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临潼庄

珍珠峰

　　几天前接到了一个来自高陵区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消息让我目瞪口呆，打电话的是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高陵县崇皇公社临潼庄插队时的一位村民刘居堂，他在电话里说:“保民，地铁10号线从村子里经过，整个临潼庄已经全部被拆了！各家各户都搬迁到了靠近泾河的观澜社区。”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的确感到非常惊讶:不会吧？二年前我回高陵看望村子时，听说要拆掉靠公路的一排村民住房，怎么说拆整个村子都拆掉了呢？难道临潼庄从此就消失了吗？连续几个晚上半夜醒来，老村庄清晰的原貌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张张村民熟悉的面孔相继浮现眼前，我仿佛又回到了五十多年前……。

　　临潼庄位于高陵县城的西南方向，归属崇皇公社（当年称红卫公社）高墙大队（又叫东风大队），村庄的南面高墙村是大队部所在地，西面有北李村和南绳刘村，北面和东面是愉楚公社的枣园和西流村。村子距离崇皇公社有三、四里路，但去高陵县城走小路大约要一个多小时。临潼庄这个默默无名的小村庄和关中平原上其他的村子没多大区别，一条土路从村中穿过，两旁是一院连一院半边盖的土坯瓦房，门前堆放麦草垛、玉米秆等杂物。泾惠八支渠紧靠着临潼庄从西北流向东南，过了水渠上的小桥就看到一棵大树，树旁就是我所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和仓库大院。村中一条宽宽的土路把五、六队一分为二，南面是我落户的六队，而路北是五队，可谓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惭愧，虽然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年，但对北队（五小队）的情况并不太了解，也很少到那里去转游，只和小名叫锁、三喜、豹子等几个年令相仿的年轻人有来往，其他村民基本上都不太认识，所以对北队的印象很淡薄。

　　有20多户村民组成的六队是高墙大队人口最少的生产队，大都居住在村子南面的二排房子周边，六队的住宅布局有些奇怪；村里土路南面有一排住户，这排房后有一片大空地，再向南还有一排房子，两者距离大约有五、六十米，空地上都是用篱笆隔离起来的各家自留地，栽种着一些蔬菜和果树。村东头生产队的饲养室喂养着十几头牛和三、四匹马和骡子，平时都拴在饲养室外大树周围晒太阳，附近的空气中常散发着浓浓的粪土味。

土路南面的第一户就是饲养员李志杰家，他精干的身体很硬朗，说话声音洪亮，家里有四、五个姑娘和一个读小学男娃，记得叫“撑”的女孩常到女知青屋里来玩。紧隔壁是记工员李西京家，他父亲李志玉高度近视，戴着一付眼镜，常年在生产队种菜，我们三年中吃的蔬菜都是他亲手栽种出来的，西京的媳妇叫张绒琴，还有二个弟弟李五京、文和一个妹妹。西邻居住着一对年迈的李姓老人，己经失去了劳动的能力，大概是西京的爷爷吧！挨着一对老人住房的是保管员李长生家，当年分到我名下的麦子和玉米也没处放，就把全年口粮都存放到了生产队的仓库里，所以每个月都要找李长生取粮，时间久了我俩混的很熟。长生也特别爱玩，我俩经常逮蛐蛐斗，这次他的蛐蛐胜了，明天我的蛐蛐又赢了，常常是咬的难决胜负。隔着一个过道向西就是副队长朱忠和的家，他个人不高，脑袋有些轻微秃顶，记得当年他的嫂子不知什么原因，从青海带着孩子回村务农，和他家暂时住在一个院里。忠和院子的西邻居是当年号称“千元户”的老刘家，居堂是家里的老大，老二是刘平，平和是老三，下面还有一个小男娃。居堂媳妇小名叫“女子娃”， 加上居堂的母亲和饲养员的父亲，家里一共有6个劳动力干农活赚工分，年终结算时能分得现金上千元之多，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居堂还是大队的团支部付书记，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刘平与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就连他绳刘村的媳妇也是我们帮忙娶回来了。他家西边的邻居姓陈，陈老头脾气很大，说话底气很足，声音很洪亮，但很少见他下地干农活，生了五六个闺女就是没有男娃，招了个上门女婿是商洛人叫白炎彬，陈家最小的女儿陈变娃常常到知青点来玩，和女知青关系很密切。最西边的一家是胡功民家，他眼睛近视常戴着一副眼镜，但知书达理，为人正直， 有个儿子叫红娃，比我们小好几岁。功民家后院的西隔壁有三间没有围墙的瓦房，住着程姓兄弟俩，老大叫春季，老二小名叫兔娃，71年铁一局招工，兔娃修铁路走了，春季从商洛领回一个比他小许多的女孩叫薜全风，后来成了他的媳妇。

后面这排住户西边第一家，紧靠着生产队场院的是副队长焦玉田家，他是木匠出身，体格魁梧，腿脚有些不方便，他有一个儿子叫焦兴平，后来成了队上的赤脚医生。他家的西邻居是妇女队长家，名字记不清了，丈夫在外地工作，她身材不高身体健壮，挺能干的。邻居叫代云章，小名兰州，他父亲是队上贫忇主席，家里有个妹妹叫代芳梅，就是兰州用架子车，把我们知青五人的行李从公社拉回临潼庄的。他的西邻居是胡二家，不清楚大名叫什么，胡二没有自己的孩子，过继了一个男孩叫胡功正，据说我们招工离开村子后他们父子反目被赶出家门，队上安排功正住进了我们原来的知青空房。胡二的媳妇家庭出身是地主，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叫到大队部，反省检查、交待历史问题，我们知青当时也被抽调到专案组，感觉这个所谓的“地主婆”能言善语，说话思路清晰，和一般农村妇女不太一样。再向西的几户住宅向北面突出了一大截，西安市22中的知青王宇彰就落户在这胡姓家里，具体是他的什么亲戚没有问，胡老汉是胡二的哥哥，但俩家的院子并未连在一起，中间的过道有几间空房，初到临潼庄时我和长安、宇彰就暂住这里，度过了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胡大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儿媳妇在高墙小学当老师，胡大精神饱满，说话声音洪亮，干起各种农活轻车熟路。西隔壁住户也姓胡，叫胡功仁，他常和我在一起拉架子车干农活，说话比较幽默，也爱开玩笑。他家的西隔壁就是我们高墙大队的大队长李兴顺家，大队长身高1米8多，瘦瘦的身材，但他媳妇好像身体不太好，很少下地干农活，大队长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建设，69年当兵走了。我们几个知青能在生产队安安稳稳的生活劳动了三年，和大队长的关心照顾是分不开的，遗憾的是1998年我们第一次回临潼庄看望乡亲们，才得知大队长已经因病去世了。西面邻居姓尚叫允兴，30多岁脑袋就秃顶了，他娶的媳妇是陈变娃的姐姐，允兴会杀猪宰羊，我养的山羊就是允兴帮忙拾掇的，按习俗羊头、内脏、羊皮等都归他，自然也就不再收辛苦费了。这排房子的最西边一家就是“彩姐”家，刚来时兰英、风兰、玉琴3个女知青就住在她家里，五个人的饭也在她家的厨房里做，所以彩姐和我们几个关系最熟。她丈夫也在外地工作，自己带着一个小女孩，边务农边照看孩子，女娃的名字叫永红。

另外还有几户村民没住在这二排房子中，彩姐家对面是队长赵礼金的独院，他媳妇叫楚秀芹，弟弟赵礼平是回乡的高中学生，我们离开临潼庄时，他己经到公社担任青年干事、团委书记，不知他家房子为何盖在了二排房子的中间空他上？离临潼庄约有百十米通向高墙村的大路西边有一户独院，是会计查振忠的家，查会计做事低调，不善张扬，他有个妹妹叫查桂英与女知青们常来常往。通向北李村土路的路南面是胡功义的独家院子，功义是个体格健壮的汉子，具他说早些年在地质队工作过，他也有个妹子叫胡彩亭，也都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开会或参加民兵活动。这二家的房子孤零零的座落在四周都长着庄稼的田地中，确实有些奇怪！二排住房空地的东面，还有一院房子是村民吳永德家，老吳说起话来慢条斯里、有板有眼，有次拉车休息时他对我说:“你们知青娃都是来农村锻炼的，体会一下当农民的辛苦，不会长久住下去的”，我当时将信将疑的也没当回事。我们知青的房子位置在吳永德家的院子后面，后墙借用五队“三喜”家房子的后墙，而“三喜”家的东邻居住的又是我队姓徐的一户，他说话是满嘴外乡口音，有些听不懂，他有一个智商缺陷的女孩，每天在我们房子周边转来转去，呲牙咧嘴的不停说到“天还要下雨，天还要下雨”。老徐家东面又是五队的王怀山家，这一小片住宅是临潼庄五、六队唯一混住在一齐的几家住户。

各家各户院内的布局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关中典型的“半边盖”。南队各家的院门朝北，北队各家的院门朝南，走进门楼内是一个小天井，一面是住人的房间，另一面是厨房或放粮食的库房，出了后门就是用土墻围起来的后院，大部分后院内饲养着鸡、猪或羊，麦草垛等，还有土坯垒起的茅厕。

时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临潼庄能在我的脑海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象，因为在临潼庄的一千多个日夜里，我们从一个“五谷不分”学生转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临潼庄肥沃的土地上洒下过我们辛勤的汗水，每条田间小道留下了我们走过的足迹，吃的是亲手种植出来的麦子、玉米，用的是村中的同一口水井，曾经在宝鸡峡工地的一口大锅中喝过稀粥，也在张家山泾惠渠地坑院窑洞里一块打过地铺……。临潼庄陪伴我们度过了风风雨雨、同甘共苦的三年，是我们走向社会、开启人生的出发起点。

　　这是我保存的工作笔记里，有一页记录着1971年7月我们生产小队青年人的名单。

　　忘不了1968年12月26日，三辆“解放”牌大卡车将我们43中的50多名学生拉到了高陵县崇皇镇，公社的欢迎大会结束后，穿着一身黑粗布衣裳，说着关中话的大队长李兴顺，带着一个叫兰州的中年壮汉，将我们五人携带的行李放到架子车上，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把我们接到了临潼庄。当天晚上三个女同学住在一位叫“彩姐”的女房东家里，她丈夫在外地工作，自已带着一个女娃在家务农，独门独院住宅条件很好。我和长安借宿在没有院子的路边一间屋子，房内有个大土炕占满了一半，夜晚降临我们三人（另有一个市22中学返乡落户的知青王宇彰）睡在硬梆梆的土炕上，天南海北一直聊到后半夜，尽管炕烧得很暖和，但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胡思乱想了大半夜，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对今后的迷茫，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记得刚来到临潼庄的那段日子，我们都是到村民家中去吃“派饭”，上、下午的饭大都是玉米䅟稀粥、馒头或汤面条、一盘酸菜，晚饭叫“喝汤”，也就是白开水或茶水、啃锅盔、一小盘油泼红辣子。队长赵礼金送来了铁锹、锄头等干农活用的工具和厨房的全套用具，我们向生产队借了一辆架子车去崇皇寺粮站和供销社，凭公社的介绍信和证明买回了5个人当月口粮和煤炭，按照陕西省对下乡知青当时的规定，每人每月生活费8元，面粉30斤，一直要供应到五月份，等麦子成熟后才取消。

 农村的冬季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大队抽调我们知青协助解放军军宣队搞“清理阶级队伍”。每天清晨到一公里外的高墙村大队部，与军宣队的几个解放军战士，将大队有历史问题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集中一块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纸或文件、宣传党的政策等是天天必不可少的内容，然后单独谈话让他们说说学习体会，联系自己交代个人的历史问题。对于十六七岁的孩子第一次面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时，我瞪大双眼警觉地打量着一群穿戴粗布衣裤、满脸皱纹、眼神流露出惊慌目光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女人，难道他们就是在书本中剥削穷人的地主、富农？和电影里地主、富农凶恶的模样怎么也对不上啊！这些和贫下中农外观无二的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吗？尽管我的疑问重重，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只能把这些想法默默地藏在心里。

我们知青完全听从军宣队的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大部分时间是读报纸文件、做记录，偶尔也说上几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帮腔的话。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其实都是家庭出身的地主、富农，还有一个参加过解放前的地方民团，审来审去也未发现有什么罪行和反动言论，时间一久我对这群有历史问题的“坏人”，认识上也从痛恨、疑惑、直到怜悯！其实这些所谓的“四类分子”都是当年阶级斗争的替罪羊，无论哪次运动来了都要把他们拉出来“陪绑”批斗一番，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年代，何止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政治上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我们的住房是69年春天开始建的，当年国家对插队落户的知青每人都有二百多元的安家费，用来盖房、置办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生产队将我们的住房位置选在紧靠生产队仓库大院外面。农村盖房子先打土坯（胡基），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把厚度齐平的木框中填满湿润的黄土，提起木柄石硾均匀地将木框中的黄土夯实，然后拆掉木框双手绷紧土坯竖立垒齐，排列风干。在村民的指导下我很快学会了如何打胡基；先抓上一把草木灰均匀的散进木框内，便于脱坯，再將纯净无杂质、湿度适当的黄土用铁锹铲到木框中，用脚踩平高出木框约二指，提起重量约20斤重的木把石硾，狠狠砸地黄土上，一下、二下……，上下二排均匀各砸10余硾，用脚蹭掉木框上的余土，再把活动木框拆开，双手用劲绷住土坯两端，将胡基竖起来放到阴凉处垒整齐风干。虽然我和村民轮换着提石锤夯土，每天能打上几百块胡基，但依旧累的腰酸背疼，胳膊酸痛，晚上躺在坑上浑身难受不舒服了，但一想到是给我们自己盖新房，心里顿时又感觉轻松了许多。连续干了一周望着上千块胡基垒成的二排花墙，我想等胡基完全风干后，我们的房子就可以动工了。

5月初在三位队长亲自带领下，十几名社员开始挖地基、砌墙、上梁、盖瓦、抹墙、装门窗……，连续干了七、八天，一排四间瓦房就平地而起，当然我们知青也都加入其中，和村民一道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家”。四间房子男女各一间半，厨房一间，房门采纳我的建议做成了单开门，没有采用农村普遍的双开门板。睡农村的土炕特别不习惯，太硬又容易滋生跳蚤，五个人睡的木床板是我和长安拉着架子车，来回步行了80多公里从西安各家运来的，下乡插队用自家的床板在当年知青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吧！

新房的外表虽然谈不上美观，但非常实用；近一米宽的长长屋檐可以遮风挡雨，地势高、室内干燥不怕水淹，饲养室、粮库近在咫尺既安全又方便。我俩的房间内除了二张单人床板和行李葙，还有队长还送来一个老式旧木柜，上面放着毛主席半身塑像和一盏煤油灯，这就是当年全部的家当。室内无论怎样简陋毕竟是自己亲手参与建成的，心里还是喜滋滋的，有了自己的房子“上山下乡，安家落户”也就名副其实了。我们知青屋修建的最早，也影响了全公社及附近知青住房的样式，其他知青点陆陆续续盖成的房子外观和我们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农民常说到：“村子有没有知青娃，一看房子就知道了”！

　　照片上就是我们知青屋！右侧开门的是我和田长安的房间，中间关门屋子的是王兰英、张玉琴和袁风兰的房间，左侧是做饭的厨房。房子背东朝西，高于路面，门前低洼处有数棵胳膊粗的小槐树。住房离生产队的饲养室不远，所以四处乱窜的小牛犊经常闯进我们的屋里和厨房。我们离开临潼庄以后，生产队将这套空房给了胡二的养子、无处可去的胡功正，若干年后他将这座房子拆掉，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一个院子，遗憾的是30年后我们重返临潼庄，曾经住过的这所房子已荡然无存了，只能在这张照片中见到它的容貌了。

　　清晨东方发白，太阳还未露出霞光，沉寂的村庄被生产队长“出工咧”的呼喊中苏醒过来，又等待了一会，“走咧……”听到呼喊的社员们拿着农具，跟着队长走向田间地头、走向劳动的场所，繁忙一天开始了。大约干了2、3小时，急忙收工吃上午饭，各家紧紧张张地做饭、吃饭。紧接着下地连续劳动4个小时，中间有时休息片刻，读读报纸，2点左右收工回家吃下午饭，下午4点继续出工，一直劳动到日落西山。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年复一日春夏秋冬，随着季节不同，农活的内容也不同，但劳动作息时间天天如此，几手从来没有变过。

下乡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要给三寸高的棉花苗锄草松土，在热心村民的示范下刚刚学会如何使用锄头，就沿着长长的田埂给绿油油的棉苗松土，锄掉棉苗周边的杂草是比较简单的农活，因为头一次使用锄头笨手笨脚很不习惯，渐渐就落在了后面。我认真的将棉苗周边的杂草锄的一根不剩，顺便把田埂上的杂草也一并锄掉了，没料被一位村民看见了大声呼叫，队长跑过来一瞧；是我把田埂上的芝麻苗当成杂草也给锄掉了。原来生产队为了给社员们多增加点收益，在所有的田埂上都种上了芝麻，我恰好分到了靠田埂的地边，也分不清杂草和其他植物，错把芝麻苗当杂草锄掉了。秋天到了，周边田埂上的一排排芝麻杆迎风摇晃，唯独有一段田埂上空空荡荡，很长一段时间村民们没少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

第一次割麦子也闹出了笑话；我当年17岁，近1.8米高，身材虽然有些单薄，但干活非常卖力。虽然从来没有割过麦子，但我依旧不甘落后，挥动木把镰刀使劲向前猛窜，紧跟后面的兰州捡到一条镰刀片，他举着刀片大声喊到“保民不用刀片也能放倒麦子！”引起村民们的哄然大笑，这时我才发现木把镰刀上卡着的镰刀片早已不知去向，有七、八米长的熟透麦杆被我用镰刀架活生生砍了下来，怪不得感觉到越割越费劲。

69年国庆节后，生产队长赵礼金通知我，队委会研究决定让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和队上原有的记工员李西京一起负责给社员记工分。当时的记工员是义务服务，没有报酬还容易得罪人，一般都是社员们信得过的人才能担此角色。每天傍晚在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粪土味的饲养室，在一盏忽明怱暗旳电灯下，劳作了一天的社员们“喝汤”后陆续来到这里，带着样式不同的本本，等待着我俩在他们工分本上记下本人一天的劳动内容。各家各户的工分本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摆放在记工员桌前，然后三人一伙，五人一堆抽着呛人的旱烟，闲谝着村里的小消息和各种“奇闻异事”。

记工分的方式也很特别；每个村民自报家人和自己今天都干了哪些农活和上工的时间，当天安排农活的几位队长在旁边监督，村民们也在一旁听着，如果都没有异议，我俩就快速如实记到每个人的工分本里。有时也会发生分歧和争议，村民和队长会争执不休，甚至吵的脸红脖子粗，当然我俩会按照队长的决定记录在册，除此之外队长还要再安排或分配每个人明天要做的什么农活。

尽管高陵县当时的自然条件很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但农村的交通、通讯、照明等基础设施还很落后，夜晚照明各家各户用的都是煤油灯，只有磨房、饲养室、场院用上了电灯，所以社员们都愿意多待一会，男人聊天吹牛、天南海北谝闲传，说话的嗓门一个比一个大。女人围在一齐纳鞋底或织毛衣、嘻嘻哈哈把说着悄悄话，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都是当天的热门话题，呛嗓子的旱烟夹杂着浓浓的牛粪味，常常薰的我眼睛流泪。在极端缺少娱乐生活的当时农村，也算是唯一的消闲方式了。

　　高陵县位于渭北平原，素有关中白菜的“白菜芯”之美称，是陕西著名的粮棉高产县，境内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泾惠渠纵横田野，一年四季旱涝无忧。临潼庄处于泾惠八、九支渠之间，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生产队二百多亩土地全部是水浇地，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平常用的是泾惠渠中的泾河水来灌溉，队上还打有几口深水机井，确保缺水时庄稼能及时得到补充。

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土地实行的是计划种植农作物，根据各地方的自然条件，下达土地的种植计划任务。高陵县的农作钩主要是棉花、麦子和玉米，棉花是国家战略物资，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生产队收获的棉花必须统一上交供销合作社。而粮食按农田的数量上交公购粮后，生产队再留够种子、存备粮等，剩余的可按标准分给农户。

当年生产队每亩地夏季能收多少麦子？秋天能收多玉米和棉花？我不太清楚，但是队里每个壮劳力的社员能分到最高的五百斤口粮，妇女和孩子则是按比例分配，依照当时的政策知青可以分到1.5人的口粮标准，所以每年七百多斤粮食我是根本吃不完，几个女知青富余的更多。参加工作前，我不但按规定上交了二百斤口粮，还拉回家中三百多斤麦子和玉米。除了足够的粮食，每年还能分到2斤雪白的棉花和10余斤棉籽油或芝麻油，比当时城镇的市民每年一斤棉花、每月4两油的定量高多了。除此之外到年底生产队结算分红，一个劳动日价值一元零几分，这在当时和周边的各生产队工分值相比较也是名例前茅的。年终扣掉口粮、油、蔬菜等费用，我们每个男知青每年还能分到二百多元的现金，她们3个女知青也个个富富有余，用“丰衣足食”来形容我们当年在农村的生活是最恰当不过！

生产队每个社员的薪酬与贡献和是紧密相联的；最高的是饲养员每天11分，男壮劳动力10.05分，一般劳动力10分或9分，女壮劳动力每天8分，一般劳动力7分，中学生5分。一个劳动日按10分，到年终分红时统一结算。

我在当年被评到了壮劳动力挡次，在知青中是最高的，因为三年中干的时间最长、最多的农活是拉架子车；拉车子不需要掌握多高的技术，但绝对需要力气。上世纪第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非常的落后，我们大队没有一台拖拉机，耕地种粮全靠牲口，而在较为平坦的渭北平原上，架子车且是当年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冬天把地里的黄土拉回饲养室，春天再把饲养室粪土送到田里给庄稼施肥；麦收的时候要把地里的一捆捆麦子装的高高的拉回院场中，晾晒碾压；秋收时要把玉米、玉米杆、棉花杆拉回家中；再把一车车晒干的麦子、玉米、棉花送到粮站交公粮、公棉，有时还要到县城供销社拉化肥，运送棉籽去榨油等等。在泾阳张家山工地砌筑泾惠渠，天天往返30多公里上嵯峨山拉石头……。

记得最累的一次是到10余里外的渭河滩拉沙子，要把上千斤重的一车湿漉漉沙子拉上北岸的塬上，对一个人来说绝非易事！车辕压的几乎碰到地面，身体倾斜近四十五度，踮着脚尖使出浑身的劲，大口地喘着粗气，大滴的汗珠洒在路面上，每迈出一步，浑身的血液几乎要沸腾，剧烈跳动的心脏似乎要蹦出胸腔！虽然走着S型拉上了坡顶，但己累的精疲力尽、瘫痪倒地。下农村劳动了三年，名付其实地当了三年的“老黄牛”。

公购粮运送到公社粮站，麦子验完后还要入库储备，那时也没有传送带，交粮的人要扛起180斤重的口袋，一手撑着腰，一手抓紧袋口，走在不足一尺宽的木板上，晃晃悠悠地登上四、五米高的粮食垛上，再将麦粒缓缓倒入粮垛中。过程看似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力气近二百斤的重量压的你腰直不起来，走在晃悠的木板上也需要平衡节奏，否则会掉到粮堆中，为了不让村民笑话我们，我铆足劲扛起了粮袋，第一次踩上木板俩腿发抖战战兢兢，走到一半时脚下一滑，连人带袋子掉到了粮食堆里，虽然引起了众人一阵哄笑，但后面几次我屏住呼吸，一步一步稳稳地走到了尽头，手一松黄灿灿的麦粒如瀑布倾泻而下。

　　在农村插队期间，除了干不完的农活外，参加最多的活动就是民兵训练，当年在毛主席“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指示下，各县有民兵师，公社有民兵团，大队有民兵营，适令的农村青年都要参加民兵组织。由于在劳动生产中突出的表现和很强的组织能力，我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营副营长，负责军事训练和执勤巡逻，七〇年九月在县武装部参加民兵干部学习班，接受过军事知识培训，学习武器使用与保养，队列操练，射击刺杀等基础常识，并参加过轻、重机枪、自动半自动步枪的实弹射击。同时我兼任大队民兵营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全排有七九式步枪30余支，每个武装基干民兵常年配有枪支，弹药由民兵营统一保管。我也配有一只抗美援朝时期的冲锋枪，并将营里唯一的一挺轻机枪也由我保管。

每年冬天农闲的时期，大队民兵营要进行军事集训，我亲自教授队例操练、射击要领、武器保养等，面对年今比我大很多的男女农村青年，我严格要求不讲情面，对不符合要求的动作毫不留情。在雪地训练匍匐前进，对不愿意趴在地上的民兵，在背上就是踩一脚，队列训练中我发出的口令宏亮有力、准确，在公社民兵团队例汇报比赛中得到上级的一致好评。

秋天到了！保护即将丰收的劳动成果是大队民兵的重要任务，我负责临潼庄村周边的护秋任务，每晚带领民兵分别巡逻在庄稼地的小路上。己成熟的包谷地常常丢失玉米棒，偷盗分子为了作案方便，常常带着狗放风，一旦发现有人接近，狗叫声往往使得盗窃者逃之夭夭，要捉住盗窃分子必须先对付狗。有一次巡逻中发现路边有只大黄狗狂吼，我立刻用冲锋枪将狗击毙，经过搜索盗贼己逃之夭夭，我用绳子把死狗拖回屋内，突然晃动着血淋淋脑袋的死狗摇摇晃晃要站起来，并呲牙咧嘴地想要咬人，急得我跳到床上用冲锋枪对着狗脑袋连开了三枪，狗血溅的到处都有，好在有惊无险，没有伤着人。第二天将狗吊在树上剝皮，开膛破肚清洗干净，狗肉炖了滿满一大锅，香喷喷的狗肉美美地吃了一星期，弥补了长期没肉吃的缺憾。

1971年9月17日，接到县武装部紧急电话通知：根据中央军委14日发佈的“全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各公社成立武装基干民兵连，进行战备值班，接到空袭、空降、原子弹袭击命令后，武装民兵要迅速集合待命。要求民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组织、军事、政治三落实”，并进行武器装备检查，电话、电线检查，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控。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9.13”林彪外逃事件，都以为国庆节快要到了，要组织民兵战备值班，但我觉得这次战备值班比以往的规模要大，军分区、武装部都很重视。大队分工我负责武装基干民兵排值班，分成三个班轮流在大队部待命，每天24小时吃饭、睡觉都住在营部。当时的气氛很紧张，白天练习射击，擦拭武器，枪不离身而且配发了子弹，夜间在村子周边巡逻，演练紧急集合。期间多次在公社召开会议传迖兰州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指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工作，克服麻痹思想；苏联在边境大规模军事演习，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不久县武装部韩部长宣布湾子、通远、药惠、城关四个公社成立高陵民兵独立团，重点任务保卫阎良机场安全。这样高度紧急状态保持了大约十余天，国庆节前几天又突然接到命令：崇皇、姬家、榆楚等公社民兵的所有枪支弹药立刻上交，我也是一头雾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将大队所有枪支弹药上交公社，武器上交后战备值班也就结束了，这也是71年“9.13”事件后我在农村的一段亲身经历。当年全国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都认为是防止苏联利用国庆节搞突然袭击，谁也不会想到是林彪叛逃事件引发了全国性大战备。

至今我还很想念一起共过事的大队民兵营长李学义，他是一位复员军人；教导员老书记李民是抗战中负过伤的八路军老战士；还有副营长周招弟，也是一位能干的农村女青年，对人很热情，后在县里参加了工作。当年我们在大队民兵营合作的很默契，各项民兵活动进行的也很顺利，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住务。我当年只有十八、九岁，年青气盛，缺乏经验，工作方法比较简单急躁，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他们指点和帮助，回想起知青岁月时的民兵经历，也是我人生中值得留恋的一段时光。

　　我们生产队饲养室有一匹退役的军马，黑色的皮毛浑身光亮，长长的棕发和健壮的四肢，后臀部烙有字母印记。有天我突发奇想：骑上军马跑一圈是何感觉？于是穿上自己喜爱的军装，给饲养员打过招呼后将马牵到村外土路上，由于没有马鞍和马蹬，只能坐到光溜溜的马背上，我骑在马背上好不得意，赶紧拍了几张照片，黑马起初也顺从地走了一段路，也许双腿夹得有些紧，马儿忽然跑了起来，无论我怎样吆喝它就是不停，只好勒紧缰绳抓住马鬃夹紧双腿，防止被颠下马背，奔跑的黑马窜回村子，直奔饲养室旁的一个大土堆顶头，突然停下并扬起后腿，于是我被从马背上抛起，越过马头重重地摔到土堆下，搞得我灰头土脸好狼狈，虽然没有受伤，但也摔的浑身疼痛。事后我想：莫非是聪明的军马用这种方式戏弄我这个陌生人？

农村单调的知青生活中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春天来了，刘平抱来一只刚出生的小羊羔送给我，小羊羔浑身雪白、毛绒绒十分可爱。没有青草就用稀粥和嫩幼的树叶喂养它，小羊渐渐地长大，我到田里干活，它在周围走来转去；我在屋里看书，它静静地卧在门口；有人接近到房子，它会“咩咩”地发出叫声；我去公社办事或赶集，它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有时候回西安几天，它就自寻食物充饥，晚上卧到灶房子门口过夜。它伴陪着我在田野里四处奔跑，蹦蹦跳跳，过沟跨渠动作敏捷，村民们都说：“保民养的不是一只羊，倒像一只懂事的小狗”。秋去冬来小羊也长成了健壮的山羊，遗憾的是年底要去泾阳张家山工地修水渠，无法带着它一同前往，只能忍痛屠宰掉。临别的前一天我离开了临潼庄，不忍心听到它悲哀的叫声，羊肉我一口没吃，都让哥哥带回了西安。也许是那次小羊的命运，改变了我喜欢动物的态度，至今不再饲养任何小动物！

　　我所在的六队是我们大队八个生产小队中劳动分值最高的一个小队，年终决算每个劳动日一元左右，这在全公社也是名列前茅的。简易的工分本记载着每个村民的劳动日期，内容和次数，也是辛苦一年到年终获取报酬的唯一凭证。我至今保存着由小学生生字本装订成的工分本，每页的字里行间记载着劳动日期、农活内容和时间，它是我上山下乡三年里辛勤汗水的见证！　　

许多年后在自己的档案中看到了生产队对我在农村的评语：“该同志在我队一贯表现很好，能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能积极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我队同意给分配工作”。大队的评语写道：“该同志一贯表现很好，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并能按期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同意外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近年来阅读了大量有关知青的文章；云南知青在农场的悲惨遭遇，东北兵团知青的艰苦条件，陕北北京知青的恶劣环境以及许多知青的痛苦经历，很庆幸自己的知青生活没有那么糟糕！高陵县良好的自然环境使我们衣食无忧；便利的交通可以经常回家；大部分知青插队的时间也只有三年；村民的理解、包容与之关系融洽、和睦共处，使我的知青故事比较平淡，除了繁重的劳动和生活的艰苦，留给我的是更多的怀念！知青的经历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每当回忆起在农村的时光，很是怀念人生中那段永远难忘的岁月，由于环境和经历不同，对那段时光的感受也各不相同。绝大多数的知青，都在那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意志，锻炼了体魄，并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不可否认，广大知识青年在那不寻常的岁月，用自己的双手，用青春的热血和汗水，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共和国，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坚信：对于这段历史，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也必将载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史册。

王兰英（前左一）张玉琴（前右一）袁风兰（后右一）三位女知青与村里女青年合影

1972年五.一劳动节，我们5人参加工作后在西安新城广场合影。

　　1968年12月插队临潼庄，1971年招工离开，1998年12月我们五人第一次回到离别多年的临潼庄，袁风兰、王兰英和张玉琴在曾经住过的房院前留念，后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还清晰可见。

1998年12月我们五人回到高陵县崇皇公社，当年插队落户的生产大队——高墙村。

　　其实仔细的回想一下，临潼庄的消失也是必然的！从2020年卫星地图上看，村庄的三面己被连排的厂房包围，而对面则是十几栋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

　　从最新的卫星地图上，看到的是临潼庄所在的位置已是黄土一片，整个村庄已荡然无存，临潼庄彻底的消失了。

本世纪初村庄的东面先建起了“西安丝路融豪工业城“”一期的厂房，2015年我第四次回临潼庄时，看到村子西面田地里工业城的二期厂房刚刚完工，村南面还保留着大片的土地，记得李长生的儿子还在自家承包的地里照看他养的大棚鸡。2020年冬天再回临潼庄时，西安到高陵区的10号地铁线已经开始启动，地铁线路过了渭河、泾河后在崇皇镇的东面拐了一个弯向高陵方向驶去，恰好穿过绳刘村和临潼庄。绳刘村在公路两边的房子已经在挖掘机的轰鸣中被拆成了残墙断壁、一片废墟，绿化带里的树木也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绿油油的灌木被连根拔起，整条公路上是一片狼藉。临潼庄南面的土地己用围栏圈起，据说要建工业城三期厂房，同时公路北面的土地上“中南春风里”小区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几座商品楼己盖到七、八层，临潼庄己是“四面楚歌”变成了孤岛，拆迁恐怕是早晚的事了。

在我们离开农村的50年后，临潼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村民们也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世界，融入到繁华的都市社会，开始了新的城市人的社区生活。

临潼庄虽然消失了，但在我的心目里它将永远存在，因为在那小小的村庄里“有我的青春在游荡”！