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王氏家集外编札记

王建秋

华阳王氏家集外编札记

王建秋

古城蒲岐东行二里馀，有一自然村名华秋，古作铧锹。村人大都王姓，先世自左原梅溪迁来，时在南宋宁宗庆元前后，尊王十朋文孙王驿（大任）为始迁祖，而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华阳王氏耕读传家，以宋末、明初、明末清初三个时期文风最盛。代表人物有宋淳祐、咸淳间王持垕、王白父子，二人均进士及第。明正统、成化间王宾、王祚伯侄，举人出身。王祚兄王显，文鸣于时，乡里咸称其文学先生。又崇祯间府学生王家英一家、清顺治间拔贡王诰一家，乾隆间太学生王之教一家等，读书种子，代有相承。

且华阳王氏与当地望族如南閤章氏、瑶川朱氏、缑山侯氏、南阳南氏、永嘉谢氏、瑞安孙氏等交好，时有诗文往还，宗谱中谱序与传赞多出于他们题赠。又其他志书、文集，零星载有乡贤名宦作与华阳王氏诗文者，故另为辑成一卷，是为家集外编。今选录著声者一十二家，试作分条考述如下。

章纶《答王学正先生遗书并诗》

敬乡楼丛书本《章恭毅公集》卷六有《答王学正先生遗书并诗》七绝：

先生学行众推尊，在泮曾闻笑语温。今遗长篇兼尺素，敬当勉強答嘉言。

诗中未注明“王学正先生”为谁，据“在泮曾闻笑语温”句，知此“王学正先生”之前与章纶曾是府学同窗。明正统年间温州府学王姓生员，后来（景泰成化间）又官学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非王宾莫属。故是“王学正先生”即王宾无疑。

章纶早年受学于黄岩章陬（仲寅），因郡守何文渊“患乐清东数乡濒海，俗犷戾，思有以变其习，乃选良家俊秀补郡庠弟子员”，遂为选充府学生。华阳濒海，估计王宾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补入郡庠。这个可以由现存王宾书丹的《郑氏义民立石之记》碑板中自署“乡贡进士”得到印证，因非正式府学生要取得举人资格须经过县试、府试两级选拔合格，再由州官举荐参加次年的礼部贡院考试，是为乡贡，未考中贡士者称为乡贡进士。

正统十二年（1447），王宾以乡贡参加次年礼部试，惜未能中试。后放弃科考，接受教职，游宦湖湘、冀北间，功名止步于举人矣。自章纶正统三年乡贡后进士擢第，在南京和北京两地任职，一直到成化十二年致仕，这近四十来年的时间里，他们应该是没有什么交接的。由此可推知章纶的这首诗当作于成化十二年后，其时他们俩均已退食居家，时有书简往还。据诗题“答王学正先生遗书并诗”及“今遗长篇兼尺素”句，知当时王宾寄与章纶的除信札外另附有长篇诗作请教，章纶答以“先生学行众推尊”之嘉言，二人情谊殷殷。

又《瑶川朱氏宗谱》载有朱隐山墓志，撰文者章纶，而篆额者即是王宾（可知王宾在当时颇有书名），时在成化十七年。又章纶为瑶川朱美妻所作墓志即是据王宾的《郭安人行状》写就的。可佐证章纶与王宾在成化后期是有交集的。

章纶（1413－1483），原名仑，字大经，号葵心，晚年改号戆夫。乐清南閤人。正统三年（1438）举人，次年登进士第。六年，授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景泰元年（1450），升礼部仪制司郎中，赴北京任职。五年，因建议景泰帝恢复沂王朱见深“太子”称号，被投入诏狱凡两年七个月，几被处以极刑。天顺元年（1457）正月，英宗复辟，章纶出狱，擢礼部右侍郎。成化十年（1474），丁继母忧归里守制，十二年服未满，上表致仕，得允。十九年，卒。有《章恭毅公集》传世。

朱谏《赠嗣印》

文章莫中司衡选，学术已参造化机。

此联录自宗谱《嗣印公行集》，朱谏所作，不见《荡南集》。题目系笔者所加，估计是一首七律中的一联，系一残句。华阳十一世王嗣印，字仲宝，号岑龙。《行集》载其“幼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十三岁时受学于伯父王宾，但科考屡试不中，“屡困于数，投江得援，或劝改业。精地理。荡南朱公惜之，赠以‘文章莫中司衡选，学术已参造化机’之句”。知王嗣印最终放弃举子业，专心精研堪舆卜筮之学，后“授阴阳学生，又补郡幕宾。京试吏职，除南昌进贤县丞，时年逾古稀，辞不赴任”。

王嗣印生卒年失记，宗谱排行省十二。族兄王祚，宗谱省七，其生年在天顺八年（1464），王嗣印应出生在天顺八年或八年后，要比朱谏年轻，但年龄相差应该不会很大。又王显有诗《送荡南主公之京》，知华阳王氏与朱谏素有交谊。嘉靖六年朱谏自雁荡回归故里瑶岙，虽年近古稀，也时有外出，“虽跻耄耋，而耳目聪明，兴复不忘，瓯之田夫村妪，无不知有荡南翁者”。与蒲岐千总魏奎交笃，时往返于蒲岐。估计朱谏的这首诗应该写在这段时间里，对当年王嗣印的科名所如不偶，颇多感慨。

朱谏（1462－1541），字君佐，号荡南，乐清瑶岙人。弘治八年（1495）举人，次年擢第进士。初授歙县知事，有吏材。改知丰城，考绩称最，迁知武定州，又迁南京兵部武选司员外郎、郎中。正德八年，授赣州知府，镇抚得宜，旋移知吉安府。正德十年（1515），丁母忧回乡，自此再也没有重返仕途。嘉靖二十年，卒。有《荡南集》传世。

侯廷训《王氏宗谱序》

侯廷训（1484－1546），字孟学，号笔山。乐清侯宅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嘉靖三年（1524）以议礼事下诏狱，子侯一元时年十三岁，伏阙上书，得释。次年贬为泗州判官，又谪官曲周县丞。十五年，补掖县丞，复署理即墨县事，旋升南雄府推官。次年调南安府同知。十九年，升福建按察司佥事、漳南兵备道。二十二年，以疑狱与巡按御史徐宗鲁争论，被劾遭黜为民。二十五年，卒。著有《六礼纂要》《笔山小稿》等。

余因大理辩论，落职州县，归省缑山。适王氏宗谱垂成，揭全帖以谒余，求余为之弁首。

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侯廷训为华阳谱牒作序，所谓“大理辩论”即指发生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

明正德皇帝无子，死后遗诏堂弟朱厚熜入京嗣位，这就是后来的嘉靖皇帝。嘉靖帝一登基，便命礼部商定祭奉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揭开“大礼议”的序幕。当时廷臣有两种意见：首辅杨廷和等人认为应尊兴献王为皇叔，孝宗为皇考，这对嘉靖帝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南京刑部主事张璁、桂萼等则认为嘉靖帝是“入继大统，非为人后”，是继统而不是继嗣，这个观点当然很合嘉靖帝的意愿。在南京礼部主事任上的侯廷训，以礼部属官本份，上书《明典礼疏》，“即援濮议，劝上毋以宗亲贰大统”，认为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孝宗为皇考，完全支持扬廷和他们的说法。

嘉靖三年正月，嘉靖帝召集群臣重议大礼，当时侯廷训刚好“据宗法为《大礼辩》，遍示群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以这个为事由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一人集体谏诤，反对嘉靖帝。嘉靖帝怒，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七月，嘉靖帝进一步提出要尊生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准备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宙、社稷，群臣哗然。当时正逢早朝结束，在翰林院修撰杨慎、兵部尚书金献民等人互相号召下，自阁臣以下在京大小官员二百二十来人跪哭左顺门，声势浩大的跪谏一直持续到中午，声震阙廷。嘉靖帝大震怒，将其中一百三十四人投入诏狱，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多人当廷杖责，结果十七人被当场打死，杨慎等戍边，阁臣与各部长官先后被罢免，以至高无上的皇权酿成了“大礼未成，大狱先起”的惨剧。

此时在南京的侯廷训，作为第一次群臣聚诤的“煽动者”，自然是要被绑押京师，下狱杖讯。而就在这年上半年，侯廷训妻陈氏病逝，长子侯一阳夭卒，真是祸不单行。其时只有十三岁的儿子侯一元“茕茕在疚，独数千里随难”。一到京师，便周旋诏狱，守阙上书，为父申冤，大抵是说其父有作《大礼辩》一事，但一直封存未发，只是给本部堂官说了有这么一会事，更无煽动群臣的道理，整个事情均是受人谗陷之故。因证据确凿，遂得以出狱（事详侯一元《先佥事公暨先宜人行略》）。但皇帝恶其“执泥狂率”，降官阶三级，由南京主事贬降泗州判官。

余与王氏，枌榆连也，姻连笃也。

嘉靖十一年（1532），侯廷训因父亲候敬过世，自曲周回乡守制。十四年，尚在丁忧期间，八月，为华阳王氏作成这篇谱序。 “枌榆”泛指故乡，缑山、华阳两地仅一山之隔，是谓“枌榆连也”。又侯廷训子侯一元之妻王氏（乐清象山人），故有与王姓姻连一说。款署“赐进士出身南京刑部郎中”的“刑部”应是“吏部”之误，侯一元《先佥事公暨先宜人行略》有“先君竟以伉直见严，授南膳部主事。⋯⋯久之，调南选部。”唐设膳部郎中、员外郎，属礼部。汉有选部，魏晋后改称吏部。后以“膳部”、“选部”代称礼部、吏部。

侯一元《曾谨曾敬王显金楩传论》

王显，字絅夫，举人祚之兄也，谢侍朗铎尝见其文，欲荐达之，以病对，谢为之叹息。而同时有金楩，号絅斋，与齐名，称显为东絅，金为西絅云。

堪舆家尝言，吾邑东西两卓笔峰，卓立为节义，笔则为文，若王忠文者是矣。先辈遗文未之多见也，自丘梅边有《百咏》，而二曾、二絅继之；又有朱美、李敕皆云能诗，而以方朱、吴犹左辟焉。诸生则有徐世镳、许崇化、赵濮规，皆能度举业而遊六艺矣。前之则有李龙，岂皆文笔谓耶？乃若武事雄伟不常，则有吴理，又所谓长枪大剑，焉用毛锥者矣！

此二段文字录自《隆庆乐清县志》卷六“人物”，是侯一元对曾谨、曾敬、王显、金楩所作的传与传论。《隆庆乐清县志》在体例上仿效司马迁“太史公曰”的做法，篇末附以论赞，阐述自己的看法，或析理治道，或褒扬人物，或指斥时弊，提出劝惩鉴戒的意见。这种新体系对当时的方志来说很是少见，故“他邑之《志》鲜可与之俪美者”。

侯一元对曾谨、曾敬兄弟的介绍极为简略，仅“俱有文名，天顺间称‘二曾’”，对“二絅”稍详一些。他们四人传略后的这段“传论”，大致是说：风水家说乐清的东西两卓笔峰，“卓”象征节义，“笔”象征文章，像王十朋这样的人即是。但本邑先辈遗文不多见，自宋邱天佑有《梅边百咏》，继之而起的有“二曾”、“二絅”，又有朱美、李经敕两位善诗，但与朱谏、章玄梅（南閤章氏本吴姓，因先祖过继章姓人家而改姓）相比，还是弱些。王显，宗谱省六，字絅夫。宗谱存其诗一百五十多首，各体皆备，古体奇崛，意象纷呈，绝句清新可喜。

“所谓长枪大剑，焉用毛锥”这句评论，曾引起当时乐清势家大族赵氏家族的极度不满。正德嘉靖间，有赵性鲁（1485－1566）以儒士考授内阁中书，后进官大理寺副。这样一位人物，是完全有资格载入地方志的。但侯一元出于对科举“正途”与“杂选”的传统观念，认为赵性鲁“起家笔札”，没有正式功名，且居乡居官，行为多有可议，不予立传，并缀以“长枪大剑焉用毛锥”，似有所指斥，引起赵氏后人的反感，致使后来侯、赵二家分别刻书相互指责辩驳，遂酿深仇。直至浙江按察使萧廩和提学副使滕伯轮的介入，事情方得平息。事详《岐海琐谈》卷六。

王显以一介布衣，能入侯一元法眼传于邑志，且于王显着墨颇多，诗文自有其可观处。

侯一元（1512－1586），字舜举，号二谷山人，晚年号谷樗，乐清侯宅人。侯廷训第三子。嘉靖十七年（1538）举进士二甲。初授南京刑部广东司主事，以次迁员外郎，进郎中。三十二年，补官南京刑部湖广司郎中。次年进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分守北道。两年后迁河南按察副使，备兵大名，后兼署真定，秋防倒马关。三十七年，迁广西左参政。后调云南，旋进广西按察使。四十二年，擢河南右布政使，次年转江西布政使。隆庆元年（1567）任满入觐归任，上疏要求致仕，当政允其回乡听调，寓居温州。万历十三年四月，卒。有《二谷山人集》《二谷山人近稿》传世。

叶孚《华阳王氏宗谱序》

叶孚，号竹坞，乐清南閤人。系明嘉靖年间人，生平事迹不详。嘉靖十四年（1535），叶孚在华阳十四世王元览（号侍桂，王家英曾祖父）的邀请下续修宗谱。这次修谱自王宾成化五年(1469）续修后的再一次纂葺，时间相去已六十六年矣。

德祐丙子，天下大乱，群盗四起。时方腊之党，尤横于海宇。

所谓“方腊之党”，应指宋元间盛行于两浙的明教，因北宋末方腊曾借明教、天师道等秘密宗教起义故名。方腊兵败，然明教在民间影响依然深远。两宋间，明教之于温州，关系极大，故为撮述如下：

明教的前身是摩尼教，源自古代波斯，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教徒以吃菜持斋，夜聚晓散，遂称其为“吃菜事魔”。也有认为这些“吃菜事魔”是摩尼教的旁系，它们的教义、组织不尽相同，属非正统的秘密宗教。摩尼教进入中国后，开始本土化发展，须融合其他宗教教规，方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传教主要在农村，以贫民为主，鼓吹正义和光明（是谓“明教”），给饱受压迫的大多数底层百姓以勇气和精神信仰。宋方勺《青溪寇轨》载“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甚至敢于与专制统治者抗衡，所以一直来为朝廷所禁止，视为邪教，其影响力和传播度不亚于佛教和道教。

《青溪寇轨》又载“吃菜事魔法禁甚严……而近时事者益众，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五代后明教自福建传入温州，盛行于北宋，当时温州不仅藏有摩尼经典，且有斋堂四十多处。“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庙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馀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宋会要辑稿·刑法》）徽宗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温、台一带的教徒“相煽而起”。《青溪寇轨》又记“（方腊）馀党走衢、婺，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应之，据处州。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岩山贼陈十四公等皆起兵略温、台诸县。”宣和三年方腊被擒后，侵扰温州的就是吕师囊这一支“馀党”，他的属部“大翁”俞道安，永嘉人（明教有称其首领为“魔翁”“魔母”者）。他们陷乐清，攻温州，焚烧房屋、屠杀富户，流民数千辈。这是温州东晋建城以来的第一次战乱，其破坏性非常之大，而乐清尤甚。王十朋《大井记》有记“宣和辛丑，魔寇犯境，吾庐数千百椽，燎而为埃”，其他地方惨况可知。方腊被镇压后，明教势败，部分教徒转而依托道教等形式继续潜伏民间，每每时局动荡，信徒便伺机聚集作乱。直至明初，朱元璋以强硬手段将其彻底抹杀，明教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德祐丙子”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也即元至元十三年，正月，恭帝赵㬎上表降元，宋朝名义已亡。五月，阵宜中等拥赵昰称帝于福州，温州改称瑞安府。十月，元军驻台州，引兵攻打温州。《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七“遗事”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怀都元帅（斡鲁纲台·怀都）、张九万户（张弘范）提兵自台州至乐清，民之逃窜山谷者，俱遭杀掠。及事定，馀民仅十一焉。”天下大乱，群盗四起，估计相随作乱者会有“横于海宇”的“吃菜事魔”在。在元军和群盗的杀戮侵掠下，乐清城邑乡野，几无活人。《道光乐清县志》卷十六记有杨公岙义士鲍叔廉抗元事，抄录如下，可证当时惨况：“宋未，元兵下台州，杨公岙有鲍叔廉者，率宗族倡义兵，结寨温台之界曰佛岭，据险固守。元将怒，用降人茅畲牟氏为导，从杀客岭入，叔廉死之，族无噍类。”

王氏之族，逃匿山中，为贼屠戮非常。惟大卿公，府教公及两将仕郎别藏南山方崖斗，得免于难。

华阳王氏，在这次劫难中几近灭族。因王持垕与三个儿子王时中、王政、王白另外避藏于南山方崖斗中，方躲过一劫。“大卿公”即王持垕，宗谱载其以大理大卿致仕，府志、县志俱载大理少卿，应以府、县志为准。“两将仕郎”即王时中、王政兄弟。将仕郎一职，唐宋为从九品以下，是最低一阶的文散官，无固定职事。宋政和间改迪功郎，南宋后于迪功郎下再增通仕、登仕、将士三郎，以奏补未出身官人。王时中、王政无功名，以父荫奏补将仕郎。王时中，宗谱濂一，王持垕长子，仕惠民院。王政，宗谱濂二，王持垕次子，字本仁，号一清，举神童为登仕郎。

“府教公”即王白，宗谱濂三，王持垕三子，字纯甫。幼从林公一（絅斋）先生习举子业，咸淳元年（1265）进士。宗谱载其“初筮剡溪，改句容主簿，除镇江司理，转签江东阃幕兼权建康司理参军，除饶州府学教授。端方廉明，多所平恕，不忌权贵，有忠文公风范。调鄱阳教授，考满归家养亲。辟园圃，广栽花木，时以吟咏山水自娱。常守三种，谓种学以立身，种德以保家，种桑麻、禾麦以衣食。甘居清素，志在承先启后。爰念祖宗发祥之地，重迁左原，立义塾，建祠造桥开路，掩骸赈饥，寿至八十。”据王白咸淳元年进士，至德祐二年宋亡前居家，知王白宦游仅十来年时间。重迁左原后，尚能“立义塾，建祠、造桥、开路，掩骸赈饥”，估计其时应在壮岁，非是晚年迁还左原。

安抚公官江右，宗属子孙约三十馀人，俱挟之任所，亦保无虞穷其脉络。

“安抚公”应是华阳始迁祖王大任，宗谱载其“以子贵赠安抚使”。他当时带去族中子孙三十馀人去任所之地安居，以延王氏脉络。如是，王氏有一脉去了江西，但这条材料不知真假。北宋后安抚使一般以各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王大任“以子贵赠安抚使”，应不是实职，且宗谱所存其他谱序及华阳先辈传赞等均无有提及此一信息，是为孤证。叶孚作序，去南宋末已近三百来年，其时当是听王元览他们转述而来，材料真伪难辨，记之存疑。

赵烈《华阳王氏宗谱序》

赵烈，字士章，号鸿图，瑞安人。系清康熙年间人，生平事迹不详。

余诵读之暇，尝与郡城诸友人谈论吾瓯人物，每夸言忠孝节义，多出乐成。如宋之王梅溪、王持垕，明之章恭毅、东湖樵夫，皆山川之钟灵，故得以忠义名世。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载：“东湖樵夫，不知何许人，樵浙东临海东湖上，日负柴入市，口不二价。建文壬午秋，诏至临海，湖上人相率县庭听诏。或归语樵夫曰：‘新皇帝登极。’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答曰：‘烧宫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湖中死。”明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破南京，传建文帝朱允炆焚宫自尽。朱棣即位后，建文旧臣多不屈殉难。又《明史·列传》第三十一“台温二樵”：“台州有樵夫，日负薪入市，口不贰价。闻燕王即位，恸哭投东湖死。而温州乐清亦有樵夫，闻京师陷，其乡人卓侍郎敬死，号恸投于水。二樵皆逸其名。”卓侍郎即卓敬，温州瑞安人，廷试一甲第二名，官至户部右侍郎，建文旧臣，“靖难之役”后被捕，为朱棣所杀，灭三族。又《隆庆乐清县志》卷六有：“皇明东湖樵夫者，不知其姓名。靖难中，成祖即位诏至，樵夫适负薪至港桥，闻市人语云：‘天子自焚死，新天子已登极矣。’遂长吁失声，投桥下水中死。”三个材料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乐清的这个“东湖樵夫”投水，一说是殉建文帝，一说是殉卓敬。卓敬瑞安人，似不相涉。若是普通的山野樵夫，对朱棣篡位应该不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或是建文旧臣隐姓埋名者？温、台两地相接，所谓临海、乐清二樵或是同一人时有往返于温、台间者？行踪不定，人方不知其姓名，殉难后两地都有为之作传，故内容如出一辙？当然这都是猜测，实情不得而知。

春上元前二日，天泽、鲁观、琬如、典臣、舜若、廷侯诸文士，俨以修谱相托。

民间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宗谱大概三十年左右须重修一次，否则视为不孝。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华阳十七世王家鳌等人的邀请下，赵烈为华阳王氏重修谱牒，这是宗谱里记载的第八次修纂，其时去上次王家瀚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已三十四年。

天泽，即王家鳌，宗谱华五十七，字天泽，号华川。生康熙四年（1665），卒年不详。宗谱载“幼姿淳良，举止端方。髫年与诸儿类居，即有出类拔萃气概。孝事二亲，始终无怠。兄家浩早逝，抚侄如子。”从学于族兄王家瀚，三十三岁那年补郡庠生。“生平谨言慎行”，设帐授徒，“一时人文才士如陈亦浩、林元宠、吴宗夏皆亲炙门墙，时人称其纯儒。”著有《华川稿》，已佚，宗谱无录其诗文。

琬如，宗谱行传无录其人。据《尚书·顾命》：“弘璧、琬琰在西序。”蔡沉集传：“琬琰，圭名。”古书常有琬、琰并称者，估计此琬如即琰如。王之琰，王家成第三子，字琰如。（见内编“王之琰”）

舜若，即王兆经，生康熙八年（1669），卒乾隆十六年（1751），王甲长子，宗谱宗一，字舜若，号敏川。从学于族叔祖王家瀚，二十岁补邑弟子员。父亲王甲过世时，两个弟弟：王源十九岁、王兆基十岁，一个年甫弱冠，一个年仅幼学。故王兆经放弃科名，承担家务事，“朝夕经营，调剂尽善”，让两个弟弟“从师习业”。王源、王兆基后来均考中秀才，且王源在地方颇具文名。王兆经其人“赋性耿直，乡曲疑难事皆就于公，其排解悉中肯綮”。见王家鳌门人中有林元宠者，年少没了父亲，“招之来学，凡食用使费悉出于公”。又观其“文章秀丽，人才俊雅，知其日后必成大器”，遂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他，果然康熙四十九年，林元宠考入邑庠，颇具慧眼。

鲁观、典臣、廷侯即王家灿、王之夔、王源。（见内编）

华阳王氏，余世姻也。弱冠时因契友叔璧，得亲炙于叔犹、鈜臣、叔集三先生，其道义高风，有先民遗范。

赵烈为王氏修谱，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和王家瀚（叔璧）是至交好友，而请赵烈修谱的华阳才俊又大都是王家瀚的学生。此时王家瀚已过世十四年。王家瀚十来岁时在温州从学于族叔王诰，估计与赵烈认识应该在这个时候。叔犹、鈜臣、叔集，即王家珍、王甲、王家成，他们三人均启蒙于王甲父亲王家英，并且年岁相仿，志气相投，常饮酒诗会，时人称之“三君子”。通过王家瀚介绍，赵烈拜识了这三位先生，并得到他们在学业上的指点，故称三先生“道义高风，有先民遗范”。所以王家鳌他们请他修谱，赵烈欣然答应，且喜曰“向得亲承道范，今得传述遗风，亦生平快事也！”这个时候的华阳王氏，文风最盛，宗谱所存彼时诗文也最伙颐。

谢天埴《抱忠公锦帐文》

谢天埴（1662－1716），宗谱误作天填，字亦潜，号坦斋，永嘉人。康熙二十九年举人，三十九年（1700）进士，四十五年授杞县令。四十七年分校河南，一时名隽如贾甡辈，悉出其门。五十一年丁外艰归，五十五年卒。著有《谢坦斋集》。传见《乾隆温州府志》卷二十“人物·循吏。”

余幼耽举子业，日与二三君子讲习研稽，共期策名清时。黼黻文治，若洪君麟似、王君鲁观，其较卓也。

知谢天埴与洪勋（麟士）、王家灿（鲁观）是蒙学同窗。而这篇锦帐文就是谢天埴应洪勋等人所邀为王家灿父亲所作的。洪勋，字麟士（宗谱误作麟似），永嘉人。博学善文词，雄深刻露，一文出无不脍炙人口。康熙五十四年（1715）进士，授会同令，不数月解组归，读书自若寒素，不异平日。授徒百馀人，出其门者俱有文名。

锦帐文也称寿序，是祝寿的文章，盛行于明清二朝。这种文体接近人物传记，多以四六骈体为之，或后缀颂辞。作者亦多为文采出众之士，有一定功名或文望者。而序主人一般是缙绅士大夫和官贵阶层。内容基本上以赞美序主读书、修身、行善、教于家、恩闻于乡里之事等。如序主的确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名业绩，又往往会以序主的家人、亲朋的功名、修养来突出其品行风貌，故寿序有时不免浮夸而成应酬之作。清陈康《郎潜纪闻》卷七记有“寿序谀词，自前明归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观近今名人集中偶载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

寿序形制，通常用整幅绸布书以金字或红字，且四周绣以吉祥图样，大小如中堂，故也称“锦帐文”。有时也将大块布帛裂为八幅或十二幅，并围以红木，格心合槽对卯，制成寿屏。断纹老结，金碧辉煌。所以能收到寿序是一件十分体面光彩的事。根据一些史料记载，请人作寿序是要支付一定的润笔费或馈答以相应的礼物。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王家灿能请到进士谢天埴为自己父亲作寿序，返礼应该不薄。

王家灿父亲王抱忠，生崇祯四年（1631），卒康熙五十年（1711），宗谱惠四十八，字怀甫，号德夫。谢天埴这篇寿序没署写作时间，据名款前冠以“进士”二字，当作为康熙三十九年后。古人作寿大都选择“满十”，如六十寿、七十寿等。王抱忠八十岁时谢天埴尚在河南任上，第二年王抱忠就过世了。王抱忠七十岁时，恰是谢天埴中进士的第二年，他要五年后方上任杞县，所以这篇文章应当作于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廿五日王抱忠七十岁生日前。

薛英《素川公七旬寿序》

薛英（1665－1746），字雪涵。乐清侯宅人，七岁，本生父侯思炳去世，十二岁母又见背，遂出继柳市尚家垟薛子爵为子。聪颖勤学，工诗能画。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乾隆四年（1739）任萧山教谕。著有《青晓园诗文集》《雪堂诗文集》，《雁荡山志》，均佚。侯思炳（？－1671），字嗣宗，号渔村小隐。出身世家，诗酒优游，诗画书翰秀出一时。后遭山寇之乱，家业荡为煨烬。出游吴、越、齐、楚。抚军刘某尝以礼聘入幕，不答。狂怪贫窭，短命而亡。著有《渔村诗集》。薛子爵（？－1696），谱名养利。号昭侯，又号澹斋。《康熙乐清县志》载其“明季考授中书。工诗画，犹善秦章”。

己未秋，余秉铎萧山。越五载甲子春，翁门人子衣扬君暨族子士简与诸同学，佥谋制锦。以翁七秩揆辰，乞序于余，谊无庸辞。

素川公即王源（见内编），王家英文孙，王甲次子。乾隆九年（1744），时薛英在萧山教谕任上的第五个年头，应王源门人扬子衣等人的邀请，为王源作了这篇寿序。据篇首“奉祝大儒宗恩授乡饮宾素川姐丈王老先生七旬荣寿序”，知薛英与王源有郎舅之谊。但文中“（王源）前配连安人，名门淑范，继配吾族之侄女”，前称“姐丈”，后又谓“侄女”，此殊为不解也。检王源行传：“配连氏，续配柯氏，又配张氏”，无有提及侯氏或薛氏，难道是宗谱错刻？又“宋理学梅溪王忠文公，乃翁公七世祖”，王十朋系左原王氏七世祖，至华阳王源已经二十七世矣，文中“翁公”之“公”字应系“廿”之误。

翁早岁游庠，每试即列前茅，士林中所最推重者，不独孝友闻于里党。而且任恤加于乡闾，拟以陈太邱不为过也。

宗谱《廷侯公赞》谓“（王源）家颇赢余，锱铢之出入，一不介怀……济人之贫、怜人之苦、救人之灾、解人之难，种种皆以实心行实事。故人无远近，咸乐与之亲焉”。时人胡庆云亦赞其“天笃公生，一代之英。文章名世，多士咸倾。声闻及远，如鹤之鸣。乐东豪杰，附尾者荣。”其人任侠可知，故薛英称赞王源信于友道、振忧贫者，以至诚待乡曲，可与东汉名士陈寔媲美而不为过。

为这篇寿序书写上锦的是张元彪（1700－1749），字肇炳，号虎文，又号浙斋，永嘉三都普门人。工古文辞，兼善草书。雍正七年（1729）拔贡。十年，授海康知县。在任九载，以亲老乞归，百姓为树德政碑。著有《松涛阁诗草》。乾隆九年，张元彪自海康归里已过三年，五年后卒。据张元彪书写寿序后所署的“年家眷弟”数字及王源有继室张氏等信息，或许篇首的“奉祝大儒宗恩授乡饮宾素川姐丈王老先生七旬荣寿序”这句系他所加亦未可知。

孙希旦《定三公七旬寿序》

孙希旦（1737－1784），字绍周，一字肇周，号敬轩，瑞安人。三十四年会试中正榜，因限于名额别为一榜，得内阁中书，回里候缺，著《尚书顾命解》。三十六年，赴京任职，著《礼记注疏驳误》。续任《四库全书》分校官，专校宋王应麟《玉海》。《玉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二十门，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书成，丁父忧回乡。四十三年，应礼部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浙江同榜师事之。秋丁母忧，家居整理旧作，成《礼记集解》五十卷。主讲温州中山书院。服满，四十六年春补考散馆一等，任武英殿分校官兼国史三通馆纂修官，起草《续通典凡例》，厘正《契丹国志》《金国志》，校纂甚勤。著有《求放心斋诗文集》《礼记集解》等。

孙希旦是有清温州进士中唯一进入一甲的人，现温州博物馆尚藏着他的殿试卷。瑞安城关西门外陶尖有“探花楼”，系其少年读书处。孙衣言刊刻其全集入《永嘉丛书》，并为撰《敬轩先生行状》，谓“其于名物制度，考察精详，可以补汉儒所未及。而深明先王制作之意，以即乎人心之所未安，则又汉儒所不逮”。又孙衣言筑藏书楼名“玉海楼”，与孙希旦曾分校《玉海》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三年（1778）秋，孙希旦中探花后因丁母忧回乡，在王兆洲的邀请下为他父亲王之檄作了这篇寿序。“定三公”即王之檄，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卒乾隆四十八年（1783），宗谱阳又百廿六，字传如，一作传儒，号定三。乡饮宾。

翁之伯兄华平先生，以恩选入成均，与余为忘年交，以故知翁之生平甚悉。

王之教，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之檄长兄，宗谱阳八十八，字化如，号华平。邑庠生，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岁进士即岁贡，是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源于明初，是府、州、县学每年从资深的廪生中挨次升贡，故又称“挨贡”。王之教以秀才出贡，成了国子监的监生（俗称太学生）。孙希旦与王之教早就认识，其小王之教四十一岁，故称忘年交。因王之教，“故知翁之生平甚悉”，自然很愉快地答应了作寿序这件事，而此时王之教已过世整十年。王之教有孙王尚玺（幕竹），邑庠生。尚玺子宗瑛（璞斋），太学生。

余先世居乐之蒲城，与华山王氏村近，朱陈门通孔李，称世好焉。厥后迁居瑞邑，而往来问遗不绝。

蒲岐北门外沙门头孙氏，始祖震封为吏部评事，由福建宦游迁来蒲岐，遂定居。过五世，一支迁去瑞安，即孙希旦之先世。瑞安孙氏一直来与蒲岐互通音信，世有联姻。又蒲岐臧氏，与瑞安孙氏素有瓜葛，至今有双姓“臧孙”者。

翁秉先太翁守质公义方之训，孝于亲，友于兄弟，人无间言。

王之檄父亲王家政，宗谱华六十八，字叔治，号守质。生三子：之教、之数、之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令嗣兆洲、兆济已次第游太学，伯壎仲箎，争夸双璧。佇见羽仪王国，并辔天衢。

王兆洲，生雍正六年（1728），卒乾隆五十年（1785），宗谱宗百十二，字瀛侯，号勤轩，王之檄长子。宗谱有《勤轩公传赞》，谓其“为人行己端庄，出言正直。……初习举子业，以诸弟皆幼，不能佐父之劳，遂投笔而起，分任家务，不辞况瘁，竭力经营，克勤克俭。人有正气，天必相之，于是家道大启。置腴田，营华厦。上恢祖德，下贻孙谋。以业儒未就，因入太学。” 兆洲子尚金（怀恕）、尚柱（敦素），及尚柱子宗琉（秀三），均邑庠生。

王兆济，生乾隆十三年（1748），卒乾隆四十六年（1781），宗谱宗百七十八，字怀川，号望斋，王之檄三子。亦太学生。孙希旦赞其兄弟“伯壎仲箎，争夸双璧。佇见羽仪王国，并辔天衢”。

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王之教、王之檄一门四世均列庠序，是继明初后华阳文名再次昌盛者。

胡庆云《华阳王氏宗谱叙》

胡庆云（1729－1777），字齐侯，号拙杏。乐清虹桥杏庄人。九岁失怙，年十六始习诗书。乾隆十九年（1754）以案首入泮，声飞艺苑。乃六庠中饱学名儒，闻望日彰，从游者众。《杏庄胡氏宗谱》有县学同窗姚飞腾（乐清后屿人）为其所作的一篇传，谓“公直廉平，重然诺、乐施与，周济贫乏，不吝资财。”“观其制行厚重简然，不尚浮华，惟归淡定，无一毫势利心。”“当世豪华，孰能如之？古来贤哲无多让焉。”且不惜多金，曾着力重修杏庄胡氏宗谱。

今诸公孝思独切，毅然以修谱自任，殚心劳力，不辞艰钜，且斟酌尽善，毫无愆忘，洵可称王氏大功臣也！

“诸公”即指王之教长子王兆澄（竹千）及其族叔祖王家魁等。胡庆云与王兆澄少年时曾一起受业于胡道梅先生门下，有同窗之谊。胡道梅，字商佐，蒲岐人，增广生。据胡庆云《竹千君序》，“（王兆澄）曾与云曰：吾家族谱数十年未经修葺，烦君代谋谱师，必大感情。”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为华阳王氏修谱的金华绣湖（现义乌）傅子霓兄弟，就是胡庆云给王兆澄他们介绍来的。傅氏兄弟，用功精密，且动作很快，谱牒在当年十二月便修讫告竣。宗谱由是“纲提网举，皎若列眉”，“较前尤为详尽”。于是在王兆澄的邀请下，胡庆云为王氏宗谱作了这篇谱叙。

这次修谱尚有王兆澄族叔祖王家魁等伯叔兄弟共同参与董理，尽心竭力，宗谱得以“纤悉不遗”。王家魁，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四十年（1775），宗谱华百六，字叔元，号慧峰。宗谱有《慧峰公传》，谓其“天性孝友”，是周君陈一样的人物。君陈，西周王族，周公旦之子。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尚书·周书》篇名），有“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句。又王家魁性洒脱，虽因艰难弃捐诗书，“亦未尝涂泥身体。每与二、三知己，酌酒游玩，谈文说理以自乐”。又族人以其出言中理，处事合宜，公直无私，委以众事，合族悦服。乡人称其为“太平龙”。

宗谱又有胡庆云《殿平公传》。殿平公即王霖，谱名王之霖，生康熙三十三年（1694），卒年不详，宗谱阳七十八，字商儒，又作商如，号殿平。邑庠生。为家务所累，功名不继。后设帐授徒，声名藉藉，与卢浚、孙勷交笃，人目之东乡人杰。

王霖系王家阜第三子，家阜字叔繁，号景芝，宗谱华四十二。生顺治十二年（1655），卒年不详。宗谱有传，谓“自幼聪敏，父母早丧，公能自立门户，经营积储，尝从师肄业，有志功名，既而弃去，专务家产”，八、九岁时遭清野迁遣，后展界归里，尚能“置田亩，建堂构”，勤苦可知。又着力族之公事，为族推重。“送子读书，意在昌大先业。子亦励志力学，克体父训，自能不负其所愿也！”又《宗谱》卷三“行传”，王家阜生四子：之钰、之望、之珮、之聪，知王霖又名之珮。之钰、之望、之聪均无功名，可知此“子亦励志力学，克体父训”者即指王霖。

胡躬逢《华阳王氏宗谱序》

胡躬逢，号觉斋，乐清蒲岐南门人，邑庠生。《蒲岐所志》仅载其乾隆四十六年（1781）入泮，生平不详。

此次华阳修谱，是继上次胡庆云所修后三十六年的最次重修。主修者胡躬逢，是华阳十八世王之檄的三女婿，故谱序有“谊属至戚，义不容辞”句。又主事者“赞如、之元、福如、兆庆、兆三、兆读、亦五、次贤、尚尔、尚经、绍祖、宗峙”诸公，其中“次贤、尚尔、尚经”不见宗谱行传，其中“尚尔、尚经”估计是“尚玺、尚金”之误。其他诸公分述如下：

赞如即王之禳（1736－？），宗谱阳百六五，赞如其字。王之元字元益，宗谱阳又百十五。福如即王之柱（1742－？），宗谱阳百七十五，福如其字。王兆庆（1709－1764），字云侯，宗谱宗五十。王兆三（1731－？），字宝若，宗谱宗百廿四。王兆读（1759－1784），宗谱宗二百三。

亦五即王尚爵，亦五其字，号廷斋。宗谱本五十一，生雍正十一年（1733），卒年失载。宗谱有蒲岐胡道璋为其所作《廷斋公传略》，谓其“为人谦恭巽顺，朴实无华……真敬谨忠厚人也”。在这次宗谱重修中，他敬神明，劝施与，“竭力任事，毫不推诿，更非老成者不能”。

绍祖即王宗光，绍祖其字，号俭庵，王尚轼三子。宗谱太廿三，生乾隆九年（1744），卒年失载。宗谱有蒲岐胡献靖为作《俭庵公传》，谓其“为人赋姿淳朴，素性勤俭”，“每戒子弟曰：‘农工商贾，各精一业。若游手好闲，不独玷祖宗之家声，即是天地间无用之人，可不慎欤？’”故其朝夕辛劳，铢积寸累，必加检点，是号俭庵！

王宗峙，字加亭，号渔川。宗谱太廿八，生乾隆十三年（1748），卒嘉庆十三年（1808）。宗谱有胡躬逢为作《渔川公传》，谓其“为人气识岸异，志节刚方，直言不讳，独行不回。好宾朋，乐宴会，有古侠士之遗风。凡乡党有事，挺身向前，不顾嫌怨，立决是非，亦可谓直率人矣！今当重修宗谱，凡属众务，亦公之力居多”，实一豪侠之人。因善捕鱼，是号渔川。

叶邦圻《璞斋公传序》

叶邦圻，生平不详。据其赠与华阳王氏数篇文章后署“眷晚生”“眷弟”，其与华阳王氏应有姻亲关系。

璞斋公即王宗瑛，王尚玺长子，王兆澄孙。宗谱太百七六，字学彝，又作绍彝，号璞斋，太学生。生乾隆四十四年（1779），卒同治九年（1870），得年九十又二。叶邦圻为其作此篇生传时，王宗瑛年正六十花甲。王宗瑛年少时英气勃发，于习举子业外又习骑射，且膂力过人，“迈其曹偶”。有美髯，有侠气，时人视为“虬髯客”。

华阳地属海滨，灶户盐丁，鬻海为业。

华秋盐业，一直以来是瓯乐重镇，故为撮述如下：

温州盐业有文字载始自唐开元天宝间，其时为“永嘉监”，属吴越扬楚十监之一。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乐清设密鹦场，咸平三年（1000）又设天富北监场（现均属玉环县）。政和元年（1111）置乐清盐场，署在县城东塔山下，至南宋时移署长林（今黄华镇），改名长林场，立场官。明初长林场又移驻六都塔头（今翁垟镇）。元时盐监官衔称司令，明清改称大使。清初，遣御史巡视两浙盐课，后以浙江巡抚兼盐政，有两浙都转盐运使司，宁绍温台分司运副。长林场盐课大使，隶属宁绍温台分司。盐课大使每季可得运司养廉银二百两，并所在地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及藩库加俸银八两四钱八分。历任长林场大使最著声者当属同治初年来任的江弢叔，陈石遗称其为“咸同间一诗雄”，其对当时乐清的读书人影响非同一般。

明洪武元年（1368），长林场于蒲岐设子场，立聚团（蒲岐盐业以华秋为主），灶户聚团公煎。清初，清廷颁布迁海令，长林诸场，全弃于界外。展界后，长林场又于蒲岐设永安团，为“天、地、星、大日、小日、沙角、盐盆、永安”八团之一。乾隆间增设辰团，嘉庆间废。

民国二年（1913），华秋盐务设乐东收运局，三年后改乐东坦盐局并入长林场。七年，改名长林华秋盐务秤放分局，承办盐廒，称“清泰第二廒”（当时乐清原盐官办商收，由“清泰”、“洪发”两场商收购，其时清泰廒有盐仓一百二十二间，洪发十七间）。九年，设华秋盐栈，辖华秋、寨下、南草垟、界塘、小横床等栈。十三年，清泰廒停办。十八年，华秋复修盐廒九间，有司秤员二人，公役一人，其时为长林场九个重要产盐区之一。三十二年，华秋改组为场务所，长林场核发华秋盐民身份证四百三十一个，有卤坦五百二十六亩，盐坦四百三十一坑，灶二十五座，分“仁、义、礼、智、信”五区，有仓坨一座五间。

抗战时期，两浙盐产区大部沦陷，长林场被列为两浙产盐重地，鼎盛时期年均产近万吨，华秋盐场为重要贡献区。

建国后，废除坦地私有为公有，“先废坦，后分田”，华秋部分盐坦结合土地改革予以裁废，尚存坦四百三十六支，计三十七多公顷，留有华一、华二两个盐场。一九五三年后，改建纳潮排淡陡闸，加深水窟，增蓄咸水容量。一九五五年，华秋增设盐坞。一九八〇年代，华秋村办盐场，实行联产联质家庭承包责任制，建华一仓一座十间，容量四百万担，从盐劳力八十三人；华二仓一座七间，可容三百五十万担，从盐劳力九十三人。至一九九〇年代中后期，围塘填海，盐坦遂废。

传统制盐方式有两种：晒灰淋卤及灶煎成盐。乐清制盐煎晒并举。华秋盐场六成晒，四成煎，一般春、冬煎，夏、秋晒，缘夏、秋二季日照强烈故。建国后废煎改晒，并推行滩晒制盐法。华秋盐场基本以晒灰淋卤制盐为主。所谓灰晒工艺，沿袭古法：每日太阳升起时，将坦河沟海水泼洒灰坦上，再均匀地撤灰于已泼水的坦地上，经日晒使灰吸收咸份，日落前，将灰分廪成堆。如此反复二、三日，担灰入漏，舀水沥卤，输卤入瓦缸爿铺成的结晶浅池，日晒结晶成盐。因工具简陋，劳动量大，且受天时制约，丰歉不定。

自古迄今，盐属国家专卖商品。宋、元、明、清，销盐均行引法。商人向官府交钱购盐引，持引赴场领盐，在指定口岸销售。盐引印刷由户部职掌，官盐必须有引，否则就被视为走私。盐民领许可证制盐，按户计丁，按丁计盐缴官，杜绝私煎私卖。而盐民仅领工本费，如明初要求每个灶丁每年上缴三千二百斤盐，政府以每四百斤盐给付工本米一石，官、商借此对盐民进行剥削。乐清盐场原盐一般运销温州、丽水等地，而县内区域行销，因两浙销盐地域定乐清为“厘地”，允许肩贩配盐挨户叫卖，但每百斤虽输税银三分。至于失业穷黎，肩挑背负易米度日，不上四十斤不在查禁之内。

为保证盐的统购、专卖和税收，历代官府均重于场务管理，立盐法，设盐巡、盐捕、盐警、场警等，查缉私产、私销。对违法之人，轻则杖打、徒刑、充军、流放，重则绞斩枭示。民国时期，华秋盐场有盐警队驻防：如民国十二年，两浙盐警十一营四个队分驻华秋。二十年，两浙缉私队第八营第四队驻管华秋。二十七年，两浙盐警十一团三、四、十二连驻管华秋。三十三年，两浙盐务十团九、十一连五个排分驻华秋等。建国后，不再设立盐警，盐业实行民制、民运、民销方针，对走私处理，政府举教育，发动群众协助盐政缉私护税。

道光十三年府尊刘公，盘查过严，事端风生，且将于其地设立盐卡，兵役扰害，民失旧业，怨愤交积，道路侧目。

清道光十三年，时任温州知府的刘煜（江西南丰人），于盐务推行票盐事，各地设卡，“兵役扰害”，民怨日积。原盐是国家专卖商品，历朝盐政管理严肃，刑罚峻酷，加之官商勾结，剥削盐民，盐民苦不堪言。民国二十年七月十五日《乐清导报》第八十一号载有仇约三《生计和教育》一文，有谓“从民国元年以来，乐清坦民，无故受盐兵警凶殴或追逐溺河送掉性命的，计东乡一十九人，西乡一十二人。坦民周围，布满着兵警员役，有那场署的查场警，陆路缉私官兵，水路缉私官兵，包税局的稽查员商巡兵，以及秤放局的员役，盐廒的司役，各区的牙户等等。有时还有那专门敲诈的水陆两路的额外缉私兵。坦民一举一动，尽在洋枪铁棍虎威狼瞰下面”；又《道光乐清县志》卷之五“盐法”附有乾隆元年一道上谕：“至于官捕业已繁多，而商人又添私雇盐捕，水路又添巡盐之船只，州县毗连之界，四路密布，此种无赖之徒藐法生事，何所不为，凡遇奸商夹带，大枭私贩，公然受贿纵放，而穷民担负无几，辄行拘执，或乡民市卖食盐一二十斤者，并以售私拿获，有司即具文通详，照拟杖徒，又因此互相攀染，牵连贻害。此弊直、省皆然，而江浙尤甚，朕深为悯恻。着直、省督抚严饬各府、州、县，文武官弁督率差捕实拿奸商大枭，勿令疏纵。……所有商人私雇盐捕及巡盐船只、帮捕汛兵，俱严查停止，毋得滋扰地方，俾良善穷民得以安堵。”这两个材料可知有清民国间盐民境况艰辛之一斑。对知府刘煜的严苛作法，王宗瑛不畏权贵，“能存直道”，对当局直陈利弊，为乡里盐民争之极力，乡人比之以义行著声的三国时人王烈（彦方）。后刘煜也因官盐贩运中试行票盐不善，民情激愤，被视察福建海防烟禁返京经浙江的钦差祁寯藻查知并弹劾，刘煜免职并被发配新疆戍边。事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二“祁寯藻”。

参考文献

华阳王氏宗谱，民国八年重修本

华阳王氏宗谱，一九八一年增修本

弘治温州府志，上海书店影印本

隆庆乐清县志，民国七年石印本

乾隆温州府志，同治刻本影印本

道光乐清县志，线装书局，2009

章恭毅公集，敬乡楼丛书本

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

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

温州古代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