加了解和热爱自己的祖国,也使内地人正确认识和理解香港和港人。沧海桑田,风云际会,华人血汗、百年巨变今天,香港回归恢复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适应历史民情,这又是多么英明睿哲的决策啊。

        香港回归祖国,是我国外交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祖国国力强大的结果。常言道:“弱国无外交”,民穷国弱只能任人宰割,任人欺凌。饮水思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能赢得香港的回归。

        祝愿香港回归,平稳过渡,更加繁荣发展。

                 转载《联谊通讯》42期第12页

                原中航梁鹤英之子梁并生供稿 

              听家父讲“两航”起义

陈晓勇

        “两航”，国民党的交通命脉！两航是指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家父生于1930年，当时名叫陈毛毛，十七岁进入中央航空公司，跟随央航的爷爷成了公司职员，搞飞机机械修理，主要负责修理飞机发动机螺旋桨。家父以前从来不和我聊两航的事情，近期终于给我讲述了当年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成立于1929年，直属国民党政府，成立两天后，就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定了《中国航空邮务合同》。由美方在中国境内专利经营三条航线，起义时公司拥有大大小小飞机56架，职员2000多人，无论是物质基础或技术力量，都是东南亚之首。

        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原名：欧亚航空公司。成立于1931年，最初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股经营，德方占三分之一股份。1941年12月中国对德国宣战，欧亚航空公司的德国资产被中方接管，改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当年12月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机场受到日军重创，仅剩14架飞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复兴系与一部分军阀资本家，华侨组成央航新董事会。购买了一批美军飞机，才得以重整旗鼓。到起义时央行已拥有大小飞机44架。

        解放战争后期，自1948年底起“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中航”的一部分迁往台湾。总经理刘敬宜则率机航组等公司主要部门迁往香港（启德机场），并在撤离上海时留下一些黄金、美元和机械设备等资产，派专人看管，以便解放后顺利移交。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也迁往香港。

        家父当时也跟随公司去香港，爷爷被安排留在了上海工作，但没有负责看管那些留下的资产。父子分离爷爷很不放心，幸好爷爷最信任的央航师兄弟周明广也要去香港，就把陈毛毛托付给他，家父年纪轻轻就远离父母到了香港。家父讲：当时的港英政府对他们并不好，还经常无偿征用“中航”的机械设备和厂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与运营组主任邓士章商议归向人民阵营，并积极利用派飞机送民众团体代表到北平和平商谈之便，密托“央航”南京站专员雷仲仁在北平与中共接洽。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央航”于4月23日秘密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共9人从上海送到北平。此事高度机密，家父也是“两航”起义回来后，很久才知道的。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蒋天然发现“两航”留守机构和资产及“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亲笔信：清查资产，造册，留给新政府。

        显然，“两航”已经处于十字路口。刘敬宜、陈卓林何去何从犹豫不决，这使中共中央华东局下定决心：策动“两航”起义。并向中共中央军委递交了争取“两航”的工作报告。

        6月，周总理作出决定：策动“两航”起义！并指令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工作。同时电告我党在香港的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起义。

        这是中共的解密资料公开后知道的。家父当时除了修理螺旋桨外，还被选入纠察队，主要是看护香港启德机场里两航的资产，有的时候晚上通宵值班。然而起义不是一帆风顺的，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从上海被秘密送到北平，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从广州避居到香港，邓士章在上海被拘留（后释放）。

        同时，香港有关方面在理解策动“两航”起义的深度不够。把策反工作片面理解在飞行员身上。“央航”飞行员李福遇，于1949年8月25日驾驶C-47型XT-501号飞机自广州起义，当日飞抵南京市。此事发生后，台湾国民党政府有关方面先后急诏“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赴台湾述职！险些使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提前暴露，前功尽弃。事后，陈卓林也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在搞小动作，挖墙脚。

        九月初，中共特派员吕明，查夷平抵达香港与驻港负责人张唯一，朱汉明等人组成“两航”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明向大家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周总理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停止对“两航”飞行员的策反工作，转入大规模的整体“两航”起义。

        1949年11月9日晨4:30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正式启动，6点整12架飞机（“中航”10架，“央航”2架）飞往北边。12:15分“央航”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其余11架飞机先后抵达天津。“两航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此时，家父却被留下来了，仍然是看护香港启德机场里两航未走的资产。原因很简单：年轻人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当时家父未满20岁。留下来的人后来分成三部分：有的去台湾的，留在香港的，但象家父那样仍然回来的，依然很多，一来有一股爱国的热情支持他，二来也不想和父母长期分离遥遥无期。当年，他在起义宣言的签名簿上豪不犹豫的签下来陈毛毛三个字。回来以后，改了名字叫陈士良。投入了祖国的航空工业的建设之中。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两航”起义的人员成立了联谊会，每年的11月9日都要进行联谊活动，家父只要有空总是积极参加聚会。家父之所以现在讲这段历史，首先是因为各项政策的落实，历史证明两航起义的壮举是一次震惊中外的爱国主义行动，其次是有些结论性的事情要等待解密。

         陈晓勇 （作者单位：成都飞机公司试飞站）

             纪念“两航”起义五十周年有感

                                            成飞(集团)公司张照珊

       两航起义已经五十周年了,在举国欢庆建国五十周年之前,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李克农》等几部电视剧,剧中都提到了两航起义,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这一事件对新中国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

        今天,我想就我参加“两航”起义的一些所见所闻,谈谈感想和认识。我是1944年底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当时由重庆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加尔各答回到上海龙华机场,1948年12月随中航维修基地从上海到达香港。当时的上海,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潮学潮不断,洋货倾销市场,民族工业倒闭,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失尽民心。香港号称自由港。在香港只要不损及港英利益,各种政治势力都可活动。是一个既是敌特如林又有相对自由的特殊环境,在香港反共报纸很多,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华商报(中共南方局主办的),文汇报、大公报等进步的报纸,可以收听解放区广播、书店里能够买到各种进步书刊,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从而使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放后的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当时民主人士一批又一批经过香港到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1949年9月广州解放,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对我们由国民党统治区到香港的“两航”人员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唾弃国民党统治腐朽的旧中国,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朝气蓬勃的新中国,我们民航系统技术员工热望有朝一日能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就是1949年当时的政治背景。

        可是在1949年6月，,港英当局借口军用,强行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新建的厂房,限令中航发动机修理车间迁出机场区。台湾当局乘机逼迫两航搬迁到台湾,在这关键时刻,广大两航员工,包括中层基层的骨干,自觉接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反对迁台，筹组民航职工会来抗争。9月份党中央派专人到香港推动上层领导下决心起义,当时对中层基层员工来说真如渠成水到,顺理成章,因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一致,把起义北飞的具体准备,起义后的应变工作等在极其机密但又有众多员工的参加下开展起来了。这就是当时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下“两航”起义的实际情况。

        成都航空仪表公司(原161厂)祁延煦同志就是直接接受党中央指派到香港领导这次起义领导人的领导，起义后负责器材搬运内迁清点装箱委员会的副总干事,成飞公司的钱忠华同志是在起义前夕,受命午夜进入机场秘密装运北飞航空器材,宣布起义后第一批押运航空器材300多箱(包括飞机发动机30台)冒着生命危险(随时都会遭到国民党的阻击)由海路运达天津。还有成飞公司的冯忠杰同志是起义当时在机场区的纠察负责人，已故顾志良同志是庇利船厂区的纠察负责人(我当时在他的领导下负责纠察和机场区的联系工作)他们都为“两航”起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宣布起义后,两航在香港有70多架飞机和价值3500万美元的资产,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和一个电讯修理厂、仪表修理部等，蒋、美、港英各种敌对势力竞相劫夺,面对种种破坏阴谋,起义员工立即投入纠察护产和搬运回国的斗争。

         回想起来这场斗争,堪称艰苦卓绝、惊心动魄。这里我只说中航利用庇利船厂码头搬运器材的一些片断。中航发动机修理厂在庇利厂，船厂码头频临红磡湾,当时红磡湾比较偏僻,“两航”起义领导认为大宗器材隐蔽运回内地以海运为好,但必须防止美蒋在海劫夺,所以海运船名船期装船行动必须高度秘密,在香港地下党组织、港九工联海员工会等的密切配合下,在搬运的高峰的时刻,每晚有载重30吨的驳船20多艘驶到庇利船厂码头,利用夜幕在黑暗中把整箱整箱器材,装上驳船,再由驳船悄悄驶到海面上,装上海轮。驳船船员都是地下党组织安排的海员工会会员,他们对香港敌情了如指掌,“两航”人员回国后,清点核实数千箱数千吨的器材一箱不缺、完整无损。

         许多“两航”起义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承担了一批又一批器材的押运任务,胜利地返回内地,这些宝贵的器材物资保证了新中国民航创建时期的通航需要,并为建立飞机发动机修理、电讯修理基地奠定了物质基础。

        回国以后,“两航”起义人员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工作的分配,我们在1951年初到太原,在冰天雪地里,利用日伪遗留下的兵营马棚旧址,安装上了运回的器材设备,改建成太原民航机械厂,1951年“五一”劳动节开工,满足了民航运输的需要。

         在这期间太原厂还承担了为海军试修美式鱼雷艇大马力发动机的任务,通过试修编写了全套翻修规程,太原厂派出四名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海军101厂掌握技术自行修理,从1955年—1959年间这批鱼雷艇曾多次击沉敌舰,在航行中从未发生事故,受到海军领导嘉许。1959年这批鱼雷艇退役后,这四位同志返回成都132厂。

        1953年我们从民航转入航空工业,厂名太原221厂,开始试制航空仪表,1954年在我国首次试制成功了空速管、磁罗盘。朱德总司令在视察221厂时高兴地说:“马槽里飞出了金凤凰“。221厂后来成为我国航空仪表制造的摇篮。

        1955年国家决定在西南地区建设歼击机制造厂,当时我们一批“两航”人员首先来到成都黄田坝,选择厂址,勘察设计,进行基本建设和歼击机的设计研制,经历了多种试制生产。八十、九十年代我们相继先后退休,到目前已经在黄田坝这块土地上生活了44个年头,我们目睹成飞的成长壮大。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成为一个世界知名、技术设备先进的飞机制造工厂,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今年国庆阅中,成飞生产的两种机型20多架战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眼看祖国一天天的繁荣富强,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回顾我们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为当年飞向光明和正义而无比自豪。

       作者：张照珊

       投稿：中航张照珊子女张文沪、张文洁、张文原

迎香港回归抚今思昔感怀

        两航起义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重大爱国壮举，在香港宣布起义,投向人民怀抱。这是一件震惊中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我们两航起义的员工和家属在1950年春,分批从香港九龙尖沙嘴火车站乘坐广九列车,从九龙经罗湖广州北返复员到天津，1951年初转到山西太原市郊。建立太原民航修理总厂,历时100天胜利完成建厂任务并开始飞机发动机及附件等的修理任务。

        在党中央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首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指示下,我们两航人员先后分批调往航空工业的其他有关工厂,支援螺旋桨、电气、发动机及飞机修理等方面的急需,我被调到四川新厂筹备处工作并参与132厂的选厂的任务。我们入川之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温江和广汉两地勘察厂址。1956年经部局通知,由修理飞机改换成飞机制造,1957年初经国家正式批准132厂在温江黄田坝建厂。如今一个现代化的航空工业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战斗机装备了空军部队,保卫了祖国的蓝天。我们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远大,颗颗赤子之心对党和祖国的无比热爱,对起义的功绩倍感自豪。

        历史实践证明两航起义人员,更既有爱国之志也有报国之才,也是经得住艰辛磨砺,更受得起痛苦的考验,坚信不疑自己选择起义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还需致力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发挥余热为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再做努力。

        香港很快就要回归祖国,中华儿女将洗刷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鸦片战争的耻辱。100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香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2年1月和1925年6月曾经分别发生过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港九工人阶级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党领导下的“港九工联”在香港的政治生活中影响很大。当年两航员工到达香港时,香港不仅有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机构，还有党的香港地方组织,香港市委在宣传阵地上有党的机关报“华商报”有其他进步人士出版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充分发挥了港九工会的光荣革命传统作用。两航起义后,他们在海上抢运航空器材无私无畏,日夜加班加点,完全把“两航”的事业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干，真是天下工人阶级是一家。

        我们两航人与香港有缘,1948年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当局逼迫两航公司迁离上海,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处境艰难,在迁台、留港与回大陆的三岔路口抉择。公司的去向、职业的前途、面临的危机、大家忧心重重，我们终于选择起义这条路。回顾这段历史往事,我们两航人深深感激地下党市委通过香港工联会,对“两航“新到香港的党内外力量的关注,以高度政治敏感,认真对待,组织工作严密,作风上开拓争取“两航”的工作很有成效,特别是委托港九海员工会协助带动两航员工从内部建立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团结群众,组织起来,后来在“港九工联”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会。由此,两航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实现了过去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许多人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为两航起义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在香港这个大环境以及启德机场党组织和工会活动的小环境中是两航起义取得成功的主要因之一。 

        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当宣布起义后,“港九工联”所属工会组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声援,举行了集会表示慰问,并且还参与了护产斗争,使两航人在受到了港九工人阶级给予的温暖的同时,也受到了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这对于两航人思想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经济繁荣兴旺,但它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地区,米字旗在香港、九龙飘扬100多年。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将雄赳赳,气昂昂跨越罗湖桥,行使保卫香港的神圣使命。因此,对我们两航人来说,在香港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在香港既将回归祖国的时候,我们深深地祝愿她永远繁荣兴旺发达。

                                          张照珊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投稿：中航张照珊子女张文沪、张文洁、张文原

                    陈永平走了

                                                         杨金根

        陈永平走了。2004年10月30日在成飞公司职工医院,陈永平静静的离开了人间。享年83岁。我和陈永平初次相识是在1948年上海龙华机场3号机库内共事。到了香港,他在启德机场,我在广东道上班。起义复员后,他在天津,我在北京民航局机关,1951年相继到了太原,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1955年,那时由于辉带领我们这几十号人代表二机部新厂筹备处为航空工业选择厂址,由西安又到了成都,我们曾经一起勘察广汉机场及拟议中的天回镇到黄田坝铁路专用线走向,为航空工业三线建设走遍了德阳、绵阳、广汉等地。到了1956年开始在黄田坝建设132厂,当时处于核恐怖情况下,重要军工厂厂区和生活区间最小应有1.5公里以上的“安全间隔距离”,先在现161厂的生活区修建两栋132厂宿舍楼。1957年国民经济调整,军工让路,直到1958年132厂上马建设,于当年10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这时“大跃进”,执行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三边方针,陈水平安排在基建这一边,我被安排在生产这一边,之后一二十年虽然同在132厂,但工作各有变迁,直到1975年,老陈和我相继给调到“清仓节约办公室”,这时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老陈与夫人姚岑,对人热情好客,在香港时,有一天约请我一起去“饮茶”，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品尝各式广东早点,使我这个当时在异乡客地的单身汉,感受到家庭的温馨,时隔几十年,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老陈与夫人姚岑真是形影不离,对独生儿子“宝宝”更是倍加爱护。自从到了清仓节约办公室”后,因离住处宿舍较近,经常可以听到姚岑“阿平,阿平”的呼唤声。老陈夫人爽直、善舞,尤其爱听英国轻音乐名曲“静静的湖泊”,不幸的是20年前患了癌症,到北京求医无效后返回成都,不几天就撇下老陈先走了。

        陈永平一生小心谨慎,从不与人争吵,更不会大声喧哗,平平常常,兢兢业业，实实在在的为我国航空事业,为132厂做了实事,尽了职责。

        陈永平走了,在爱妻姚岑的亲切呼唤“阿平,阿平”声中,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联谊通讯65期2004年12月20日发刊

                                    投稿：中航杨金根

                深切怀念刘彭年

                                                    李梅

        在悲伤的日子里,同志们以及亲朋好友的安慰,温暖了我的心,但平静不了我的悲痛心情!我的精神支柱垮了,现仍沉浸在悲哀中,有时总觉得他没有死,仍在灯下加班加点的工作,又以为他出差了。老年失偶倍感孤独伤感。但我更钦佩他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航空事业,科研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为了航空事业、科研工作,他付出了血的代价,他的生平,两航同志们都已写了些,我只是回忆一些他在世时的爱国行动和他实干苦干的工作精神,以及他的大公无私的作风。

        比如:他在中国航空公司时的工作是搞地面设备的维修与设计制造,他在工作中从来都是埋头苦干,与他同事的同志都有体会的。在香港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是个美国人,在工作中如遇有不同意见的事,他总是据理力争,从不低头于外国人的欺压,以维护中方的利益.1949年11月起义前，为准备12架飞机起义飞回祖国,组织上七、八月份就派人与他秘密联系,他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为避免外国人的怀疑,借故修理久未维修怕坏的暖气炉为由,日夜偷偷地准备十二架飞机飞回祖国所要带回的地面设备和器材,并一一作了记号,通知来检查此工作的祁延煦同志派人偷偷地运上十架飞机上,飞回祖国。

        1949年11月9日两航正式宣布起义,他服从组织分配,留港护产,并在港英当局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日夜保卫并抢运设备器材上船,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其他留港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拼搏，我们作为家属,每日每晚都为他们捏把汗给他们鼓气望风。在护产与抢运航空器材工作中,常常饿着肚子加班加点。国民党分子要诱惑他们去台湾给提职提薪,他们那些狗特务们无耻,特务们经常跟踪他。凭着他的一颗爱国热心,为国为党的航空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没有在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下屈服。在两航的航空器材基本上都运回祖国后,他才于1950年9月奉命回国。那时的火车很不准点,由九龙到上海竟走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中,他几乎没有睡什么觉,从这个车厢走到那个车厢,照顾一起回国的同志与家属,到上海后,为给一位同志领缝纫机箱,却丢了自己随身带的公文包,弄的我们一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他毫无一句怨言。我们家就在上海,他完全可以留在上海工作,可他的想织观念强,在上海只住了九天把房子顶给人家就匆匆北上天津,天津组织上安排他参加筹建天津机场,后因抗美援朝停建,领导又安排他到山西太原筹建民航局修理厂,这时我在天津病重住院,家里剩个老母亲无人照料,他仍毫不犹豫离开天津到太原,当时那个厂是白手起家，他与同去的同志住在荒芜的兵营里,把土炕当办公桌,屋内没有锅灶餐具,他与同志们买个炒锅,又烤火又煮白面条充饥,日夜加班加点计划设计筹建民航修理厂的一切准备工作。后来,他又与一部分同志首当其充艰苦筹建432厂工作,不料该厂刚起步筹建,又因故要转往西安建厂,这时正是肃反运动开始,他无故受到冲击,但他没有消极,在酷热的夏天,他带着严重的痢疾病痛与同志们一起奋斗作战,他身心付出了不少代价,后因其他原因又转来成都建厂当时在成都的机构叫新厂筹备处，不仅要筹建132厂,还带着选其他的厂,如:420、766、776等的厂址的任务。他与同志们冒着寒风酷暑到处选厂址。132厂厂址定下后,他又担任筹建计划等任务。132厂同样是白手起家,原址是一片荒芜,我们家当时住在城里,工地离家10公里,每日起早搭夜跑工地,后来干脆住在工地,条件亦是十分艰苦。132厂初建成后,他负责边基建边生产的设备购置和设备装置维修的领导任务,那工作之忙,一般人身体是受不了的,晚上十二时前从未睡过觉,常常半夜被电话叫起来二话不说爬起床去解决问题,任务十分繁重,可没有听他叫一声苦。

         文化大革命前四清开始,怀疑他是国外回来特嫌分子,我被错划为18岁就当特务的女特务（一个红军女儿被误为特务本身就是个笑话),他与我先后被调出132厂,进了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在运动中,因为档案内的黑材料同样逃出不了命运的摆布,把我们作为特务犯来大整而特整。而老刘依然勤勤恳恳为科研工作而努力,他搞设计的时间多,出差的机会也多,如为胜利油田搞厂房设计，设备的安装等等,困难很多,因胜利油田也是刚刚起步,也是荒芜一片,他在草荡地上日夜干了四十余日,冒严寒抗风雪与群众同吃同住,回来得了肺炎他未讲一句抱怨的话,又如在长寿筹建维尼纶厂，亦是风里来雨里去,数日住在工地上一日工作十几小时以上,家信都不写一封。又如在咸阳机械厂搞生产自动线时与十几位同志也是日夜奋战在车间,为此得了心脏病。

        平时在设计院他总是早上班，晚下班，如果同志们不告诉他时间到了，要下班了，他可继续干下去,审查图纸非常认真,一点点不正确的东西都逃不出他的眼睛,同志们说,最怕他审查图纸，只这一点就说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程度,他参加工作四十余年,没有请过假,人家工资节节往上，他的工资却节节往下,他也从没有向组织上提过。文化大革命中我家抄得全光,个别抄家的红卫兵说明天可以到他们那里去取回一些东西。他下班回来我告诉他去取东西,他却说要通过组织，可那时政工人员都靠边站了,谁也不管，就这样我们一家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就一无所有,可他组织观念一直是那么强,那样信任共产党,热爱党,一般人不一定做得到。

         他除了忠心耿歌于党的事业,为人特别忠厚、热情,他对人不论职位大小,男女老少都是以诚相待,乐以助人,与他同去出差的同志,他都是与他们同吃同住,与同志们打得火热。总之他对工作一贯认真,敢担风险,也从不标榜自己,只是踏实实的工作,平时对同志们的工作要求比较严格，生活尽量照顾别人。彭年的离去,航空工业、科研工作失去了一位人材,我失去一个互敬互爱的伴侣。为此,对他辛勤的一生,写二,三事来舒舒我的心,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彭年,您安息吧。

          《联谊通讯》第26期1993年11月9日刊发

                  作者：中航刘彭年之妻李梅

           深切怀念助人为乐的黄国铨同志

                                                                   俞静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去年的9月7日黄国铨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瞬时间,他走了,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不禁使我回忆起昔日我面临困境而得到他的帮助感人事迹的往事,我深切地怀念他那解除我的困境,甚至放弃儿子出山机会，无私助人的崇高精神,我是永记胸怀难以忘却。虽不是手足胜于手足,我真诚地称他为国铨哥,我怀念您。

        在文革期间,我爱人沈嗜凤,因冤假错案于1969年5月含冤被害后,当时还是乌云当头的岁月,同志们有的同情我,有的亦是当时的受害者,有的想来看我,而不敢来有的确有恐惧心情。我这个受冤的家属真使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睁睁看到上有80余岁的老婆母,天天倚者阳台盼其子归来,下有四个儿女,小女还属嗷嗷待哺之中。怎么办,明知是冤案，往哪儿去申诉,真是有痛不欲生之感。

         有一天,我去国铨哥家,他深切关怀地问我,目前大概很少有人去你家了吧,同时还从经济、生活上一一询问后,他说,我了解老沈,你有空就到我家来坐坐,我不怕,他这几句不顾个人安危给于受害者的安慰与关怀,不仅他本人,连品端姐及其几位儿女都那样亲切,事到如今。我怎不怀念这位尊敬的大哥呢。(沈喈凤的冤案,已于1978年11月28日平反昭雪)。

         在文革期间“知青上山下乡,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之际,我二儿文志与国铨哥、品端姐的四儿子刚同时下乡,又分在同一小队,事隔二年,按理知青有条件推荐出山,就在那时,适逢他们六队的党支书、团支书出差来蓉,同时对安插在他们大队的知青进行家访,当访问到国铨哥家时,国铨哥提了个建议:如子刚与文志在大队表现差不多的话,建议先将文志推出,因为他没有爸爸。大队干部很钦佩国铨哥,当年,文志是被推出,而国铨哥的四儿子刚仍留在农村,我当时非常激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

        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儿女,哪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早日回到自已的身边,甚至有的为儿女出去想方设法而费尽精力，使儿女们早日回城。而国铨哥宁可放弃儿子出山的机会，仍留农村过那艰难的劳动岁月,他这无私的精神,我将永远记在心。

       国铨哥这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使大队干部深为感动,次年,将其四儿子刚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远离家乡的贵阳，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有时我提到此事,国铨哥总是以乐观的态度回答我。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光为别人考虑的高贵品质是举不胜举,我怎不钦佩这位无私的大哥—黄国铨同志。

        当他病危弥留之间,很盼望其四儿子刚能返蓉参叙骨肉之情。此时此刻,他离开我们一周年之期,我深切怀念患难之交又尊敬的大哥一国铨哥,以此表示哀思。

               联谊通讯第35期1995年11月9日发刊

       作者：俞静琴

        投稿：央航俞静琴子女沈文志、沈文思

深切缅怀我们敬爱的父亲周羽

—“两航”起义功绩永载史册

时光荏苒，光阴如梭，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迎来了七十个春秋。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强大的空军、海军和陆军，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今天的强大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两航起义”是一次革命的爱国行动。1949年11月9日,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56位起义者，心怀航空报国的志向，驾驶12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京、天津投入新中国的怀抱，随后两航25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起义是新中国航空事业发展的起点，为创建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了技术、物资和人才基础，两航起义是轰动中外的历史事件，对黑暗势力、反动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爱国举动，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的起点。

我们敬爱的父亲周羽是一名光荣的“两航人”。1949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贡献。父亲出身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我的祖父无文化，靠出卖苦力打大锤给资本家做牛做马求生存，祖母在农村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给地主种田，还吃不饱穿不暖。在饥寒交迫的旧社会，父亲小学未毕业，14岁就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到上海滩当学徒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学徒期间，父亲曾在工人夜校补习文化认识了思想进步的地下党人周天明老师（他领导过上海工人罢工）。经他介绍，好学上进的父亲考进了浙江杭州笕桥航校学习航空机械专业。毕业后不久，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全身心投入抗击日寇的洪流，主要任务是维修保养战机升空与日寇作战，他满腔热血地参加了八年抗战。记得1938年春国共合作期间，一架盟军SB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阵地归来时，因伤坠入鄱阳湖中，当时天气很冷，还下着大雪，父亲为了尽快打捞起这架飞机，喝了两口酒暖一下身体，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打捞，千方百计用钢缆拴住机位做好架子，固定位置后最终用轮船将飞机吊起后进行维修。由于父亲不畏严寒、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军机打捞任务，受到中外领导的赞扬，但父亲也受寒落下病根，时会发作。1947年冬，父亲考入了中国航空公司任机械员，工作期间父亲时常听到、看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和深得百姓的爱戴，从而激发出对共产党的信任与好感，当中航、央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在香港宣布“两航起义”投奔新中国的怀抱时，父亲异常激动，毅然参加了这次著名的起义。起义后，父亲奉调西南空军司令部2733部队任机械员。由于工作出色，分别于1953年和1954年在部队荣获集体三等功两次，获得了朱德总司令颁发的立功证书。为新中国的空军建设做出了贡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共同颁发）。

1955年父亲转业到地方铁路局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退休，他任劳任怨、不辞辛苦，除了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带徒弟，传授技术、毫无保留地培养出优秀的接班人，他们中有厂长、高级技术工人等。父亲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安全能手、优秀职工等，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尽管父亲一贯追求光明、热爱祖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满腔热情、兢兢业业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工作中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但在十年浩劫中，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泛滥时，仍受到了冲击，遭遇了非人的迫害，关押“牛棚”达六个月之久，白天干最艰苦的体力劳动，还要接受批斗、游街、抄家、交待莫须有的罪名，子女家人也受到牵连，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真金不拍火炼，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他始终抱着必胜的信念，坚信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他对工作仍然一丝不苟，这期间是独具慧眼的父亲及时发现了生产线上从设计到制作几道工序都没有发现的摇臂钻问题，为工厂挽回了重大损失。由于父亲出色的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即使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仍先后两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文革后，父亲平反恢复了名誉。

父亲对工作、生活的态度就像他常对我们子女说的一句话：“在工作上要向上看，高标准要求；生活上要向下看，低标准要求；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父亲的教导，我们永记心中......

1977年5月，父亲光荣退休了。父亲精湛的技艺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有口皆碑，深受上级领导和许多工厂的赏识，慕名而来聘请他为技术顾问，于是他又继续发挥余热，风里来雨里往毫无怨言，还亲自动手传帮带，仅管薪酬极少，却为多家小厂无数次地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这样一直干到70岁，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由于长年辛勤工作和劳累，加上年事已高，父亲身体每况愈下，1995年他的肺气肿，肺心病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最后被确诊为肺癌。1995年4月父亲在成都铁路局统战部的关照下住进了铁路医院，医院领导和医生、护士也曾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成都铁路局统战部、物资工业处和原所在厂领导多次前往医院探望这位成铁局唯一的“两航起义”人，令父亲十分感动。但由于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住院一月余，1995年5月26日下午5时30分，亲爱的父亲在成铁局医院逝世，享年八十岁。

父亲的一生：童年时期遭受战乱、贫穷；青年时代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九死一生；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义无反顾地参加“两航起义”回归祖国，投身到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及铁路建设事业中。他忘我的将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依然矢志不渝、老骥伏枥踏实工作，发挥余热工作到七十岁才离开工作岗位，前后工作长达五十六年。

父亲去世后，他的两航好友，原中国航空公司昆明站的施宝康叔叔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地区两航人员联谊通讯35期》撰文：“沉痛悼念周羽同志”怀念好友对父亲高度评价：周羽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任劳任怨，极端负责，我比他小15岁，但我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辛勤的工作之余同游昆明的名胜古迹，园林胜景，夏天同去游泳……，1951年同调民航西南分局在白市驿机场工作，相互鼓励，亲密无间。1952年与周羽同志在重庆分手，他去了部队，我进入了大学，由于历史原因，四十多年断绝了音信，但我一直怀念着他，从《联谊通讯》获悉，他退休后安居成都，本愿有一天能与他重聚，再聆听他那动人的歌声，重温友情，然而我的愿望破灭了，后悔没能及早去会他，成了我终身遗憾。两航人经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了漫长的坎坷道路，经受了各种锻炼，我知道周羽同志也不例外，但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他总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体现了两航人的崇高理想与奉献精神。周羽同志已经走了，他走完了光辉的人生之旅。在此，谨向周羽同志的夫人和子女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切盼节哀保重。安息吧！周羽同志。”

敬爱的施宝康叔叔：谢谢您！欢迎您到成都来作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北京两航联谊会给我们提供的机遇和这个平台，让我们有家的感觉，让我们两航二代能进一步了解到有关父辈们的重要信息，你们辛苦了！亲人们：向你们致敬！你们出版的《历史荣光两航起义纪念文集》极大的鼓舞了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两航父辈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拼搏精神！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贡献。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我们父辈两航人的血迹。历史不能忘记，不会忘记，民族英雄不朽！我们永远铭记那段荣光史迹，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周羽之女：周朗怡 周朗颖 周朗琴

2019年8月1日

              一次难忘的聚会
 —成都纪念“两航”起义四十六周年联欢活动

                                                         钱忠华 程燕荪

        十一月七日,阳光灿烂,秋高气爽。一辆大型客车满载着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和成都航空仪表公司的“两航”人员及家属共49人,从成都西郊黄田坝出发开往二环路永丰路立交桥高新技术开发区培特公司下属的绿茵休闲中心,车子一停就醒目地见到了一条“热烈欢迎“两航”起义人员光临绿茵休闲中心”的横幅标语。市区早到的同志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久别相见,亲切握手,场面十分感人。

         这次纪念“两航”起义46周年的联欢活动,是成都市园林局周世政、陆爱敏夫妇和成都两炉节能中心佘智华、谢家秀夫妇发起和组织的,凭他们两对伉俪与休闲中心领导的关系,为我们免费提供了一个活动大厅和二个活动小间,(一间卡拉OK厅,一间录像厅),优质高档的服务,让我们开了一次眼界。

         绿茵休闲中心占地十五亩,设计新颖,建筑精美,设备豪华讲究,一进大门迎面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彩色喷泉水池,“绿茵休闲中心”六个金色大字,灿灿发光好像微笑着在迎接远来的贵客。活动大厅门口桌子上摆着一张特殊制作十分漂亮和桌面一样大的彩色签名卡,卡中间画着架银色飞机和原“两航”公司通向全国各地的航线图,飞机的左边画着原中国航空公司的机徽“中”字和CNAC四个英文字,右边画着原中央航空公司的机徽“中央”二字和CATC四字,大家就在图案的下面纷纷签到留念。

         就在我们签下自己姓名的同时,我们脑子里不断浮现出46年前在香港“起义宣言书”上签名的一瞬间,喜庆在留港、去台、回大陆的三岔路口,我们作出了明智的和正确的选择,祁延煦同志当时担任港九民航职工总会的执行委员和财政部长,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不暴露起义目标,不顾一切,放弃了在港的汽车洋房,毅然起程回到了祖国。

        上午十点左右,联欢活动开始,由余智华同志主持,首先大家起立为已去世的原“两航”刘、陈二位总经理和已故的老同事们默哀。成飞公司的“两航”同志特别怀念刚去世不久的黄国铨同志,想起他在香港为保护祖国财产遭到港英当局的迫害,以致身陷囹圄长达24小时,后经地下党营救才恢复自由,想念他,为了先让俞静琴的孩子离开农村,而宁愿把自己孩子继续留在农村深为敬佩。

          在默哀中大家还为共同失去象汪企远、楼阅秉、胡理昌这样的好同志感到由衷的忆念，抚今思昔,真是感概万千。

         默毕后,主持人讲话,休闲中心的徐刚副总经理致欢迎词。

         “两航”起义人员张照珊代表与会全体同志向绿茵休闲中心献了锦旗,旗上写着“绿茵休闲处,夕阳更争辉”十个大字,接着张照珊代表成都飞机工业公司、傅昌铨代表成都航空仪表公司、周世政代表成都市各单位的“两航”人员讲了话,讲话中他们都概述了香港起义的简单过程以及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傅昌铨同志还特别提到“两航”起义人员的家属都曾积极支持过起义壮举实际上她们也是这一光荣革命行动的参与者,例如冯忠杰夫人赵俊英,在老冯串连原垒允飞机制造厂的老同事们,促成港九民航职工总会的成立以及后来职工总会各项秘密联系活动,都给予过积极的支持。象祁延煦、冯忠杰、黄国铨他们几位港九民航职工总会的委员和监理事,通过“总会”这一合法组织,为起义起了骨干和带头作用,他们的夫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知情的人,都会向他们投去钦佩的目光。

        会上大家还相互祝愿，相互勉励,祝在座的同志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健康长寿,祝愿参加这次联欢活动的同志,老有所为,为祖国两岸早日实现统一,再作贡献。

        在自由发言中陈应明同志一马当先,他介绍了北京航空博物馆中陈列的原“两航”起义北飞的“空中行宫”和C-47XT-115号飞机修复展出的情况。宋光尧同志即兴上台赋诗一首。“两航起义红心献,丰功伟绩洒人间,喜逢盛世志更坚，再创辉煌度晚年”。

         余兴节目由余智华、周之鸿、张慧如唱歌开始接着陆爱敏、张慧如、陈素芳、翩翩起舞,表演了各种舞蹈轻盈的舞姿，使大家好像又回到了年青的时代，,程洁和周世政用英语合唱了一曲“当我们年青的时候”,傅昌铨夫妇合唱了“友谊天长地久”,那悦耳的歌声,轻柔的舞蹈,潇洒走一回的音乐，把大家兴奋的情绪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午12点40分,在休闲中心餐厅会餐,只见餐桌上谈笑风生,频频交杯,热烈激动的气氨,此起彼伏,让人难以忘怀。

         午餐后根据各人的爱好自由活动,有的在卡拉OK厅唱歌,跳交谊舞;有的坐在录像厅观看余智华同志提供的各类飞机表演和世界各国各人名曲演唱会的录像带;有的在绿茵草坪上打起了桥牌;还有的人玩起了麻将,可惜时间不够,否则真可以安心坐下来休闲地钓几条大鱼。这里真是空气清新,树木成荫,碧波荡漾,绿草如茵。装璜别致的各活动小间,一排排修建在湖的边沿,西洋式的红房子,倒映在绿水中,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都市的人,真好像来到了世外桃园。

        年老朋友们三三两两在大门口,在湖水边,在草坪上,在舞池里,摄影留念,佘智华同志带了摄像机,从上午会议大厅和各项活动到中午会餐大家举杯祝福,一直到下午各项小型玩耍,全部都摄入了镜头留作永久的纪念。

        下午四点,大家仍余兴未尽,可是接送的汽车已经停在门口,无奈只好依依不舍互相道别，退管处的司机开车沿成都市新修的二环路环行一圈,使多年不出远门的老人们一睹蓉城建设的新面貌,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一座座的立交桥,是呀!祖国日新月异,城市变化真大,为组织这次联欢活动,周世政、余智华两夫妇花了不少精力,前后准备了二十多天,他(她)们到处奔波呼吁,多方联系,为大家选了个最优美的活动场所,支付最廉价的会餐费用，陆爱敏同志还用车接送了不少散居市内的老同事和家属,还请来了成都晚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成都电视台和成都经济电视台(三报二台)的记者前来采访,并再三表示,今后只要大家高兴随时可以再为大家服务,他(她)们这种真诚为大家尽义务的态度,深受大家饮佩和感动。

        这次活动得到了成飞公司退管处,老年科技协会,侨联以及党委统战科等单位的关怀支持和多方面的帮助,特此致谢。

        参加这次活动的共65人,年龄最大的有85岁(何世荣),最小的也都在65岁以上,成飞公司参加的人员有张照珊、陈秀文，钱忠华、梁斐霞，冯忠杰、赵俊英，熊守悫、彭大芬，程燕荪、程洁，李永明、曾淑芬，何仲林、陈素芳，史元慧、王爱莲，包企隆、张桂英，李流、陈秋莲，姚宇兴、袁贞萍，张惠如、周之鸿共12对夫妇;成都航空仪表公司的有祁延煦、陈冰如，傅昌铨、陆萍霞，侯问清、沈剑玉，顾增龄、诸永芳四对夫妇。空军11厂的有邓效忠、黄汉如，冯荣光、叶翠莲二对夫妇,此外还有成都市园林局的周世政、陆爱敏夫妇，成都两炉节能中心的佘智华、谢家秀夫妇,资阳成都拖拉机厂的敖华乐、黄奕敏夫妇。

        参加活动的还有成飞公司的杨金根、梁鹤英、陈水平、陈士良、朱健、俞静琴，成都航仪公司的郭宝埠、陈应明，空军11厂的何世荣，成都客车厂的黄志雄，成都420厂的邵英年，四川金堂锅炉厂的宋光尧以及在湖北荆门工作退休后回成都定居的曹金华同志。

        参加这次联欢活动的家属有黄品端(黄国铨夫人)、方慧娟(李寿坤夫人)、李桂英(高大基夫人)、廖文华(顾志良夫人)、宋慧君(周家杰夫人)、叶兰香(王炳榛夫人)、姚泳如(王泽铭夫人)、李梅(刘彭年夫人)、汪裕东(朱锡麟夫人)以及张文发的夫人赵玉莲女士。

         这次活动大家都能踊跃参加,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张照珊的夫人陈秀文女士,由于腿部有风湿关节病,手扶双拐,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实为难能可贵。

感到不足的是朱贵麟、付信祎、查光华、顾才发、周礼忠、金惠德、韩雪冬、钱新亚、邵生祥、杨汉翔十对夫妇以及周明广、张文发,姜飞熊等同志,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大家希望在庆祝四十七年活动时能见到他们。

        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的刘伯林、夏隆基两同志大家在活动中也都在想念他们。大家还遥祝在南昌的魏应鹏,在北京的何祖锐等同志健康长寿。

       活动回来后钱忠华同志十分兴奋并作诗二首以表心情。

                             （一）

        奋博香港满头青,休闲蓉城发如银。

        太平山顶眺鲤鱼①,都江堰上瞰宝瓶②

        回首往昔频昂激,放眼未来好憧憬。

       静坐斗宣沐煦辉,趟刷吴调佐香茗③。

          注:①香港出海口鲤鱼门

               ②都江堰有个宝瓶口

               ③吴调指苏州弹词

                             （二）

       佘谢周陆友谊重,假座佳境绿荫浓。

       四十余年弹指过,六十多人灵犀道。

       轻歌漫舞悦耳目,录像留影娱媪翁。

       炽情熔得青春苏,但愿岁岁长相逢。

            原载《联谊通讯》第36期

            作者：钱中华 程燕荪

            投稿：程燕荪

          话说好汉必提当年勇

                                                         钱忠华

        “好汉不提当年勇”,这是一句流传颇广历史颇长的一句常用语,但仔细推蔽,毛病不少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第一,既然是好汉,并在当年确确实实勇过的,为何不提,应该提,而且应该大提特提—只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第二,好汉之好,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对历史都起过好作用的好。这样的汉子,就是好汉,这个汉,实际上应该是广义的,是泛指的，四川不少女子,一开口也老子老子的,当然不能提倡,但若仅仅从男女平等这一角度来看,倒也无可厚非,所以好汉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女同胞在内。

        第三,勇,是勇往直前,见义勇为，勇于干,对时代、历史、社会有推动作用,这种勇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顾大局识大体的大勇。

        第四,当年,是指在特定历史特定条件特定环境特定思潮的那个年头。对个人来说,是值得记取的个人发展历程。

        我们这些老同事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到一起来的,在共襄香港起义这一伟大壮举之外,还有个人的灿烂与解烟,这些都是好汉们当年之勇,诚恳建议这些好汉老大哥老大姐们,尽快提笔勾划出你们自已的当年之勇事,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精神食粮;对自已可以增强底气，对大伙儿是一味精神大补膏,对社会是一味催化剂,对子孙后代是一份宝贵的财富。

         举几个例子来说,如严维祯之在北京重型电机厂、罗志良之在北京金属结构厂、魏子乐之在丹东钟表行业、杨学震之在上海118厂、严金贵之在太原太行仪表厂、徐继先之在北京机床厂、沈尔康之在襄樊、张守恒之在西安飞行研究基地、胡文奎之在浙江大学实习工厂、郑宝书之在北京民航、戚少俊之在北京南苑拖拉机厂……,都作出过非常卓越的贡献。衷心希望上面提到的与未提到的好汉老大哥们握笔疾书,写出自己的当年勇来,以振奋两航同仁们的精神,更好地激励大家延年益寿,让大伙儿活得更有味道,更有劲头。

         涓滑细流,汇成大海,好汉们所提的当年勇,同样可以凝聚成为辉煌的历史,亲爱的同志们,动笔吧！

                 原载《联谊通讯》第37期

                 作者：中航钱忠华

　　游青城后山得小诗三首

                                                       钱忠华

              一、记成飞青城山庄

                   满眼碧翠房轩新，

                   格局典雅迎佳宾。

                    无忧无虑无羁绊，

                    有山有水有殷勤。

                    灯映蓬喳走狐步，

                    雨伴悉嗦修雀城。

                    寻胜探幽强筋骨，

                    飘逸洒脱保青春。

               二、游青城后山

                    青城后山气势宏，

                    鬼斧神凿夺天工。

                    脚踏栈桥度绝壁,

                    手抓铁索攀高峰。

                    奇岩怪石过一客,

                    银河雪涛落九重。

                    浓荫薄雾疑仙宅,

                    金娃嬉坐水帘中。

                三、鸣谢山庄疗养院

                    成飞山庄果然行,

                    难怪遐迩传美名。

                    长廊近闻水声急,

                    高阁远眺山色青。

                    佳肴喷香座有客,

                    庭芳含笑地无尘。

                    皓首稍憩精神畅,

                    半纸小诗表谢忱。

            原载《联谊通讯》第26期

            作者：钱忠华

            投稿：中航钱忠华

                   　　青城后山疗养散记

—成飞两航人员及家属纪念两航起义43、44周年活动

                                                    钱忠华

        峨嵋天下秀 青城天下幽

        就在这幽甲天下的青城后山山麓、沿上山公路侧傍,紧贴入山牌楼,滨临潺潺的味江,成都飞机工业公司修建了一座山庄疗养院,划归公司工会管辖,以改善职工疗养条件,激励职工的工作热忱。

        在陈士良的积极联系下,得到公司党委、工会与疗养院领导的热诚支持,我成飞两航人员于4月份开始酝酿,终于在1993年6月25日刚刚吃完棕子的端午节次日,去山庄进行纪念起义43、44周年的集体活动。

        当天,气候不算太热,我们于8时20分搭乘疗养专车从黄田坝出发,于11时许抵达疗养院,下车后,顿觉呼吸愉快,清风扑面,满眼葱绿,心旷神恰。大家在陈士良和李葵英的安排下,步入沿味江的长廊,坐在长椅子上休息,等着分配房子，购买伙食券,领取房门钥匙与听取日程安排。大家自由组合,三人一室。下午三时半,由陈士良主持在会议室召开纪念起义座谈会。王泽铭、周之鸿、俞静琴作个人发言。他们或缅怀往昔,或直抒已见。程燕荪代表大家感谢公司党委、工会与疗养院领导的关怀。党委统战办邓良福付主任与党委办公室郑长海付主任发言,介绍了公司现况与统战工作概况,最后由疗养院向仲举院长介绍建院经过与院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情绪起伏,掌声不断。这时可忙坏了摄影师梁鹤英,他捧着相机,进进出出,闪光灯一闪一闪的,将当时的情景摄入镜头。

         晚饭后,大家三三俩俩出院散步,进入悬挂着“青城后山秀”横匾的牌楼不多远,就到了王小波李顺纪念馆,该馆建在半山坡上,进门有一平坝,四周转着石牌栏杆,上饰十二生肖,这是王、李的点将台。继续拾级而上,进一大厅,厅上有茶农起义塑像，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公元993年北宋王朝统治下的青城山茶农,因不堪官府敲骨吸髓的横征暴效,被迫揭竿而起,高举义旗,一呼百诺，应者如潮,王小波不幸战战死，妻弟李顺继起，占成都立大蜀国,声势浩大,威震川陕,后不幸被镇压。

        出纪念馆后,再向前行到沙坪坝,沿途有东方集团与武汉钢铁公司等单位所属疗养基地。坝上有几家铺子，市面不算繁荣，游览以后,大家尽兴返回疗养所。晚上，雷声隆隆,山鸣谷应,电光闪闪，有如白昼,风声时起，林涛不息,大雨如注,味江汹涌澎湃,大家耽心天亮后上不了后山。

        二十五日,骤雨虽止,天空仍然阴沉。早饭时,陈士良,李葵英通知大家作登山准备。八时半上车,行十余分钟后即到后山脚下的沙坪镇。镇容整洁热闹,梁鹤英,王克海、徐庄生、王泽铭等几位就在镇上喝茶，我们沿着大路上山，路旁有小火车,是成飞帮助承建的。票价2元,行程约三华里，直抵山下石级附近。

入山以后,小雨时落时息,幸绿树成荫可以挡雨,山涧潺潺，流水淙淙，,清彻见底,凉气沁人。过索桥后，路途崎岖，山石突兀,怪石峥嵘,瀑布随处可见,落差虽有高低,但水势同样湍急,水质同样洁白，水气同样冰凉。顾盼之余精神清爽，心地宽旷，生世俗气一扫而空。上到五龙亭,略事休息后，过龙隐峡栈道,一边绝壁,一边深渊,就靠用木条铺设嵌入石缝中的横木上,可容俩人并行。幸亏道旁都有栏杆扶手,否则游客真不敢举步。有一小段岩石路,真是难走,又没有铁索可以攀援,亏得同行的李永明、陈士良、王泽铭的儿子学铎等的帮助,我才勉强登上“又一村”。在那里喝了点水,用了带去的点心,就下山了。“又一村”也就是海拔1000公尺左右,不算太高,照料我们的郑主任与李干事也动员我们走回头路。到底都上了点年纪啦,下山实在难,好像省力一点但因重心不好掌握,反而更麻烦些。上山时,大家都是空手的,下山时,都没法找根竹竿木棍做支撑。下到五龙沟旁的金娃娃沱，有两个金娃娃端坐在密封璃大匣内,匣的四周有瀑布覆盖,挺有意思的。回到沙坪镇后，到成飞承建的缆车站看了一下。镇上还有一个寺，因时间有限,未去随喜,现在和尚们也面貌一新了，随着开放的大潮,他们也设肆卖茶。

        上山化了三个小时,下山二个半小时，回庄后,吃完晚餐,就上浴室。当晚睡得分外香甜。有的同事牌兴方浓,挑灯雀战。

        二十七日按原定日程休息,大家搬了几张专供打牌的方桌,摆开了四处战场。参战的有梁鹤英、包企隆、周之鸿、李桂英、梁斐霞、程燕荪、程洁、俞静琴、叶兰香、叶维添、曾素芬等,连三、四十有打牌的陈永平、付信祎二位也兴致勃勃地参加战斗,纯属游戏,不带彩的,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入晚,院属舞厅,兔费开放,喜爱蓬喳喳的老人们都去跳跳蹦蹦,舒松活络一下筋骨。

        二十八日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原定游神仙洞的日程只好取消,这是院方与领导同志再三商议的结果，主要为了保证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古稀老人的安全。下午,陈士良招呼部份修墓地于附近的遗属集体前去看一下,以寄托哀思。

        二十九日上午逛沙坪坝，向院方送感谢信，由程燕荪代表大家宣读,胡晓川副院长代表院方接受，包企隆、徐庄生、李水明、史元慧还动手把信贴在大厅门侧墙上。午饭后即上车返回黄田坝,下二时四十分到达。

        这次活动,在党委、工会的妥善安排与细致的组织下,纪念、生活、旅游、文娱都井井有条,使参加者赏心悦目,精神舒畅,大家对成飞党委、工会、山庄疗养院都深表感谢。活动前,党委王满仓书记,孙文灿副书记,工会欧阳竹筠副主席、党委办公室邵幼春主任、郑长海副主任,党委统战办邓良福副主任,李葵英干事(兼公司侨联副主席)都大力支持并做了许多具体部署,为我们这次集体活动的圆满成功,操劳费神,使大家深深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邓、李三位负贵人与特聘人员马老师,于百忙中抽时间,组织陪同大家前往,行前与两航成飞总联络员陈士良商议日程、安排车座,到山庄后联系床位,照顾伙食,上山下山时招呼安全,回来后又在陈士良的引领下,挨家挨户慰问因故未参加的同事,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致。

        说实在的,平时大家都有杂务羁绊,有这么个机会轻松愉快地一起玩四、五天是非常难得的,感谢梁鹤英、程燕荪、马英华、王学铎、史元慧几位摄影爱好者给大家留下欢快的情景,不时引发大家美好回忆。

                     原载《联谊通讯》第26期

                     作者：钱忠华

                      投稿：中航钱忠华

             　　三张老照片回顾历史

         我的父亲是李永明，当年参加中国航空公司，1948年随公司前往香港，1949年11月9日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航起义，回到祖国怀抱。

        我是李永明的儿子，从父亲遗留下来的老照片里找到这三张起义前后的照片，可以真实的反映当时的一些场景。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中航二十周年纪念空中霸王机全体机械员留影，后排右起第三人是我父亲李永明。

        两航前辈周礼忠伯伯告诉我，你爸爸和同事们维护的是一种空中霸王DC--4型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在1948年购置的当时最先进的客机，具备4台1450马力发动机载客45人洲际国家通航能力的新机，中航共购6架；1948年在香港失事一架遗留五架保持运行，当时DC-4的飞行机组全为美国人包揽，所以起义时没有DC-4参加。照片上都是CD-4机组的维护机械员。

        后排右起第三人是我父亲李永明。

        另一张照片是1951年天津镇南道(现在的睦南道)两航人员学习班留影。

         前排左起第一人是我父亲李永明。

                   投稿人：中航李永明之子李天龙

                   最早纪念两航起义的照片

        在父亲的相册里唯一一张比相册长许多的照片，那就是一九五零年拍摄的最早纪念两航起义，参加拍摄人数人最多,相片最长的照片，不过由于是当时的专业相馆拍摄的，所以拍摄效果相当好，每个人都很清晰，注意力很集中几乎看不到谁在眨眼睛。相片的标题是“庆祝两航起义一周年革大全体同学合影，1950.11.9”，感谢父亲几十年的细心珍藏。

        我们的父亲傅信祎站在最后一排右起第二的位置。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华北革大”）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于解放战争后期开办的短期干部培训学校，在当时众多的革命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成立时间早、规模大，更因推行马列主义教学和开展思想改造的经验做法，获得毛泽东的认可，成为国统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的一座“革命熔炉”。

          投稿：中航傅信祎子女傅黛荪、傅兢飞、傅永年、傅季并

                     父亲爱国之心

                                                              周志亮

        我的父亲周明广，1911年出生，1933年考入欧亚航空公司，也就是原中央航空公司的前身。

        我1948年在上海出生后随父母到香港，父亲当时是央航机械员领班，1949年11月9日父亲和叔叔周鸿广一起签名参加了“两航”起义，后带领全家人复员回到广州。

          1951年4月父亲在上海修复“广州号”，后来在广州修复“武汉号”时为保护飞机而因公负伤，因而荣获乙等劳模称号，后调太原二二一厂工作。1955年组织照顾回上海休养。1957年父亲到了成都加入筹建132厂的工作。我三个哥哥及姐姐，妹妹全在航空工业企业工作。

         我大哥周永亮受父亲影响，从小热爱航空，1965年5月7日在成都打破航空模型留空时间世界纪录，为国争了光，荣获国家体育荣誉勋章和运动健将称号。

        后来在翻找老父亲周明广遗留下来的物品时，看到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我顺手翻了翻，一张折叠好的纸掉了出来，打开一看，这是1951年抗美援朝时民航局员工捐献战斗机活动中父亲的捐款证明。我顿时心头一热，当时全家有五个孩子和奶奶8个人都靠父亲工资供养，但父亲爱国之心热情不减，正值全国抗美援朝活动开始，他积极响应号召支援前线，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并细心地保存此凭据胜过其他荣誉奖状和证书。这不仅仅是一件文物，这更是父亲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

                              作者：周志亮 

                               投稿：央航周明广之全体子女

               怀念父亲侯问清

                                                         侯蓓 

        我的父亲侯问清，1946年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进入中国航空公司，1949年1月随公司到香港。

        1949年的11月9日的香港，两航前辈们做了一件大事，震惊全世界。宣告两航起义，两千名员工和两千多名家属一起克服重重困难返回新中国。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当时母亲的家人均在国外并已有一定的根基，热切地希望父亲和母亲去国外发展。然而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的父母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获取优厚生活条件，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两航人员回归大陆、报效祖国航空事业的起义队伍之中。 

        在天津、太原、北京、上海等各地留下了两航前辈建设祖国的足迹。父亲在太原期间工作业绩突出，1954年荣获建厂劳模光荣称号。1956年开始，成都新建132厂，我的父母和许多两航人员被陆续调到了这里，艰苦创业，几年功夫的努力建起了一座制造飞机的现代化主机厂。父亲也在1963年被评为三等先进生产者。遗憾的是父辈们的满腔报国热情，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受到严重冲击，影响到家庭和子女。尽管如此，他们在最落魄的时候，子女问他们早知这样，你们会回来吗？回答是当然会的。也许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这就是他们热爱航空事业，报效祖国的不变的信念。直到一九八一年拨乱反正，民航总局给两航起义人员颁发了两航起义人员证明书。情况不断好转，政府高度评价了他们为航空事业做出的贡献，1988年给父亲颁发了“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章”，父亲被国家人事部核准的“早期归国专家”，享有政府津贴，评为国家高级会计师，也享受国家津贴。父亲退休以后，流利的英语派上了用场，被国防工办返聘，完成和国外的合作项目的翻译工作，工作中和国外相关专家也成了好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航前辈为国家的航空事业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之后，陆续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两航人多年的情谊却越来越浓烈，老人们年年都会聚集在一起，纪念十一月九日这个改变了一生的难忘日子。父亲的毕业合影，结婚证书，起义证书，高级职称资料都保存完好，他的备课、翻译手稿资料一丝不苟，见物思亲。爸爸工作非常认真，每次翻看，眼前就会浮现他当时的神态，我好想他。正直、坦荡的父亲虽是满腹经纶、学识卓越，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正当年富力强时却遭遇十年动乱，一生都未能实现做出一番大成就报效祖国航空事业的愿望，呜呼！……虽然历经坎坷，对祖国的爱却是永远的心结，为此无怨无悔！

        父母的音容笑貌时常萦绕在眼前，他们的教诲叮嘱就在耳旁，他们的一切令我眼睛湿润，浮想联翩，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和哥哥秉承了他们正直的品性，工作上虽谈不上大成就，还能自信地说“我们干得挺好”。父母一生信奉“吾生有涯，而学无涯”，告诫我们切勿华而不实，一定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开阔眼界，更好地报效祖国的航空事业。愿用我们点点滴滴的进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当年那帮血气方刚、立志报效祖国的年青人有的像我的父母已成故人，健在的都已至耄耋之年，但他们那种根植于骨髓的坦诚、正直以及对祖国深切的爱总让我们感动，并时刻激励、鞭策着我们。父母离开我们而去已近十七年了。在这里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怀念我的父母，也怀念故去的两航前辈们。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同时请兄弟姐妹向健在的伯伯、阿姨转达我最诚挚的祝福，祝他们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两航前辈们从事的航空事业还在继续，两航二代三代许多人在航空系统工作着，在造飞机，在修飞机，在机场忙碌，还有人在驾驶飞机翱翔蓝天。两航前辈们对祖国航空事业的巨大贡献必将载入史册，两航前辈的精神将得到传承，他们的英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作者：侯蓓

               投稿：中航公司侯问清的子女侯德、侯蓓

　　不忘初心強國夢，砥礪前行航空情 

——緬懷我們的父親孫仲達

                                                            孫德生 

        時光飛逝，鬥轉星移；天道酬勤，日新月異。在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和父親曾工作過的航空工業成都飛機工業集團公司（簡稱：成飛公司）創建60周年之際，翻年將迎來“兩航”起義70周年。此時此刻，讓我們不由地想起父親不僅在1949年，以一腔熱血報效祖國，全身心的投入具有歷史意義的“兩航”起義的偉大壯舉；還想起了回國後為新中國的航空事業，不忘初心，忘我工作，無私奉獻的孺子牛精神。尤其在三十九年前，當國家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不久，年逾花甲之年的父親又為航空工業轉型，軍民結合，促進外貿進出口，滿懷航空報國的情懷，在廣州和深圳經濟特區開創面向世界視窗的新局面，在改革開放前沿的創業打拼中鞠躬盡瘁，奮鬥終身，讓我們永遠不能忘懷。

                                    征戰南北忙 藍天展翅飛

        父親回國後，以極大的熱忱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1950年7月分配在廣州民用航空管理局，任廣州民航局華南管理分局審計組長。他努力工作，積極要求進步，被評為政治學習模範小組長。積極參加抗美援朝捐獻民用航空號一小隊戰鬥機活動，捐獻人民幣三百一十萬元。

在廣州民用航空華南管理局被評為政治學習模範小組

（第一排右二為孫仲達）

        1951年冬，父親又受命前往太原，在廢棄的兵營改建成的太原民航機械修理總廠開始了新的工作。當時先後有四百多名“兩航”起義人員，約占“兩航”起義實際回國人數的四分之一，都陸續到太原民航機械修理總廠工作。太原可謂既是“兩航”起義人員的集中地，也是轉為航空工業後人員分流的集散地。1952年，太原民航機械修理總廠轉歸重工業部航空局後，任務改為航空儀錶製造，至此父親成為了新中國航空工業第一代航空人，任太原航空儀錶廠基建財務股長。1953年父親在太原航空儀錶廠被評為勞動模範。後父親又抽調到新建飛機修理廠，1954年在太原飛機修理廠父親再次被評為勞動模範。

評為勞動模範留影

        1955年4月父親和一部分兩航的同志等五十余人跟隨于輝廠長（後為原航空工業部副部長），不辭辛勞，連續奮戰，轉輾陝西西安及關中地區，為航空工業“一五”計畫的重點項目選擇廠址和收集資料；8月到達四川成都地區，為新建噴氣式殲擊機製造廠（成飛公司）選擇廠址和收集資料，家屬均留在西安；1956年初廠址初步選定，父親在這年的十二月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6年12月成飛公司籌備組受表彰人員合影。

      （第二排左一孫仲達）

        1957年1月國家建委正式批准在成都溫江機場黃田壩建廠，直到同年秋季重工業部航空局通知成飛公司建設工程將列入1958年國家基建計畫，至此籌建工作告一段落，廠區專用公路方才開工，工廠基本建設正式拉開序幕。

        1958年-1966年是企業艱苦奮鬥、初創基業的八年，期間受到“大躍進”和激進思潮的影響，外加自然災害以及蘇聯專家撤走的影響，工廠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父親同工廠的幹部職工們一起積極响應黨中央“發憤圖強、自力更生、埋頭苦幹、少說空話”的號召，認真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滿懷航空熱情，頑強的鬥志，以苦為榮，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的創業精神，在艱難困苦環境中投入工廠的建設和產品研製。父親是上海立信會計專科學校1941年7月首屆畢業生，精通會計專業；多方面的工作經歷，積累了豐富的金融知識，一身虛心好學，孜孜不倦地鑽研業務。在建廠初期，工作之餘他加班加點自編教材，親自授課，言傳身教為工廠培養了一批德才兼備的財會人員。在全廠職工的努力下，歷經近九年的艱辛，實現了工廠基本建成和殲五甲全天候噴氣式殲擊機的研製成功以及殲五教練機的改型設計製造和定型。

        “文革”十年動亂，工廠是重災區，也是最艱難的階段，一直處於癱瘓半癱瘓的狀態。父親雖受到衝擊和迫害，但沒有動搖對黨對國家的的堅定信念。他不忍心看到工廠長期的癱瘓，懷著愛國愛企之心，很艱難的堅持著上班，四處奔波疏通和解決能維持工廠運作所需資金的渠道和保障，為保證職工工資的按時到位和安全發放以穩定職工隊伍，甚至請求動用駐廠部隊協助押運和組織專人通宵值班看管籌措到的現金。工廠在極困難的條件下，排除種種干擾，堅持殲教五飛機的批生產和軍援出口，實現殲七飛機的成功試製和設計定型。

        在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父親旗幟鮮明地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對祖國的四化建設充滿信心和希望。他又全身心的投入到工廠全面恢復整頓和開起企業新航程的艱巨任務中。父親用他的實際行動展現了兩航人員的識大體、顧大局、熱愛航空、忠誠國家、無私奉獻的愛國精神和屏棄前嫌、無怨無悔、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胸懷和思想境界。黨叫幹啥就幹啥，不計個人得失，從不向組織提個人要求，就這樣父親在成飛公司一幹就近三十年，先後任成飛公司財務科副科長、科長，節能辦主任，四川省航空學會管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春風吹大地 霞光耀南國 

        1979年迎來了祖國改革開放的春風，也喚起了航空工業軍工外貿的起步和對外合作的發展。當時航空工業部急需一批掌握和懂得國際銀行業務、國際保險業務、外匯管理業務、國際結算業務等國際金融業務的人才。父親不但熟悉國際金融業務，而且英語水準較好，又是當時航空工業部的首批4名高級會計師之一，因此被航空部外事局委以重用，選派到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幫助籌畫對外進出口貿易合作相關工作。當時上級主管領導安排父親到海外常駐籌建航空建線工作，同時期，中航技進出口公司也急於在廣州和深圳特區建立軍工外貿對外視窗的分公司。父親他深知現在是自己報效祖國，老有所為的又一次大好時機，經過深思熟慮後放棄了出國機會，他向上級領導推薦了自己的兩航同事到國外常駐支持工作，自己則懷揣著航空強國的夢想，不懼風險走前人沒走過的路，毅然決然地選擇奔赴改革開放的前沿第一線廣州、深圳特區，開闢航空工業外貿的新視窗，開創軍轉民改革開放創新試驗田的新局面。

1980年成飛公司領導歡送父母親赴廣州、深圳工作留影。

這樣在闊別近三十年後，父親又回到廣州參加組建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廣州分公司，任財務負責人。他以高度的責任擔當，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起財務管理制度，理順工作流程，抓緊培養新形勢、新環境、新要求下的財務新人，大膽放手讓年青人挑擔子，很快使財務工作走上正軌。並著手開拓與巴黎等外資金融機構開展業務往來渠道，在國內四處奔波籌資，並親自到山西太原內籌到第一筆資金,為組建廣州分公司時急需國內外籌融資的落實以及在對外合資項目的財產糾紛處置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另外協助分公司總經理為航空部內地企事業單位參加每年舉辦的廣州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發揮引進合作和外貿出口的橋樑及視窗作用。父親原定在廣州工作，當時深圳經濟特區急需引進高級人才，故父親按高級專家人才特事特辦批准落戶深圳。這樣父親八十年代初又輾轉到深圳，參予組建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工貿中心的前期辦事處工作，擔任總會計師並兼顧廣州分公司的部分工作，往返兩地辦公。

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當時“姓社”“姓資”從上到下在全國爭論不斷，國外媒體質疑聲也時起時伏。深圳特區的建設從毗鄰香港的小漁村開始，從荒山野嶺的“蛇口”起步，白手起家其中之艱辛可想而知。當時蛇口工業區建設初期，建設者們喊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現在標語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業區，已成為特區精神的標誌之一。 深圳特區的建設者們也就是在這樣的精神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

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工貿中心創建時，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的初期，一張白紙，面臨項目不明，資金匱乏等困難，為迅速打開局面，在“蛇口”精神的感召下，父親和深圳工貿中心的幹部職工們一邊“三通一平”抓基建，一邊招商引資抓項目；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不分晝夜，不辭辛勞，廢寢忘食，只爭朝夕。父親運用自己掌握的國際金融知識，為上級領導在瀕臨港澳優勢做大項目的決策上建言獻策，並在工貿中心建設、引進、合作中吸引國內外資金的籌措融資，利用國際銀行、外匯管理、國際結算等相關業務以及穩妥處理好合資項目中出現的各類經濟財產糾紛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注重利用自己在港澳和國際金融界的人脈關係、熟知航空工業的產業優勢，外引內聯；積極為國外公司和內地企事業到深圳投資牽線搭橋，獨資、合資齊頭並進；積極為在深圳特區開辦企業、開闢技術合作及建立行銷視窗的各類公司提供服務，幫助企業疏通急需的資金和融資貸款渠道，提供靈活高效的財務支撐和良好的發展環境。 主動協助工貿中心領導開發第三產業，親自到上海石化洽談攜手創辦上海賓館以及上海正章乾洗業務等合作項目，參與格蘭雲天項目策劃前期融資方案等工作。

（左四為孫仲達）

         經過幾年的努力，隨著航空模具、電子鐘表、南航電子、鋁型材加工、深蓉塑膠製品等一批企業的落地，儲運報關服務以及上海賓館、天虹商場等第三產業的建立，一個以“工、商、貿”為一體，“三來一補”加工為主產業的中航技深圳工貿中心綜合性園區在深圳市上步福田區初步形成，開創了航空工業部在深圳創建視窗的新局面。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鄧小平到南方特區深圳、珠海、廈門的視察，並分別為三個經濟特區題詞，其中給深圳題詞是“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對自創建經濟特區之後有關經濟特區的長時間爭論與媒體的質疑就此劃上句號，這大大堅定了深圳人建設特區的信心，父親也為自己晚年能為國家創建經濟特區作一份貢獻感到無比的高興，為此更加努力和拼命地工作。中航技深圳工貿中心的發展也由此開始從輕工業、鐘錶等“三來一補”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逐步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項目轉型，更加注重吸引人才，注重先進技術的合作和先進裝備的引進；調整、整合和重組，優勝劣汰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是成功的，在中國改革開放中成功的擔負起視窗和試驗田的作用，是一座充滿改革開放蓬勃朝氣的現代化新型城市。

        長期的奔波和勞累使父親積勞成疾，身患重病仍然堅持工作，為改革開放燃盡最後一絲生命之光，為中國航空工業在廣州、深圳經濟特區初期成功創建視窗和培育經貿人才貢獻出自己的才智和畢生精力。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多年了，我們追憶父親，最大的受益就是父親他們老一輩“兩航”人留給我們下一代人的寶貴精神財富：愛國愛企愛家的情懷，真才好學實幹的作風，淡泊名利地位的情操，言傳身教育人的品質，清清白白做人的修養，與党與國風雨同舟，息息相連，無怨無悔，信念綿恒的孺子牛精神！

         在紀念“兩航”起義70周年之際，我們可欣喜的告慰九泉之下的兩航父輩們，你們開創的事業已經開花結果，後繼有人；今天我們的國家已進入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祖國的明天會更加美好。

                    孫仲達之子孫德生、孫志雲、孫至安、孫柏成、之女孫幗英于成都、深圳 2018年3月

                     学习一期奋斗一生

                              —为纪念两航起义六十周年而作

                                          马达人

      我们1950年从香港复员回归祖国,的确是换了一个人间。回国来干什么工作,在什么地方工作,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们回上海的三百多人,天天上午来南京路新世界饭店签名报到,等候安排。“中国航空公司复员委员会上海站”因七批人员转送天津工作完毕而撤消,改为群众选出的“中国航空公司上海站事务委员会”来领导,委员会的组长周继选,付组长董继汇,由两位组长负责与接管

      我们的华东民航局联系。先在新世界饭店三楼利用屋顶的空间进行学习,上午半天,下午回家。学习资料是读报及“从猿到人”的唯物主义观点读物。事务委员会下设总务、财务等组,曹瑞凤为财务组长,我为副组长,开会时也去参加，但因租用新世界饭店的时间过久,费用过大,改为租用蒲石路一幢民房为学习地点,饭店就退了租。此后又改到淮海路锦江饭店的草坪上分组学习,的确可以节省开支。学习资料由民航局华东办事处供应,是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当时都是小册子,《毛泽东选集》第一辑尚未出版。华东民航局的领导同志来得少,每次发工资都由曹瑞凤和我去民航局取钱运回发给。由于地点数次更动,而且前途茫茫,也不知要去哪里工作,人心有些浮动。幸而接到命令要集中到枫林桥轮训队去学习,我们都收拾了行李去报了到。先期已有两航留守在沪人员在此学习,我们就插队分配入队,每人都有固定的班组,就居住在队内,一周可回家一次,食宿都由队内供应,所以学习就比较正规。轮训队还提出讨论题,供大家思考。还组织了几次听辅导报告。由于毛主席的著作都很精辟,许多内容只要抓住一句话,学习一个重点,就可以受用一辈子。例如“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遇到困难的问题难以处理,就抓住问题去分析,问题弄清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自然会出来了。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最先闯开道路的就是再三强调“实事求是”,先扭转思想平反一大批老干部,从“政治挂帅”扭回到经济建设,才逐步出现一个以改革开放为方针的经济建设三十年的新局面来,时间决不浪费,成绩特别显著。我们搞会计工作财务工作的,也是从事情的来由查清楚,付什么款,该怎么付,按规定付多少,有根有据的,提出处理的方法,保证其准确性。每月结清帐目,结清成本。“实事求是“地搞,决不是瞎猜瞎摸来决定解决问题。所以干了一辈子会计工作,没有一个单位向我追问过为什么这样做。学习《纪念白求恩》,要学习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发自内心的对人民之爱,见困难就帮,是虚假不了的。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从专门利人的精神发展出来的。雷锋精神的精髓也在于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作为。实际上在枫林桥轮训队学习是非常短的,才三四个月就叫集中到民航局去评级了,评级完了归队,又宣布要抽调人员去民航局太原工程处工作了。

      学习虽然时间短,但学习的内容却指导我们的一生,许多思想认识都是从复员归来的短期学习中奠基的。

      从我所经历的工作来讲,是遇上过许多巨大困难的。我所担任的职务是基建财务科副科长,经管建设航空工厂的基本建设资金。1966年3月份,刚从成都132厂调到雅安建设291总厂,还没有满4个月,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红卫兵从成都来厂串联之后,两大派组织逐步形成。工厂的领导都被勒令靠边站了,有的还批斗成走资派了。逐渐发展到持枪武斗。基建财务科的十个会计都逃命去了。财务科里只剩下我和妻子宓桂娟会计二人工作。我们要负责基本建设的资金运转,也要按时发放工资。十个人的帐,都甩下来由我们两个人干。夺权的派头头每天来指手划脚一番,夺了权勒令我靠边站,但工作要天天干。四个分厂的工地上都开了工,进度虽受影响,但还要天天建设。建设银行限时开门,白天只开大半天。我们这些企业的财务人员,凡要领钱开支和发工资的就要冒着羌江对岸另一派控制的地盘上,从山头上打来子弹的生命风险提前到银行去等候领钱,骑着自行车过开阔地时,飕飕的子弹声在耳边飞过。如果打死了人,谁也不负责。我们等背枪的造反派,保护了交钱进库的人员把钱交来后,一等银行办完收钱手续,就按支票开出的数字赶紧领钱往回走。时间大概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厂里一堆人还等着领了钱回去过日子。五时过后,正式武斗的时间就开始了,过河的渡船要停了。两岸开枪对打,街上不敢走人，有时钱拿不到,还得等第二天再去银行拿。这种两岸对峙的局面维持了半年左右最困难的时候,没钱了,饭不能不吃。在造反派主持下,发煤、发油、发米，东西发到家了,钱却未收来,只交来一份清单,交财务科去收。就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靠边站的党委书记李光同志来财务科时对我说:“老马!财务上的事,你要负全部责任的!”我也想起了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写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基建财务科未任命过正科长,责任必然由我负。

      又如我的申请入党问题,早在枫林桥轮训时期,因接受了毛主席著作的教育,深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就产生了申请入党的朦胧意念,开始写申请书交给组织,那是在1952年于民航局太原工程处工作的时候。但交了申请书却一点信息也没有。我知道自己的思想认识还差得远。三反五反运动来了,又搁下来。从成都工业干部学校调到132厂,又交了申请报告,并担任了基建财务科副科长,可是在掌握资金指标上与厂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批评我资金卡紧的意见不少。我的申请又搁下来,有的党员批评我时说:“你争取到老吧!”我们搞基建的人调动多,每到一个新单位要从头来起。调到雅安刚开始,又逢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更不可能。直到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得了第二次结论,政治清楚了。我经常被航空工业部的基建司、财务司、外事局借调去北京工作,最后又被中航技公司借去并派我去约旦王国的中航技约旦分公司工作,负责向约旦王国的国家住房公司收取工程款,建立了威信,在各种困难中收取了工程进度款,取得了成绩还清理了老帐,一干就干了两年。我的入党申请才得到中航技公司约旦分公司的中国共产党支部的47票同意,及我所属的雅安川西机器厂财务党支部的5票全票同意,才在争取了三十一年半的长时间中,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涵盖了复员回国来工作的几乎全过程。虽然遇上很多困难,而我并不气馁,尽力争取才取得了成功。复员归来后的学习,使我认识了我所找到的是一生该走的正道。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该投身进来,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来,为国家,为民族,走共产党的道路,在全过程中不犯错误,全力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作者：马达人 投稿：中航马达人子女马天竞、马天燕

          父亲两航归宿

                   —追忆父亲张文发

                                张忠伟

瑞丽江畔壘允厂，朦胧青少踏入门。

航空救国为抗日，勤学苦练初长成。

日寇肆虐狂轰炸，骨肉兄弟彼分散。

驼峰空运励艰辛，加尔各答经磨练。

归来龙华寻报国，香江啟德见真谛。

轰轰烈烈起义日，两航归来立功业。

羊城潇洒勤建国，晋城建厂励耕耘。

好友告别各南北，蓉城扎根定終身。

青城山下埋忠骨，南坎魂魄寻亲人。

                                  作者：张忠伟

投稿：中航张文发之子张忠伟

                     我父亲的两航之路

        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和他的“两航”事业经历和他在“两航起义时所作的贡献。

                     年少时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文发，1924年1月出生于缅甸曼德勒。在那个较远的年代，祖父张龙德背井离乡，从老家广东新会双水天亭来到异国他乡的缅甸仰光。在仰光靠做土木工维持生计。后来与一位名叫许善明的华侨家中的女佣人马东菊成家。（家中有四姊妹，大姐年幼病故，大哥后来病故老家广东，二哥张文耀1942年日本轰炸云南壘允时失散，我父亲在家排行最小。）

父亲年幼时跟随祖父转辗奔波于缅甸的曼德勒、腊戍、仰光之间。到了读书的年龄，不能按时上学，时而读书，时而失学。祖父早逝后，父亲跟着祖母在仰光生活。1933年—1934年曾在仰光附近的九文台佛教寺庙里当了一年的小和尚，向路人寻讨斋饭为生。（少年出家当和尚也是缅甸的风俗，同时在寺庙里也可以识字。）从寺庙出来后，因祖母失业，故父亲又去做零工；直到祖母又有了工作，父亲才于1938年在缅甸仰光九文台的华侨中学附小读完小学五年级。这之后又在仰光的一家饭店干了一年杂工。

               开启两航之路

       1939年，云南壘允机场扩建，我二伯父正在那里做土木工，认识了机场建设的有关人员，得知壘允机场的中美飞机制造厂招收学徒，即刻通知父亲来到云南壘允。经熟人介绍，父亲进入了云南壘允的中美飞机制造厂的仪器部学徒。

        从此父亲走上了“两航之路”。在中美飞机制造厂里一边学徒工作，一边在厂里的业余学校学习文化，学习“航空报国，抗日救国”的思想。

        1942年日军进犯缅甸后，发动了从缅甸进攻中国的战争。首先就是轰炸位于云南壘允的中美飞机厂。云南壘允飞机厂全体撤退，我父亲随同一起撤往昆明。日军轰炸的前一天，正在缅甸南坎做木工的二伯父，经由畹町桥来到壘允与父亲商议日后是回内地还是留在缅甸谋生，然而，第二天日军突然发起轰炸，壘允飞机厂全体人员立刻撤退，从此兄弟失散再无消息。

        撤退途中，遭遇日军沿滇缅公路一路狂轰滥炸，尤其是云南保山县城特别惨烈，整个县城一片废墟。通往昆明的滇缅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慌乱中，父亲行李中的钱财被盗，颠沛流离，几经周折才到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此时父亲口袋里的钱财所剩无几。

从壘允机场撤到昆明后，父亲被调到四川南川的中美飞机二厂，在南川中美飞机二厂和重庆白市驿机场从事飞机机身和发动机的装配安装工作。此时已成为技工。

                          驼峰航运之路

       1943年9月，此时中日抗战已进入到异常艰苦的阶段。世界著名的“驼峰空运”航线由此诞生。为了确保“驼峰空运”顺利进行，中国航空公司招募专为“驼峰空运服务”的飞机地勤人员。父亲得知后离开南川中美飞机二厂前去应招。应聘后，前往印度加尔各答，成为中国航空公司的机械员，在机场做飞机外勤工作。当时前往印度加尔各答的还有顾顺龙、顾志良等人。

      在印度加尔各答期间，意外的是：在众多的地勤人员中，直接领导地勤修理工作的机械师，林树堂是广东新会天亭人。父亲异国他乡唯一的老家同乡。既是老乡，关系格外亲切，林树堂年长，既是机械师又是领班，负责讲解、指导安排飞机的修理工作，按照广东人的俗称，林树堂把我父亲叫做“发仔”。在林树堂的关心指导下，父亲很快就成为了地勤机械员，具有独自完成地勤修理工作的能力。

      因“驼峰空运”任务十分繁忙，损坏的飞机要及时修复，立即投入使用，林树堂奔波忙碌在“驼峰航线”的各个机场上，父亲这批人成为机械员独立工作后与林树堂相聚的时间就十分少了。若干年后方知，当时的林树堂就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技术精湛，工作优秀。日后被评为“驼峰航线”上的优秀杰出机械师。

在印度加尔各答参加“驼峰空运”，回国后又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的人员中，我父亲认识的还有顾志良、朱贵麟。

        印度加尔各答气温高、空气潮湿，地勤修理人员就住在机场跑道附近的棚房里。住处蚊虫十分厉害，极容易被叮咬成疟疾。工作不分昼夜，飞回来的飞机要立刻进行检查修理，没问题的飞机即刻加满油，随时准备起飞。工作十分辛苦，只是大家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讲着那些在“驼峰航线”冒着生命危险飞行的事迹，那些再也没能飞回来的飞行员，没有人有任何怨言。

                         回国参加起义

         抗日战争结束，“驼峰空运”结束后；1947年父亲从印度回到上海，在上海龙华机场“中航”做地勤机械员。

        1948年，随中航大部分人员从上海龙华机场搬迁到香港启德机场。

在香港参加港九工会联合会和港九民航工会组织。

中航迁至香港后，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父亲加入了由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下的“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的业余职工团体。接受进步思想，在职工夜校的“读书会”中既补习文化，又积极参与地下党领导的各种进步活动，成为“工联”组织中的骨干分子。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工联”的基础上，发展成立了“港九民航工会”。工会以维护两航员工利益为主张，宣传学习进步思想，反对将航空公司迁往台湾的活动；宣传回归人民祖国的正确道路。并秘密串联准备起义；为“两航起义”作了大量的前期工作。父亲加入“港九民航工会”成为工会中的积极骨干分子。

“两航起义”前倡导主张起义的骨干签名，据父亲说“两航起义”签名，有两份名单。一份是公开的名单，即两航起义时和宣布起义后的总体签名名单。（11月8、9日）“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及签名”，总体名单的签名是在北飞的前夕（8号）和北飞胜利起飞后的当天（9号）完成的签名。

        另外还有一份是早期倡导起义的秘密签名名单。这份名单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最早倡导支持起义回国的骨干人员秘密签名的名单。中共地下党就是拿着这份名单去做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下决心起义。（这份秘密名单曾出现在某电视台录制的“北飞”电视节目中，我当时正巧在看此节目，一眼看见了展示的秘密名单画面上我父亲的亲笔签名。）

         经过一段时期的策划准备后，“两航起义”到了关键阶段。

        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中航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据我父亲说，中航纠察队的负责人中有他熟悉的冯忠杰、黄国铨等人。除了普通的纠察队员外，肩负护产重任和起义时刻巡逻的纠察队员由地下党员和工会骨干担任。父亲是工会骨干纠察队员。

          11月8号是两航起义前最紧张的日子。

       作为骨干的地勤人员，白天要做好所有12架起义北飞的飞机的地勤保障工作，又要拆卸装箱大量准备运走的飞行器材；同时对于停留在机场不能参加北飞的飞机采用拆卸部分关键器件的技术手段使其停飞。大量的工作，非常紧张，表面上还不能引起外方的注意，显得工作一切正常。同时还要巡逻纠察，防止敌人破坏。

        11月8日晚至9日上午，我父亲和莫华两人为一小组的巡逻纠察队，通宵达旦地巡逻，直到9日上午北飞起义顺利成功，所有巡逻纠察队员欢呼雀 跃高呼：“起义啰！”，共同涌向“起义宣言”签名处，签下自己的名字。

                         父亲与莫华的情谊

        中航从上海龙华搬迁到香港启德机场后，与父亲一起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人中，关系最好的非莫华莫属，两人年龄相近，各方面爱好都很投机，又同住在香港九龙福佬村道21号的那栋楼房里。两人都是“香港工联”，“港九民航工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发展的骨干人员。一起参加夜校读书会的学习和活动，一起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争取维护员工利益，反对迁台”活动，以及“两航起义”前期的各种准备工作，成为“两航起义”中航纠察队的骨干成员。“两航起义“最关键的时刻11月8日晚至9日上午，两人又是同一小组的巡逻纠察队员，一起巡逻通宵达旦。

       北飞起义顺利成功后，父亲和莫华一起参加了“两航起义”中另一项重要工作，留港纠察护产，器材抢运内迁。

       北飞成功后，在香港还留有没能飞走的飞机和大量的飞行器材。这些飞机和物资都需要纠察守护，拆卸装箱设法运回国内。而当时香港的局势也相当复杂，要尽快的完成此项工作。为此中航组织了一批年轻技术熟练、能干可靠的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在中航黄国铨的计划挑选人中，莫华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得力骨干份子。他们尽最大的努力，一起不辞劳苦忠实积极地完成这项任务，使得大量的中航物资财产得以运回国内。为此，在日后中央对“两航起义”事件的评议中，他们两人都被评为“在两航起义过程中作出特殊贡献人员”。

        留港纠察护产，器材抢运内迁任务结束后，莫华与我父亲一起回到广州，在“中央军委民用航空局中南办事处”工作，仍然从事地勤机械员的工作。

在广州期间，工作很顺畅，莫华与我父亲有共同的体育爱好—游泳。据父亲说，莫华个子中等，虽然不高，但长得很魁梧，肩宽、胸肌发达，特别擅长游泳。在广州期间，他们俩都是代表“中央军委民用航空局中南办事处”的游泳队员，参加广州市举办的体育比赛活动。

        再往后，莫华和我父亲一起调到太原。在太原期间，俩人一起代表工厂参加太原市的游泳比赛。只是那时我父亲多了一项体育项目，成了太原市足球队的队员。

        可惜的是后来我父亲从太原调往成都，莫华调往北京从此分开。在当时的条件下失去了联系，之后再无莫华的消息。

        记得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在香港和广州时，莫华很喜欢婴幼时期的我。经常抱着我逗着玩，他很喜欢小孩。曾还向我母亲提出将我给他，只是当时我父亲没有应允。直到太原与我父亲分别时，莫华都无子女，更不知以后有无后人。

        莫华与我父亲谁年长，父母没说过。也不知应叫他为叔叔还是伯伯。只是见到他的照片时总是倍感亲切。还是叫一声“Uncle”以表达我对这位在“两航起义”中与父亲并肩纠察巡逻并肩拆卸抢运护产的两航前辈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两航人的自学精神和工作记录好习惯

        据父亲说，他小时候只在缅甸曼德勒的华人学堂读过小学，后来在壘允飞机厂做仪表工学徒，文化知识都是靠边工作边自学，在印度驼峰空运飞机地勤修理更加得边学边干，以后在香港工会期间也有业余的文化学习和工人夜大。经过这些文化学习，才报了个初中文化程度。他凡事总要强调自学，同时强调要养成作记录的习惯，他说两航地勤的人员身上总有一个记录本，随时记录工作中的问题，他说他认识的两航地勤人中，朱贵麟的记录是记得特别好，特别细，这对工作学习十分有用，我父亲也十分佩服他。在父亲的督促下，我初中时自学完了高中的代数、几何，只是没想到这反成了日后迫害我父亲的一条“培养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罪状。凡事做记录的教诲，我却始终没有养成。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家住城里，父母早出晚归到黄田坝上班，家中四姊妹的生活全靠自己料理，我父亲拿出钱来要我每日记账买菜买米等项目，一律要记清。而我却偷懒没记，每月父亲查起账来，总是对不上，父亲几番斥责之后，一怒之下，撤换了我把责任交到我妹妹伟平管家，她倒是倍受父亲夸奖，而我却正好躲到一边偷闲。但是若干年后，当我在桂林工作时学习和工作的业务特别繁忙，这才发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录的重要性，方深感当初父亲的要求还是对的，更加佩服两航人朱伯父的精细记录作风。

                      父亲未了的遗愿

         父亲在世时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寻找我的二伯父张文耀，父亲在家排行最小，祖父是土木工人，早年早逝，祖母马东菊仅是华侨人家的女佣人。因此，家中贫寒。为了使得父亲能够读书，二个哥哥早早地就出外做工谋生。这才使得父亲能够读完小学。

二伯父继承祖父的行业也是土木工人。而父亲当年能够进入壘允中美飞机厂学徒，正是因二伯父在壘允机场做工，认识了相关人，经介绍才使得父亲能够进入壘允中美飞机厂。对此父亲终生难忘。

        日军轰炸壘允，兄弟骨肉分离。当年还在瑞丽对岸缅甸南坎做工的哥哥，如今在何方？

        两航起义回国后，此时大伯父已病故老家，就是没有二伯父的消息。我父亲经常利用登报、托人打听等各种方法寻找在中缅边界失散的亲人，我的二伯父张文耀。

        然而，不懈的寻找并没有结果。战乱世代贫困落后的缅甸，消息闭塞。异国他乡更无其他亲人，始终没有二伯父的消息。反倒给父亲日后增添了各种麻烦。一切硝烟散去后，直到父亲去世，也无结果。

        父亲去世多年后，1999年7月末，我跟随当地的一个旅行社去到了云南瑞丽边界和对岸的缅甸南坎。

在云南时就向旅行社的导游打听壘允中美飞机厂的旧址，得到的答复是：壘允机场的旧址早已成一片荒地，只有云南政府立下的石碑。除了当地的老人外，其他人都不太清楚，也没有旅行社的车前往。战争已成过去，少有人知道它过去的存在。由于时间关系，我也无法自己去找壘允飞机厂的旧址。

        来到瑞丽后，除了瑞丽江之隔中缅边界，很多地方的农田都交织在一起，外人无法分清，哪块稻田是中国，哪块稻田是缅甸。 

        来到中缅边界的界桥—畹町桥。站在畹町桥中方桥头，感慨万分。这短短而精巧的桥仿佛几步就能跑过去。这桥却是中缅分界的地方。也是当年二伯父经此桥看望父亲而最终分离的地方。如今真成了天界之桥。

         过了中缅边界，到了缅甸南坎后，除了炎热的天气，广柔的稻田民宅街市集市十分落后，仿佛还停留在那个时代。

        只是南坎的庙宇却是十分的精致，但不是随时开放。到了规定的开放时间，在缅方的导游引领下进入了金碧辉煌的佛堂里。

我恭恭敬敬地献上三柱香：

        从壘允出发至印度加尔各答，回上海再到香港，经历轰轰烈烈的“香港两航起义”胜利回归祖国，如今父亲航空报国之路已经走完，来到这个起点的地方，愿天界里的父亲和二伯父终能重逢。

                             张文发之子女

                        张忠伟 张伟平 张爱萍

（提供的照片说明：

1. 我父亲在印度加尔各答时单人照

2. 两张上海龙华机场工作照（1947年4月17日）

3. 回广州后机场工作集体照

4. 父亲与莫华参加运动会照片（2张）

其中1.（6人照，右2莫华，左3我父亲）

2.（集体照男前排左2莫华，左5我父亲）

5.太原国庆集体照（前排右1我父亲，右2莫华）

6.父亲在太原足球比赛后的照片（前排右4，身穿太原10号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