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霜迎四载 历炼惠平生——我的知青岁月 一

持心如水

（网络图片，与当年的大清河桥相似）

大约是1968年7月，学校通知复课。这时，开原二中已经从公园东侧搬到了现在的地方。复课后并没有上课，除了女同学带领大家学点忠字舞，就是动员上山下乡。其实根本用不着动员，毛主席号召谁能不响应？大家早就做好了准备，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原来听说要到离家百里之外的东部山区，后来又听说沈阳的学生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开原的学生只好先人后己了。

开原二中对口分配到城郊公社。当时开原二中工宣队队长恰好是我们班主任赵海老师的学生，赵老师希望他班上的孩子们能离家近点，所以，我们班就被分配到了大九社大队。这个地方并不生疏，是我们挖野菜、捡庄稼经常光顾的地方，在我家的正北，大清河南岸，离家8里路。听说我要去大九社，爸妈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毕竟离家近，触手可及，少了许多担心。

（大九社冬景）

9月25日，我们班坐着各生产队派来的马车，浩浩荡荡奔向大九社。一过小清河，就看见秧歌队载歌载舞在村外的大道上迎接。到了大队部，有人公布了分配到各生产队的名单，我和李庆吉、蔡连峰、刘亚新、王德志、陈玉霞6个人分到了第五生产队。我们换乘了另一辆马车，这掛车有三匹枣红马，驾辕的是妈妈，两个拉套的是女儿，都是高高大大，毛皮像锦缎一样。随着马头的摆动，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清脆悦耳、节奏鲜明的声响。赶车的把式叫王德新，是一名城里的下放工人，人长得干净利索，穿戴也干净利索，那架式就象在开豪车一样。

我之所以对这几匹马印象深，不仅是因为它们漂亮，还因为一年后的一个深夜，有人捎信让生产队去大队粮食加工厂取磨好的米。这时，队部没有别人，我就一个人赶着这掛车去加工厂，那心情就好像现在刚拿到驾驶证上路一样。可是，不论我怎么吆喝，有一匹拉套的马就是不敢往前走。我莫名奇妙，赶忙下车检查，原来它的扣门没扣上。我好感动：这牲口太有灵性了！

又继续往北走了二里路就到了队部。生产队早就派人为我们做好了饭，黄米饭，白菜炖豆腐。黄米是刚收获的糜子磨的，这在城里是根本吃不到的。我们6个人虽然是同学，可从来没在一起吃过饭，本来坐在一起吃饭就很别扭，周围还站了不少社员，好好的饭没吃出来什么滋味儿。

吃过饭，陈玉霞被她的叔叔接走了，原来这里就是她的老家。另外两个女同学被分到了条件较好的社员家；男生就在队部和饲养员住在一起。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准备出工。队长让我们回家去报个平安，还给每个人带了5斤黄米。

当时的生产队长叫李庸，四十左右岁，身材魁梧，是从沈阳下放回乡的工人，有见识，善决断，会公关。他当队长时是生产队副业收入比较多的时期。他对我们关照有加，结束供应粮之后，我们的口粮是放在生产队仓库里的，按需取用，不计其数。

生产队干活一般是男女分开的。男劳力干活时都爱谈论社会见闻或政治实事。没过两天，女同学就跟我说，社员们净“拉大皴”，不堪入耳，没法儿干活。我还一本正经地找队长反映：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社员们净说脏话，我们怎么接受教育？队长说：那是她们的娱乐方式，咱也管不了啊，时间长了你们就明白了。后来才懂得，书本上知道的东西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有一次队长派我们两个青年同李德会一起铡草。李德会五十岁左右，瘦高个，是城里工厂下放回来的六级车工，他和他家里人穿着都十分整齐干净。我心里嘀咕，这富农能好好干活吗？结果出乎我的想像，他续草又快又准，铡出来的草又短又匀。他告诉我们：“草要铡细，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冬天把牲口养得膘肥体壮，春天干活才有力气。”时间长了，我们也不再用“成份”对人进行分类了。不过，“拉大皴”我们始终没学会。

（作者在青年点时）

秋收时节，割地是最累的。割谷子、豆子要弯腰，谷草和豆秸都挺硬，我们又磨不好镰刀，连割带薅，腰疼得直不起来。割玉米、高粱虽然不弯腰，但拿不住，秸杆在手里直耍叉。不论干什么活都不如般般大的农村孩子。我们落下的活儿总是被社员们七手八脚帮助干完的。

好象是重阳节，生产队放了半天假。午饭后我们一起回家。不知道是谁从生产队买了点什么，用一头驴驮着。我们几个牵着驴边走边玩，走到一条小河边，驴怎么也不肯过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指挥，平时听到的“驾、哦、吁”乱喊一通，驴根本就听不懂，直打磨磨。男生前拉后推总算把驴弄过了河，女生笑得前仰后合。

回生产队时天已经黑了。走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路过第四生产队的甜菜地，我们顺手牵羊，用口袋装了点甜菜。炊事员老杨头给我们熬了糖稀，挺甜，但有股怪味。

（青年点伙伴）

（隋靖 左 和作者）

干了一天活，忠字舞照样跳。晚饭后青年男女都到队部院里，由民兵排长潘国君领着跳忠字舞。知识青年来了以后，跳的人多了，围观的人也多了，队部成了娱乐中心。一些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德贵，三十出头，好像初中毕业，回乡青年。年纪不大辈份高。他虽然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但和我们几乎无话不谈。拉起二胡来喉节上下不停地串动，好像是在无声伴唱。有一段时间他没到青年点来，我们正纳闷儿，突然接到了一封他的来信，痛说失恋之苦，不得不离家出走，属名是“醒冬黎丽”。我觉得这名字够新鲜，够浪漫。

李俊山，五十多岁，年轻时行走江湖，从事过多种职业，见多识广，无事不通。他是我们的忘年交，常到青年点谈天说地。有时和我们一起拉二胡，他拉起“夜深沉”来，身体随声律动，十分投入。后来，他不干农活了，到街里摆摊修鞋。我找他修过鞋，他说什么也不要钱。我本来是想边修鞋边与他唠唠家常，可他不要钱，我就不能再去了。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尊敬的人：王希山，五十多岁，曾是四野的炮兵。他随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在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炮兵阵地被敌机轰炸，他被震晕了，醒来一看，战友们都牺牲了，而我们的步兵正在冲锋。于是他一个人装弹、瞄准、射击。大炮轰鸣鼓舞了士气，他也成为了战斗英雄。复员后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爱思考，会表达，说话办事都出于公心，浑身充满正能量，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青年点同学们）

那时候没有脱粒机，要打冻场。场院旁堆着高高的谷垛、豆垛、高粱头。晚上，铺完场，大家聚在地窝铺里，在炉子上炒豆子吃。玉米脱粒用棒子打，按斤计分，我们往往是起完场再抬几筐玉米，干到后半夜，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

生产队给我们计的是七成工分，每个工分的分值是1.58元，下乡当年结算时我们都拿到了70多元钱。这在当年下乡的知青中是少有的。

爸妈决定这钱都用在我身上。我带着小妹妹去了趟沈阳，买了一件灰棉猴和一双大头鞋。从玉章大叔那里要了点工业券，给爸爸买了一瓶竹叶青酒。玉章大叔是本家叔叔，在沈阳当兵，上海表也是他帮着买的。后来我调到沈阳工作，他已经转业到了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所，在后勤部门当领导。我儿子就读的青年大街小学也是他帮助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