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山的无悔人生

捍胜

文/崔海生

图/崔海生

郭玉山陵川县万章村人，1915年出生在贫苦农耕家庭，15岁时父病故，守寡母亲带着4个子女艰辛度日，常受村有钱人家鄙视和霸凌，从小养成对为富不仁的仇恨和不认命的倔强性格，这种性格影响了他无悔的一生。

村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华北沦陷太原危在旦夕时，迫使山西国民党地方军阀阎锡山，不得不同意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对日作战。与共产党合作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亲任会长，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任副会长，同意共产党员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到农村组建“牺盟会”基层组织。1937年11月八路军129师赵、谭支队在陵川西南重镇附城（辖西河底镇各村）宣传抗日时，12月秘密发展万章村时任附城区牺盟会协助员的吴维明加入中共党组织。吴维明和郭玉山是“拜把”弟兄，在万章村组建牺盟会时，让郭担任了村牺盟会会长。1938年9月附城区牺盟协助员路宪文、吴维明秘密发展万章村郭玉山、宋黑旦等10名牺盟积极分子入党，是附城区及陵川农村一次入党人数最多、最早成立支部的村。郭玉山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宋黑旦、吴季秋、周六锁3人任支部委员。党组织活动是不公开的，就利用牺盟会的合法地位和威力，在村建立了由党组织暗中领导的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宋黑旦、吴季秋、周六锁分别任农救会主席、青救会会长、抗日自卫队队长。同年10月中共陵川党的基层组织设8个分区委，新设西河底分区委，由武克任书记、吴维明任副书记，分区委秘密设在万章村办公。

万章村恶霸韩维祯的大哥韩维屏，当时任附城区国民党分部副书记。韩维祯依仗其名，设置障碍反对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对长工和村民非常苛刻，巧立名目贪污、强夺他人良田；在村公开散布吴维明和郭玉山是“暗共产党”，制造“摩擦”阻碍抗日工作开展。村上数次召开群众会，揭露、控诉韩维帧罪恶行径。在会上韩拒绝认罪、负隅顽抗，被激怒的村民用桑条和木棍打伤后至死。其哥韩维屏就与吴维明、郭玉山结下仇恨，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下，他只好“忍气吞声”、伺机报复。

万章村的行动影响极大，附近村的恶霸、地痞大部分收敛了嚣张的气焰，选择和抗日的牺盟会合作。贴标语、插红旗，许多村群众扬眉吐气，成立牺盟会、农救会、妇救会、自卫队积极参加救亡活动，万章村成西河底区一面旗帜。

可是，距万章村东南5里有个东王庄村，村里有个陵川出名的地方实力派段虎卿，对万章村抗日行动十分不满，联合陵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杨垕、杨志玉，通过国民党晋东南行署主任孙楚向省阎锡山告状，说“陵川被共产党赤化了，牺盟会就是共产党”，让逮捕陵川第一任共产党县长王耿人。我驻陵川平城太南特委获情，即让王从附城带部分武装到河南豫北参加了八路军。孙楚派国民党人师人凤任陵川县长，师上任后倒行逆施，勾结杨垕、杨志玉和段虎卿，不顾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反攻倒算，公开撤换、殴打、抓捕村牺盟会中拥护共产党的干部、群众，万章村郭玉山和部分同志只好外出躲避。不久，太南特委为建陵川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决定发动群众赶走国民党反动县长师人凤。特委和县委以陵川牺盟总会名义印发了“告陵川同胞书”传单，并悄悄在村牺盟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群众团体中传达布置“倒师”活动。郭玉山暗中回村上广泛宣传、积极动员，亲自挑选出几十名青壮年群众，自带干粮步行到陵川县城，参加“打倒反动县长师人凤、把抗战进行到底”的示威游行活动，后他被选为陵川代表，和县其它代表在长治西火集中，步行到长治专署请愿“罢免反动县长师人凤”。到长治后，特委和长治中心区牺盟会派自己人接待和保护陵川代表的人身安全，防国民党利用地痞流氓捣乱；特委还组织了长治市各界牺盟会、工、青、妇群众组织，公开声援陵川活动，大街小巷贴了许多支援的标语，迫使专署接了“请愿书”，说服代表返回陵川听消息。不甘心失败的师人凤，在全县以各种借口捉拿上长治请愿的代表，县各区都有代表被抓、被打或迫害致死。万章村人国民党附城区党部副书记韩维屏和东王庄的段虎卿勾结，利用区公所警察和“东王庄编村”村警，在附城、西河底交通要道设卡抓捕代表。附城、西河底我党组织立即将两区代表集中在附城西街当铺里集体食宿，让我党领导的县大队士兵持枪在门旁站岗，郭和其它代表才躲过追杀。一月后，在我党组织和牺盟会上下活动，国民党反动县长师人凤被罢免，决死纵队一个团政委张维汉（中共地下党员）来陵川任县长。鉴于段虎卿处处抗拒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政策，图谋抓捕请愿代表，为搬掉这个绊脚石、攻破这个顽固堡垒，分区委副书记吴维明用附城区牺盟会特派员身份，通过党组织和县牺盟总会出面要求，撤换了东王庄“编村”和段虎卿是亲戚关系的段姓村长职务。派党性强、遇事冷静办法多、革命立场坚定、有勇敢斗争精神的地下党员郭玉山去东王庄村任“编村”村长职务。

东王庄“编村”村长

“编村”制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在山西境内农村推行的日本式编村保甲统治。即相邻村约500户划一个编村为“主村”，设编村村长、书记（国民党）、村警。每个自然村为“副村”，设副村长（俗称“村副”），下设闾长、邻长，各副村由“村副”、“闾长” 把持村级政权。

万章村本是周边大村，编村的“主村”应该设在万章，可东王庄村段虎卿有个叔父名段树华，河北军校毕业任过阎锡山晋绥军中将师长，曾追随蒋介石参加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陕北红军东征山西时，在吉县围阻我王兆祥部与之激烈交战；在忻口战役与日寇作战负伤，193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点兵”委员，点验部队人数防止军官吃空饷。时八路军属第二战区，段树华到延安点验时毛主席接见过他，在点验八路军部队时，在潞城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左权会见过，其对八路军部队几见苛求。段虎卿依仗段树华从其掌控的军队，弄来百余支步枪、两支冲锋枪及弹药，用军资在村成立了百余名看家护院“民团”，把编村设在东王庄供其控制、利用，是陵川当时唯一有私人武装的地方实力派。

郭玉山到任后不久，发现有晋城口音人频繁出入东王庄村，经他收买“民团”线人得知，是已占领晋城的日本鬼子情报机关派人拉拢段虎卿，就立即将情况转报党组织。八路军385旅驻附城的广昌团，派一连负责情报的副连长何再香，扮成要饭的到东王庄侦查并和郭玉山接上头。经数天暗访、侦查，密捕了日情报人，掌握了段虎卿欲在附城开设的盐店和当铺为联络点、以东王庄护村民团为内应举行暴动，配合日军占领附城。我八路军部队在万章等村民兵配合下包围了东王庄的民团，收缴了他们全部武器弹药；查抄附城盐店、当铺，没收了全部财产；捕获了段虎卿和盐店掌柜李克仁、当铺掌柜胡福卿，搜缴了他们准备迎接日本人的“太阳旗”。段虎卿在押解途中吞金自杀，李克仁、胡福卿，被民主政府在附城公审后枪毙。

“十二月事变”

深入敌后的共产党、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日寇消灭，反而逐渐壮大，蒋介石不顾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发动反共高潮，不仅压缩限制共产党、八路军发展,而且利用杂牌军袭击八路军和我解放区党政机关，故意制造 “摩擦”。 阎锡山也感到山西许多基层地方政权被共产党掌握，积极配合蒋介石反攻倒算，1939年底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蒋介石嫡系27军强行进驻陵川，立即成立了一个相当于专署的“军区设计委员会”行政机关，机关设在陵川县城北关瘟神庙，名义上管辖着原晋东南专署14县和河南豫北的6县（除陵川是未被日寇占领的完整县外，其余是我解放区、日寇占领区或敌我游击区）。27军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以军代政，任命各县县长，其中46师师长助理朱冕权任陵川县长。27军把持陵川县政权后，陵川成蒋、阎两派政权割据，阎任命的县政府斗不过27军，县长张生兆无奈带官员流亡到晋城高都。

抗战期间毛主席两次致电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总部，指导晋东南抗战战略部署，两次电文都提到陵川。第一次指示：“在晋城、陵川、修武地区组织一个支队”；第二次指示：“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局面避免摩擦，遵照主席指示，朱德和卫立煌在晋城举行“晋城谈判”，划定国共两党军队占领界线。八路军全面北撤，太南地委及晋城、陵川境内的领导机关全部随军北撤，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史称“太南撤军”。

陵川党、政、军机关和暴露党员、干部身份的2000余人撤离到平顺的石城、寺头一带后，白色恐怖立刻笼罩全县。国民党地方流亡县长张生兆不思抗日，利用附城河东村秦十成庙道会信徒1000余人，组织成“十三支队”和“突击队”，武装袭击区、村政权，威胁、绑架和暗杀我未来得及撤退的干部、党员及家属，附城新庄村就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在通知我情报交通联络站撤离时当夜5人被杀，邻近大槲树村党员及家属8人被杀，全县有500余人被杀害。

东王庄段树华对八路军镇压其侄子汉奸段虎卿、取缔其“民团”非常不满，1940年1月借回东王庄为其父做30周年祭祀之名，勾结万章村对打死其兄韩维祯十分恼怒的国民党附城区分部副书记韩维屏，迫使流亡县长张生兆以“聚众闹事”罪，逮捕了吴维明和郭玉山，“审讯”中韩维屏收买所谓法官、打手，多次用各种刑具体罚，欲长期折磨后处死。

3个多月后的4月26日朱德总司令路过陵川，在县城和国民党27军军长范汉杰就国共合作抗日避免摩擦举行“陵川会谈”达成协议，同意释放在狱羁押确认中共党员身份的我方人员。党组织拿出了吴维明和郭玉山党员身份证据，迫张生兆不得不释放他们，但要交高额保释费，他们家庭只好到处凑款、变卖家财。被打的皮开肉绽，立不起来坐不下的吴维明和郭玉山是用担架抬回万章村来的。因他俩暴露党员身份，不久党组织安排郭玉山撤退到河南晋豫地委下属修武县，后转到左权县㭎裕镇后勤处任营业管理员。

刚随机关撤退到平顺的路宪文返陵川负责隐蔽工作，担任隐蔽下的“县委书记”。路在附城组织“锄奸队”自任队长,暴露党员身份在家养伤的吴维明，化名“武魁明”担任了副队长。他们带领附城、西河底等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自卫队员，开展地下斗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捕杀了杀我多名党员、干部、家属的附城河东村庙道会头目秦十成，威震陵川。

韩维屏从叛徒口中得知锄奸队副队长“武魁明”，就是万章村吴维明时，密报突击队。1940年5月20日吴维明回村时，被埋伏在村上的突击队捕获，当天黑夜被刽子手刀砍、石头砸死后焚尸灭迹，时年仅24岁。敌加大对“锄奸队”的打击力度，在敌强我弱情况下，为避免更多损失，遵照上级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蛰伏、等待时机”的指示，路宪文暂停了陵川公开的武装斗争活动。

陵高县政府

1940年3月“太南撤军”后，当月31日日寇开始进攻扫荡陵川。由于驻陵国民党军派差征粮、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群众、制造摩擦、暗杀共产党员，得不到陵川群众拥护；嫡系27军趾高气扬压制杂牌军40军和新5军搞内讧；参加“中条山”战役元气大伤的27军回防陵川。1943年4月日寇纠集20万日伪军第五次扫荡陵川， 40军和新5军被击溃投降当了汉奸，27军辖部，部分战死、部分逃到东部山区藏匿。至本月30日日军占领陵川全境，统治陵川3年多的国民党军分崩离析，从此在陵销声匿迹。日伪军大肆在东部山区扫荡、清乡，东部山区在日伪军和27军残部祸害下，群众数月躲在山上，饥饿、疾病、瘟疫致全县3.2万人病亡，死尸遍野，群众竟无力掩埋。撤退到平顺的陵川籍党员、干部纷纷请战，要打回陵川解救频临死亡的乡亲。当年9月八路军129师新一旅2团攻占了陵川东部山区夺火，晋冀鲁豫边区新设立的八地委、专署、军分区进驻夺火。新成立的“陵高县”（取陵川和高平第一个字）在2团的3个连配合下，打下陵川日伪军占领的附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秘密退守新庄村。

新庄村西北和东王庄村隔沟相望，相距仅有4公里，万章村和东王庄是邻村，是陵高县西北界的安全屏障。陵高县县长是路宪文，将时任太行五分局棉织厂副经理的郭玉山要到新庄村，任钱粮管理员、总务股长，为机关和部队筹集粮食；新设立的西河底“七区”党政机关驻万章村，该村成与盘踞峰头日伪军据点敌我斗争的前沿，县武委会和八路军2团分管情报工作的副参谋长原岗，让郭玉山这个当地人，暗中搜集日伪军活动情报。东王庄和万章一道岭是保卫陵高政府的“十里长城”，为此郭玉山做了突出的贡献。

陵高县政府为了广泛团结抗日力量、避免国共摩擦，县政府设立了“咨议室”，善意将辖区原国民党县政府民政局长万章村人韩维屏、教育局长梧桐村人常景晟、财政局长王旭初等人担任咨议。谁知这些国民党败类不思抗日，在峰头日伪情报机关的威胁、收买下当了汉奸，暗中向日伪送情报。特别是韩维屏，对当时万章村打死其弟恶霸韩维祯仇恨在心、伺机报复。1943年12月30日农历腊月初四，韩维屏给峰头据点送情报，说万章村吴喜德娶媳妇，村里的民兵帮忙、喝酒、闹洞房，后半夜才休息，是通过万章村外小路抄近，偷袭驻新庄村县政府的绝好机会。第二天是腊月“五豆节”，天还未亮，峰头据点数百日伪军，没有走惯常扫荡走的西北大路，而经河元村走小路，从西沟河悄悄地溜到万章村南边，路过张圪景“民兵房”时被起解民兵发现，敌临时包围民兵房展开攻击，民兵指导员宋黑旦组织值班民兵应战。村党支部书记王瓜肉，村长韩海玉等听到枪声，迅速组织民兵转移群众，点燃了汤王岭上联防报警火堆信号。新庄村站岗民兵看到西北万章、东王庄报警火堆信号，路宪文带县独立营和附近村民兵立即赶往增援。日伪军偷袭不成只好烧了民兵房，押着被活捉住的民兵撤回峰头据点。

在现场，发现了民兵宋黑旦等5人尸体，在村外发现每隔不远就有箩头墩下的石灰印，联起来恰是日伪军路过万章村外，隐蔽偷袭新庄村小路，说明是有汉奸指路。郭玉山伙同县公安、武委会，在万章村秘密侦访、追踪侦破，搜集到韩维屏当天行动轨迹和目击证人，其有重大嫌疑。县政府在新庄村西庙以召开“咨议室”会议为由扣押了韩维屏。在东庙上公安局驻地审讯中，郭玉山确凿的证据，使韩不得不承认是他和常景晟所为。经把案情报夺火八专署公安部门批准逮捕了韩维屏、常景晟。不久，在万章召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了韩维屏、常景晟。万章村吴维明烈士遗属、牺牲的民兵遗属和愤怒的村民，要将汉奸韩维屏碎骨焚尸。县长路宪文、武委会主任苏枫和郭玉山等亲临万章，对死难民兵家属进行慰问、召开追悼会、举行公葬、追赠死难民兵为“革命烈士”，平息了愤怒群众的复仇情绪，展现了我党正义凛然的抗日胸襟。

后记

1945年4月10日被日寇占领蹂躏2年的陵川县城，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民兵配合下获得解放。13日驻峰头的日伪军，在驻晋城的日军接应下，将武器、弹药、粮食装上汽车，弃城逃到晋城城内。至此陵川全境再无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成我巩固的革命老区和支援解放晋城、高平、长治及河南豫北各县坚强的后方基地。郭玉山积极响应县委、政府号召，配合驻万章村的区委，维护地方治安反霸、防特；动员万章及邻村青年报名参军；筹集公粮支援前方；亲自带领西河底区支前民工，随陈赓、谢富治部队转战河南豫西，直至到达河南西南的南阳一带。他数月奔波在支前战斗烽火中，风餐露宿、枪林弹雨中抬担架、送弹药、救伤员。完成任务回到万章，家人看着又黑又瘦的他都不敢相认，地上棺木中躺着日夜思念、哭干眼泪去世的母亲，尽忠不能尽孝，郭玉山肝肠欲断。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区划调整，撤销了陵高县，恢复抗战前陵川管辖区域。郭玉山先后担任过河南孟县四区副区长、太岳行署机关晋城铁厂副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担任长治工业局建筑厂支部书记、华北工程局105工区第七工程处党总支书记；任过省建第三工程处副主任（驻地太原）、副省建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驻地长治）副总经理等职务,1987年离休（县团级)。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他都隐瞒自己出生入死的光荣革命历史和在敌监狱受刑落下的残疾疼痛病根；工作安排、家庭困难上不要照顾、不给国家增添负担；日复一日在工地上奔波忙碌，几个子女出生，他都没有在跟前伺候妻子；三年困难时期和日常，别人家属有困难找领导，他从不推诿；无论让在那个工作岗位担任领导，他都是“服从”，时刻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清正廉洁；建筑行业转战三晋，他不住机关，随队奔波，经常风餐露宿，建筑好一处又转另一处，全省各专区都留下他足迹，他尝尽晋南的闷热酷暑、晋北的风沙严寒。他的品德和为人赢得领导、职工和家属一致好评，“文革”中被夺权下放劳动改造时，职工想办法照顾他，家属们也力所能及帮助他家，都说他一家是“好人”。

1985年饱经沧桑、四处奔波的郭玉山退居二线，本该好好歇歇，享受天伦之乐，可一生艰辛操劳家务，相濡以沫的妻子不慎股骨颈、膝关节骨折，手术时钉上钢钉失去生活自理，子女们顾不上伺候，是他数月精心护理至康复，别人夸他，他总是诙谐笑笑说:“我一生亏欠家人太多,老天爷是让我还账的”！不久，郭玉山因在敌监狱受过酷刑、常年在建筑工地劳作，年老复发好几种疾病。特别是灌辣椒水引起的老咽炎成严重哮喘，日夜咳嗽上不来气，致肠道大出血伤及元气。自知时日不多，他告诉妻子、子女，把他送回老家，要和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战友同葬万章。1989年农历正月刚过十五，春寒料峭数日风雪，家人将他抬上面包车驱行百十里，到了离村还有几里的梧桐村后，乡间道路狭窄、坑洼、雪滑，汽车不敢加大油门常常熄火。子女们只好下车推行，几里路就用了近一个小时。车上郭玉山让妻子从担架上扶起他，他想再看看以前生活、战斗过的家乡土地和埋葬在这一带牺牲的战友。天快黑了，离村还有一里，常熄火的车却正常顺利到家门口。村上干部、党员、牺牲战友家属及子女闻讯都来探视，随后几天附近村来探视的络绎不绝。正月三十黑夜下了厚厚的大雪，天明郭玉山走完了他无悔的一生。

出殡时村党支部为他开了追悼会，后陵川文人撰写抗战纪事文章，凡是写万章村内容时，都会有“村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郭玉山”和他的记事。郭玉山名字及事迹在《陵川县志》、《陵川文史资料》、《陵川红色文化录》等书籍中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