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李多明

雁来

　　多明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又是我插队的战友，英年早逝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耳边眼前飘动，说明他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刚听到插队的同学告诉我多明去世的噩耗时，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才五十岁啊，当时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

　　我认识多明是1964年，在延安中学上初二，距今已59年了。

一九六三年秋季我从延安师范附属小学考入延安中学，被分配在初六六级乙班。我个子高，初一第一学期坐在后排，第二学期视力下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被迫调整到前排，初二第一学期一开学，我就告知班主任，我配了近视眼镜，可以坐在后边了，班主任安排我坐在第一组的最后一排，也就是离教室后门最近的一张课桌。

　　我的新同桌是位我不认识的新同学，穿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装，一米八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带点虎气，雄赳赳地坐在那里。班主任老师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介绍说，我的新同桌叫李多明，是由兰州八一中学转来的，大家欢迎。我点点头，他神采飞扬地笑一笑，就算认识了。的确，同学之间由陌生到熟悉很简单，打个招呼说句话就行了。 课间休息时，我们一起走出教室，我发现他走路右脚有点颠，他解释说，右腿骨折落下了残疾，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多明是陕北吴堡人，但他并没在老家生活过，而是跟着东征西战的父亲到处跑。他父亲一九三三年参加革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打仗勇敢，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甘南剿匪等，是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从战斗部队退下来后，要求回老家，组织上就安排为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全家从兰州迁来延安，多明也转到延安中学读书。

　　延安军分区和延安中学一墙相隔，出了校门右拐就到，我去过他家几次，他全家人我都认识。他兄弟四个，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按照家谱，男孩子是"多"字辈，他父亲就给他们四兄弟起了个很俗但很实在的名字"发福生财"，多明排四，原名叫李多财，他嫌不好听，自已做主改为李多明。他三哥和两个妹妹都是延中学生。

　　据说，多明的腿疾就是跟随父亲转战甘南时发生意外落下的。有一次他在草原上玩耍，被一条狗撵着，他一边跑一边拾石头打狗，结果打在自已的脚踝上落下了残疾。时间长了，同学们都叫他"李拐子”，他也乐呵呵的答应，从不生气。

　　我们上学时，每学期期中期末考两次。我记得多明考试总是答得快，交得早，考试成绩有时不如我，多数比我高。当然，比我高也不是班上的高材生，属于中上等，总在十几名上徘徊。对考试成绩，他和我一样，不太在乎，班上谁考得好，谁得了第一名也不关心不在意，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就知道疯玩。

　　多明喜欢打乒乓球，而且打得挺好，乒乓球拍从不离身，经常装在书包里。学校操场上靠西边有一溜水泥乒乓球台，一到自由活动时间他就急急忙忙去抢占台子，一直打到吃晚饭才结束。李多明不但爱打乒兵球，而且喜欢在我面前夸耀自已发球如何厉害，特别是侧旋球很隐蔽，难判断，正手扣杀速度快，角度刁，很难接，一句话，吹嘘起来一点也不脸红，好象是在夸别人似的。现在想起来，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才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如果乒乓球台子都被别人占了，他就和班上几个同学，比如我，刘作军，武平等一起去后操场踢足球，活动锻练自已的残腿。

　　有件让我感动的小事至今难忘。大概是在初二的夏天，全班在枣园庙沟大队劳动了两天，第一天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晚上没睡好，农民窑里炕热，有跳蚤，要到院子里去解手，狗又咬的出不去。 第二天在山顶上锄洋芋，中午休息时，我和多明，还有高淑兰同学坐在一棵高大的杜梨树下纳凉。麦收时节，正是杜梨成熟的季节，密密麻麻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有同学爬到树上摘杜梨吃，我也上去了，边吃边往下扔，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从树上下来后，多明把黄土揉成面面，反复地撒在我流血的地方，说能止血不会感染。高淑兰不知从哪拿来块纱布，细心地帮我包扎起来，直到不渗血为止。虽然是件很小的事情，但几十年来，我每每回忆起杜梨树下的一幕，心里就充满了同学之间纯洁美好的情谊，油然而起幸福之感。

　　初中毕业后，我回到了西安的家中，就和多明分手了。一分就是两年。按常理说，回西安就该上高中了，但文化大革命搞的中学全都停了课，乱了套，只好随它去了。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西安各个中学都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家里原本安排我去渭南插队，我自己要求回延安，父母尊重了我的选择。这样，我于年底回到延安，又和多明见面了，我们整天东游西逛，等待下乡。

　　多明腿有残疾，上山下乡时可以申请免下，但在当时那种洪流的感召下，多明不愿在家吃闲饭，坚决要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家里只好同意了。先建议他在延安城区周围插队但他不同意，要和我一起走。因为这亊，多明父亲把我叫到他家，让我们俩下去后互相关照。多明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因为工作上常有来往，互相之间很熟悉，多明和我又是同班同桌，平时形影不离，可以说是最要好的一对朋友，互相关照是理所当然的。临走时，他妈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到现在我还记的清清楚楚，他妈妈说，你们下去对人家女孩子好一点，不要整天傻呵呵的只知道受苦。多明比我大一岁，下乡时已经二十岁了，我知道他妈妈的意思，但我们并不当回事。感情上的事，他要说我就听，他不说我也从不过问。

　　我们插队的延安县官庄公社神天河村在延安城区的东南方向，有一百多公里。从延安开出的长途班车经过半天的颠簸，只能到公社，下车后还要过河上塬下沟步行一两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因为路远，交通不便，整天参加农业劳动，所以我们在山沟里一待就是几个月。 我和多明，振清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这个土窑比其他四位同学那孔土窑浅一些，进门一条大炕，连着灶台，里边有个树枝搭的木架子，放我们的行李，窗台上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其他什么也没有。夏天凉快，晚上要盖被子。冬天夜长，窗棂上糊的白麻纸被寒风吹的"膨，膨”响，我们三人坐在被窝里看书读报，聊天拉话，灶火里撂个树木疙瘩，炕一夜都是热的，有时，大锅里舀上几瓢水，煮个老南瓜，临睡时解个馋，绵甜的味道凤肝龙髄也比不上。 振清靠窗睡，多明靠灶，我在中间。每天晚上熄灯后，他俩就躺在炕上抽烟，一边一个红烟头，说烟能解乏，蛇不咬，并不断地给我递烟，我就是在那时侯经不住诱惑学会抽烟的，记得第一支烟是一角一包那种便宜的“比目鱼"牌香烟。一来二去，总不能光抽多明和振清的烟，就去小卖部买了盒二角九分钱的“海河”牌香烟请他们抽，这烟是小卖部当时最好的烟。因为把我"拉下水"了，他俩美滋滋地抽着好烟，多明笑得很开心。

　　我们插队进村是冬天，地里没活，但农民并没有闲着，整天进山忙着准备明年一年的烧柴。队里给我们准备的烧柴只够冬天的，开春以后就要自己解决。经过商量，我们决定自己动手，7人借了4辆独轮车，7把斧头，天一亮就去了后沟。后沟最宽处是架子车路，大部分是羊肠小道，小道两旁的斜坡上，长满了粗细高矮的各种树木。多明腿不得劲，就在沟口里边不远的地方砍起来，老乡告诉我们，沙栁好烧，我们6人往里走，寻找沙柳，2人一组，连砍带装，等我们返回沟口时，多明已装好车，躺在路旁睡觉。后来几天，为了照顾多明的腿，就留他在家做饭，我们回来也能吃上热饭，一举两得。我们砍柴的举动，在村里引起了轰动，每次出发，老乡们全站在硷畔上看稀罕，六七个小伙子，四辆独轮车，浩浩荡荡地进入后沟，半后晌回来，满满的四车柴，堆在坡下有一人高，老乡们羡慕不已，年轻点的帮我们搬柴，告诉我们怎么摞得稳当。年大的教我们如何柴能晾干，先烧哪些合适等。多明这时候最活跃，从知青院跑下来，给老乡们递烟开玩笑，跑前忙后不亦悦乎。

　　有次多明回家，来时带了个32倍司的小手风琴和两本电影歌曲集，我有只口琴，付健有支笛子，我们似乎一下子有了自已的乐队，下雨下雪不出工，寂寞无聊时就拉琴唱歌。有时，阿法甚至用他的破收音机放音乐，音量放到最大，烂竽充数。振清，作军，长安没有乐器就胡唱乱吼一气，喧泄一番，倒也自娱自乐，高兴暢快。有些喜欢文艺的老乡有时也来坐坐。有天夜里，住在后沟的山东老乡老杜，带来个会唱京剧的老乡，给我们唱了不少老戏，对京剧我只知道样板戏，这些老戏真让我耳目一新，我只记得有段《长坂坡》唱得很好听，"长坂坡上救阿斗，杀的曹兵个个愁，当阳桥头一声吼，吼的桥断水倒流”，以后再也未见过这位京韵京腔的老乡。 我上中学不爱音乐课，乐理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要想学新歌，学拉手风琴，把口琴吹好，都必须懂得乐理知识，我就买了本《怎样识简谱》，恶啃了两天，居然拿起歌谱就能唱，还试着做曲，令同学们刮目相看。在多明的指导下，我也学会了拉手风琴。进工厂后，我在厂文艺宣传队还拉过一段手风琴，得益于农村的学练。总之，我在农村的娱乐活动，包括拉琴唱歌，读书看报，收听新闻，下棋打牌等，带给我的快乐，陪伴我度过的寂寞时光，我是不会忘记的。

　　1970年春，杨毛毛来信想见我和多明，我们定好日子回了信。杨毛毛是我小学同学，他父亲与我父亲共事多年，两家通好。按照约定的日子，我俩一大早就从神天河后山上庙塬过王家河，赶往临镇。庙塬是延安知青，没有联系过，王家河有个北京女知青杨淑丽曾到我们队来过，后来，她转到河北正定插队去了。她走时，是我们送她去临镇汽车站的。 临镇是延安县南川最大的镇子。去的那天逢集特别热闹，街道上地摊一个接着一个，卖什么的都有。熙熙攘攘的人流里知青不少，延安知青和北京知青的少数人经常在这里互相找茬，打群架，搞磨擦，因此，只要逢集，警察就在街上巡逻。 临镇南边是官庄公社，北边是麻洞川公社，毛毛在麻洞川公社插队，约在这里比较适中。我们三人见面自然高兴异常，经过闹市区，拐弯向西，是一条稍微僻静些的小巷，两边都是店铺一样的木板房，我们找了一家干净些的面店，买了三碗面条，要了几盘凉菜，就高高兴兴地边吃边聊。毛毛告诉我，他父亲已到渭南地区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总算结合了，全家也离开延安去了渭南。多明听后非常高兴，立即买了瓶酒表示庆贺，我从来不喝酒，也被多明逼得喝了一点。

　　我们队里我是第一个返城的。1970年夏天，我离开后再没有回队里去。后来听说多明去了大荔农场，后又回到延安保养厂，在他之后，插队的同学陆续都回到延安参加了工作。

　　80年代，他父亲离休后安置在西安的部队干休所，多明按政策规定也下来安排了工作，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又有了来往。这时他早已结婚，妻子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孩子有10岁了。我陪他去学校办理了调动手续，他边上班边和朋友们做点生意，生活过得挺滋润。他父母去世后，因为妻子落实政策，全家迁往北京定居，临走前来我家彻夜长谈，这竟成为我同多明的最后一面。后来听说在北京做生意，再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多年后我碰见一起插队的同学，告诉我多明己去世了，我既吃惊又痛苦，以多明的体质，本来还可以共叙晚年的，然而竟英年早逝。我们相交三十多年，生病没有探望，去世没有哀悼，我的心能安宁吗？故写这篇短文追忆之，愿多明在天之灵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